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1-04-10所屬分類：文史論文瀏覽：1次
摘 要： 摘 要: 中國文論的民族特質與世界價值系百年中外學界的討論焦點，漢學家蔡宗齊于此有卓越建樹。他認為，與西方文論相比，中國文論有獨特系統性，集中體現為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家將文學視為內外和諧過程，旨在實現天地人和諧。他揭橥了詩言志、興觀群怨、以意逆
摘 要: 中國文論的民族特質與世界價值系百年中外學界的討論焦點，漢學家蔡宗齊于此有卓越建樹。他認為，與西方文論相比，中國文論有“獨特系統性”，集中體現為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家將文學視為內外“和諧過程”，旨在實現天地人和諧。他揭橥了詩言志、興觀群怨、以意逆志、情、溫柔敦厚( 郝敬) 等中國文論“術語”的發生語境、理論內涵、嬗變軌跡和價值意義。他極為注重還原中國文論的歷史情境，尤其強調追問哲學淵源，既試圖闡明早期中國人世界觀對文學觀的深刻影響，還探討了諸多文論關鍵詞的哲學背景。作為域外龍學研究名家，他對劉勰文學思想的來源、體系框架及創作論進行了深入考察。蔡宗齊還將中國文論納入比較詩學視野進行審視，以內文化、跨文化與超文化三重視角開展中西比較，闡明中西方文論的異同及因由，并主張以“中體西用”為探究中國文論的模式。
關鍵詞: 蔡宗齊; 中國文論; 比較詩學
海外漢學或曰海外中國學以其獨特視野、新穎方法及令人耳目一新的結論為異邦新聲，并作為他山之石對建構現當代中國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產生了相當深刻的影響。但眾所周知，隨著全球人文學科日漸式微，當今海外漢學界( 尤其是歐美漢學界) 的中國古典文學與文化研究邊緣化趨勢日益明顯，從事中國文論研究者更是寥若晨星。蔡宗齊作為歐美漢學界一直從事中國文論研究與傳播的著名學者，既有深厚的中國文化功底，亦有豐富的西學知識，故其研究既未滑入“想象中國”之泥淖，又能避免囿于本土視野走向封閉。其成果早已在國內外學界( 尤其是海外漢學界和國際比較文學界) 有廣泛影響，但目前國內尚無人對其中國文論研究成果進行全面引介與系統梳理。
蔡宗齊( Cai，Zongqi) ，普林斯頓大學博士，密歇根大學博士后，現為伊利諾伊大學厄巴納—香檳校區東亞語言與文化系、比較文學系教授，香港嶺南大學中文系講座教授兼人文學科研究中心主任。作為歐美著名漢學家，他長期致力于中國古代文學、中國文論、中國美學、比較哲學與佛教研究，編著有 Configurations of Comparative Poetics: Three Perspectives on Western and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 中譯為《比較詩學結構: 中西文論研究的三種視角》) 、The Matrix of Lyric Transformation: Poetic Modes and Self - Presentation in Early Chinese Pentasyllabic Poetry( 中譯為《漢魏晉五言詩的演變: 四種詩歌模式與自我呈現》) 、A Chinese Literary Mind: Culture，Creativity and Rhetoric in Wenxindiaolong、Chinese Aesthetics: The Ordering of Literature，the Arts，and the Universe in the Six Dynasties 及 How to Read Chinese Literature( 系列叢書) 等學術著作或歐美高校教學用書，另有數十篇中英文學術論文刊載于國內外著名期刊。他還創辦英文期刊 Journal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JCLC，伊利諾伊大學與北京大學合辦，入選 A&HCI) ，主辦 Prism: Theory and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棱鏡: 理論與現代中國文學》) ，復刊《嶺南學報》并擔任主編，基于其在學術期刊編輯方面的杰出成就，他于 2020 年榮獲美國學術期刊主編協會( Council of Editors of Learned Journals，CELJ) 頒發的杰出主編獎。
