發布時間：2022-02-23所屬分類：文史論文瀏覽：1次
摘 要： 摘 要 生命史理論作為進化心理學的代表性理論之一, 同時關注了環境因素和個體經驗, 是社會心理與個人心理的有機結合, 但是該理論目前在社會心理學領域得到的關注還相當有限。因此該理論具體的建立、發展過程, 主要理論觀點, 以及主要測量方法、測量工具都需要進行詳細
摘 要 生命史理論作為進化心理學的代表性理論之一, 同時關注了環境因素和個體經驗, 是社會心理與個人心理的有機結合, 但是該理論目前在社會心理學領域得到的關注還相當有限。因此該理論具體的建立、發展過程, 主要理論觀點, 以及主要測量方法、測量工具都需要進行詳細的梳理和介紹, 以便于研究者對其有較為全面的理解。此外, 結合社會心理學的重要研究主題——道德行為, 可以發現不同生命史策略在個體的親社會行為、不道德/暴力犯罪行為上可能有不同的表現, 并且控制感、安全感和調節定向理論都會是其可能的影響機制。因此在未來的研究中, 應該將生命史理論在社會心理學領域進行更廣泛的應用, 為社會心理學研究者提供一個分析道德行為的新視角。
關鍵詞 生命史; 道德行為; 權衡; 影響因素; 測量方法
1 前言
近年來, 隨著進化心理學的發展, 傳統心理學家對該領域的關注不斷增加(Chang, 2007), 而采用進化心理學理論對個體行為進行解釋的研究也越來越多。生命史理論(Life History Theory, Kaplan & Gangestad, 2005; 也有譯作生活史理論) 就是進化心理學中具有代表性的理論之一。該理論認為, 個體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 需要考慮如何分配自身資源, 而個體所處環境、所經歷的生活事件則會影響個體形成不同的分配策略(即生命史策略)。
雖然生命史理論同時關注了環境因素和個體經驗, 是社會心理與個人心理的有機結合, 可以拓展到社會心理學領域的研究中, 但是該理論在社會心理學領域的應用還相當有限。生命史理論主要關注個體對資源的分配, 而在社會心理學領域與資源相關的一個重要的研究領域就是道德行為。例如個體將資源與他人共享屬于親社會行為, 而犧牲他人利益來獲取資源則屬于不道德行為 (Figueredo, Adnrzejczak, Jones, Smith-Castro, & Montero, 2011; Wiebe, 2012)。雖然生命史理論并未直接預測環境和過往經歷會如何影響個體的道德行為, 但是基于以往研究, 二者具有緊密聯系。因此本文就以道德行為為例, 嘗試將生命史理論應用于社會心理學研究中去。
要對生命史理論進行擴展和應用, 首先需要對該理論有詳細的了解, 鑒于以往并沒有文獻體系地介紹過該理論, 本文首先介紹了生命史理論的建立、發展過程和主要理論觀點, 包括生命史理論中基本的權衡問題、快慢生命史策略的概念、影響生命史策略的因素以及主要測量方法; 接著整合相關研究成果, 將生命史對個體行為影響的效應擴展至社會心理學領域中, 探索不同的生命史策略如何體現在個體的道德行為上(具體為親社會行為和不道德/暴力犯罪行為), 期望能從新的角度更整體、更全面的了解生命史理論在社會心理學的應用, 擴展生命史理論的研究范疇。
2 生命史理論概述
繁衍和死亡是個體在生命進程中要面對的兩個重要命題(Kaplan & Gangestad, 2005)。由于資源的有限性, 所有個體在生命進程中隨時會面對如何最優化地分配資源以獲得最大發展的問題 (Griskevicius, Tybur, Delton, & Robertson, 2011)。生命史理論正是解釋所有有機體(包括人類), 如何形成和采取不同的生命史策略(Life History Strategy; Kaplan & Gangestad, 2005), 來對有限資源進行分配的過程(Charnov, 1993; Daan & Tinbergen, 1997; Low, 2000; Roff, 1992; Stearns, 1992)。
2.1 個體分配資源時的四類權衡
