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域文化與盛唐詩歌百年研究的回顧與反思

發布時間：2021-04-15所屬分類：文史論文瀏覽：1次

摘 要： [摘要]自20世紀初至今，研究者在西域文化對盛唐詩歌的影響方面的探討，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也存在諸多的不足。其成就主要有四方面：一是對盛唐胡樂舞的文化知識及其對詩歌的影響分析得較為詳細;二是對葡萄酒傳入中原的歷史過程及其對盛唐詩歌的影響研究得較

　　[摘要]自20世紀初至今，研究者在西域文化對盛唐詩歌的影響方面的探討，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也存在諸多的不足。其成就主要有四方面：一是對盛唐胡樂舞的文化知識及其對詩歌的影響分析得較為詳細;二是對葡萄酒傳入中原的歷史過程及其對盛唐詩歌的影響研究得較為深入;三是對盛唐詩歌的胡姬形象、胡商形象與蕃僧形象及其文化意蘊有較為準確的分析與概括;四是探明盛唐詩歌特質的形成主要得益于塞外少數民族人民身上那種富含鐵質血液的輸入。其不足主要為：一是胡樂、胡舞、胡戲進入文學的過程及其對盛唐詩歌的影響闡釋得不夠充分;二是胡酒文化意蘊的形成與變化及其對盛唐詩歌的影響探討得不夠深入;三是盛唐詩中的胡人形象及其成因與文學意義的探討還不全面;四是西域文化如何給盛唐詩歌注入生命活力的研究還有待推進。這些成就與不足表明，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繼續探討西域文化對盛唐詩歌的影響，仍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

　　[關鍵詞]西域文化;盛唐詩歌;百年研究;回顧與反思;學術價值

　　文學“是一種復雜的人文現象和文化現象，……文學在基本性質上的復雜性和包容性，是由文學在文化結構中的位置決定的。”[1]2盛唐詩歌作為唐代文學中最為亮眼的一部分，與唐代文化的發展密不可分，而唐代文化又深受西域文化的影響，因此盛唐詩歌與西域文化應具有密切的聯系。自20世紀初期起，就有研究者注意到此種聯系，并初步探討了西域文化對盛唐詩歌的影響。20世紀80年代以后，許多著名學者加入到此問題的探討，并作出杰出的貢獻。從已有的研究成果看來，學者的研究重點主要集中在如下五方面：

　　一、胡樂對盛唐詩歌的影響

　　盡管從魏晉開始，隨著文人徒詩的發展，詩人創作時對于詩歌音樂性的追求逐步轉變為對詩句內部文字韻律的追求，而不再拘泥于樂府曲調的限制，但到了初盛唐時期，由于宮廷音樂的繁榮刺激了樂府歌詞的創作，以及詩人對于聽覺形象的運用，音樂與詩歌又緊密聯系在一起。而盛唐又是胡樂最為盛行的時期，如孫劍說：“貞觀十四年(640)，創制《燕樂》并列為第一部;同年，滅高昌并帶回《高昌樂》;貞觀十六年(642)十一月，唐太宗宴請百官時，加奏《高昌樂》。自此以后，才形成十部樂，即《燕樂》《清商樂》《西涼樂》《天竺樂》《高麗樂》《龜茲樂》《安國樂》《疏勒樂》《康國樂》《高昌樂》。……《清商樂》是宮廷九部樂、十部樂中唯一的中原傳統樂舞”[2]78-79。又如孫楷第說：“隋朝雖似注意，但是時西域樂在中國已占了音樂的重要地位。至唐開元時，西域樂的發展達于極點，清商樂便完全被西域樂打倒了!”[3]可見胡樂對于盛唐音樂的影響極為深遠。然而，外來樂曲有聲無詞，樂工采詩以為詞，或依曲作詞，直接促進盛唐詩歌的發展。從20世紀初開始，就有學者注意到此問題。如胡適說：“當時(盛唐)樂工傳習的固多胡夷里巷之音，……在這個音樂發達而俗歌盛行的時代，高才的文人運用他們的天才，作為樂府歌詞，采用現成的聲調或通行的歌題，而加入他們個人的思想與意境。”[4]260又如朱謙之說：“即因唐代是新音樂全盛的時代，故才有新的歌詩發現，這種新歌詩，即所謂的‘絕句’。”[5]175盡管這兩位先生的論述較為簡潔，但不難看出他們已經注意到胡樂對于盛唐詩，乃至唐詩的影響。