一、從“和諧過程”論中國文論話語體系
作為一位自言“對中國文化很自豪”的漢學家，蔡宗齊始終認為，他肩負“把中國文學、文論、美學的傳統介紹給西方讀者的重要使命”[1]10 。但如果把中國文化當作西方文化的注腳介紹至西方世界，既無法體現中國文化的特色，也難以引起西方讀者( 尤其是理論界) 的興趣，因此，蔡宗齊在努力挖掘中國文論獨特體系的同時，又反對簡單粗暴地以西方文論比附、衡量、裁決中國文論。
中國文論的體系問題是數十年來海內外學界的關注中心與研究熱點，與西方文論具有較為嚴密、完備的體系相比，中國文論是否有體系及體系為何始終爭訟不斷。蔡宗齊也極為注重探索中國文論體系問題，且反對以所謂模糊性為由否定中國文論的體系性，并試圖從術語出發建構中國文論的體系框架:
中國文學批評中術語的模糊性長久以來被現代學者貶斥，被認為反映出中國文學批評是籠統含糊、不盡精確、難以理出條理的。然而這絕不是事實，只要批評家愿意耐心地將中國批評術語的使用放在具體歷史情境下加以考察，必然會發現，術語的模糊性實際上正是中國傳統文學理論的長處所在。[2]166
也即是說，如果研究者潛心挖掘、深入探索、認真爬梳中國文論術語的內涵外延與歷史情境，不但可以呈現中國文論的體系綱目，且所謂模糊性反而成為建構中國文論體系的優長。他進一步指出，中國文論體系的核心是“道”，其延伸出的文論術語主要涉及身體、心理、倫理、理智、直覺五個方面，各維度互動融合便支撐起中國文論大廈，因此，將“文論術語的整體放在傳統文學框架里也會清晰地呈現出其外部的綱目結構和內部的變化規律，從而在宏觀上反映出中國傳統文論獨特的系統性”。[3]344
正是基于對中國文論“獨特系統性”也就是自足理論體系的認知，他認為，作為胎孕于華夏文化母體內的中國文論，有其特殊哲學基礎( 集中體現為非二元范式) ，不能以西方詩學的體系為標準來衡量中國文論，故他反對將中西方文學觀念進行簡單比附、機械對照，強調應將二者納入其產生與發展的歷史文化語境，充分認識各自文論傳統的特質與優長，因此，就文論體系而言，他不贊成“將中國詩學拆碎、再將這些零碎的片段納入借用自西方傳統的分析模式中，拼湊出一個所謂的中國詩學體系”[4]32 。由此觀之，蔡宗齊既強調中國文論具有體系性，又反對以西方文論作為建構的標準。
蔡宗齊不但堅信中國文論具有迥異于西方文論的話語體系，而且指出中國文論的獨特體系在于，中國文學批評家 “無不以‘過程'為核心來建構自己獨特的文學觀”，[3]333 他們將文學視為天、地、人的和諧過程( harmonizing process) ，強調內外和諧過程互動，這一精神貫穿中國文學理論批評發展的始終，可視為中國文論的“總趨向”，自然也是區別于以真理為核心的西方詩學傳統的結穴所在。在此基礎上，他梳理了先秦至明清從和諧過程論文學的理論演進歷程: 《尚書》“詩言志”說代表的宗教文學觀( the religious concept of literature) 體現了天地人三界的過程和諧; 《左傳》《國語》的人文主義文學觀( the humanistic concept of literature) 企圖以禮樂實現自然與社會政治過程之間的和諧; 《詩大序》的教諭性文學觀 ( the didactic concept of literature) 希冀《詩》可以實現四大和諧( 內外生活和諧、國民和諧、君臣和睦、道德教化) ; 劉勰《文心雕龍》的綜合全面文學觀( the comprehensive concept of literature) 系統探討了“內部和外部過程復雜、多層次的相互作用”; [4]52 《詩品序》《文選序》雖遵循“文道”模式，卻偏離儒家規范，頗具唯美文學觀( the pure aesthetic concept of literature) 之品格; 唐宋貫道派與載道派承續《詩大序》傳統，聚焦文學與社會政治的緊密勾連; 明清批評家集中關注“至文”，從不同維度界定“文”。一言以蔽之，“傳統文論家擁有一個共同的信仰，即文學是一個過程，旨在使天地人和諧”。[4]66 雖然以“和”言中國文論、美學之特點學界共知，但以此建構中國文論之體系則并不多見。