不同的生命史策略體現在個體面對一系列生命命題時, 如何權衡資源的分配。最初進化學家 MacArthur 認為, 個體分配資源時主要是在生存投入(Somatic Effort)與繁殖投入(Reproductive Effort) 間進行權衡(MacArthur & Wilson, 1967)。前者以生存為導向(Griskevicius, Tybur et al., 2011), 而后者則是指個體將資源主要分配于繁衍、養育后代等方面。而繁殖投入又進一步包括求偶權衡與養育后代這兩方面的權衡(MacArthur & Wilson, 1967)。
后來 Kaplan 和 Gangestad (2005)在論述生命史理論時, 將個體分配資源時的權衡總結為三類：即“現在–未來繁殖權衡” (Present-future reproduction trade-off), “求偶–養育權衡” (Trade-off between mating effort and parenting effort), 以及“后代數量– 質量權衡” (Quantity-quality of offspring trade-off)。然而 Ellis, Figueredo, Brumbach 和 Schlomer (2009) 進一步提出, 在現在–未來繁殖權衡之前, 個體首先需要在維系與成長之間進行權衡(Trade-off between maintenance and growth), 它是個體進行“現在–未來繁殖權衡”的基礎和平臺。通過對相關文獻的梳理, 研究者發現上述這四類主要的權衡問題是相互包含的, 并對其之間的關系進行了整理, 如表 1 所示。
維系–成長的權衡。個體在發展過程中面對的最基本問題是維系與成長之間的權衡。為了生存, 人們需要將所有精力與資源用來維系現有狀況以抵御來自死亡的威脅; 當維系或者生存的需求獲得基本滿足后, 個體才會將資源更多用于成長, 并最終用于繁殖。
現在–未來繁殖的權衡。在解決了維系–成長的權衡問題之后, 個體則需要進一步權衡是在把資源繼續用來發展自己還是留給后代, 因此也產生了何時繁衍的問題。“現在–未來繁殖權衡”是指個體在自我發展和繁衍后代之間的權衡, 如果個體選擇現在繁衍后代, 就會耗費本可用于自身成長的資源, 必然會在一定程度上阻礙自己的發展; 而選擇未來繁衍, 則可以滿足當下的成長與維系之需, 但同樣會產生風險, 比如不能獲得當下繁衍可能帶來的收益(Kaplan & Gangestad, 2005)。
求偶–養育權衡。求偶–養育權衡隸屬于現在繁殖策略。將資源投入于求偶可以提高后代數量, 而投入于養育則提高后代的質量, 個體在這兩個權衡間如何選擇取決于在當下環境中哪種行為帶來的收益更大。
后代數量–質量權衡。后代數量–質量權衡也隸屬于現在繁殖策略, 由于養育者的資源有限, 后代數量增加時所消耗的資源必然導致每個后代所能獲得的資源減少, 后代質量下降等結果, 因此個體在分配資源時需要權衡要增加后代的數量還是質量(Kaplan & Gangestad, 2005)。
2.2 “快”與“慢”的生命史策略
個體如何在上述四類權衡中選擇, 就反映出個體不同的生命史策略。作為生命史理論中的重要概念, 生命史策略是個體特有的行為模式的集合, 個體獨特的生活經歷(即生命史)會影響個體的行為模式, 形成不同的生命史策略, 而不同的生命史策略所代表的行為也反映出了個體獨特的生活經歷。為了系統地描述生命史策略, Ellis 等人 (2009)進一步將各類生命史策略放在一個由“慢” 至“快”的連續體上進行評價(Fast-slow Strategy)。
具體來說, 慢生命史策略往往指向未來的生存投入(Somatic Effort), 比如更晚的生育年齡以及延遲滿足行為(Figueredo et al., 2006), 而快生命史策略則指向當下的繁殖投入(Reproductive Effort), 如更早地生育, 更看重當下獲利等, 具體如圖 1 所示。
2.3 影響生命史策略的因素
不同的個體可能會持有不同的生命史策略, 而哪些因素會影響個體形成不同的生命史策略?總結近些年的相關研究結果, 研究者發現主要有三類影響生命史策略的因素, 包括環境因素、童年經歷和生物因素。
2.3.1 環境因素
