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19-04-22所屬分類：文史論文瀏覽：1次
摘 要： [摘要]在王陽明生前，弟子遍布大半個中國。從明代中后期到現在，陽明學研究已經走過了五百年的歷程，近代陽明學在其中占有重要一席。近代哲學家基于各自的哲學理念、政治訴求和價值旨趣審視王陽明的思想，以不同范式解讀、詮釋陽明學，形成了六種不同的陽明
[摘要]在王陽明生前，弟子遍布大半個中國。從明代中后期到現在，陽明學研究已經走過了五百年的歷程，近代陽明學在其中占有重要一席。近代哲學家基于各自的哲學理念、政治訴求和價值旨趣審視王陽明的思想，以不同范式解讀、詮釋陽明學，形成了六種不同的陽明學研究范式和形態，為陽明學研究提供了多種樣式和選擇。與此同時，近代陽明學研究帶有與生俱來的時代烙印和鮮明特征，反思近代哲學家的陽明學研究，既有助于直觀感受陽明學在近代的傳播，又可以得到諸多啟示和啟迪。
[關鍵詞]王陽明,陽明學,近代哲學
近年來，陽明學研究持續升溫，研究成果也層出不窮。這些成果反映了學術界對王陽明思想研究的深化和細化，對于推動陽明學研究的深入和完備發揮了重要作用。大致說來，陽明學傳播的現有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兩個領域：一是陽明學在國內的傳承，其中包括王門后學即明清之際和現代新儒家的陽明學研究;一是陽明學在國外的傳播，以日本為主。
前者主要側重于陽明學對明清之際和現代哲學的影響，后者則側重于陽明學對日本文化的影響。在對陽明學從明代到現代的傳播歷史的研究中，近代一段最為薄弱，有些研究尚處于空白狀態。這種情況出現的一個主要原因是，學術界對于近代哲學家的陽明學研究很少問津，即使有關注也將陽明學作為孟子陸王心學的一部分籠統論及，鮮有將陽明學作為獨立對象予以審視、梳理和研究的論作。
問題的關鍵是，近代的傳播軌跡是陽明學傳播史的有機組成部分，只有將近代納入其中，才能全面展示陽明學在歷史上的沿革和影響。有鑒于此，探究近代哲學家視界中的陽明學無論對于陽明學研究還是近代哲學研究都是不可或缺的。本文借助近代哲學家對陽明學的研究，在還原陽明學對中國近代哲學史、思想史和文化史的影響的同時，概括和歸納出不同的研究路徑和范式，進而對之進行宏觀透視和反思。這無論對于陽明學研究還是對于中國近代哲學史研究都是必要的，也是意義非凡的。
一、近代陽明學研究的意義和特點
作為傳統文化熱的一部分，哲學、國學、實學和政治學等不同領域對于中國近代哲學史、思想史和文化史都倍加關注，以康有為為代表的維新派的思想更是成為各個學科共同關注的“顯學”。在對中國近代哲學和思想的理論來源的挖掘中，近代哲學家對傳統文化的傳承、解讀和詮釋被納入了研究視野。在此過程中，先秦諸子和儒道墨法各家與近代哲學的關系以及在近代哲學中的命運備受關注。
有些學者將之稱為近代的諸子學復興，并將近代的諸子學復興視為乾嘉學在近代的延續。盡管宋元明清哲學以及陸王心學也被納入視野，然而，由于種種原因，宋明理學家的思想并沒有像先秦諸子那樣成為近代哲學研究的焦點。在這個前提下應該看到，與包括朱熹在內的其他宋明理學家相比，王陽明在近代受到極高禮遇。
從康有為、譚嗣同、梁啟超到章炳麟、孫中山等都對王陽明推崇有加，乃至情有獨鐘。王陽明在近代哲學中的際遇是周敦頤、邵雍、張載、二程、朱熹和陸九淵等宋明理學家無法比擬的。近代哲學家對王陽明的關注和解讀共同匯成了近代哲學的陽明學研究，也使近代陽明學研究之研究變得至關重要起來：第一，對于陽明學來說，近代哲學家的王陽明研究是陽明學傳播史中不可缺少且至關重要的一環。只有將這一階段的陽明學研究充實起來，才能使從明清到當代的陽明學研究史完整而完備。
第二，對于近代哲學來說，探究近代哲學家的陽明學研究，既有助于直觀把握近代哲學的理論來源，又有助于深刻理解近代哲學的內容構成。中國近代哲學與文化是古今中外各種思想學說的和合，最大特點便是“不中不西即中即西”。心學在近代哲學中占有絕對優勢，是近代哲學、文化的主流和歸宿。近代心學的理論來源和內容構成包括三大部分，即中學、西學和佛學，中學則以孟子、陸九淵和王陽明的思想為代表。這表明，盡管恪守心學不是近代哲學家推崇王陽明的唯一原因，至少是主要原因之一。