二、辨析中國文論“術語”
由于蔡宗齊將術語①視為構建中國文論體系的基石，因此，他極為重視厘清與闡明中國文論術語之發生、內涵、演變與價值，集中體現在其對詩言志、興觀群怨、以意逆志、情、溫柔敦厚( 郝敬) 等術語的探究。
在討論“中國詩學開山的綱領”( 朱自清言) ———“詩言志”時，蔡宗齊對甲骨文以來的相關論述進行了系統梳理。關于《尚書》“詩言志”說中“詩”“志”之本義，他采納聞一多、周策縱( Chow Tse - tsung) 等將之追溯至甲骨文并強調其宗教性的說法，并結合字音、字形與字義之關系，提出“‘詩言志'說的確代表了一種獨特的宗教文學觀”[4]36 ，更為重要的是，“它開創了把文學看作一種旨在創造和加強內、外部世界和諧的過程的先例，從而確定了以后幾千年文學觀發展的大方向”[3]327 �！蹲髠鳌贰秶Z》重釋“詩言志”，其中，《左傳·昭公二十五年》中的“六志”是道德之志，這促成了中國文論的人文主義轉向。“詩言志”說在《詩大序》中有新發展，尤其是將詩與道德、政治過程緊密聯系，由是，“‘詩言志'說發展成內蘊豐富的教諭性文學觀”[5]45 �！段男牡颀垺孵辔�“詩言志”傳統，以“道”論“文”是對“詩言志”說的巨大拓展。此后，無論是《詩品序》《文選序》，還是明清批評家，都沿劉勰開辟的道路踵事增華。由此觀之，蔡宗齊論“詩言志”既推源溯流，又結合歷史文化分析與個例討論，頗具深廣度與說服力。
“興觀群怨”本系孔子論學《詩》之效用，歷代儒者對之多有闡發，蔡宗齊將之歸納為三種闡釋模式: 宋代之前及清代經學家( 如何晏、孔安國、鄭玄、皇侃、潘維城、劉寶楠) 以語義考證為特色，注重“四字評語產生時代的語言及社會政治背景”，[5]28 可稱為“語義模式”( semantic approach) ; 宋明理學家( 如朱熹、陳祥道、真德秀、謝良佐、趙順孫、張居正) 與同時期日本學者( 伊藤惟楨、東條弘、趙井一宅) 以哲學闡釋為特色，他們將興、觀、群、怨分別作為道德修養的某一層次，形成邏輯清晰的思辨闡釋模式( analytical approach) ; 明清之際的王夫之打破傳統解釋模式的桎梏，不但大力提高讀者在闡釋過程中的地位，還將興觀群怨視為四種情感，相互間是一種互釋、融合、促進關系，而“可以”二字系理解王夫之這一闡釋理論的關鍵，與前兩種遞進式闡釋不同，王夫之的文學闡釋是一種與西方闡釋循環類似的“循環闡釋模式”( circular hermeneutic approach) �？梢�，蔡宗齊對中國文論術語的歷時性梳理并非局限于線性的朝代更迭，而是兼及不同時期、地域的文化思潮、學術趨向，這正是以史帶論、論從史出、史論結合的研究模式，注意中日對勘與中西互參在目前的中國文論研究中相當少見。
“以意逆志”本系孟子解《詩》之法，后成為中國闡釋學史上影響最大的命題之一。與學界多謹守《孟子》一書討論不同，蔡宗齊首先將其與先秦“賦詩”“引詩”傳統相聯系，并明確提出“‘以意逆志'深植于早期賦詩與引詩傳統中，即聽者均以己之‘意'逆歌者或引文者之‘志'”[2]150 。孟子通過對 “意”的名詞性意義與動詞性意指的綜合運用，在“靜默閱讀”語境下發展出以讀者之意“尋繹詩人之志”的復原式解釋法( reconstructive approach) ，即“主要是通過吟誦涵詠或細讀分析來探尋文本本身之意”，[2]165 知曉詩人之志的方法是 “知人論世”。以《毛詩序》為代表的漢唐詩經學，并未遵循孟子歸納式路徑，而是運用演繹方法，根本上講是預設政治倫理主題，然后“類比臆想詩人之志”，形成類比式解釋法 ( analogical approach) ，《毛詩序》還“開創了中國文學批評史上利用假想的歷史性來進行諷喻式解釋的先河”[2]156 。宋儒對漢唐詩經學者的釋《詩》路徑進行了批判，尤其是朱熹對 “以意逆志”進行了理論化與創造性運用，其方法是“以深度文本涵詠迎詩人之志”，馬端臨、郝敬等元明儒者與朱子解《詩》有異，倡導整體解讀( holistic reading) ，是“整體類比閱讀逆詩人之志”。鍾惺、譚元春、王夫之等釋《詩》者以“詮釋解詩”( hermeneutical approach) 為主要特色，尤其是王夫之替換作者與讀者角色，并將興、觀、群、怨理解為交互共生關系，因而是一種循環式闡釋。這種以史為經、以論為緯、縱橫結合的梳理方式，不僅勾勒了某一文論術語的學術旅程，還密切聯系歷史文化背景，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也可破除所謂中國文論因模糊性缺乏體系的學術成見或偏見。
