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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儋州民風及蘇東坡倡改陋習之貢獻

發布時間:2019-10-19所屬分類:文史論文瀏覽:1

摘 要: 摘要: 宋代的儋州,民風雖然淳樸,但由于文化落后,故陋習也比較多,如懶惰、賭博等。蘇東坡貶儋后,立志要改變地方陋習。他通過發展教育來提高人的素質,勸說有知者一起來扭轉不良風氣。 關鍵詞: 蘇東坡; 儋州; 民風; 陋習 儋州,古稱儋耳,在海南島西北部

  摘要: 宋代的儋州,民風雖然淳樸,但由于文化落后,故陋習也比較多,如懶惰、賭博等。蘇東坡貶儋后,立志要改變地方陋習。他通過發展教育來提高人的素質,勸說“有知者”一起來扭轉不良風氣。

  關鍵詞: 蘇東坡; 儋州; 民風; 陋習

宋代儋州民風及蘇東坡倡改陋習之貢獻

  儋州,古稱儋耳,在海南島西北部,它始建于漢武帝元封元年( 公元前 110) 。儋州是“民夷雜糅”的地區,“諸蠻環居”[1]91 ,這里的“蠻”,指的是黎族。而“諸”,則是“多”,不只是一種。黎族有生熟兩種: “生黎居深山,性獷悍,不服王化”[1]574 ,而熟黎,則“初皆閩商蕩資亡命為黎,亦有本省諸郡人,利其土,樂其俗而為黎者”[1]575 。黎族人一直以種地捕獵為生,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他們都是過著刀耕火種的原始生活。蘇轍說: “予居?担r亦甚惰,其耕者多閩人也。然其民甘于魚鰍蝦蟹,故蔬果不毓。冬溫不雪,衣被吉貝,故藝麻而不績,生蠶而不織,羅紈布帛,仰于四方之負販。工習于鄙樸,故用器不作。醫奪于巫鬼,故方術不治。予居之半年,凡羈旅之所急,求皆不獲。”[2]2254 這里說的雖然是雷州半島的現實,但儋州的情況與之相同。蘇東坡到達海南儋州后對程秀才也曾說: “此間食無肉,病無藥,居無室,出無友,冬無炭,夏無寒泉,然亦未易悉數,大率皆無耳。唯有一幸,無甚瘴也。”[3]1628 可見宋代的儋州是非常落后的。

  由于儋州地區遠離中原,加上生態環境惡劣,百姓生活困難; 民風雖然淳樸,但陋習自然就比較多。俗話說,人窮見鬼。由于人窮,人的奮斗精神就差,就越不想干活,妄圖得到意外之財的思想就越強烈。這樣,游手好閑、賭博等陋習也出現了。

  一、宋代儋州民風

  ( 一) 淳樸的民風 1. 待人誠信,以“吉貝”布贈人宋代的儋州雖然經濟落后,但在棉花種植上卻是我們中國最早的地區之一!都徔検吩挕氛f: “我國的棉花最早發源于南部、西部和西北地區”“我國古代廣東海南島一帶,生長著一種會開花吐絮的灌木。這一地區的兄弟民族的祖先,早就利用這種花絮紡紗織布。據古書記載,當中原地區還處于傳說中的夏禹時代,西南邊疆和海南島的兄弟民族,曾將棉布作為禮品,贈給當時內地漢族的頭領。”[4]他們把“吉貝”織成布,做成衣服送給蘇東坡。所以,把“吉貝”織成布,做成衣物或被子,贈送客人是他們的風俗。

  什么叫“吉貝”? 從《紡織史話》提供的資料來看,應該是棉花!堆轮葜尽份d: “高僅數尺。四月種,秋后即生花結子。殼內藏三四房,殼老房開,有棉吐出,白如雪,紡織為布,曰吉貝布。”[5]可見“吉貝”就是棉花。事實上,黎族婦女在戰國時期就懂得就地取材,將摘下的木棉花織成有花紋的布,使之成為有彩紋的 “織貝”,并作為“進貢”的特產,深受當時最高統治者的贊賞。所以,《宋史·崔與之傳》說: “瓊人以吉貝為衣衾”[6]12258 。黎族同胞把所織的“吉貝”布送給蘇東坡,說明了他們對蘇東坡的敬重,也說明了黎族兄弟的淳樸民風。