Ellis 等人(2009)認為環境的嚴酷性(Harshness) 和不穩定性(Unpredictability)是影響個體生命史策略的兩個關鍵因素。其中環境的嚴酷性是指惡劣的外部環境對種群的破壞程度, 如資源匱乏 (Resource scarcity); 而環境的不穩定性則指環境的嚴酷性在時間和空間兩個維度上的變化情況 (Ellis et al., 2009), 如環境的動蕩(Environmental fluctuations)。這兩種關鍵的環境因素可以通過社會中的疾病-死亡率(Mobility-Mortality)反映出來, 疾病–死亡率越高(high level of mobility-mortality), 說明環境越嚴酷, 而疾病–死亡率波動越大(high variation of mobility-mortality), 則說明環境越不穩定(Ellis et al., 2009)。由于人類的繁衍本能, 嚴酷、不穩定的環境往往會促使人類形成較快的生命史策略, 將更多資源投入于繁衍后代(Griskevicius, Delton et al., 2011)。
2.3.2 童年經歷
除了環境因素外, 進化心理學家認為, 童年經歷也會影響個體的生命史策略。Griskevicius 等人(2013)提出了敏感化模型(Sensitization Model) 來解釋童年經歷如何影響生命史策略的形成, 即不同的早期生活經驗可以塑造人們成年后面對逆境時不同的應對方式。此外, Ellis 等人(2009)也認為童年經驗可以使個體建構出對世界的普遍認識觀, 這種認知圖式影響個體形成不同的生命史策略。
Brumbach, Figueredo 和 Ellis (2009)的研究發現, 不論童年時期是暴露在極端惡劣或是不穩定的生活環境, 都會促使個體在成年早期形成更快的生命史策略(Ellis et al., 2009; Raley & Wildsmith, 2004)。而快的生命史策略可以加快兒童的生理發展 (Belsky, Houts, & Fearson, 2010; Ellis, 2004), 導致兒童過早的性成熟, 使月經初潮更早, 性生活更放縱(Figueredo et al., 2005), 以及更早開始生育(Griskevicius, Delton, Robertson, & Tybur, 2011)。
此外, 居住環境的變化也會使童年生活變得不穩定(Frankenhuis, Gergely, & Watson, 2013)。研究表明, 青少年時期頻繁搬家與其快生命史策略呈高相關, 頻繁搬家的個體可能初次性行為年齡更小, 在青春期傾向有多個性伴侶, 婚前性行為更普遍, 懷孕和成為單親媽媽機率更大(South, Haynie, & Bose, 2005; Crowder & Teachman, 2004; Baumer & South, 2001)。
另外, 敏感化模型還提出, 個體的生命史策略只有在困難時期才會被激發出來, 在順境中即使個體的童年經驗不同, 他們的應對方式也無顯著差異。例如 Griskevicius 和 Tybur 等人(2011)研究發現, 環境中有關死亡的線索可以影響個體的冒險傾向與延遲滿足行為, 但這一影響會受童年時期家庭的社會經濟地位的調節, 對于童年家庭環境貧困的個體, 給他們呈現暗示死亡的環境線索會促使他們采取快的生命史策略, 更愿意冒險去獲得當下的利益; 而對于成長環境較富裕的個體, 死亡線索會促使他們采取更慢的生命史策略, 更看重未來的生活 , 并拒絕冒險。 White, Li, Griskevicius, Neuberg 和 Kenrick (2013)的研究也發現, 死亡威脅線索與童年社會經濟狀況的交互作用會使個體做出兩種截然不同的規避風險的行為, 來自貧困家庭的個體在感知到死亡威脅的信息時, 會采取多樣化的選擇以分散風險, 而來自富裕家庭的個體則會采取保守的行為方式, 通過在有限的事物上增大投資以減少風險。
2.3.3 生物因素
除了環境因素、童年經歷外, 近期的研究發現生物因素也會影響生命史策略。目前發現的影響生命史策略的生物因素主要是睪丸酮水平 (Hormone testosterone)。Rosvall (2013)的研究結果顯示, 個體的睪丸酮水平對于個體在求偶和養育間的權衡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 雌性樹燕被注射睪丸酮后會表現出攻擊性增高, 孵化時體溫降低使孵化成功率也會降低的結果, 表明睪丸酮會通過損害養育行為來影響生命史策略的發展。
3 生命史策略的測量