　　到20世紀50年代，由中國舞蹈研究會、舞蹈史研究組編輯的《全唐詩中的樂舞資料》[6]首次從《全唐詩》詩中輯出與樂舞相關的詩歌，為研究者進一步探討胡樂對盛唐詩歌的影響作了良好的鋪墊。198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任半塘《唐聲詩》。“作為一部開拓新領域的學術著作，《唐聲詩》旨在探討唐代詩樂及唐人歌詩的實況，在對歷代和中外多種有關見解進行評析的同時，提出了他自己一套完整獨立的唐聲詩學理論。”[7]盡管該書的研究重點不在胡樂對于盛唐詩歌的影響，但其對盛唐胡樂種類的介紹及其歌詞的研究，有助于學者了解胡樂對盛唐詩歌的影響。如該書說：“胡部新聲據所傳涼、伊、渭、氐、甘、熙、陸……諸州大曲及雜曲，乃至婆羅門、蘇摩遮、達摩支等雜曲以觀，多五、七言近體詩，亦即‘近體詞人雜詩’，其小部分可能為長短句詞。”[8]35其既揭示出胡樂對于盛唐近體詩發展的影響，又可啟發后來者從配樂的角度研究盛唐近體詩�？傊�，該書不僅為學者繼續研究胡樂對盛唐詩歌的影響積累了豐富的音樂知識，而且還能在方法上予以啟發，具有承前啟后的學術貢獻。

　　在任半塘《唐聲詩》之后，又出現兩部研究唐詩與音樂的學術著作，即朱易安《唐詩與音樂》[9]、張之為《唐詩與音樂》[10]，以及眾多探討胡樂與唐詩的論文。在單篇論文方面，如陸家桂《民族文化交流中的奇葩——樂舞詩中的唐代樂舞》[11]、何澤棠《論唐代音樂詩對音樂的表現》[12]等;在碩士學位論文方面，如楊楊《唐代音樂詩研究》[13]、武君《西域音樂影響下的唐代樂府詩研究》[14]、梁沁沁《唐詩西域意象研究》[15]等;在博士學位論文方面，如周期政《唐代樂舞歌辭研究》[16]、海濱《唐詩與西域文化》[17]、王春明《唐代涉樂詩研究》[18]等。這些論文及學術著作的研究重點均為整個唐代的音樂與詩歌，論及胡樂與盛唐詩歌的部分較少，也不夠充分。而高建新《“胡氣”與盛唐詩》[19]，成松柳、劉康的《西域樂舞的異質文化特征與盛唐詩歌》[20]、黃倩的《論盛唐邊塞詩中的西域樂器意象——以琵琶、羌笛為例》[21]則集中探討了胡樂對盛唐詩歌的影響，論述較為充分，較有代表性。高建新文認為“詩的‘盛唐之音’大氣磅礴、雍容華貴，如宏大的交響樂，是一個輝煌時代的見證，其中不能也不可能沒有‘胡音’”。成松柳、劉康的論文認為熱烈奔放的西域音樂“給盛唐文人的思想帶來了空前的自由感，使得他們的精神尤為橫放杰出”，從而激發他們的創作，促使盛唐詩歌走向繁榮;黃倩的論文認為以琵琶、羌笛為主的西域樂器意象，拓寬盛唐邊塞詩的題材內容，增強了盛唐邊塞詩表情達意的能力。王松濤《胡樂胡舞與唐詩》[22]、劉紅偉《盛唐詩歌與西域文化研究》[23]、胡擁軍《盛唐詩歌中的“胡風”》[24]、郭麗《唐代邊地民族樂府〈涼州〉考論》[25]、劉樂珠《唐人音樂詩研究：以箜篌琵琶笛笳為主》[26]等也論及胡樂對盛唐詩歌的影響，這對學者推進西域文化與盛唐詩歌的研究有一定的促進作用。

