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術標準化研究的新視角文化研究論文發表

發布時間：2013-12-17所屬分類：文史論文瀏覽：1次

摘 要： 技術標準化是現代社會鮮明的特征之一。在既有的經濟學和社會學的研究視野中，技術標準呈現出“普遍”、“客觀”或“公平”的面相，它似乎已經成為一種圖騰，一種科學理性的象征。本文針對既有研究進路的理論缺陷，提出了文化研究的全新研究進路，并基于文化研

　　內容提要:技術標準化是現代社會鮮明的特征之一。在既有的經濟學和社會學的研究視野中，技術標準呈現出“普遍”、“客觀”或“公平”的面相，它似乎已經成為一種圖騰，一種科學理性的象征。本文針對既有研究進路的理論缺陷，提出了文化研究的全新研究進路，并基于文化研究的理論特質，以RFID技術標準為例，嘗試性地提出了基于文化研究視角的技術標準化研究的具體策略。

　　關鍵詞：技術標準,文化研究,霸權主義

　　技術標準是對技術屬性的某種界定，是技術產品的共同語言、技術參考、契約基礎。技術標準是人類文明的一個重要特征。人類社會很早就¨{現了技術標準，例如秦始皇統一中國后實行“車同軌、書同文、度同制”就是一種技術標準化的行為。隨著啟蒙主義運動的興起和T業革命的勃發，技術標準逐漸滲透到社會的每一角落和每一制度層面，并演化為社會的一種普遍性邏輯。

　　一、從傳統研究到文化研究

　　傳統進路的不足召喚著新研究進路的誕生。新進路力圖將技術標準放到更為廣闊的社會文化背景中加以研究，以彌補傳統進路的局限性，從而整體把握技術標準的真實本質及其復雜運行機制。這種進路將技術標準看成是一種文化現象，因而被稱為文化研究進路。文化研究進路強調對技術標準的理解需要參照其他價值。在文化研究的視野中，源自于西方語境下的技術標準往往并不是普遍價值的代表，它能洞察其背后隱藏著的兩方利益集團的價值訴求，并強烈批評西方帝國主義把技術標準作為普遍價值和文化權威的霸權行為。文化研究幫助我們揭開國際標準化制定過程中普遍存在的“權力”的面紗，能有力地揭示國際標準化制定過程中“權力”如何影響其他的弱勢群體的行為，以及有利于人們認識特殊利益利用文化霸權潛移默化地影響技術標準產生的現實。文化研究的批判意識和反抗精神有效地彌補了傳統進路批判性不足的理論缺陷，有助于對現有技術標準化體系的反思和批判。

　　不少學者就表達了他們的擔憂。日本同志社三木光范教授激烈地批判了以科學、客觀和普遍自居的現代度量標準米制體系，他認為米制體系并不符合日本人日常生活的真正需要。他進而指出當下技術標準的全球化不僅是去人性化的，而且也違背了自然性的要求。馮(Feng)教授也通過轉基因技術的案例提醒人們要清醒地認識技術標準具有霸權主義的一面。他在轉基因技術的案例中指出孟山都公司(Monsanto)正在推動一項來自食品法典委員會的安全認可，如果它成功的話，那么它將擁有“全權委托”(Carte Blanche)的權力，將它的生物技術產品順利地銷售到全球各地�？梢�，全面認識技術標準并不容易。在當今技術標準在全球商業資本和政治邏輯的絞合作用下日益呈現出全球化、暗箱化和復雜化的情況下，傳統研究進路愈來愈顯得力不從心，它不足以揭示技術標準復雜的運行機制。

　　二、文化研究進路的特征

　　文化研究所具有的獨特的理論品質使得它特別適合技術標準研究。文化研究將技術標準放置于生活世界之中，讓它自己講述它的故事，從而不僅能把握技術標準的普遍、客觀或公平的一面，更為重要的是同時能揭示技術標準的不合理性或霸權主義的一面：對于許多后發國家而言，技術標準并不是推動國際貿易，實現全球資本有效配置，促進全球經濟分工與產業協作的工具，而是一種不可逾越的技術壁壘和產業壁壘;對于許多欠發達國家而言，技術標準不再是通過普遍化技術方案最大化推廣商品，而僅僅是按照游戲規則支出大量的技術許可費;對于許多發展中國家而言，技術標準并不意味著經濟利益的更優配置，而是在不利的利益分配格局中，得到價值分配鏈的末端剩余�？梢�，從某種角度而言，技術標準并沒有使后發展國家技術落后的現狀得到根本性的改觀，不平等和貧窮也并沒有得到消除，改變的只是不平等的方式以及差距的不斷加劇與同化。可以說，技術標準在文化研究中呈現出了多姿多彩的型象，并還原了其原本的生態情景。

