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18-11-02所屬分類：文史論文瀏覽：1次
摘 要： [摘要]中國共產黨自成立起就十分重視政治動員工作�？箲饡r期面對錯綜復雜的抗戰形勢，中共南方局在國統區開展的政治動員工作，在動員的策略上強調結合形勢的變化靈活調整動員的方式，將合法動員與非法動員相結合;在動員的內容上強調推動抗日救亡運動和政治民
[摘要]中國共產黨自成立起就十分重視政治動員工作�？箲饡r期面對錯綜復雜的抗戰形勢，中共南方局在國統區開展的政治動員工作，在動員的策略上強調結合形勢的變化靈活調整動員的方式，將合法動員與“非法”動員相結合;在動員的內容上強調推動抗日救亡運動和政治民主化發展相結合。通過這些靈活的動員策略，南方局團結了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不僅促進廣大民眾堅持抗戰，為取得抗日戰爭的勝利奠定了群眾基礎，同時也推動了國統區政治民主進程的發展。
[關鍵字]抗戰時期,中共南方局,民眾,政治動員
日本發動侵華戰爭，造成了中華民族空前嚴重的生存危機。作為執政黨的中國國民黨堅持執行片面的抗戰路線，嚴重阻礙了全民抗戰氛圍的形成，致使抗戰初期正面戰場節節敗退。隨著抗日戰爭進入了相持階段，日軍的侵華方針開始發生改變，國民黨的抗戰政策出現了逆轉。面對國統區日益嚴峻的形勢，為了推動抗日民主救亡運動的發展，中共六屆六中全會決定撤銷長江局，成立中共中央南方局，領導國統區和部分淪陷區(四川、貴州、湖南、湖北、廣東、廣西、云南、江西、江蘇、上海和港澳等地區)的黨組織活動。
一、抗戰時期南方局開展政治動員工作的特點
(一)公開動員與隱蔽動員相結合
抗戰時期，由于國民黨政權對中共的敵視，南方局在國統區始終處于秘密的工作狀態，需要通過八路軍辦事處或者《新華日報》等公開機構的名義開展工作。隨著抗戰進入相持階段，日本在軍事上放松了對國民黨政權的壓迫，國民黨頑固派的反共本質開始逐漸顯現。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指出：當前“黨與頑固派斗爭的策略，是在有理、有利、有節的原則下，利用國民黨一切可以利用的法律、命令和社會習慣所許可的范圍穩扎穩打地進行斗爭和積蓄力量”[1](P756)。這就指明了在國統區利用合法的形式開展動員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正如列寧所說：“秘密工作同必須利用的‘合法機會’配合起來”[2](P10)。
面對國民黨投降危險的增加，動員民眾堅持抗戰就成了南方局面臨的首要任務。面對汪精衛投降日本對民眾抗戰信心造成的嚴重沖擊，南方局積極運用公開機構報道正面戰場的形勢，幫助民眾了解時局，堅定了民眾的抗戰信念。南方局先后組織《新華日報》刊發《斥汪逆偽國民黨全代大會》和《我們對于過去參政會工作和目前對時局的意見》等社論，批判了國內死灰復燃的妥協投降勢力。隨著抗日戰爭的發展，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力量的不斷壯大，國民黨加強了專制獨裁統治，甚至連《新華日報》和《群眾》周刊等經國民政府批準，準予公開發行的報刊也受到了嚴格的限制。面對這一嚴峻局面，為了推動國統區抗日民主運動的發展，南方局注意抓住各種時機，開展民眾動員工作。
如發動了“胡世合運動”，在國統區掀起了爭取民主自由的大規模民眾運動。南方局一方面通過《新華日報》向廣大民眾披露了事件的原委，另一方面通過領導《現代婦女》《時代評論》《華西日報》等進步刊物，用尖銳的文字向廣大民眾呼吁：“非民主不能動員國力，非民主不能強化團結，非民主不能澄清吏治，非民主不能激揚士氣，非民主不能增加外援，非民主不能準備進攻與反攻”[3]，通過公開的形式，動員民眾反對國民黨的專制獨裁政策，爭取民主權益。為了適應國統區政治環境發生的新變化，南方局通過領導大量的外圍組織和公開的合法團體，隱蔽地在國統區開展“非法”的動員活動。通過組織黨員加入國民黨官辦的合法團體和機構繼續開展動員工作，將部分國民黨的組織機構變為實際上接受中共影響的機構。