　　此外，日本學者岸邊成雄《唐代音樂史的研究》[27]、日本學者林謙三《東亞樂器考》[28]、王小盾《隋唐音樂及其周邊：王小盾音樂學術文集》[29]對唐代的音樂機構、樂工、胡樂、樂器均有較為精深的研究，為學者深入研究胡樂對盛唐詩歌的影響提供豐富的背景知識。王耀華、方寶川主編的《中國古代音樂文獻集成》[30]及洛秦主編，王小盾審訂的《中國歷代樂論》[31]，這兩套書將古代的音樂文獻匯編成冊，為學者繼續探討胡樂對盛唐詩歌的影響提供極大的便利。

　　綜合看來，經過朱謙之、任半塘、岸邊成雄、林謙三、高建新、劉紅偉等中外學者的研究，盛唐胡樂的背景知識基本上被梳理清楚，胡樂對詩歌的影響也得到較為充分的闡釋。但他們的研究多從入樂的角度來探討胡樂對盛唐詩歌的影響，又或者從文本入手，分析胡樂意象對詩歌藝術的影響。而詩歌是否入樂分兩種情況：一為依曲作詞，二為選詞配樂。時至今日，除非有文獻說明某首詩歌是詩人依曲創作的，否則很難分清詩歌入樂的途徑。因此，僅從入樂的角度研究胡樂對盛唐詩歌的影響，難免會招來非議，還不如將盛唐詩歌當成純粹的文學文本來分析胡樂對它的影響。此外，胡樂進入唐代的歷史較為明確，但胡樂進入文學的旅程還未被梳理清楚，胡樂對盛唐詩歌的影響也未得到深入的闡發。

　　二、胡舞與盛唐詩歌

　　舞蹈表演需要音樂伴奏，因此，許多研究者本著樂舞一體的觀念來研究胡舞與唐代詩歌，如上述研究胡樂與唐詩的學者，他們的專著基本上都談到胡舞與盛唐詩歌。但詩歌的音樂描寫主要屬于聽覺形象的塑造，而舞蹈則主要為視覺形象的描摹，兩者的藝術形態不同，且在盛唐時期已有獨立的舞曲，因此，不宜將其放在一起來探討。進入21世紀后，一些學者注意到此問題，開始集中探討胡舞與唐代詩歌的關系，取得許多可喜的成就。如高建新《唐詩中的西域“三大樂舞”——〈胡旋舞〉〈胡騰舞〉〈柘枝舞〉》[32]，高建新、李媛媛《唐詩中的西域民族樂舞——〈潑寒胡戲〉〈劍器渾脫〉〈西涼樂〉〈霓裳羽衣舞〉》[33]，楊名《唐代舞蹈詩研究》[34]，劉威《唐代舞蹈詩研究》[35]等。盡管這些論文并不專注于胡舞對盛唐詩歌的影響，但其對唐代胡舞，尤其是《胡旋舞》《胡騰舞》《柘枝舞》傳入唐代的歷史過程及表演特點的探究較為詳細。此外，在胡舞對唐詩的影響方面，這些論文也進行了較為深入的闡述。如高建新文說：“《胡旋舞》源于西域康國(今烏茲別克斯坦共和國撒馬爾罕一帶)，流行于中亞及西北少數民族地區，從北周至隋唐，經‘絲綢之路’傳入中原”，“《胡旋舞》就是通過自己獨具的‘園變’特點”捕獲觀賞者，“在飛旋的舞蹈中，觀眾已是眼花繚亂、心花怒放，分不清胡旋女的臉和背”，“舞蹈是一種空間藝術，詩歌則屬于時間藝術。前者呈現的是直觀形象，后者呈現的是語言符號。如何用相對靜止的語言符號將稍縱即逝的空間形象捕捉并加以詩意的傳遞，考驗著詩人的審美能力和藝術表現才能，對此，唐代詩人有著杰出的表現”[32]。盡管盛唐詩人和中晚唐詩人在舞蹈描寫中寄托的情感不一樣，將其一概而論頗有瑕疵，但該文揭露出胡舞對唐詩藝術的影響。這為學者深入研究胡舞對盛唐詩歌的影響積累了寶貴的經驗。