  2. 動人的民間歌舞

  歌舞是我國古代勞動人民的創造,他們在勞動中發出的各種聲音,做出的各種動作,就成為歌舞的雛形。儋州是個黎漢雜居的地方,少數民族一般都有愛好歌舞的天性,故海南島早就流行著“黎歌苗舞”的說法。黎族在歡慶的節日中唱歌跳舞。蘇東坡當年對此現象就寫下“野老已歌豐歲語”[2]2363 “蠻唱與黎歌,余音猶杳杳”[2]2390 等詩句。可見當時歌舞之盛。儋州還被譽為詩鄉歌海,不管男女老少,皆能出口成歌。儋州調聲節奏鏗鏘、輕捷明快、音樂悠揚,深得當地群眾的喜愛。

  3. 熱鬧而別具一格的節慶

  ( 1) 鞭春牛

  因我國古代是一個傳統的農耕社會,所以鞭牛迎春是我國古代民間的傳統習俗,全國各地都有!逗鬂h書·禮儀志》: “立春之日,夜漏未盡五刻,京都百官皆衣青衣,郡國縣道官下至斗食令史,皆服青幡,施土牛耕人于門外,以示兆民。”[7]《儋縣志》亦載: “立春之日,長官迎春,坊里各鋪行裝辦雜劇,城廂內外,男婦各攜負幼男女竟看。以豆谷灑土牛,謂之消痘疹。”[1]184 可見在古代,鞭春牛節是廣大官民祈求當年風調雨順的一種儀式,而儋州的鞭春牛節則別有一番風味。

  蘇東坡在《減字木蘭花》詞中記述了己卯年( 元符二年,即 1099) 鞭春牛的盛況:

  春牛春杖。無限春風來海上。便丐春工。染得桃紅似肉紅。 春幡春勝。一陣春風吹酒醒。不似天涯。卷起楊花似雪花。[8]672

  “春牛春杖”所描寫的情景就是“立春前五日,郡邑并造土牛、耕夫、犁具于門外之東,是日質明,有司為壇以祭先農,而官吏各具縷杖環擊牛者三,所以示勸耕之意。”[8]673 而“春幡春勝”,則是寫“立青幡于門外”[8]673 的節俗?梢娺@一節慶是非常莊重而熱鬧的。

  ( 2) 祀灶

  此節在漢以前,是在夏天進行的,以后改在臘月進行。當時,儋州民間亦有此俗。每到年底要祀灶神,俗稱“送灶神”,并且規定: 官吏在十二月二十三日,百姓在二十四日舉行,這就是所謂的“官三民四”。其做法是: 祭灶時,“以竹枝掃屋塵,換爐灰,夜具酒果,送灶君朝帝”[1]186 ,這一做法,有點像我們大陸漢民族的春節前打掃衛生。

  ( 二) 蒙昧的陋習

  1. 坐男使女立

  “土風坐男使女立”[9]原是杜甫《負薪行》詩中的一句詩,意思是讓男人在家里閑著,讓女人外出謀生。蘇軾抄寫了杜甫的這首詩后,在杜詩后面寫道“海南亦有此風”[3]2119 ?梢,婦女是當時的主要勞動力,她們承擔了家庭生產的主要責任。

  2. 賭博

  由于經濟發展落后,加上“坐男使女立”的風俗,強壯有力的男人不從事農業生產,而閑坐在家里。這樣,男人就會感到無聊。無聊,就會去賭博尋樂。有的人在賭博中輸了錢,家庭矛盾便是不可避免的了。所以,蘇東坡在《和陶勸農》說: “逸諺戲悔,博弈頑鄙。”[2]2255 “頑”者,嚴重也,普遍也; “鄙”者,粗俗、低下也?梢姰敃r的賭博之風還是比較普遍和嚴重的。

  3. 屠牛以治病

  海南古代黎族人民信仰原始宗教,崇拜巫師,相信“道公”“娘母”能賜福消災。他們經常舉行一些宗教迷信活動,殺死大量的牲畜作為祭品,其中耕牛就是其中之一種。更為甚者,他們不僅在宗教活動中大量殺牛,在人生病時也用殺牛的方法來治病!顿倏h志》卷八說黎民“病則槌牛祭鬼,喪葬必解?羁”[1]576 。而古代儋州的畜牧業很落后,所殺的牛多是用沉香等貴重物品從大陸高州、化州一帶換來的。而殺牛治病,更是荒唐,往往牛死人亡,落得人財兩空。