3.1 直接測量
個體的生命史策略是可以被直接測量的, 最常用的生命史量表是《亞利桑那生命史量表》 (Arizona Life History Battery; ALHB)及其分量表 Mini-K 量表(Figueredo et al., 2005)。ALHB 是一組測量與生命史策略相關的認知和行為指標的量表, 共有 199 個條目, 包括 Mini-K 分量表, 洞察、計劃和控制力分量表, 父/母親關系質量分量表、家庭/朋友聯系分量表, 家庭/朋友支持分量表, 親密關系經驗分量表, 利他行為分量表以及信仰分量表。這些自陳式的心理指標可以從各方面衡量生命史策略, 分數越高, 表明個體越傾向于慢的生命史策略。此外, 由于 Mini-K 分量表的會聚效度最高, 其內部一致性系數和重測信度都達到了 0.7 以上, 因此為了方便施測, 研究者往往將 Mini-K 單獨抽出來替代整個 ALHB 以減少被試的任務量(Figueredo et al., 2005)。
除了 ALHB 及其分量表 Mini-K 以外, 可以直接測量生命史策略的量表還有 High-K Strategy 量表(HKSS, Giosan, 2006)。與 Mini-K 不同, Mini-K 測量的是行為, 而 HKSS 則更多關注與慢生活史策略相關的一系列特質, 包括個人的生理狀態及人際吸引力(Dunkel & Decker, 2010), 是否具有良好的健康狀況、對環境安全/穩定性的知覺, 以及積極的自我概念/社會成就等(Olderbak, Gladden, Wolf, & Figueredo, 2014)。該量表由 23~26 個條目組成, 并且具有良好的結構效度和內部一致性系數(α = 0.92)。
3.2 間接測量
除了可以用量表直接測量個體的生命史策略, 研究者還可以通過影響生命史策略的環境因素、童年經驗來間接測量生命史策略。
具體來說, 可以反映當下環境惡劣性的客觀指標有：當下社會經濟地位(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當地犯罪率、當地疾病–死亡發生率以及預期壽命; 而其對應的童年經驗為童年時期的社會經濟地位(Griskevicius, Delton et al., 2011; Ellis et al., 2009; Griskevicius, Tybur et al., 2011; Frankenhuis et al., 2013; Simpson, Griskevicius, Kuo, Sung, & Collins, 2012)。
反映當下環境惡劣性的主觀指標則包括：個體對生活環境的主觀估計和感知, 對鄰居暴力行為與犯罪狀況的主觀評定, 以及對親屬疾病或死亡情況的回憶; 相對應的童年經驗包括對童年社會經濟地位的主觀評定, 以及對童年家庭環境沖突與暴力事件的主觀評定 (Ellis et al., 2009; Griskevicius et al., 2013; White et al., 2013; McCullough, Pedersen, Schroder, Tabak, & Carver, 2013)。
反映當下環境不穩定性的測量指標主要是當地疾病–死亡發生率的波動情況(Ellis et al., 2009), 而對童年生活環境不穩定性的測量則可以通過父母生活壓力的三種來源——失業、搬家與離異經歷來測定(Simpson et al., 2012; Frankenhuis et al., 2013)。
除此之外, 最新關于生命史策略的研究還試圖通過可靠的生物學指標進行測定, 其中一項有效的指標就是個體的氧化應激水平 (Oxidative Stress)。因為當有機體遭受各種有害刺激時, 體內的高活性分子(如活性氧自由基和活性氮自由基) 會產生過多, 使氧化系統和抗氧化系統失衡, 并最終導致組織損傷。因此, 個體較高的氧化應激水平表明他可能長期暴露于不良的、充滿壓力及低社會經濟地位的環境中(Gangestad, Merriman, & Thompson, 2010)。在研究中, Griskevicius 等人用氧化應激水平的代表性標志——8-羥化脫氧鳥苷(8-OHdG)來間接測量個體的社會經濟地位, 結果發現, 對于高氧化應激水平的個體(即低社會經濟地位), 經濟衰退的線索可以促使人們采取更快的生命史策略 , 比如做出更多的冒險行為 (Griskevicius et al., 2013)。
