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民族與性別——試論中國現代主義文論的三維結構

發布時間：2021-04-15所屬分類：文史論文瀏覽：1次

摘 要： 摘要：作為20世紀中國最為重要的文藝思潮之一，現代主義及其理論批判構成20世紀80年代文論的重要內容�？傮w上看，現代主義在中國的接受過程伴隨著雙重焦慮：被延遲的現代化焦慮與民族文化主體性焦慮。由此造成的現代主義與民族主義、第一世界與第三世界間的

　　摘要：作為20世紀中國最為重要的文藝思潮之一，現代主義及其理論批判構成20世紀80年代文論的重要內容。總體上看，現代主義在中國的接受過程伴隨著雙重焦慮：被延遲的現代化焦慮與民族文化主體性焦慮。由此造成的現代主義與民族主義、第一世界與第三世界間的內在張力結構，成為中外學者探討中國現代主義的基本二元論框架。這些二元論架構帶來了啟示與盲點，將性別維度植入中國現代主義文論，在全球本土化視野中洞察現代主義的權力關系及其性別修辭，即可在揭示現代主義文藝隱含父權無意識的同時，嘗試建立現代、民族與性別互動對話的三維理論結構。

　　關鍵詞：現代主義;民族寓言;性別

　　現代主義是20世紀中國最為重要的文藝思潮之一。一方面，由于現代主義與西化、世界化關系密切，使之在激切追求現代化的中國，往往作為一種進步文藝形態而具有天然合法性;另一方面，現代主義訴諸內面性的個人主義訴求，又與現代中國的感時憂國傳統相捍格，使之不得不屢受質疑。這個矛盾狀況導致現代主義文藝實踐在現代中國時斷時續，相關評價也往往在肯定與否定的兩個極端擺蕩。中國社會主義文藝沒有作為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經典現代主義的位置，不過，這并不意味著現代主義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前三十年的文藝中的缺席，社會主義文藝的超現實主義面向，使之亦具有區別于西方經典現代主義的另類的現代主義特征，但在日后的文藝批判中，卻被作為反現代的落后文藝而受到否定。

　　一般認為，經典現代主義在中國的復興發生在20世紀80年代，它是改革開放的中國融入西方世界、重啟現代化項目的文化表征，現代主義文藝及其理論生產，由此成為80年代以來中國思想建構的重要內容。縱覽幾十年來圍繞中國現代主義展開的理論建構，就會發現“民族”與“現代”所構成的相反相成的二維結構，是中外學者展開論述的基本二元論框架，無論是渴望現代論、民族寓言論、中國主體論，都在這個二元論架構下展開，并由此構成一個相對封閉的霸權性研究范式。實際上，在民族與現代、國家與個人的二元架構之外，性別作為奠基于社會實存的重要研究方法，也是中國現代主義文藝的結構性內容，但卻在既往的理論生產、文化詮釋中隱而不彰。將性別作為第三維度介入中國現代主義的理論生產，建立一個由現代、民族與性別構成的三維結構，有可能是重估中國文學現代性進程、再造本土研究范式的有效途徑。

　　一、現代主義與民族復興

　　1987年12月10日，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和香港比較文學學會聯合在香港主辦了“第五屆國際文學理論研討會：中國當代文學與現代主義研討會”①，出席此會的海峽兩岸和海外學者、作家和批評家有五十多人，大陸的有鄭敏、袁可嘉、謝冕、李陀、黃子平、季紅真、許子東、吳亮、錢中文、王寧、王安憶、劉索拉、顧城等。大會的中心議題是(中國)當代文學與(西方)現代主義的關系。研討會上，大陸和海外學者在一些基本議題上存在一定爭議：一是關于女權，大陸女作家王安憶和劉索拉以不同方式發表了一個類似“我不是女權主義者”的宣言，這讓一些海外學者非常不解。②遺憾的是，這一爭議并沒有延伸至大會的中心議題——現代主義，現代主義討論一開始就缺少一個必要的性別矢量。一是對于現代主義的情感態度：周蕾對謝冕論文《現代主義：中國與西方》中的“感情結構”不以為然，認為其理解現代主義的方式與現代主義正相反。對于現代主義的情感態度問題在后來的討論中得以充分展開，海內外對現代主義理解的差異與錯位，也使隱藏在現代主義論述背后的不同的文化政治得以顯現。從這個意義上來看，香港的現代主義研討會值得關注。