其中，在國民黨四川當局組織建立的12個海員工會中，就有8個自覺的接受南方局的領導。又如國民黨政治部第三廳和文化工作委員會，原本是隸屬于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管轄的政府機構。南方局通過協助郭沫若開展工作，不僅抵制了國民黨的反動行徑，還使得國民黨負責開展國民黨政治宣傳的機構，成為了實質上是受中共領導的動員機構。廣西地方建設干部學校，本是國民黨桂系為了抵制蔣介石的勢力滲透而創建的地方建設類院校。
南方局通過團結國民黨桂系，推薦中共黨員、著名教育家楊東莼擔任校長，成功的將這所花國民黨錢創辦的學校，變成了接受中共政治主張、宣傳抗日民主的機構。通過運用與國民黨上層的關系，南方局還打入國民黨機關內部開展工作，如共產黨員何世庸的父親是國民黨的高級官員，董必武指示何到國民黨西安鹽務總局工作，以公開的身份作為掩護，開展黨的秘密工作。董必武的秘書侯旬有一個親戚同廣西國民黨上層人士有聯系，董必武利用這個關系將侯派往廣西當縣長，以公開身份做掩護，深入開展動員工作。
南方局還領導建立了大量的外圍組織，并通過這些外圍組織開展動員。在湖北，京應縣的民眾在南方局領導下，建立了擁有15萬民眾參加的組織“抗日十人團”;在四川，南方局領導進步民眾建立了四川省抗敵后援會、成都青年抗敵協會、工人民主工作隊等組織;在兩廣，南方局協助進步民眾，建立了中山大學愛國民主運動協會、廣東青年抗日先鋒隊、廣西戰時工作團等外圍組織;在云南，中共云南省工委領導革命骨干，在昆明建立了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民主青年同盟、民主工人同盟等進步組織。
在華西大學建立了皖南事變后第一個公開的進步群眾組織——時事研究會;在燕京大學，南方局利用教會大學中群眾性的宗教組織，以“團契”的形式組織進步青年，成立了未名團契社、星星、協輝等多個“據點”。南方局還協助各黨派和社會團體成立了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中蘇文化協會等公開的外圍組織，有力推動了國統區抗日民主運動的發展。尤其是抗戰后期，廣大民眾同國民黨頑固派堅持獨裁統治之間的矛盾已經愈發不可調和。“胡世合事件”后，南方局通過領導重慶電力公司產業工會，開展廣泛的宣傳動員，在國統區組織了聲勢浩大的反特斗爭，為推動國統區抗日民主運動的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二)結合時局靈活調整動員策略
全面抗戰爆發后，由于國民黨頑固派堅持片面的抗戰路線，導致國民政府的抗戰動員宣傳不力。“偏遠地區聽不到炮聲的人們，至今還是靜悄悄地在那里過活”[1](P480)。為了在國統區更好地開展動員工作，南方局通過靈活調整動員策略，達到了團結社會各階層的目標，從而實現了孤立敵對勢力的效果。隨著日本侵華策略的轉變，國內妥協投降的勢力開始抬頭。為了維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堅定民眾的抗戰信心。
中共中央迅速調整了動員的方針，發出《關于汪精衛出走后時局的指示》，主張團結包括國民黨在內的社會各階層，共同開展“討汪”運動。南方局堅決執行黨中央的決定，組織《新華日報》刊發社論《擁護政府重申懲治漢奸條例的命令》，呼吁“前方將士和后方民眾都應當一致表示，對于這個決定和命令的擁護熱忱和對于民族叛徒的仇恨和聲討”[4]。不僅如此，南方局還注意利用各種場合動員和團結社會各方面的力量打擊汪派投降勢力。
中共參政員林祖涵在國民參政會上提出了《擁護蔣委員長嚴斥近衛聲明，并以此作為今后抗戰國策之唯一標準案》[5](P110，111)。表明了中共堅持團結抗戰，支持國民政府粉碎汪日陰謀的立場。為了在“討汪”運動中進一步團結國民黨，周恩來專程同國民黨中宣部部長葉楚倫會面，商討國共兩黨共同進行“討汪”運動的問題。