4 生命史策略與道德行為
通過上述對生命史理論的回顧, 研究者發現目前關于生命史理論的大多數研究都是針對個體發展的主題, 但是生命史策略不止與個體的成長軌跡有關, 也與個體當下所處的環境聯系緊密 (Griskevicius, Delton et al., 2011)�？�、慢生命史策略不僅可以體現在性成熟、生育等發展命題上, 還可以體現在個體的社會行為上。近期越來越多的生命史的研究開始逐漸關注到社會心理學領域, 以探究生命史與個體社會心理和行為之間的關系。比如有研究開始關注生命史與種族歧視 (Figueredo, Gladden, & Black, 2012; Gibbons et al., 2012; Neuberg & Sng, 2013)、社會敵意與敵對行為(Wenner, Bianchi, Figueredo, Rushton, & Jacobs, 2013)、投機行為(Ellis et al., 2012; Griskevicius et al., 2013; Griskevicius, Tybur et al., 2011; White et al., 2013) 以及社會信任等社會心理學變量 (Petersen & Aarøe, 2015)之間的關系。此外, 不僅在內容上有所側重, 社會心理學中常用的研究方法也逐漸被擴展至生命史的研究中。具體來說, 以往的生命史研究主要依靠大量流調中自陳式報告的方法來探究變量之間的相關關系, 而社會心理學視角下的生命史研究逐漸開始采用情境測驗、實驗室行為觀察、現場實驗以及生態瞬時評估技術 (Sherman, Figueredo, & Funder, 2013; Laran & Salerno, 2013; White et al., 2013)這類社會心理學中常用的技術以使研究在方法上更加嚴謹并且具有可操作性。
因此, 本文就以親社會行為和不道德/暴力犯罪行為為例, 總結已有文獻中生命史策略對道德行為的關系以及不同的生活經歷對其產生的影響, 并且提出可能解釋這一影響的中介變量。本文不僅期望將生命史策略的范疇擴展至道德領域, 更期望為心理學家們在探索社會心理學中的其他問題時提供一個新的角度。
4.1 在親社會行為上的體現
根據生命史理論, 生命史策略的不同會反映出個體不同的親社會行為傾向, 快生命史策略的個體在感知到環境惡劣時可能做出更多的自利行為(如在公共資源困境游戲中更多地從公共資源中獲取利益)、更少的親社會行為(如更少地幫助他人), 并且與這些行為相關的人格因素(如自尊)也可能與不同的生命史策略有關。上述推理已經得到了部分相關研究的支持。
以往的調查研究已經發現慢生命史策略與道德直覺呈正相關(Gladden, Welch, Figueredo, & Jacobs, 2009)、與敵對態度/行為呈負相關(Wenner et al., 2013)。相比于快生命史策略沖動性、強烈的性驅動、缺乏強烈的情感依戀等特點, 持有慢生命史策略的個體在與環境的互動中認知成分更多, 思考更深思熟慮, 考慮的更長遠, 他們更能抑制情緒沖動, 規范自己的行為(Figueredo et al., 2011), 因此不論是對內群體還是對其他人都更友善, 在社交中表現的更無私, 更傾向于互惠的、親社會的行為策略(Figueredo et al., 2011)。已有研究證實, 在社交任務中, 慢生命史策略的個體往往表現出更多的社會贊許行為以及親社會、合作行為(Figueredo & Rushton, 2009; Sherman et al., 2013), 甚至可以減少種族主義的發生(Figueredo et al., 2011)。相反, 惡劣的環境可以限制人們的群際融合, 已有研究發現當給白人被試呈現暗示環境惡劣的線索時, 他們更不愿意將黑白混血的個體歸為內群體, 而當暗示環境良好的線索出現時, 這一效應就消失了(Rodeheffer, Hill, & Lord, 2012)。