  二、蘇東坡倡改陋風的貢獻

  蘇東坡一向注重民風民俗,并把它提高到治國安邦的高度來看。他曾提出“崇道德而厚風俗”[6]10806 的治國方略,主張“愛惜風俗,如護元氣”[6]10807 。當他到達儋州后,發現在淳樸的民風中存在著一些嚴重的陋習,但他認識到,人們的生活習慣是不容易改變的,要有一個緩慢的漸變過程。況且,自己又是一個遭到 “嚴遣”的貶官,更沒有呼風喚雨的能力。所以只能靠自己的不懈宣傳,借助于當地有知識的賢者,大家共同努力來改變儋州的陋習。正如蘇學專家李景新在《論蘇東坡的海南功業》中所論: “蘇東坡居儋三年,大力傳播中原文化,推行教育,倡導良好風氣,力圖改變海南落后局面。”[10]

  由于蘇東坡曾經是端明殿大學士和翰林大學士,有深厚的文化素養,懂得文化教育對一個地區發展的重要性。所以,他一到儋州便以文人的角度審視了儋州的人文狀況。他在七月二日到儋州,十三日就出游城東學舍。他發現這里的文化教育非常落后,學舍破敗不堪。由于生活艱難,教師無錢開飯,學生也不來了。“攝衣造兩塾,窺戶無一人。邦風方杞夷,廟貌猶殷因。先生饌已缺,弟子散莫臻”[2]2253 ,學校已經癱瘓了。面對這種破敗的景象,蘇東坡感到十分痛心,決心要像虞仲翔那樣,不顧自己遭貶的身份,也要發展少數民族地區的教育事業。“永愧虞仲翔,弦歌滄海邊。”[2]2254 從這時開始,蘇東坡就決心效法虞仲翔,從文化教育抓起,通過提高人的素質來改變儋州的落后面貌。

  ( 一) 作載酒堂以弘揚中原文化

  為了能夠更好地宣傳中原文化,他與儋州友人“醵錢”建起了“載酒堂”,以作講學之用。“黎人黎子云兄弟,居城東南,躬農圃之勞。偶與軍使張中同訪之。居臨大池,水木幽茂。坐客欲為醵錢作屋,予亦欣然同之。名其屋曰載酒堂。”[2]2280

  所建之屋,從哪里看出它是作為講學之用的呢? 原來,“載酒堂”這三個字是取自《漢書·揚雄傳》中的“載酒問字”典故。揚雄“家素貧,嗜酒,人希至門。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游學”[11]。典故是說,人有學問,就常有人登門求教。蘇東坡取“載酒堂”的意思就是說,他建起了學堂后,就會有人來向他求學了。當然,也有學者認為蘇東坡并沒有開設學堂,如李景新是這一主張的代表,他在《天涯孤鴻蘇東坡》一書中指出: “蘇東坡并沒有開設過學堂,作為一位六十多歲的大學者,一位蜚聲神州大地的文壇泰斗,他不可能設個私塾去教幾個毛孩子。事實上,我們也沒有任何確切的材料證明蘇東坡曾在海南開過學堂執過教鞭。他在海南教育史上的崇高地位,更主要的是來自于他那潛移默化的影響。他以那無可逾越的人格力量和學識力量,以及他那熱情幽默、輕松愉快的性格感染力,在默默地改變著儋耳的蠻荒無知,并因此推及整個海南島。”[12]256 但不管怎樣,蘇東坡在儋州的教育之功是無比巨大的。

  紹圣四年( 1097) 十一月載酒堂建成后,黎子云兄弟自然就成了蘇東坡的學生,蘇東坡則以詩書禮樂之教轉化其風俗,改變其人心。蘇東坡對教育事業非常熱心,次年( 元符元年) 五月,他的新居茅屋“桄榔庵” 建成后,聽見鄰居兒童在誦書,東坡非常高興,寫詩贊頌道: “兒聲自圓美,誰家兩青衿。且欣集齊咻,未敢笑越吟。九齡起韶石,姜子家日南。吾道無南北,安知不生今。”( 《遷居之夕,聞鄰舍兒誦書,欣然而作》) [2]2313 詩中提到的張九齡,乃現在的廣東韶關曲江區人,進士,唐開元間有名的賢宰相; 而姜公輔則是唐朝時愛州日南縣人,即今越南清化人,進士,以制策異等授右拾遺,是翰林學士。他們都屬于嶺南人,都生長在文化比較落后的地區?山涍^他們的努力,都成為唐代杰出的人物。蘇東坡認為,這些兒童在他的教育下,難道不會出現像張九齡、姜公輔那樣優秀的人物嗎? 所以蘇東坡說“未敢笑越吟”。這是蘇東坡教育思想的最好反映,也是他“漢黎一家”民族團結思想的表達,十分可貴。