　　謝冕論文的主要觀點包括：現代主義在中國從“斷裂”到“對接”的變化，源于“藝術反抗主義”的訴求與“重返世界的愿望”;中國文學接受西方現代主義有其歷史契機;現代主義為中國文學提供了行之有效的手段;中國當代文學對西方現代主義的繼承，仍然是“中國式”的。③“中國式”指的是“特殊的本土經驗和感受”，是“文革”造成的破壞性的震驚體驗。在謝冕這里，(西方)現代主義主要被看作一種文學手段和書寫方式，是文學的形式與結構問題，這種對現代主義形式與內容進行的分離式接受法，在當時相當普遍。當然，分離式接受并不意味著現代主義的中國接受者真的認為二者可以分離，而更多是對曾作為冷戰禁忌、資產階級意識形態表達的現代主義的辯護策略，這種策略也是近代以來中國現代化過程中“中體西用”思想的體現。

　　雖然論文題目將現代主義明確置于中國與西方的二元架構內，但謝冕的意圖卻不在于呈現本土/中國與異域/西方之間的對抗性。(西方)現代主義給(中國)文學可能帶來的文化主體焦慮，此時遠不及告別“文革”、走向“新時期”的愿望更為迫切。現代主義論述的中國/西方的外部二元架構于是被置換為“文革”“/新時期”的內部二元架構。雖然他也提到了現代主義的“中國式”與“本土經驗”問題，但“本土”訴求主要是為了更好地消化吸收而非對抗(西方)現代主義，謝冕“中國與西方”架構內的現代主義體現的是一種具有普適性的現代主義思想，而中國經由努力可以達至這種普適性的現代主義�！冬F代主義：中國與西方》體現了一個詩評家的獨特氣質，飽含那個時代知識分子的澎湃激情。

　　但正是這種彌漫于20世紀80年代中國知識分子之中“被延遲”的現代主義焦慮與“走向世界”的新想象，引起了評議者、時為美國明尼蘇達大學的周蕾的關注，她敏感地意識到論文在“客觀結構”外，還有一個“感情結構”。就此，她提出疑問：“為什么我們要用‘回歸’、‘重返世界’這樣的觀念去形容中國的現代化呢?要是‘現代化’的真正意義(應該發揚光大的意義)是多元化、復雜、甚至是矛盾的思維，那為什么在中國文學重新開始實行這個‘現代化’的時候，我們要用一種看似非常單一的概念去理解它，把中國文學說成‘棄兒’找到家一樣?這種單一的感情的結構，與‘現代化’是不是相反的呢?”①周蕾質疑了謝冕對現代化、現代主義的理解，認為“單一的感情結構”體現了對現代化的單一化理解，而現代化在周蕾看來則是多元的。周蕾對用“單一的感情結構”來理解現代化的警惕，對中西看待中國現代化的兩種不同情感方式——“棄兒重投母親懷抱”與“老處女最后不得不打開”——的并置與質疑，約略看出其批判西方中心主義與帝國主義的后殖民立場。

　　從小在香港接受英式教育、生活在境外的美國學者周蕾自然難以理解內地學者對現代主義的這種“情感結構”，正如身處現代主義/現代化焦慮中的大陸知識分子，也很難清醒地意識到自身的這種“感情結構”。不過，周蕾只注意到內地學者一廂情愿接受與追隨現代主義的一面，而沒有注意到他們的追隨和接受自始至終都貫穿著民族復興的訴求。從徐遲的《現代派與現代化》、高行健的《遲到了的現代主義與當今中國文學》到李陀的《現代主義與尋根》，現代主義的倡導者從不缺乏民族主義的內核，只是在這個時期，民族主義與現代主義不僅并行不悖，而且是現代主義得以在中國流通的重要合法性來源。盡管不無誤讀成分，但周蕾對現代化的冷靜態度與批判立場，卻有可能警醒局內的內地學者，這可能是周蕾短評與謝冕論文后來同時刊發于《文學自由談》的原因吧。