　　文化研究的另一個推動力源自它對其他學科分而自治的不滿。“針對的不僅是這些學科的內容，也正是這些學科的局限性，正是存這個意義上，文化研究成了后學科”。文化研究不是像經濟學、管理學、政治學一樣的學科，它不是學科中的一種，它超越了各個學科的邊界和研究對象的限制，同時又幾乎包括了所有的這些學科。因此，文化研究是一個開放的動態的富有活力的理論框架，與其說它是一種學問或知識，不如說更像是一種策略。這種策略打破了科學技術與文學、藝術等文化形態的界限，將階級、種族、政治、性別等要素也納入其視野，同時也將文化的內涵拓展到更廣泛的社會生活意義與實踐內容，并強調社會實踐與制度的聯結。因此，“文化”是不確定的、開放的、沒有邊界的，它不是文本與文學，也不是藝術與審美，可能用“活生生的世界”或“一個社會結構的場域”表征它更為恰當。存這個“活生生的世界”中各種力量的相互作用與互動構成了“文化”的真實面貌。

　　文化研究的重要特征是它所具有強烈的批判意識和反抗精神。“正確的文化研究應當足與內在的、在充滿壓迫的社會中必須做到事情相關。這種行為的前提條件必然是對各種流行進行實踐批判與對抗”。文化研究懷疑西方現代性理念的普遍性和絕對性的價值，對披著普遍主義外衣的文化政治殖民主義進行了深刻的批判。文化研究的反抗精神體現其抗爭并力圖改變現有權力結構的訴求。文化研究不僅是“描述”的，更是“介入”的，它“僅僅是以描述、解釋當代文化與社會實踐為目標，而且也以改變現有的權力結構為日標”。擔當起文化研究的批判和反抗的理論主要是后殖民理論，其理論資源主要來自于葛蘭西的霸權理論、�？碌闹�識考古學等。后殖民主義相對于通過經濟、政治甚至是軍事進行侵略、控制與干涉的赤裸裸的“殖民主義”而言，是一種強調通過文化和意識形態的溫和的軟力量進行支配的方式。后殖民理論就是對這種新霸權主義的批判和抗爭的理論。后殖民理論的葛蘭兩關于“文化霸權”的論述是后殖民理論的學理基礎之一。葛蘭西指出，“文化霸權”是以通過輿論宣傳、意識形態灌輸的手段，以實現既有秩序的“認同”而達到統治的隱蔽權力關系。�？碌闹�識與權力、知識與話語的精辟分析也為后殖民理論的興起提供了堅實的理論基礎。薩義德(Edward w，Said)是后殖民理論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對“東方主義”的分析“開創了后殖民領域”，他不無裨益地指出標準化和文化類型化加劇了十九世紀學術研究和公眾想象中“妖魔化東方”的傾向。

　　另外，文化研究是在特殊性的哲學立場上強調差異性和地方性。文化研究是一種地方性的話語，反對普遍主義和本質主義，主張差異和復雜性。文化研究是一種“邊緣化”的視角，在地方性和局部性的立場上，揭示了局部的、地方的與全球的、普遍的之間的沖突，提供一種截然不同的洞察力和批判力�；�于特殊性哲學的文化研究類似于一門“差異文化政治學”。在韋斯特(CornelWest)眼中，新的差異文化政治的顯著特征是以多樣性和異樣性的名義反抗單一性和一致性的普遍主義邏輯;依據具體性、個別性和特殊性去擯棄抽象性、籠統性和普遍性;通過突出偶然的、臨時的、變數的、試探性的、活動的和變化的性質來進行歷史化、具體化和多元化。在這種差異性視野下，文化影響下的禮會制度并不是對每個人都有利的，相反，這種制度安排是出自于特定條件下的特定社會階級、種族群體、職業和男性群體的利益要求。