  蘇東坡在儋州設帳授徒的事很快就遠播域外,大批學子紛紛慕名前來求教,如瓊州的姜唐佐、江蘇的葛延之等。崇寧二年( 1103) ,姜唐佐便成為海南歷史上第一個舉人。大觀三年( 1109) ,儋州人符確成了海南歷史上第一個進士。紹興二十四年( 1154) ,趙荊亦中進士。明代中進士者薛遠( 官至戶部尚書) ,中舉者 35 人; 清代中進士者黃河清、王云清,中舉者 66 人。真的實現了蘇東坡當年對姜唐佐所說的: “滄海何曾斷地脈,白袍端合破天荒。”( 《贈姜唐佐》)

  所以后人認為,儋州文化的興起,是蘇東坡弘揚文教的結果。“宋蘇文公之謫居儋耳,講學明道,教化日興,瓊州人文之盛,實自公啟之。”[13]人的素質提高了,審美觀念提高了,那要改變人的陋習也就比較容易了?梢娞K東坡是抓住了事物的根本的。

  ( 二) 鼓勵發展農業生產

  李景新論述道: “由于特殊的自然地理條件,長期的化外歷史,以及統治者的歧視等原因,民多怠惰,不事農耕……這與我國以農為本、重農輕商為特色的文化大背景太不協調。所以蘇東坡初至海南,目睹這樣的局面,很是悲哀。但自己是罪謫之人,無權改變這樣的局面,他只好拿起詩筆,寫出《和陶勸農六首》, ‘以告其有知者’。”[12]92 蘇東坡在《和陶勸農六首》的序中就說: “海南多荒田,俗以貿香為業。所產粳稻,不足于食。乃以薯芋雜米作粥以取飽。予既哀之,乃和陶淵明勸農詩,以告其有知者。”[2]2255

  蘇東坡認為,儋州地處丘陵地帶,屬熱帶季風氣候。冬不凍寒,草木不凋,四時花果遍地,是一個富饒的地方,本來要解決溫飽是不成問題的。但,現實卻相反。蘇東坡認為這里面有其主觀原因,就是懶惰。所以,他在《勸農》詩中提出了三條措施:

  一是: 共同合作,改進農具。“利爾耙耜,好爾鄰偶”[2]2256 ,就是這個意思。

  二是: 墾荒擴大耕種面積。“斬艾蓬藋,南東其畝。”[2]2256 “艾蓬藋”是指雜草,蘇東坡認為,儋州地廣人稀,土地肥沃,只要把荒地上的雜草清除掉,就可以耕種了。即使是廣種薄收,溫飽問題也可以解決。

  三是: 懲罰游手好閑的人。“父兄搢梃,以抶游手。”[2]2256 “搢”,插; “梃”,棍棒; “抶”,鞭打之意。綜合起來,就是說: 對于那些游手好閑的人要嚴加管教,甚至用棍棒來對付他們。蘇東坡在這里當然不是主張要打那些懶惰的人,而是對他們嚴加約束。

  蘇東坡認為,如果能夠做到以上三點,就可以獲得豐富的農產品,就可以“霜降稻實,千箱一軌。大作爾社,一醉醇美”[2]2257 了。蘇東坡除了把發展農業生產的三點意見告訴“有知者”之外,還親自在西田種植水稻,獲得好收成后,就把耕種的經驗告訴他們。蘇東坡就是這樣,以實際行動向黎族同胞展示中原的先進耕作技術,讓他們自覺自愿地學習。

  在古代農耕時代,耕牛是農民的命根子,可儋州人有殺牛治病的陋習。為了保護耕牛這個重要的勞動力,蘇東坡在《書柳子厚牛賦后》中勸黎人改正宰牛祭鬼的陋習,告誡他們要用牛來耕田,提高勞動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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