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1-07-06所屬分類：文史論文瀏覽：1次
摘 要： 后現代主義興起于20世紀60年代，逐漸波及各個領域。后現代主義對史學的影響既深且巨：一是對現代史學宏大敘事的瓦解，開拓出復線的歷史敘述方式和多元的歷史研究領域;二是后現代主義帶來的語言學轉向在史學領域開花結果，歷史學文本化顛覆了現代史學的書寫與
后現代主義興起于20世紀60年代，逐漸波及各個領域。后現代主義對史學的影響既深且巨：一是對現代史學宏大敘事的瓦解，開拓出復線的歷史敘述方式和多元的歷史研究領域;二是后現代主義帶來的語言學轉向在史學領域開花結果，歷史學文本化顛覆了現代史學的書寫與解釋方式。后現代史學理論引發一系列歷史研究方法的革新，形成多元的研究理念，開啟諸多新興的研究領域。
近些年國內的史學研究和敘事方式，受到西方后現代史學或隱或顯、或大或小的影響，很多論著盡管并不帶有后現代的字眼，卻仍擺脫不了后現代史學的痕跡。
拾級而上：后現代史學在國內的傳播
(一)20世紀八九十年代：水土不服后現代史學在國內的傳播呈明顯的階段性特征。詹明信1985年在北京大學的講演將后現代主義真正帶入大陸。然而，后現代主義在進入國內后一直水土不服，原因有二。一是從社會背景來看，20世紀60年代，西方資本主義現代化帶來的種種弊端日益顯現，后現代主義思潮隨之興起;而八九十年代，國內正在進行現代化建設，現代化是人們對未來的美好憧憬。二是從學術語境來看，西方學界開始反思現代性的價值和追求，尤其質疑現代性下的進步和理性信條;然而當時國內學界大多認為，學術層面上的中國文化重建，應以現代性為中心。
在國外，西方的現代歷史學是后現代主義挑戰的最后堡壘。同樣，國內史學界討論后現代主義也較晚。理性和客觀性是現代歷史學存在的根基，后現代史學與現代史學的屬性天然相斥。在當時國內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看來，后現代史學對歷史客觀性的否定，有滑向唯心主義和歷史虛無主義的危險。
(二)1999年：激起波瀾
1999年前后，后現代史學正式挺進國內學界，標志性事件是關于何偉亞《懷柔遠人》一書的爭論。海外中國學界對后現代主義的實踐，使國內學者開始發聲打破沉默，主動參與到對后現代史學的討論中。香港中文大學的《二十一世紀》雜志是這場爭論的主戰場，國內學者葛劍雄、羅志田分別發文，各抒己見。1999年，羅志田在《歷史研究》上發文，盛贊何偉亞的后現代主義史學方法。楊念群在《讀書》上發文，指出國內學者在理解后現代時，太過于把后現代視為現代化的對立面。
葛兆光認為羅志田和楊念群1999年的這兩篇文章，象征著后現代歷史學正式進入中國大陸學術界。1999年前后，在葛兆光的讀書日記里，出現了不少后現代史學相關著作，包括福柯、詹京斯、StevenBest和DouglasKellner、利奧塔、薩義德等學者的著作。葛兆光代表了這一階段不少后現代史學反對者的想法，對后現代史學有一定了解，但無法接受后現代史學對虛構和敘述的推崇。不過也有學者對后現代史學持比較認同的態度，如羅志田2002年在《歷史研究》上發文，認為后現代主義作為一種治史取向，完全可以也應該和其他治史取向并存而競爭。
(三)21世紀：學理探討
21世紀初，后現代史學理論扮演了重要角色，“既為20世紀中國歷史學畫上了句號，也拉開了21世紀史學理論研究的帷幕”。2004年和2010年，是后現代史學在國內傳播的兩個重要節點。