　　三、文化研究視野下的技術標準化研究

　　相比于傳統進路，技術標準的文化研究顯得更有理論高度和分析的深度。在新的視角巾，之前不L可見的一些特征將逐次浮現，之前尚未觸及的-些話題也可以得到充分探討。在文化研究視角下，技術標準化研究的策略首先從多學科的背景展開，技術標準化作為一種文化活動，跳出了原有研究自然與社會的兩元對立的局限，其關鍵就是利用描述的方式，展現技術標準化活動展開的自然和社會的情景，并基于地方性的視域揭示局部的、地方的與全球的、普遍的之間的沖突;其次，基于文化研究視角的技術標準化研究，需要把握技術標準化的整個生命周期，對技術標準的形成、演變、擴張直至消亡的生命周期的分析中，把握影響其演化的各種因素與力量;最后，基于文化研究的技術標準化研究，在描述和分析的基礎上，需要一種“介入”的力量——尋求地方性技術標準化的行動策略，即在技術標準化的生活世界中建構一個政治、經濟、科學技術與文化的全而支撐的行動者網絡，并合理地利用建立利益轉譯機制、修辭手法等各種策略，為技術標準化提供一種思維方法、行動策略和反抗資源，并有效提升技術標準存在與演化的“合理性”、“合法性”的空間。

　　1，文化研究策略之一：多學科背景下的作為文化活動的技術標準化

　　基于文化研究的視角，技術標準化是一種文化現象。首先，從技術與文化的關系來看，技術本質上是一種文化活動。一方面，技術必然地與文化糾纏在一起，密不可分。技術是一種“精神活動”，是一種文化現象或“一種文化過程”。技術的第一個標準就是它的文化特征，它是文化的一種手段，甚至是“文化中活生生的一部分”。其次，技術的存在、意義的賦予都表明了技術是一種文化活動：①第一，技術不是根據它們本身而存在，而是與人和文化相聯系才存在，人類總是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中才與技術發生關系;②技術是在活動中即使用中才被賦予意義，技術活動過程的背景只是更大的文化背景的一部分;③技術的意義取決于其活動背景，這也暗示著技術轉移的成功與否與“文化遷移”的順利與否直接相關，從而“對于(西方話語體系中的)技術的本質也必須結合西方文化的技術演進才能真正理解”。

　　在文化研究的視野中，技術標準跳出了自然與社會的兩元對立。它告訴我們技術標準并不是純粹自然的、科學的，我們不能僅僅從科學技術的層面理解它，使用它，而應該在更廣闊的社會活動中使用它、理解它。

　　以RFID技術標準化為例，以此理解文化研究的視角是如何幫助我們洞察復雜的技術標準化行為。RFID(無線射頻識別)技術是當下全球最熱門的技術之一，它已經廣泛地應用到了軍事國防、零售、交通物流、包裝印刷、資產管理等各個領域，而且它潛在的全球市場非常龐大，并在不斷地增長中。

　　在RFID技術標準制定領域，EPC Global是其中最具影響力的標準化組織之一，EPC Global不斷地向ISO(同際標準化組織)施加影響，同時借助1SO的強大推廣能力，力爭使自己制定的標準成為廣泛采用的國際標準。在EPC Global影響下出臺的國際RFID技術標準在歐美的文化背景下產生，在其社會活動中被賦予意義。在歐美的文化情景中，通過RFID可以建構起一個“無處不在計算”(Ubiquitous Computing)的社會(“Ubiqui—tous”一詞源于拉丁語，原意是“神啊!無處不在!”)。以零售巨頭沃爾瑪為首的企業首先推動的RFID的商業化運動，其最初的動機就是監視商品防止其丟失。也正因為如此，歐美的不少消費者對于RFID和“無處不在計算”相當抵觸，并組建了諸如“消費者反超市侵犯隱私組織”(CASPIAN)，掀起了反對RFID侵犯隱私的抵抗運動。然而，RFID技術標準在東方社會卻體現出不同的技術訴求，同時又被賦予了不同的文化意義。比如在日本，日本的神社信仰是以萬物有靈論為基礎，日本人并不畏懼神，并將“無處不在計算”的RFID技術想象為無處不在的神，編織了一個無縫隙的通訊網絡，隨時隨地地幫助他們。因此，日本更希望通過RFID技術的幫助，提高服務質量以及實現無處不在的通訊。也正因為如此，日本學者坂村健指出，EPC Global的RFID技術及其標準完全是“美國式的思考方式”，對于“安全、安心為目的的技術情景并不合適”。