　　三、胡酒與盛唐詩歌

　　從已有的研究成果來看，學者在論及胡酒與盛唐詩歌時，多集中在葡萄酒與唐詩上，與此相關的研究成果很多，其較有代表性的論文為陳習剛《唐詩與葡萄、葡萄酒》[36]、海濱《進貢與卻貢——唐詩中葡萄的象征意義》[37]。陳習剛文從《全唐詩》中統計出，約有63首唐詩涉及葡萄、葡萄酒，其中約有21首詩在盛唐，然后分析葡萄在唐代的種植范圍及其對唐詩的影響。該文認為葡萄在唐代被廣泛種植于隴右道西部地區，關內道、河南道、河東道、山南道、江南道也多種植葡萄。葡萄種植范圍的擴大，使唐代形成豐富的葡萄文化，唐人常用其來感嘆人生的際遇。盡管該文重在從唐詩的角度揭示出唐代豐富的葡萄文化，但反過來也可以表明葡萄文化對于唐詩的影響。海濱文認為“葡萄(酒)是一種遍及西域廣袤地理空間、延續數千年而依然生機勃勃的風物，因此它就成為西域的代稱符號”，被賦予了特定的政治意義。這對學者進一步分析葡萄酒對盛唐詩歌的影響具有重要的借鑒作用。此外，楊有誼《明以前中西交流的葡萄研究》[38]、喬喬《〈全唐詩〉中的胡食》[39]、徐芳《唐代詩歌中的隴右文化》[40]等論文，對胡酒與盛唐詩歌均有相關的論述，對于學者進一步研究胡酒對于盛唐詩歌的影響亦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總之，學者在胡酒與盛唐詩歌的研究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尤其是在葡萄酒對唐詩的影響的探討上，獲得的成果更為顯著。但李白說過“笑入胡姬酒肆中”，高適說過“虜酒千鐘不醉人”。“胡姬酒肆”“虜酒”都是泛稱，有可能包括葡萄酒以外的胡酒，研究胡酒對唐詩的影響時，不應只關注葡萄酒。況且，胡酒在初盛唐詩及中晚唐詩的意義不同，應分開來討論。

　　四、盛唐詩歌的胡人形象

　　盛唐詩歌的胡人形象可以分為胡兒、胡姬、胡商、蕃僧，但從已有的研究成果來看，研究者偏重于探究盛唐詩中的胡姬形象，與之相關的研究成果較為豐富，成就很可觀。其較有代表性的論文為孫立峰《唐代詩歌中的胡姬形象的文化意義》[41]、鄒淑琴《唐詩中的胡姬：被塑造的‘他者’形象》[42]、趙娜《唐詩中的胡姬形象研究》[43]。孫立峰文中說：“胡姬是指唐代居于都城長安為文人雅士飲酒作樂之際充任侍從的西域少女。”[41]又說：“唐詩中的胡姬是唐代詩人通過胡姬意象，援用的一種文學手段，旨在導向出詩人對唐朝國事憂患與擔慮的寄托情思，而非單純是一種女性文學形象。胡姬象征著唐代文化和西域胡文化從相距到交融的過程。”[41]唐詩中的胡姬形象顯示出唐代文化對西域文化的吸收是通過人文藝術的相互滲透與影響，而不是通過戰爭，或意識形態上的革新。盡管該文在論述上存在一定的缺陷，但對唐詩中的胡姬形象及其文化意蘊有較為深刻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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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鄒淑琴文認為“胡姬是指唐代中原地區的西域民族的女性”，“胡姬形象大都具有一些共同的特點，如美貌、熱情、歌舞技藝高超、大膽開放、坦率、無拘無束等。這是一種樂觀開朗的形象，其樂舞藝術也往往表現出一種不同于中原樂舞風格的熱烈跳躍、積極進取的精神風貌”[42]。其又認為“唐代詩人們在文學作品中塑造的胡姬形象反映了唐代文人們，甚至整個社會在面對異域文化時表現出的普遍的求新求異、大膽開放、崇尚自由、樂觀進取的性格和心理。他們在自我文化立場上對他者文化的審視態度，是盛唐這個恢弘闊達的時代賦予整個社會的自信、豪邁的表現。胡姬形象之美恰恰體現在詩人塑造時身處其中的蓬勃向上的時代文化精神，是盛唐氣象在詩歌中的表現內容之一”[42]。該文對于胡姬的身份，外貌特征及其體現的時代文化精神有較為深刻的分析。