綜觀近代哲學可以發現，除了嚴復之外，近代哲學家大多都在心學的維度上對王陽明頂禮膜拜。作為中國古代心學的集大成者，王陽明的思想與孟子、陸九淵一脈相承，又與后者不盡相同。這從三人哲學思想的基本命題、邏輯構架和致思方向等各個方面具體而直觀地展示出來，三人在近代哲學中的不同命運和近代哲學家對三人思想的不同解讀、評價也印證了這一點。
正如都秉持心學的致思方向和價值旨趣一樣，近代哲學家都對陽明學高度關注，并且沿著心學的邏輯和意趣審視、解讀、評價王陽明的思想。在這方面，即使是對王陽明思想頗有微詞的嚴復也不例外。這使陽明學成為近代哲學特別是近代心學與文化的主要來源和內容構成，對近代中國哲學史、思想史都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中國近代哲學和文化處于由古代向現代轉型的過渡時期，帶有與其他時期不同的鮮明特質和階段特征，對于中國哲學史、文化史研究不可或缺，并且至關重要。
與古代國學指與私學相對應的官方之學即國家之學不同，近代國學指與外入之學相對應的中國固有之學、本土之學。當下的國學思潮發端于近代，現代意義上的國學概念是西學大量東漸之后才出現的，旨在以西學這個“他者”凸顯中學這個“我者”。正因為如此，國學一詞成為學術界的熱點話題始于二十世紀初，其醞釀卻開始于鴉片戰爭，形成于戊戌維新時期。
這至少說明，國學是近代哲學家以中國傳統文化應對全球化的產物，他們的國學概念與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評價和內容轉換息息相關，也與中國近代的哲學重建和文化形態密不可分。概而言之，救亡圖存、思想啟蒙、西學東漸和國學理念構成了近代哲學家解讀陽明學的四個基本維度。這四個維度決定了他們對陽明學的解讀和詮釋是多維的、豐富的，對陽明學的評價也是變化的、復雜的。
事實上，近代政治的波譎云詭和學術思想的日新月異是近代陽明學研究復雜多變的客觀條件，歷史背景、文化語境的開放多元共同促成了近代陽明學研究的異彩紛呈、形式多樣。這是近代陽明學研究的特點，也是近代陽明學研究的魅力和獨特的價值所在。
二、近代陽明學研究的范式和形態
透過中國近代的陽明學研究可以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那就是：對陽明學大加稱贊乃至情有獨鐘的不是專門的陽明學研究專家，而是具有政治訴求的政治家和富有學術底蘊的啟蒙思想家。集政治家與啟蒙思想家于一身是近代哲學家的共同特征，也是近代哲學同時肩負救亡與啟蒙的雙重歷史使命使然。與純粹的學問家的研究意趣和套路有別，近代哲學家往往根據自己的政治主張和學術意趣詮釋王陽明的思想，不僅擁有各自的研究范式，而且建構了迥然相異的陽明學研究樣式和陽明學形態。歸納起來，近代哲學家的陽明學研究是在六種不同的視域下、沿著六種不同的思路和邏輯展開的，由此形成了六種類型的陽明學研究范式和形態。
第一種是孔教視域下的陽明學研究，代表人物是康有為。孔教視域意為在推崇孔教的前提下審視王陽明的身份歸屬，并基于這一思路解讀、評價王陽明的思想。結果是，康有為不僅將王陽明視為孔子后學，以孔子后學的身份歸屬和傳承譜系透視、梳理王陽明的思想以及陽明學的思想特質，而且循著這個邏輯對王陽明的思想進行歷史定位和態度評價。
康有為指出，王陽明和陸九淵一樣與孟子的思想一脈相承，傳承了孔子的心學。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康有為不止一次地斷言：孟子，傳孔子心學者也。孟子之學，心學也。宋儒陸象山與明儒王陽明之學，皆出自孟子。這一界定意味著康有為對陽明學的解讀關注王陽明與孟子、陸九淵以及朱熹等人的關系，圍繞著與孟子、陸九淵的淵源和與朱熹的爭教兩條線索揭示王陽明在孔子后學中的傳承譜系和思想特質�？涤袨榇舐暭埠舻目捉贪▋蓪雍x：第一，孔子的思想是宗教，孔子是創教的教主。第二，孔子托古改制，三世三統是孔教的核心教旨。