2004年前后，國內掀起關注后現代史學的熱潮。首先，域外后現代史學著作在國內相繼出版，促進了后現代史學的傳播。其次，一些重要的學術期刊，包括《學術研究》《史學理論研究》和《東岳論叢》等，都在2004年組織了圓桌會議和筆談。關于后現代史學的討論成為學術熱點，學界主要就后現代史學對宏大敘事的瓦解、對歷史客觀性的沖擊、語言學轉向和文本化的歷史等問題進行探討。
2010年前后，后現代史學在國內學界的傳播進入一個新層次。首先，國內學者對后現代史學理論從單純引介轉向自主探討，如彭剛的《敘事的轉向：當代西方史學理論的考察》和陳新的《歷史認識：從現代到后現代》先后出版。其次，一些重要的學術期刊繼續對后現代史學展開討論，如《史學理論研究》2010年組織了“后現代思潮給我們留下了什么?”的圓桌會議討論，對后現代史學的推崇和反對之聲兼而有之。
2010—2020年，隨著后現代史學理論對國內史學實踐的影響不斷加深，后現代史學與其他史學出現各種碰撞。第一，后現代史學與現代性孕育的新史學存在天然沖突。后現代史學與新史學的碰撞帶來一些益處，如文本與史實之間的關系得到反思，歷史研究領域也得到拓展。第二，后現代史學理論與馬克思主義史學之間產生碰撞。后現代史學瓦解宏大敘事，推崇文本化歷史，這些都不符合馬克思主義歷史認識論的原理。由此可見，不管認同還是批判，后現代主義已經成為當代中國史學無法回避的一種理論思潮，成為影響當下史學生態的一股重要力量。
宏大敘事瓦解之后：路徑更新與對象轉移
后現代史學與現代史學的主要區別有三個方面。首先，現代史學主張線性目的論，注重因果規律，多有模式化論斷;后現代史學則指出時間是斷裂的、不連續的，反對整體主義、本質主義，強調包含個體性和差異性的多元復調敘事。其次，現代主義史家認為事后認識加上現代知識的積累即可抵達客觀性;后現代史學則要求史家摒除后見之明，重塑譜系，回到歷史現場。最后，現代史學推崇宏大敘事，重視精英人物;后現代史學反對宏大敘事下的中心主義和精英主義，追求歷史研究多元化，注重細節描寫。
(一)多線敘事與回到歷史現場
宏大敘事下的線性目的論，將歷史整合為充滿必然性的單線敘事，消解了歷史元素的豐富性和歷史進程的多種可能性。在歷史學科學化的過程中，不少模型化論斷出現，盡管頗具解釋力，卻也框定了歷史學研究的范圍，不利于更好地把握歷史的多元面相。
后現代史學帶來的路徑更新，在國內的思想史研究領域比較典型。以往的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基本是現代史學的做法。這種做法中的各種框架論和階段論，偏于整體主義和本質主義，無法展現近代中國多元和多變的歷史脈絡。復線思維一直是羅志田研治中國近代思想史的基本理路。在“五四”的相關研究中，羅志田提出復調的“五四”研究，力圖展現“五四”的特異性和多歧性。以往的“五四”研究多為上層社會的精英敘事，對地方這條敘事線上的“五四”關注不夠，近年來這一狀況有所改善。
多線程的歷史敘事展現了歷史進程的復雜性和多種可能性�，F代史學無法完全隔絕自身的現代知識和經驗，往往會預設結論，常采用“倒放電影”的手法，而后現代史學則主張回到歷史現場。就思想史而言，傳統思想史的經典思想以線性進化論和歷史目的論為理論基礎。葛兆光受�？隆动偘d與文明》一書的啟發，認為應當重新發現那些漸漸被“現代”“理性”“文明”篩去的東西，對思想史做“減法”。葛兆光所設想的是“一般的知識、思想和信仰世界”，且思想史存在“非連續性”環節和歷史的“斷裂”，體現為“時間順序和邏輯順序上無法確定其來源和去向的突發性現象”，而非不斷進步和發展的“精英和經典”的思想。