　　趙娜的論文則對唐前的胡姬形象及唐詩中的胡姬形象進行分析。該文認為胡姬形象最早出現在春秋時代，其特點為“鮮姸麗質，明朗嬌艷，美麗動人”[43]10。而唐詩中的胡姬可以身份為據，分為三類，即“從事商業活動的胡姬，主要指經營酒肆的胡姬。二是從事樂舞技藝表演的胡姬，主要指善管弦舞蹈的胡姬。三是，出現在邊境及戰場生活的胡姬”[43]16。其又認為初盛唐詩與中晚唐詩中的胡姬形象存在差異，前者是美好的，“散發出飽滿而新鮮的熱情，剛健而柔韌的激情”[43]23;后者則“兼具贊賞與批判”[43]25。最后，該文還分析了胡姬形象對于唐人服飾、樂舞技藝、文人生活的影響。盡管文章在論述上存在不少的缺陷，但基本勾勒出胡姬形象在唐朝文學及唐詩中的流變。在某些問題的探討上也較有創見，對學者繼續探究盛唐詩中的胡姬形象有較為重要的參考作用。

　　此外，周丹《唐詩中的胡姬形象》[44]、郭雪妮《唐詩中的胡姬與現代日本的西域想象》[45]、李小茜《唐代胡姬詩探微》[46]、鄒淑琴《唐詩中的胡姬與西域酒文化在中原地區的傳播》[47]、王婧怡《胡姬與唐代酒文化》[48]，鄒淑琴《唐詩中的胡姬形象及其文化意義》[49]等研究成果，對唐詩中的胡姬形象的分析也較為詳細，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在胡商形象及其文化意蘊的研究方面，張劍《胡商·胡馬·胡香——唐文學中的外來文明和唐人精神品格》[50]，陳瑜、沈文凡《唐代“商胡”形象的文學書寫與文化意蘊》[51]，姜革文《商業·商人·唐詩》[52]，陳瑜《唐代商業與詩歌論稿》[53]等文已有較為細致而深入的研究，對于學者研究盛唐詩歌的胡商形象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在蕃僧形象的研究方面，查明昊《唐人筆下的胡僧形象及胡僧的詩歌創作》[54]、易永誼《唐詩中的天竺僧形象》[55]、詹偉明《唐代胡僧形象研究——以〈太平廣記〉為例》[56]等文，詳細分析了唐代的胡僧形象及其文化意蘊，對于學者研究盛唐詩歌的蕃僧形象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但它們的研究重點在于對整個唐代的蕃僧形象進行概括，而不在盛唐，且對其成因缺乏相應的探討。

　　總之，從已有的研究成果看來，學者對盛唐詩歌中的胡姬形象、胡商形象、蕃僧形象研究得相對充分，但對胡兒形象的分析則相對不足，對胡人形象的成因及其文學意義缺乏充分的闡釋。

　　五、西域文化對盛唐詩歌特質的影響

　　陳寅恪先生《李唐氏族之推測后記》說：“李唐一族之所以崛興，蓋取塞外野蠻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頹廢之軀，舊染既除，新機重啟，擴大恢張，遂能別創空前之世局。”[57]344他指出李唐文化深受塞外民族文化的影響。這一論斷啟發了后來的研究者從文化交融的角度探討唐詩特質的形成。如余恕誠《地域、民族和唐詩剛健的特質》[58]、杜曉勤《地域文化的整合和盛唐詩歌的藝術精神》[59]、葛曉音《論唐前期文明華化的主導傾向——從各族文化的交流對初盛唐詩的影響談起》[60]等。