因此，孔教視域下的陽明學研究秉承公羊學范式解讀、闡發王陽明的思想，以思想發微為主而不是注重訓詁或考證。對于康有為來說，公羊學范式既是解讀王陽明思想的方法，也決定了他解讀王陽明思想的儒家立場。這使康有為的陽明學研究在孔教的視域下，沿襲公羊學的傳統，秉承儒家立場展開。由此，他建構了陽明學的儒學樣式，或曰儒學形態的陽明學。
第二種是孔學視域下的陽明學研究，代表人物是譚嗣同。一方面，孔學視域與孔教視域都關注王陽明與孔子的關系，因而呈現出某種相似性、一致性。例如，都在推崇孔子的前提下審視王陽明的身份歸屬，并且都肯定王陽明是孔子后學。另一方面，孔學與孔教視域下的陽明學研究存在不容忽視的差異，二者之間不可同日而語：第一，在王陽明的思想傳承上，孔學視域下的陽明學研究不是彰顯王陽明與孟子思想之間的傳承關系，而是將王陽明說成是莊子后學。這意味著譚嗣同并不像康有為那樣將王陽明的思想界定為心學或側重對王陽明心學的闡發，而是沿著莊子的思路——具體地說，在莊子思想與佛學的互釋、和合中解讀王陽明的思想。
第二，孔教視域以立孔教為國教為目標，強調孔教的傳播過程是一個爭教的過程。因此，康有為孔教視域下的陽明學研究突出王陽明與朱熹等人在孔教內部的爭教�？讓W視域沒有了爭教的主題，不再關注王陽明與朱熹的關系。事實上，譚嗣同不像康有為那樣為立孔教為國教奔走呼號，甚至不再像康有為那樣彰顯孔教的至高權威，而是將佛教置于孔教之上。在這個前提下，譚嗣同對陽明學的闡發不惟不再服務于立孔教為國教，甚至不再以孔子思想為制高點。
可以看到，譚嗣同習慣于在莊子與佛學的互釋中挖掘王陽明的思想內容，下面這段話淋漓盡致地反映了他的這一思想意趣：“遠羈金陵，孤寂無俚，每摒擋繁劇，輒取梵夾而泛觀之，雖有悟于華嚴唯識，假以探天人之奧，而尤服膺大鑒。蓋其宗旨豈亶，無異孟子性善之說，亦與莊子于道之宏大而辟、深閎而肆者相合。至于陸子靜、王陽明，其有所發，尤章章也。嗣同以為茍于此探其賾，則其所以去爾蔽，祛爾惑，浚爾智，成爾功者，誠匪夷所思矣。”
就研究范式而言，孔學視域下的陽明學研究走的依然是公羊學的路徑，從這個意義上說，譚嗣同的陽明學研究在近代哲學家中與康有為最為接近。盡管如此，由于將佛學納入其中，特別是聲稱佛教高于孔教，加之反對以儒家代替孔教，譚嗣同的陽明學研究并沒有像康有為那樣建構陽明學的儒學形態，而是最終建構了陽明學的佛學樣式，或曰佛學形態的陽明學�；谥袊蚨嘣臍v史背景和文化語境，近代哲學家將陽明學置于世界多元文化的視域下，為王陽明找到了諸多外國的同調。在這方面，梁啟超的陽明學研究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梁啟超并非偶爾將王陽明與西方哲學家聯系在一起，而是一貫對王陽明的思想與西學進行互釋。
一方面，他在講外國哲學時，以王陽明的思想進行解讀。例如，梁啟超在介紹德國哲學家康德的學說時，反復提到王陽明。在此過程中，他不僅肯定康德在知行關系(“以空理貫諸實行”)方面與王陽明的觀點相似，而且以王陽明的良知標準解讀康德的自由意志，斷言康德所講的真我就是王陽明推崇的良知。以康德比諸東方古哲，則其言空理也似釋迦，言實行也似孔子，以空理貫諸實行也似王陽明。又案：王陽明曰：“一點良知是汝自家的準則。汝意念著處，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瞞他些子不得。汝只要實實落落依著他做，善便存，惡便去。”
是亦以良知為命令的，以服從良知為道德的責任也。陽明之良知即康德之真我，其學說之基礎全同。另一方面，在解讀王陽明的思想時，梁啟超搬來了眾多的西方哲學家。于是，梁啟超說道：“泰西古代之梭格拉第，近世之康德、比圭黎，(或譯作黑智兒。)皆以知行合一為教，與陽明桴鼓相應，若合符契。”在這里，梁啟超不僅將王陽明比作康德，而且將之與蘇格拉底和黑格爾相提并論。饒有趣味的是，不惟具有中西文化比較視域的梁啟超對王陽明與西方哲學家的思想進行互釋，即使是具有國粹情結的章炳麟也將王陽明的思想與西方哲學家相比附。