國共兩黨的合作，不僅激發了廣大民眾的愛國熱情，還鞏固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發展，推動了“討汪”運動在全國范圍迅速地發展。進入抗戰相持階段后，國民黨政府的抗戰態度開始出現妥協倒退。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后，國民黨的對內政策開始發生逆轉，陸續制定了一系列“防共、限共、溶共、反共”的文件。為了推動國統區抗日民主運動的發展，南方局及時調整了動員策略。參政會一屆四次會議后，南方局通過爭取小黨派和中間分子，推動國統區各黨派和社會團體先后成立了各種以抗日民主為宗旨的組織。
在南方局的領導下，西南聯大、云南大學等多所高等院校的2000余名師生，聯合舉行了全市紀念抗戰時事晚會。20多位與會的著名學者痛斥了國民黨的專制統治，呼吁廣大學生和民眾堅持抗戰、爭取民主和自由。中共云南省工委還組織了昆明3000余名民眾紀念五四運動的集會，大會在揭露蔣介石的反動政策的同時，呼吁實行政治民主化的改革。國民黨堅持一黨專政，拒絕成立聯合政府的行為，遭到了廣大民眾的強烈譴責。
皖南事變發生后，南方局通過及時地調整動員的策略，實現了同各民主黨派緊密的協作，促使各中間黨派開始左轉同中國共產黨聯合，從而實現了孤立國民黨頑固派的目標。南方局通過宣傳建立聯合政府，引導社會各界人士展開斗爭，推動了國統區政治民主化進程。救國會、第三黨、職教社等民主黨派的主要領導人積極響應共產黨的主張，極力反對召開“一黨國大”。1945年1月15日，中國民主同盟發表宣言公開反對蔣介石強化獨裁專制的行徑，對其堅持召開“一黨國大”提出了尖銳的批評。
(三)重視發揮黨員群體的作用
面對國民黨日益加劇的反共傾向，南方局通過執行“三勤”“三化”的工作方針，運用隱蔽的合法途徑繼續開展動員工作。1939年7月，南方局發出秘密工作條例，要求國統區的各級共產黨組織嚴格實行“三勤”“三化”，從半公開的形式轉變為基本上秘密的形式。1942年，南方局派黨員李晨、賴衛民到貴州開展工作。他們以學校職員的身份作為掩護，按照“勤業、勤學、勤交友”的政策，在國統區建立起開展活動的“據點”，在隱蔽中開展動員工作，團結并影響了一大批進步的師生。
為了應對時局的變化，中共云南省工委將部分黨員和進步的記者隱蔽在《云南日報》《中央日報》等報社中。他們利用職業之便，想方設法削弱報刊的反動宣傳力度，加強宣傳團結抗戰和民主進步。此外，在云南公開或秘密出版發行中共黨刊和革命理論著作的有：共產黨員劉浩等人在昆明秘密出版的革命刊物《戰斗月報》;孫起孟、蔣仲仁等在昆明開辦的進修出版教育社;共產黨員孫仲宇、周天行開辦的康寧書店;共產黨員李天柱開辦的高原書店;進步人士李公樸在中共的支持和幫助下創辦的北門書屋等。他們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通過引導廣大民眾認清形勢，動員民眾走上革命的道路。
二、抗戰時期南方局開展政治動員工作的成效
(一)激發了廣大民眾的抗日熱情
實行全面的抗戰路線，是打敗日本侵略者最有效的途徑，也是奪取抗戰勝利的關鍵因素。早在全面抗戰爆發初期，中國共產黨人就已經清晰地認識到，“全國人民總動員的完全的民族革命戰爭……才能達到保衛祖國的目的”[1](P387，388)。為了發動廣大民眾投身抗日戰爭，中國共產黨提出了“兵民是勝利之本”，認為“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眾之中”[1](P511，512)，發動全國的民眾，是克服一切戰爭困難的前提。
國共第二次合作的實現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為中國共產黨開展政治動員工作創造了有利的條件。南方局通過《新華日報》和《群眾》周刊等黨報黨刊，對抗戰形勢進行了大量的宣傳。抗戰進入相持階段后，日軍多次空襲國統區的城市，致使廣大民眾的生活日益艱難。南方局通過報刊等公開的媒介，以發表社論的形式向民眾介紹日軍慘無人道的暴行，通過譴責日軍的侵略行為，激發了民眾對受難者的同情，進而提高了民眾對抗日戰爭的熱情。隨著國民黨的抗戰方針日益倒退，國統區民眾的抗日熱情被進一步壓制。南方局通過領導公開的外圍組織和秘密的“據點”，深入民眾中隱蔽地開展動員工作。