　　余恕誠文認為“在隋唐文化誕生的陣痛前，少數民族的活動，曾給中國中古社會注入過新的生命力”，民族融合的加強，致使隋唐社會迅速胡化，“豐富和活躍了唐代社會物質與精神文化生活，開闊了人們的視野，突破了長期囿于中原文化圈的某些狹隘見解和觀念，同時在藝術、宗教、科技等方面帶來許多新的東西，這種胡漢諸民族間精神文化的摩蕩和融合，正是唐詩滋長發榮的土壤”;進而認為民族融合對于唐詩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兩方面：一方面深刻地潛入唐詩的總體風格中，如該文認為唐詩的陽剛之美主要得益于少數民族那“富有鐵質的新血液的補液”;一方面體現在某些作家和詩歌類型上，前者如李白“壯浪縱恣，擺去拘束”的詩風主要得益于“西域豪俠之氣”。又如岑參“豪壯瑰奇”的詩風主要由于西北之行鍛煉了他，“加之他有喜愛新鮮事物的、好奇的個性，便有可能使民族間精神交融，在詩歌的音節、情調等方面，更鮮明地反映出來”，若無塞外的江山之助，岑參詩歌的骨力不會突出。后者如該文說“唐代邊塞詩以雄健粗獷的筆墨，相當集中地反映了邊塞地區的風光和人物。不少詩歌，把少數民族地區的山川寫得雄偉壯闊、奇異多姿，把歷來視為野蠻的近乎禽獸的‘夷狄’，寫得勇決而又富有人情。”又如該文認為唐代的愛情詩受到鮮卑及西域人禮法觀念淡薄的影響，而形成奔放豪爽的風格特征�？傊�，該文揭示出西域文化對盛唐詩歌特質的形成具有極為重要的影響。這對學者深入研究西域文化對于盛唐詩歌的影響，不僅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而且還能啟發其從詩歌外部的文化因素來研究盛唐詩歌。杜曉勤文認為盛唐詩歌“秀麗雄渾”的藝術精神深受滲透著胡族血液的關隴文化的影響。而葛曉音文則認為“初盛唐詩中可資說明‘胡化’影響的例證很少”，而“游樂、樂舞等外來影響僅限于宮廷，而宮室、服飾、飲食、繪畫方面吸收西域文明也僅是個別現象，不能說明整體的‘胡化’”。再者“由于衣食住行、宗教、藝術等屬于文化的表層，傳統道德、思想方式、民族精神等屬于文化的深層。唐前期政府具有以中華禮教改造入唐胡人的明確意識,并輔之以強有力的行政手段，從而形成唐前期文明在吸收外來文明的同時，堅持以華化為主的基本傾向”，進而認為外來文明對初盛唐詩歌的影響較為有限。該文對以往的研究提出截然不同的看法，顯得較為新穎、獨特。

　　此外，在西域文化對于盛唐邊塞詩的影響方面，左云霖《尚武社會風氣的形成及其對盛唐邊塞詩的影響》認為，由于受胡人習俗的影響，盛唐社會形成“尚武”的風氣，從而使盛唐邊塞詩的思想內容產生變化，具體表現在三方面，即“一、贊美兇猛剽悍的性情和尚武輕生的精神”，“二、歌唱出塞之樂”，“三、頌揚邊伐征戰”[61]。鄧小軍《論盛唐詩的特質》一文認為邊塞的自然意象有助于盛唐詩人表現“剛健的時代精神”，從而使其詩歌形成特殊的性質，如該文說：“岑參詩借重于卓異的邊塞自然意象表現卓異的精神力量”[62]。余恕誠《戰士之歌和軍幕文士之歌——從兩種不同類型之作看盛唐邊塞詩》[63]、戴偉華《唐代使府與文學》[64]、陳鐵民《關于文人出塞與盛唐邊塞詩的繁榮——兼與戴偉華同志商榷》[65]、馬蘭州《唐代邊塞詩研究》[66]、王永莉《唐代邊塞詩與西北地域文化》[67]等研究成果，對西域文化對盛唐邊塞詩繁榮的原因及其主題、藝術特色的影響均有較為細致而精湛的研究。這對學者深入研究西域文化對盛唐詩歌的影響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論文作者：龍正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