“情”作為中國文論與美學的核心術語之一，是歷代研究者用力甚勤但又聚訟紛紜的研究對象。蔡宗齊既梳理了先秦至六朝“情”概念的拓展、嬗變歷程，還考察了該術語在晚清時期的流變。在《“情”的概念何以拓展———從先秦“情” “性”論辯到兩漢六朝文論中的情文說》一文中，他為我們呈現了從春秋到六朝時期“情”如何從哲學概念演進為文學術語的旅程: 春秋末至戰國初期( 《論語》《墨子》) ，“情”被視為萬物之本質; 戰國中晚期( 《孟子》《荀子》《莊子》《性自命出》) ，“情”逐步向人這一維度傾斜，且與今日所言之情感發生聯系; 兩漢時期( 《樂記》《毛詩序》) ，“情”與聲音、語言、禮義之文相結合，他特別注意到，“通過巧妙地將情與聲音之文、語言之文、禮義之文融為一體，《毛詩序》的作者可說是成功地將‘情‘' 洗白'了，使之從此成為詩論中一個高尚的詞語”[6]46 ; 魏晉六朝時期，文論家( 尤其是陸機、劉勰) 則將 “情”從政治倫理的牢籠中解放出來，真正實現了情感與書寫文字的融合。
晚清是中國文論的轉型時期，批評家角色、文本形態、批評目的、言說模式、術語范疇等較之以前均有顯著變化。蔡宗齊以“情”為切入點，試圖見出此時中國文論的轉變軌跡，在《情的再思考: 中國傳統文學批評在晚清時代的轉變》一文中，他首先梳理了中國文學批評體系中“情”中心論的流變歷程，并特別注意到中國批評家如何處理“情”的公共性與個體性。他重點考察了龔自珍、梁啟超、魯迅對“情”傳統的反思，集中體現在重新厘定“情”的來源、功用( 對個人心理的影響及道德教化作用) ，并本著改造社會與重塑個體之目的思考 “情”，這深刻影響了晚清文學批評的發展趨勢。換言之，龔自珍、梁啟超、魯迅關于“情”的思考，既代表了晚清文化政治詩學的成果，又深刻影響了中國文論的轉型[7]63 - 1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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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敬的經學造詣學界多有論及，但其“溫柔敦厚”說的文學理論價值卻長期被湮沒，蔡宗齊認為，郝敬對朱熹《詩集傳》的批評催生其特色獨具的文論體系。在《毛詩原解·讀詩》中，“溫柔敦厚”超越傳統詩教范圍，成為郝敬論《詩》體本質、讀《詩》原則、抨擊朱《傳》之誤的工具，更加值得關注的是，“經過郝敬的闡述和運用，‘溫柔敦厚'也完成了從經學命題到詩學命題的轉化，為清代詩學詞學中種種‘溫柔敦厚'說的興起奠定了基礎”。[8]136 - 137 在《藝圃傖談》中，他將“溫柔敦厚”為核心的《詩》論用于評論詩詞文賦，尤其是對詩歌史進行了重評，由此，郝敬完成了“從文學角度讀《詩》”，到“用《詩》學中熏陶而成的新的文學觀念來重新考察詩歌”的“闡釋學之大循環”[8]187 。蔡宗齊對郝敬“溫柔敦厚”說之文學理論價值的開掘，為我們呈現了長期為學界忽視的超越經學與文學且架構完備的文學觀念，郝敬及其“溫柔敦厚”說在中國文論史上之價值與地位應予以重估。
三、追問中國文論的哲學淵源
文學理論之根基在哲學，因此，如欲探究某一民族文學理論之根底必自哲學始。由于蔡宗齊注重考察不同文明語境中文學理論的獨特性及隱藏其后的文化因由，因此，他極為重視“還原”中國文論的歷史情境，尤其強調尋繹其哲學淵源，而這也是目前國內學界中國文論與美學研究的薄弱環節。在《六朝文藝理論中“神”的哲學淵源和美學新義》一文中，他對自先秦迄六朝文論家運用儒釋道有關“神”的觀念論文藝及其美學新質多有討論，作者自言該文的研究方法為 “沿波討源”“原始要終”，即“還原”歷史文化情境，并側重哲學追問。這一研究方法實則非限于此文，而是一以貫之，可視之為其中國文論研究的一大特色。中觀方面，他討論了先秦至六朝中國人世界觀與文學觀之聯系; 微觀方面，他對言實關系與陸機及劉勰創作論、六朝文論“神”范疇的哲學基礎、唯識學與王昌齡詩學觀、尼采思想與王國維《紅樓夢評論》之理論建構均有討論。