　　由此可見，當下在國際標準化舞臺上發生的技術標準的博弈活動，我們不能將此僅僅理解為技術現象或經濟現象，而是應該將之放置于更為廣闊的社會文化的情景中加以考慮，進而進行“描述”，并基于地方性視域中揭示技術標準化在地方的、局部的與普遍的、全球的之間的張力，這就是基于文化研究視角的技術標準化研究的第一個重要的策略或步驟。

　　2，文化研究策略之二：在技術標準化生命周期分析技術標準的復雜演化過程

　　基于文化研究的視角，技術標準化是一個在復雜的生態環境中展開的特殊的科學技術活動。這個生態環境是技術標準在其生命周期中演化的一個背景，這個背景是海德格爾意義上的一個“生活世界”，一個包括物質環境、社會關系、以及各種知識的世界，技術標準化研究在描述技術標準的生存與演化的社會與自然的基礎上，需要進一步分析技術標準化的復雜的演化過程。這個演化過程的分析，同樣需要借助多學科的資源，關注不同事物(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的交叉性，反對科學技術與社會因素的分離，同時反對兩者的同一化，主張在內在主義和外在主義之間保持必要的張力與彈性。

　　同樣以RFID技術標準為例。從對中國RFID技術標準化過程的分析中，我們不難看出技術標準演化過程的復雜性、曲折性與偶然性。從2001年開始，中國標準研究中心開始著手基于自主標準的新一代編碼系統NPC的研究工作，2002年NPC實體運作公司中標公司以“全國產品統一代碼管理中心”名義正式運營NPC標準項目，2003年2月，NPC正式成為中國的強制性國家標準。但隨著EPC Global于2004年向中國的滲透，NPC管理中心被撤銷，電子標簽國家標準工作組被叫停，NPC的運作實體中標公司被勒令停止工作，NPC標準體系最終陷入了全面癱瘓。中國RFID技術標準的形塑過程是一個復雜的過程，我們應該借助文化研究的視角將其放置于復雜的生態環境中進行考量，在RFID技術標準的“生活世界”中進行觀察。

　　國家標準化管理委員會物品編碼中心技術部主任李建輝在接受《商務周刊》的記者采訪時，講到：

　　“雖然EPC在2003年11月才成立，但已經在美同經過多年的研發，并在實際商業需求的基礎上經過無數次的測試和調整。因此，從條形碼可以順利地過渡到EPC。反過來看，NPC要與電子標簽相結合，首先要有大量的基礎研究，而且要有各種技術測試……NPC怎么樣保證大多數企業都愿意放棄EPC而使用NPC呢?如果讓國內的企業放棄EPC而選擇NPC，那么至少要保證NPC是一個成熟、穩定的系統，或者有技術上的先進性，但現在顯然不是這樣。”

　　技術因素是形塑技術標準不可或缺的一個因素，雖看似具有客觀理性、也具說服力。然而，技術的因素也許并不是唯一的也不是決定性的因素。EPC體系與NPC體系之間的競爭，主要是編碼體系的競爭，兩者編碼的技術實現方式各異，在技術上并不能直接斷言誰優誰劣。時任國家標準化委員會主任李忠海曾在內部會議上指出EPC體系取代NPC體系的原因：

　　“說到底還是個利益問題啊……條碼每年有一點幾個億的收入……它是各個省的標準機構，是我們圍家標準事業的救命稻草……因此技術監督局(指同家質監總局)把它看得很重，它們在兩碼服務過程當中得到了利益。”

　　中國物品編碼中心(國家標準化委員會、標準化研究院直屬事業單位)是EPC在中國的唯一代理，因此國家質監總局和國家標準化委員會長期從EPC體系中獲得不菲的穩定收益。相對而言，由于NPC標準體系的運營實體并不是同家質監部門，質量監督部門從NPC標準上獲得的收益并不如EPC標準體系那么可觀。一家NPC代理機構的廣東代表處負責人曾對《商務周刊》記者講到，NPC代碼推廣所遭遇的最大困難是來自各地質量監督部門的抵觸。