章炳麟這樣寫道：夫其(指王陽明——引者注)曰“人性無善無惡”，此本諸胡宏(胡宏曰：“凡人之生，粹然天地之心，道義完具，無適無莫，不可以善惡辯，不可以是非分。”又曰：“性者，善不足以言之，況惡邪?”)，而類者也，陸克所謂“人之精神如白紙”者也。章炳麟在這里大講特講王陽明的良知無善無惡說來源于胡宏，引經據典，言之鑿鑿。末了，他卻話鋒一轉，肯定王陽明的這個觀點與洛克的白板說類似。
上述內容顯示，近代哲學家在將王陽明與西方哲學家的思想相提并論的過程中，提到了蘇格拉底、康德、洛克和黑格爾等人——從年代上說，有古希臘的，也有近代的。從國別上說，有希臘的，也有德國的和英國的。從思想上說，有先驗論，也有經驗論;有可知論，也有不可知論。透過這些不同的人物和學說，可以直觀感受近代哲學家解讀王陽明思想的多元視野和開放心態。這表明，以西學為參照解讀王陽明的思想是他們的共識，也由此形成了近代陽明學研究的主要特色。
正是由于這個原因，近代哲學家對王陽明思想的解讀和詮釋擁有前所未有的多元的文化視野，并且與古代哲學家拉開了學術分野。更有甚者，盡管近代哲學家選擇的與王陽明相互觀照的西學人物不盡相同，然而，他們得出的結論出奇一致�？梢钥吹剑軐W家異口同聲地肯定王陽明與西方哲學家的思想相同而不是不同。從思想啟蒙的角度看，近代哲學家的做法旨在借助中西互釋為王陽明思想代表的中國本土文化注入西學要素，以此推動王陽明思想以及中國傳統文化的內容轉換和現代化。
從救亡圖存的角度看，近代哲學家的做法具有借助王陽明思想與西學之同提高中國人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認同、進而激發愛國心和自尊心的意圖。中國的當代哲學、思想和文化均與近現代一脈相承，當下學術界普遍關注的熱點話題和學術爭議大多肇端于近代。就陽明學研究來說，當代的陽明學研究是近代陽明學研究的延續，近代哲學家的陽明學研究對于當代弘揚陽明精神、詮釋陽明學說具有不可替代的借鑒價值和現實意義。他們對王陽明思想的詮釋和研究本著強烈的問題意識，始終圍繞著救亡圖存與思想啟蒙兩個歷史使命和立言宗旨展開。
這使近代哲學家的陽明學研究雖有時代局限，但卻有恒常意義，可以為當代提供不可多得的歷史資鑒。事實上，無論近代哲學家樂此不疲的古今中西之辨還是富國強國之夢都在繼續，仍然是當代中國哲學、思想和文化建構的主題。正因為如此，近代哲學家的王陽明研究是一份寶貴的歷史財富，他們的經驗和教訓足以給今人以啟迪和警示。
[注釋]
《康南海先生講學記·古今學術源流》，《康有為全集》(第二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112頁。
《康南海先生講學記·古今學術源流》，《康有為全集》(第二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112頁。
《致唐才常二》，《譚嗣同全集》(增訂本)中華書局1998年版，第529頁。
《救亡決論》，《嚴復集》(第一冊)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44~45頁。
《治國學的兩條大路》，《梁啟超全集》(第七冊)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070頁。
《在東京中國留學生歡迎大會的演說》，《孫中山全集》(第一卷)，中華書局2006年版，第278頁。
《諸子學略說》，《章太炎政論選集》(上冊)中華書局1977年版，第285頁。
《論教育的根本要從自國自心發出來》，《章太炎政論選集》(上冊)中華書局1977年版，第504頁。
《遣王氏》，《章太炎政論選集》(上冊)中華書局1977年版，第324頁。
相關刊物推薦：《近代史研究》創刊于1979年，初為季刊，1984年改為雙月刊。倡導實事求是的學風和嚴謹切實的文風，提倡學術問題的自由討論，鼓勵探索創新;除約請享有盛名的海內外專家學者撰稿外，特別注意鼓勵和扶持在學術上富有開拓精神的年輕學者，發表他們的論作;策劃和組織了許多涉及重要的理論方法和專題研究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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