　　現代主義接受中的“情感結構”后來在許子東的《現代主義與中國新時期文學》中得到深入分析。他看到中國評論家很少考察現代主義不同“派”之間的差異，而更關心現代主義與“我們”的關系。這個“我們”，在許子東看來，至少包含(階級)政治、時代、民族這三種立場，只是各有側重隱顯，構成極為微妙的文化景觀，而民族文化的危機與使命感，則是倡導者的重要合法性來源�，F代主義在進入中國的同時就被“我們化”了，無論反對、保留還是支持現代主義，都從不同角度參與著現代主義的“我們化”過程。將現代主義“階級化”在“新時期”已是明日黃花，而“更堅定更熱忱的民族文化本位立場”才是一種更順應人心的“情感愿望”。民族主義的情感愿望貫穿于中國現代主義實踐的始終，許子東認為，早在1982年“四只小風箏”通信時，李陀在贊同馮驥才熱情呼喚現代派的同時特地將“我們”的“現代小說”與“洋人”的“現代派”之間劃了界線，目的是希望“我們的現代主義”與民族文化更多結緣。②

　　最早明確提出“中國式的現代主義”的是對中國現代派作家影響最大的袁可嘉。還是在這次會議上，袁可嘉提出并闡明了“中國式的現代主義”的基本性質：“應當是與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建設相對應，在最深刻的意義上為社會主義(而不是最表面意義上)、為中國人民服務的;是與現實主義精神相溝通的，是與民族優秀傳統相融合的，同時又具有獨特的現代意識(即現代化進程中中國人的思想感情)、技巧和風格。”③袁可嘉的“中國式”現代主義是中與西、傳統與現代、民族與階級、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風格與意識等的調和。但如何混合、怎樣實現，這種“中國式”的現代主義是否還是現代主義呢?于是，在各種提倡“中國式”“我們化”現代主義的同時，是對中國的現代主義文學還“不夠現代主義”的抱怨與批評。香港會議上，季紅真在比較中國現代派創作與西方現代主義的基礎上，認為中國沒有出現嚴格意義上的現代主義文學。④這呼應了國內已經出現的“偽現代派”說法。黃子平則分析了“偽現代派”批評與“純現代派”要求背后的悖論，認為這是試圖剝離自身的體驗和文化以遷就或達到西方現代主義的完整性的做法，那些把現代派文學營養吸收更好的作品，恰恰不在技巧，而在于對人生、世界的某種共通的體驗。①黃子平討論現代主義的方式，在許子東看來，“標志著中國評論界對于現代主義問題的一種冷靜的專業研究態度的出現(而不再象過去那樣每種意見首先意味某種情感愿望)”。②

　　于是，許子東一方面肯定現代主義“我們化”過程中漢民族的民族文化本位是一種更順應時代的情感愿望，一方面又警惕“情感愿望”在“我們化”西方現代主義會產生的問題：“‘我們’當初曾經那么急切地消化改造了西方現實主義這種‘異質’文化，要求立刻‘為我所用’，結果十九世紀現實主義的精髓既未能在當代中國(從‘左聯’到‘文革’)扎根，而民族文化失落感也未真正消除。有不少人都認為現在又出現了第二次復興漢民族文化的良好契機，機會與二十年代頗相似。正當現代主義確實正越來越深刻地影響‘文革’后中國文學的發展之時，我想應冷靜觀察下去：看看這種‘我們的現代主義’，是否又會變為一種新的‘我們的現實主義’?”③許子東的隱憂并非沒有道理，20世紀80年代末“中國式”“我們化”的現代主義，既是現代主義中國接受的塵埃落定，也是其衰落的開始，先是尋根文學思潮對民族性前所未有的強調，后是“新寫實”文學對“現實主義”的回歸，而曾經被認為是攪起語言革命、敘述革命、形式革命的先鋒文學，則被認為是“時間與地點的缺席”，是“‘西方主義’的癥候式表達”。④

　　總體而言，20世紀80年代關于現代主義“要不要”“好不好”“真不真”等論爭，體現的還是對現代主義的一種普適性理解，雖也在中國/西方的二元框架下，但出于“被延遲的現代性焦慮”，外部的中/西空間區隔轉化為內部的“文革”“/新時期”、封建/現代的時間性劃界，對西方現代主義/現代化的渴望與民族復興的民族主義激情并存，現代主義與民族主義之間存在的對抗性處于隱在狀態。但隨著80年代的終結，理解現代性/現代主義的方式發生了很大變化，對過去(社會主義革命)的判斷與未來的期冀(中國向何處去)也開始分化，一種新的評判現代主義及其文學實踐的框架開始浮現。——論文作者：馬春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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