　　中國RFID技術標準化過程是一個復雜的、不斷演化過程。以上案例只是選取了其中的片段進行了簡單的描繪與分析，從中我們不難發現技術標準是由技術、經濟、社會、政治、文化等諸多要素共同建構的產物，單一的技術的、或者社會的因素都無法決定技術標準的形成。有鑒于此，當下已經發生的或正在發生的技術標準化活動，我們應該跳出靜止的視域，而是借助文化研究的視角，存技術標準化生命周期中觀察其如何與“生活世界”進行交互，從它的形成、演變、擴張直至消亡的整個演化過程中完整把握各種因素是如何形塑技術標準的，這就是基于文化研究視角的技術標準化研究的策略二。

　　3，文化研究策略之三：在“介入”觀指引下的技術標準化實踐策略

　　基于文化研究的視角，技術標準是一種介入性活動，一種實踐性活動，亦是一種策略性活動。技術標準的執行或者說傳播是地方性的知識向其他的地方擴展的一種現象，是一種地方性知識走向另一種地方性知識的過程，因而技術標準的傳播過程也是技術對象和技術實踐轉移到新的實踐情景中的過程。這也就是海德格爾意義上的“特殊的實踐情景和旨趣相分離”。究其實質，這個實踐過程是對權力的鞏固，使權力能夠被拓展到新的網絡中去�；�于文化研究的視角，標準化活動是一種策略性“介入”活動。文化研究的使命是“使人們理解正存發生什么，提供思維方法、生存策略與反抗資源”，文化研究干預顯示的最終目的是要構建或重構一個更為美好的世界。由此，在文化研究的視野中，技術標準化研究的策略就是要求我們不僅僅去認識、批判技術標準化現象，更重要的是尋找技術標準化的具體實踐策略，尤其是為后發展中國家的技術標準化路徑提供實踐指引與策略支持。

　　在文化研究的視角中，RFID技術標準的形成過程也是一種實踐活動，一種策略性活動。究其實質，EPC技術標準在中國的滲透，就是一種地方性知識向中國進行拓展的過程，是其鞏固權力的一種行為。這種行動策略也給中國RFID技術標準化路徑提供了有益的啟示與行動指引——編制行動者網絡。

　　當歐美背景的EPC技術標準繼續向中國滲透，當新的行動者(信息產業部、政協代表等)加入NPC自主標準的行動者網絡之中，這意味著我國RFID技術標準的競爭還在持續進行中。在文化研究的新視角下，技術標準化是一個利益結盟的過程，是一個不斷拓展相關節點的過程，也是一個不同行動者網絡之間的競爭過程。誰的網絡編織得更強壯且富有彈性，那么它的標準就更具有競爭力。有鑒于此，文化研究的研究策略三就是為技術標準化尋找來自政治、經濟、科學技術與文化的全面支撐，不僅要合理利用各種科學技術資源作為必要的修辭手法，在國際標準化組織中多找朋友，而且要通過建構利益轉譯機制、打造產業鏈力量等策略多交盟友，進而打造一個強大的技術標準化的行動者網絡。由此可見，后發展中國家在參與國際技術標準化競爭過程中，尤其需要文化研究新視角的關懷，在需求具體策略支持的指引下，打破發達國家所樹立的種種門檻與壁壘，突破后發國家技術標準化的后發劣勢，為國家利-學技術與社會的發展提供堅實的基礎。

　　綜上所述，文化研究其實是一種哲學的立場，它擁有廣泛的人文社會科學的理論資源，具有社會學的境界、政治學的視野、人類學的關懷。文化研究的反學科性、開放性、批判性、反抗性、地方性、差異性、實踐性與策略性的理論品質能有效地彌補技術標準化既有進路的諸多缺陷。本義嘗試性地提出了文化研究新視角下，技術標準化研究的三個策略，在具體的自然和社會的情景中觀察技術標準化，在地方性視域中分析其中的激烈沖突，在技術標準化生命周期中分析各種因素對其形塑和演化的影響，并最終提出技術標準化的新思維和行動策略，以期給當下技術標準化研究提供一個全新的理論分析視角和研究行動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