1939年10月，在南方局的領導下，衡山師范學院組織成立了抗日救亡團體“怒吼劇團”，他們通過生動的演出激起了全縣各界民眾的救亡熱情。廣大民眾還紛紛通過募捐支前的形式表達自己的抗日熱情，在衡陽縣各界婦女發起的捐獻“湘婦女號”活動中，東鄉泉溪市一位85歲的老太太在身患重病之際立下遺囑，將家中的2萬銀元全部捐獻以作購買飛機之用。廣西新生活運動促進會婦女工作委員會發動廣大婦女發展生產、做軍鞋冬衣、慰問軍屬，并為出征的軍人代耕、代勞、代寫家書等。抗日戰爭的歷史證明，中共南方局通過開展政治動員工作，有效激發了廣大民眾的抗戰熱情，最大限度地動員了軍民共同堅持抗戰，為取得抗戰的勝利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正如毛澤東指出的“人民更大規模地起來為救亡而斗爭”[7](P253)。
(二)增強了民眾對中國共產黨的政治認同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對于中國共產黨而言，并非只是一個實用的斗爭策略，而是同中國社會歷史發展規律相符合的理論。通過推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發展，中國共產黨獲得了廣大民眾的政治認同，并逐漸發展成為推動中國政治發展的主導力量�？箲饡r期是中國社會各階層“大分化，新組合”的新時期，也是各民主黨派活動的活躍時期。
社會各階層的民眾對自身的政治歸宿和政治認同做出了選擇，并根據政治取向的不同開始了重新的分化和組合，構成了現代中國政黨政治發展的一個關鍵轉折點。在這個時期哪個政黨能夠實行有效的政治動員，將自身的政治綱領傳遞給社會各階層的廣大民眾，就能夠獲得廣大民眾的政治認同，從而為自身積聚大量的政治合法性資源。
不僅如此，南方局領導的《新華日報》《群眾》周刊以及對共產黨員起核心作用的刊物如《救亡日報》《國民公論》等，還通過刊登邊區抗戰文學作品和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的講話、著作，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抗戰方針、政策，動員國統區的廣大民眾投身于轟轟烈烈的抗日民主運動中。如毛澤東于1940年1月在陜甘寧邊區文化協會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發表的重要講話——《新民主主義論》，在延安出版的《中國文化》創刊號和《解放》雜志上發表后不久，《新華日報》桂林分館便在國統區印發了《中國文化》創刊號和《解放》雜志。
此外，共產黨員、文化人士胡愈之創辦的《文化供應社》，還于同年6月在桂林公開出版發行了《新民主主義論》的單行本。與此同時，在南方局的領導下，邊區進步文化人士的抗戰小說、詩歌等文藝作品也在國統區得到了廣泛的傳播，尤其是邊區創作的抗日歌曲，如《黃河大合唱》《生產大合唱》《軍民進行曲》《大刀進行曲》等更是深受國統區民眾的喜愛，被廣大民眾廣泛傳唱。眾所周知，抗日戰爭是中華民族共同的事業。
中國共產黨自抗戰爆發后，不僅領導了根據地民眾的抗日斗爭，而且還通過中共中央南方局采取多種形式，對國統區民眾開展了廣泛的政治動員工作，領導國統區的廣大民眾開展抗日民主運動。南方局領導開展的政治動員，與邊區抗日民主運動是不可分割的整體。它與邊區的抗日民主運動遙相呼應、相互配合，有力地調動了民眾抗日救國的積極性，從而激發了廣大民眾的愛國熱情，為奪取全民族抗日戰爭的勝利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參考文獻：
[1]毛澤東選集(2)[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列寧全集(31)[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3]中國當前的民主運動[N].華西日報，1944-05-22(1).
[4]擁護政府重申懲治漢奸條例的命令[N].新華日報，1939-01-03(1).
SCISSCIAHC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