某一民族的世界觀決定其對包括文學在內的世間萬物的認知、理解與闡釋，故文學觀可視為某一文化體系之民世界觀的表征。蔡宗齊注意到，中國“傳統宇宙論的演變對傳統文學觀框架的形成具有決定性的影響”，[3]334 即早期中國人的世界觀不僅催生了文學作為過程觀念的濫觴，而且還為理論家重新定義文學提供了理論基石。上古以超自然鬼神為中心的世界觀影響先民的世界認知，并由此形成了宗教文學觀，如《尚書》“詩言志”語段便顯示了“深植于以鬼神為中心的世界觀和宗教文學觀”; [4]72 春秋以“禮”為中心的世界觀，“將禮提升為宇宙的根本法則，這標志著一種起源于真正的人類社會實踐的新的人文主義世界觀的誕生”; [4]76 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世界觀，以“道”來規范道德倫理與社會政治，生成了“教諭”性文學觀，《詩大序》對之發揚光大; 《系辭》的“有機”世界觀融合儒道，視宇宙為不斷演變的有機整體，直接影響了劉勰關于文學的本質、淵源與功能的認知，并因此創建“體大思精”的文學理論體系。
陸機、劉勰論文章創作之系統、透辟在中國文論史上罕有其匹，但學界少有論及其哲學語境。蔡宗齊認為，陸機、劉勰論文學創作的哲學基礎來自先秦以來的“言實”論，主要涵括: 儒家“本質論”( essentialist theory) 的“言盡意”、道家“解構論”( deconstructive theory) 的“言不盡意”、《系辭》關于言實關系的儒道匯合論 ( syncretic theory) 、道家對“象”的觀照以及風靡魏晉的言意之爭，它們從術語與概念兩方面影響陸機、劉勰對于文學創作的認知; 管子、《黃帝內經》、司馬談、桓譚、王充以來關于“第一義”“神”的觀點影響了曹丕的文氣論與劉勰的形神觀，《莊子》《國語》《列子》《淮南子》等關于 “第二義”“神”的論述則是劉勰“神游”論的哲學淵源。
唐代佛學熾盛，直接影響文學理論話語的構建與言說，其中，無論是舊題王昌齡文論著作的真偽問題，還是其哲學淵源，均系學術公案。蔡宗齊認為，《論文意》確系王昌齡所作，且“在文論史上第一次展現出‘意'作為一種范式的意義”，[9]88 王昌齡以“意”為中心論述創作的前三階段( “忘我的超驗境界”“外在物象在腦海中呈現”“有意識的創作活動”) 皆有佛學根基，尤其是極富創造性地將佛教“意”“意識”為己所用，唯識八識之意、意識“很可能為王氏提供了觀察文學創作過程的新視角，幫助他改造陸機和劉勰‘意— 象—言'說，在意和象之間加入‘境'而建構起‘意—境—象— 言'的新框架，從而發展出自己獨特的、帶有明顯佛教風格的文學創作論”，[9]87 而在論文學創作第四個階段( 即成文階段) ，他又回到了道家傳統�！对姼瘛吩姼枞痴f被視為中國意境論發展史上的里程碑，但由于缺乏充足的文獻依據，且對其哲學淵源頗有爭議，其歸宿亦歧見迭出。蔡宗齊將唯識三境( 性境、獨影境、帶質境) 與王氏三境( 物境、意境、情境) 進行對比，并結合王氏生活時代唯識宗盛行及王夫之以唯識三類境言詩學意境為旁證，認為“唯識三類境說實為王昌齡三境說的源頭，無論是概念運用及思辨方式，還是冠名、術語的選擇，無不證明如此[10]58 。無論是有關王昌齡以“意”為中心論創作之佛學根據的探索，還是關于三境說之歸宿及其哲學淵源的分析，或許不能為此公案蓋棺定論，但無疑系目前學界極為翔實、深入的解讀。
西學影響中國近代社會與文化是自佛教進入中土之后，中國文化史上又一重大域外文化滲入事件，此后中國文論與美學亦受歐風美雨的濡染，逐步被皴染上所謂“現代性”色彩，王國維是其中的突出代表。學界對王國維受康德、叔本華思想影響探索較多，而蔡宗齊發現，雖然王國維對尼采思想時有誤讀，然尼采對《紅樓夢評論》之影響頗為深刻。當王國維對叔本華的觀點( 如無生主義，即 no - life - ism) 質疑之時，尼采的影子便凸顯出來; 賈寶玉之人生觀、叛逆性格與尼采筆下的“超人”特質吻合; 王國維試圖通過《紅樓夢》實現救贖亦與尼采酒神救贖相呼應�？傊鯂S“悄然、巧妙地運用尼采的觀點建構了一個宏大的理論架構”。[11]171 揭示王國維文學思想中的尼采成分，對厘清王國維思想之西學淵源無疑有所助益。——論文作者：郭明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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