不僅如此, 研究還發現慢生命史策略的個體通常對社會規范更敏感, 更遵守社會規范(Figueredo et al., 2011)。Figueredo 等人(2011)采用元分析的方法, 整合了多篇文章的數據, 發現 Mini-K 量表分數越高的個體, 即更偏向慢生命史策略的個體, 在一般人格因子、共贏社交策略、自我評價得分更高, 在敵對策略上的得分更低。其中一般人格因子分數越高, 意味著個體具有更高的開放性、責任心、外向性、宜人性, 以及更低的神經質; 共贏社交策略分數越高意味著個體更可能同時考慮自己和他人的利益, 做出共贏的決策; 自我評價的分數越高則意味著個體具有更高的自尊心、價值感; 在敵對社交策略上的分數越高意味著個體更可能為了自身利益損害他人利益。
研究者認為, 生命史策略之所以可以體現在個體親社會行為上有以下兩個可能的原因。首先, 慢生命史策略的個體更遵守社會規范可能是由于在相對穩定的環境中個體采取慢生命史策略更具有社會適應意義, 慢生命史策略本身就與環境的相對穩定和可預期相匹配, 因此在這樣的環境下遵守社會規范通常更有利。并且由于人具有主觀能動性, 個體通常會選擇與其一貫行為方式相適應的環境, 以最大的發揮自身優勢獲得發展, 因此慢生命史策略的個體通常也會主動選擇較為穩定、未來可預期這種與他們的策略相一致的環境, 以發揮慢生命史策略的優勢。
其次, 生命史策略之所以與個體的親社會行為有如此關系, 還可能是由于個體在社會交往中對人際關系的不同劃分所導致的。具體來說, 以共享關系 (Communal relationship) 和交換關系 (Exchange relationship)這個社會心理學領域對人際關系比較常用的劃分為例(Clark & Mills, 2011; Clark & Mils, 1993), 前者是指個體在關系中會更多地關注他人的需求, 而后者是指個體更多地關注自身需求(Miller et al., 2014)。由于快生命史策略的個體采取的是一種迅速滿足個體需求、完成生命命題的策略, 那么他們相對于慢生命史策略的個體更可能將人際關系看成一種交換, 更看重自己的利益和對方可能帶來的好處, 而較少關注對方的需求, 因此比慢生命史策略的個體做出更少親社會行為。
此外, 對于另一些公益性的、有利于未來的親社會行為, 比如環境保護問題, 進化心理學家們認為這些問題部分是由于人們更看重當下的滿足, 而不是遙不可及的未來需要所產生的。如果個體當下生活于不穩定或極端的環境, 那么他們將采取一種較快的生命史策略, 在行為決策時往往更沖動, 更不關心不可預測的未來(Griskevicius, Cantú, & van Vugt, 2012), 因此也將表現出較少的公益性行為。
4.2 在不道德和犯罪行為上的體現
已有研究發現快生命史策略與個體的違規行為成正相關 (Bogaert & Rushton, 1989; Wenner et al., 2013), 而成長于高壓力環境(比如貧窮、歧視、家庭暴力等)的兒童相比其他兒童在發展過程中更可能產生一些問題行為(Ellis et al., 2012)。具體來說, 如果父母對兒童漠不關心、將兒童置于家庭沖突不斷的環境時, 兒童則會快速的發展和成熟, 這會影響男孩對道德的認識(如誠信), 他們可能會在日后的人際交往中做出剝削他人、報復他人的行為(McCullough et al., 2013)。即便控制了個體的經濟地位、家庭結構等因素, 對未來不穩定性的感知仍可以有效預測個體的違規行為 (Caldwell, Wiebe, & Cleveland, 2006), 這可能是因為當青少年當下所處的環境和掌握的資源不能預測未來的良好發展, 或使之缺少競爭優勢時, 參與冒險行為可以使他們獲得額外的收益 (Wilson & Daly, 1985; Daly, Wilson, & Vasdev, 2001)。當然, 從進化心理學的角度來看, 冒險行為在某些情況下(極端和不穩定的環境)是具有相當高的適應意義的, 可能是個體當下最有利于自身的選擇(Ellis et al., 2012)。
除了冒險和違規行為, 童年不穩定的成長環境還會增加個體日后的攻擊性行為(Copping & Campbell, 2015)。Bjorklund 與 Hawley (2014)的研究發現, 早期不良的環境因素會促使個體在未來形成長期的攻擊性行為模式, 比如在家暴環境中成長的兒童不論在家庭還是學校都比其他兒童表現出更多的攻擊性(Dodge et al., 2008), 男孩可能更多的表現在肢體沖突上, 而女孩則更多表現在言語溝通與交往中(Cullerton-Sen et al., 2008)。以上證據都說明了快生命史策略可能和攻擊行為有關。