(二)研究對象多元化
后現代史學不僅在研究路徑上有所更新，研究對象也更為多元化。以往被忽視的研究對象紛紛涌現，地方社會、普通民眾、日常生活等微觀層面的歷史浮出水面。
國內的婦女史研究是研究對象多元化的一個顯著例子。在后現代史學的風靡下，20年來國內的婦女史研究發掘了女性的主體性，研究內容除傳統的婚姻、家庭外，還涉及女性的日常生活、宗教活動、醫療身體等方面。同時，受后現代主義影響的女性主義理論及其核心概念“社會性別”也被引入國內，并成為超越傳統婦女史研究的切入點。國內學者開始關注被革命敘事所遮蔽的女性個體經驗，并且質疑以往建構起來的女性受壓迫的形象，挖掘近代中國女性的個人主體性。
后現代史學視野下研究對象的多元化，也有利于史家回到歷史現場�；氐綒v史現場需要歷史學者發揮想象力，但是想象力并非無源之水。前人的語境不復存在，如何展現過去時代的圖景正是歷史學者的工作。通過后現代史學影響下的微觀史、婦女史、新文化史等多元史學研究方向的努力，不同層面的人、物、事、心態、文化逐漸豐滿，不同節點通過相關性結成的“因陀羅之網”成為歷史學者想象的依據。
語言學轉向之后：文本化的歷史
后現代史學的語言學轉向對現代史學的歷史認識論發起沖擊，否定以實證主義為基礎的科學史學，重新界定歷史學研究的思路和意義。
(一)對史料的解放
后現代主義的語言學轉向之后，導致歷史文本化，對史料產生了巨大的解放作用。相對于史料的真假，史料的建構過程受到更多重視。因此，歷史事件所展現的意義與敘述方式有關，這也成為近年來國內史學研究中關于史料批判的一種重要思路。史料批判研究，主要通過分析史籍的“史料來源、書寫體例、成書背景、撰述意圖等，考察史料的形成過程，以此為基礎，探討影響和制約這一過程的歷史圖景，并揭示史料形成所具有的歷史意義”。與傳統中國史學史研究求真辨偽和立足史籍本身的著眼點不同的是，后現代史學視野下史籍的真偽并不是最重要的，凸顯史籍的形成過程以及所聯結的歷史意義更為重要。
后現代史學視野下的史料不再局限于史籍。既然史料可以文本化，那一切文字或非文字的史料皆可被視為文本，史料范圍大大擴展。重要的不是文本講述了什么，而是敘事文本的講述方式和形成原因。例如，相對于海登·懷特對史籍中敘事模式的關注，娜塔莉·戴維斯在《檔案中的虛構》一書中，則在更廣義層面上關注非專業史家的敘事技巧，即所形成的文本是如何被“構成、塑造和定型”的。孫江受到戴維斯的影響，在對《黎城離卦道事件調查報告》這一文本研讀后發現，“所謂‘離卦道暴亂’，其實是民兵‘平暴’在前，離卦道‘暴動’于后的一個虛構事件”。
(二)對史學實踐的影響
文本化的歷史帶來的是作者之死，作者賦予作品的意義已不重要。文本的意義由單一的主體轉移到了多元化的讀者身上，讀者把對文本閱讀中獲得的意義不斷添加進文本中，讀者的地位變得十分重要。近年來閱讀史研究的流行，很大程度上是語言學轉向后的讀者地位上升的結果。
歷史記憶也被視為一種文本�？疾鞖v史記憶作為文本的建構與形成過程，既能洞察歷史記憶背后的深層因素，又能捕捉傳統史學中所謂固定的“歷史真相”被不斷添加意義的動態過程。近年來，國內關于歷史記憶的研究主要有三種路徑。社會史路徑以趙世瑜為代表，主要關注族群、民俗和傳說。思想史路徑則發軔于羅志田，他認為過去的胡適形象存在不少偏見，主要在于歷史記憶遭到了“涂抹與修改”。事件史領域的歷史記憶研究豐富多彩，最為突出的是以孫江為代表的有關南京大屠殺的歷史記憶研究。