近年來, 許多研究者都開始將生命史對個體行為的影響擴展到暴力犯罪行為上來, Copping 等人的研究發現個體感知到的不良環境線索(包括低預期壽命、無望的教育前景、逐年上升的失業率及離婚率、以及密集的人口)會增加年輕人的暴力行為 (Copping, Campbell, & Muncer, 2013); Copping 與 Campbell (2015)還認為個體早期不良的生活體驗會使他們對未來的看法更悲觀, 行為上更易不誠信和機會主義。不僅如此, van der Linden 等人還從人格角度對生命史策略和違法行為之間的關系進行研究 , 發現普遍人格因子 (General Factor of Personality)——除快、慢生命史策略外, 個體生命史策略的另一種表現形式—— 可以預測人們的犯罪行為, 即 GFP 得分更低的罪犯在行為上更加暴力, 犯罪記錄也更多(van der Linden, Dunkel, Beaver, & Louwen, 2015)。這類研究結果也被實驗室研究所證實, Dunkel, Mathes 和 Beaver (2013)發現, 操縱個體的預期壽命(Life expectancy)可以顯著引起犯罪意圖的改變。
然而快生命史策略的個體更易做出不道德行為這個假設, 并不適用于所有類型的行為。就以犯罪行為為例, 除了沖動犯罪這種來源于快生命史策略和低自控能力的犯罪行為以外, 還有一類是基于競爭優勢的精英犯罪(Wiebe, 2012), 這類犯罪是個體經過深思熟慮的長期行為, 表現為自私地、毫無愧疚地掌控他人, 以自我為中心和不合理地高估自我價值。因而精英犯罪的特征與慢生命史策略更為相似, 但目前并沒有研究證實這種推論, 到底快、慢生命史策略哪個更易產生精英犯罪, 目前還是一個待研究問題。
4.3 生命史影響道德行為的可能機制
目前絕大部分關于生命經驗對個體行為策略影響的研究, 都是直接驗證二者的因果關系, 但是這一影響的中介變量卻很少觸及。之前的研究僅涉及到控制感這一中介變量 , Mittal 和 Griskevicius (2014)的研究發現, 控制感在童年經驗對個體沖動行為的影響中起到了中介作用, 他們的實驗結果發現, 在面對不確定性時, 童年貧困的被試比童年富裕的被試具有更低的控制感, 而低控制感會進一步讓他們做出沖動選擇、在做任務時更不容易堅持等傾向, 但是如果在經歷不確定性的同時給被試控制感, 兩類被試的差異就消失了。該研究結果說明童年經驗之所以會讓個體形成快或者慢的生命史策略, 是因為它影響了控制感的形成。從這一結果帶來靈感, 控制感或許可以解釋為什么快生命史策略的個體會做出更多的不道德和暴力犯罪行為。
除控制感以外, 安全感與調節定向也可能成為生命史策略對個體道德行為產生影響的可能的中介變量。對安全感來說, 在前文理論綜述中我們提到過, 在童年時期, 兒童可以通過父母投入于自身的關愛與資源的質量感受到外部環境中有關風險和機會的信息(Ellis et al., 2009)。因此童年生活富�；蚴堑玫降年P愛較多的孩子, 他們更可能形成對外部世界的積極認識, 獲得更多的安全感, 而這種早期經歷所塑造的安全感正可能是影響個體成年后面對環境變化而產生親社會還是不道德行為的可能原因。而對調節定向來說 , Higgins (2014, 1998)在調節定向理論中將個體的動機分為促進(promotion)、預防(prevention)兩類定向, 具體來說, 促進定向的個體在實現目標的過程中更關注收獲(gain), 而預防定向的個體則更關注損失(loss)。由于快生命史策略的個體遭受過更多的資源匱乏、環境惡劣, 因此他們更可能產生一種“不會更差”的心理, 從而不會在意損失, 只關注收益, 即具有更強的促進定向動機, 這一動機或許可以解釋為什么快生命史策略的個體更偏好冒險、沖動、違背社會規范的行為。——論文作者：彭蕓爽 1 王 雪 2 吳 嵩 1 金盛華 1 孫榮芳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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