語言學轉向后的概念史研究對國內學界產生很大影響。概念被視為一種文本，概念通過不同方式被建構，并與各種社會事物產生關系，這一理論基礎源自�？隆Ｔ诮嫺拍畹倪\作中，權力起到關鍵作用，分析概念其實是為了分析話語背后的權力機制。方維規在《概念的歷史分量》一書中，對一些重要概念，如“民族”“經濟”“政黨”“議會”“民主”“知識分子”等進行辨析，以此來理解近代歷史的脈絡。黃興濤不斷深耕概念史領域，對“中華民族”“治外法權”“現代化”“黃色”“文明”“文化”等概念進行考察。
后現代史學的啟示：破與立
后現代主義具有巨大的破壞性，它瓦解了宏大敘事，摧毀了歷史學存在的合法性根基，抵消了歷史學家在歷史寫作中的積極作用。國內歷史研究的碎片化趨向便是后現代史學破壞性的一個體現。碎片化下的歷史研究變得支離破碎，一味關注無意義堆積的研究對象，忽視歷史進程中的時代脈絡和重大變化。
后現代史學最遭人詬病的就是對歷史客觀性的質疑，它對歷史客觀性進行了三個層面的解構。第一，后現代史學認為，歷史學家無法做到完全客觀公正，會受到意識形態、知識結構和自身審美等方面的影響。第二，后現代史學否認歷史的真實，更多強調語言敘事，混淆歷史敘事和文學虛構之間的分野，否定重構真實過往的可能性，從而淘空了歷史寫作的客觀實在性。第三，后現代史學認為，史料也不再是完全客觀科學的。史料在被編纂、保存和流傳的過程中存在被建構行為，因此直接運用史料并不能達到歷史真實。
歷史客觀性是歷史學家神圣感和榮譽感的根基，因而幾乎無人承認自己是后現代歷史學家。所謂后現代史學帶來的歷史客觀性危機，更多的是一種史學理論探討，并不會也沒有顛覆具體的史學實踐。后現代史學對客觀性的質疑，為歷史研究提供了一定的批判精神和反思意識，在此刺激和啟發下，西方史學家重思歷史，大膽革新，帶來了史學實踐的日新月異。國內學者盡管較少直陳受到后現代史學的影響，卻在眾多新興史學領域的開拓中留下了后現代史學的痕跡。
國內學界受后現代史學影響的特點是揚長避短、破而后立。楊念群可為這方面的代表。早在1997年，楊念群受后現代史學對現代史學線性史觀沖擊的影響，提出“儒學地域化”的概念。在對思想史領域進行解構和再建構后，他又轉向社會史領域，高舉“新社會史”大旗，出版了《空間·記憶·社會轉型：“新社會史”研究論文精選集》。有感于“理性”在處理史學問題時并不總是奏效，楊念群提倡在史學研究中踐行一種“感覺主義”。可見，后現代史學在國內從理論到實踐的展開的同時，還帶來了從“破”到“立”的延伸和遞進，后現代史學的破壞性逐漸受到抑制，而建設性正日益加強。
進入21世紀之后，西方史學在某種程度上開始趨向于所謂的“后-后現代”，歷史學家希望超越后現代史學的理念，突破語言學轉向的局限，在話語、文本之外尋找新的分析工具。但國內的史學研究還遠沒有進入這一階段，如何更全面深入地消化汲取后現代的理念和方法以改進我們的史學研究，仍是一項未完成的任務。同時，國內學者應當擁有一種前瞻眼光，從中國史學研究的實踐出發，與西方學者一道，探討后現代之后史學發展的可能路徑，邁出走向國際前沿的重要一步。——論文作者：楊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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