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18-03-14所屬分類：文史論文瀏覽：1次
摘 要： 通過分析黔西北大花苗教會音樂的發展歷程，可以了解到基督教在黔西北苗族乃至整個黔西北少數民族地區的傳播過程，下面作者根據在田野考察所得到的資料，探究基督教音樂在大花苗地區的變化過程，從而對歷史進行回顧和梳理。 關鍵詞：大花苗,基督教音樂,音樂發
通過分析黔西北大花苗教會音樂的發展歷程，可以了解到基督教在黔西北苗族乃至整個黔西北少數民族地區的傳播過程，下面作者根據在田野考察所得到的資料，探究基督教音樂在大花苗地區的變化過程，從而對歷史進行回顧和梳理。
關鍵詞：大花苗,基督教音樂,音樂發展
1904年，生活在貴州省西北部烏蒙山區的大花苗族在西方傳教士的引領下整個族群皈依基督教已百年有余，這支苗族至今仍然保留和使用著傳教士創造的“苗文”和“波拉德字母譜”，成為西方基督教在中國西南少數民族地區傳播和發展歷程的重要歷史佐證和文獻。由于年代久遠以及親歷者們的相繼離世，目前可見的有關黔西北大花苗基督教會音樂發展的文字記載或圖片資料幾乎難以找尋。筆者自2012年至2015年多次深入貴州省赫章縣、威寧縣大花苗族基督教教區進行田野考察，在田野考察過程中筆者獲得了大量一手文獻資料和歷史親歷者后人的口述材料，這些珍貴資料的獲得，為筆者厘清黔西北大花苗基督教會音樂發展的基本脈絡提供了可能。
基督教最初傳入黔西北烏蒙山區苗族社會之時，苗族信徒多以一個苗寨或多個苗寨為中心，在某個信徒家里或空地搭個簡易的木屋作為禮拜聚會點，雖然條件極其簡陋，但是苗族信徒的熱情卻非常高。苗族沒有自己的文字，對外國字的《圣經》和“贊美詩”更是尤如天書一般，完全依賴宣教士們的口傳心授，傳教工作進程尤為緩慢。
為了解決這樣的困境，1903年，英籍內地會牧師黨居仁(Adam)開始籌備在葛布(今貴州省赫章縣葛布村)建立基督教堂并與苗族信徒張雅各、張馬可等一起嘗試在羅馬字母的基礎上結合苗語發音來拼寫苗文，試圖用這種羅馬字母苗文翻譯西方教會“贊美詩”。但是，羅馬文的拼、讀、寫與苗族理解和接受的能力依然相差太遠，絕大多數信徒不能掌握，最終沒能在苗族地區推廣起來，目前這種早期的羅馬文贊美詩版本在苗族教區已經失傳。
1904年，循道公會牧師柏格里在與葛布教堂相距一百多公里的威寧縣石門坎開始籌備建立石門坎教堂，并嘗試將西方贊美詩的旋律用最簡單的全音階記譜方式在苗區推廣。據王樹德在《石門坎與花苗》一書記載：“苗族人習慣于陰歷每年五月初五在山坡上舉行盛大的花山節，這時候會有幾千人聚集在一起，他們吹蘆笙，唱山歌，盡情歡娛。在這一天節慶時刻，伯格理就以耶穌基督去取代原來無節制的取樂，在那里教苗族人喜氣洋洋地唱全音階譜錄的基督教的贊美歌……①”。
為了拉近與大花苗族的感情，傳教士們用圣經里“創世紀”“諾亞方舟”“亞當”“夏娃”等人物和故事與苗族“古歌”里傳唱的“開天辟地”“洪水滔天”“兄妹結婚”等神話傳說附會在一起，所以，一些信徒在聽道之后還會不自覺的用本民族的“古歌”旋律來抒發內心的感受。柏格里曾在日記中記錄了這樣的場景：“1905年6月30日。在美好的天氣中抵達石門坎。在晚間的聚會上，一些苗族人精神抖擻地進行了祈禱。隨后，苗族婦女唱起了她們民族的創世古歌，一個女人打頭唱，其他人就跟上，她們用的是她們自己令人陶醉的曲調……②”。這是一種純粹的以苗族“古歌”作為敬拜的表達方式，這種方式后來又被演繹成為一種“土洋結合”的表達，就是以“古歌”的旋律和以《圣經》里的歌詞。這種獨特的“贊美詩”在當地一些老的信徒中還有人能夠哼唱。
因此，早期黔西北大花苗教會儀式音樂多以上述四種“贊美詩”形式為主：1.羅馬字母拼寫的苗文贊美詩;2.由全音階記譜的西方贊美詩;3.由苗族“古歌”替代的贊美詩形式;4.“本土”旋律與“外來”歌詞相結合的“半本土”化贊美詩。
1905年和1906年石門坎教堂和葛布教堂先后落成，苗族信眾有了固定的禮拜場所�；浇�“內地會”和“循道公會”分別派外籍牧師伯格理和裴忠謙駐會主持工作，教會生活開始步入正軌，音樂活動也日趨豐富起來。這一時期“波拉德苗文”和“波拉德字母譜”的出現，對教會音樂的發展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
1905年起，伯格理開始與苗族信徒張約翰、楊雅各、漢族教師李斯提反等共同研討，以簡單、易懂為原則，將苗文字母中發音與西方唱名do、re、mi、fa、sol、la極為相似的六個大寫聲母 T 、3 、)、┌、S、L作為這套特殊記譜法的基本音高符號，再結合英國傳統記譜法“sol-fa譜”體系里的節奏、節拍、音高變化、休止等音樂符號元素，創制了“波拉德字母譜”，這套記譜法又被稱為“發音譜”“苗譜”“變體字母譜”等。百余年來，這套文字和記譜法以大花苗族基督教信徒為主要傳承載體，廣泛流傳于滇、黔、川邊的苗族社會，大大刺激了苗族學習《圣經》和學唱西方“贊美詩”的熱情，教會音樂生活因此蓬勃發展，加入教會的信徒人數猛增。“波拉德苗文”和“字母譜”不僅僅成為黔西北苗族唯一記錄和保存音樂信息的方式和傳播音樂的物化載體，也是促成黔西北苗族短時間內整族皈依基督的一個重要原因。
波拉德字母譜創制出來后，不論是基督教循道公會派系(以石門坎教會為中心)或內地會派系(以葛布教會為代表)的教牧同工開始積極的使用這一套記譜法翻譯西方的教會圣歌。筆者在田野考察中有幸收集到數本1905-1949年間黔西北大花苗基督教會編譯和使用過的珍貴圣歌詩譜，這些詩譜分別代表著黔西北苗族教會音樂發展的幾個關鍵性時間節點。
一、《詩篇歌》(《ng〈m～z～》)
《詩篇歌》由基督教循道公會石門坎教會與內地會葛布教會合作編譯，刻印版本，具體年代不詳，大概成書于1905年-1908年之間。外國傳教士為了能讓初入教會的信徒更容易的理解《圣經》，便在書中大部分贊美詩的開頭都附加一段《圣經》“詩篇”里的經文，先念后唱，這樣既加深了對經文的理解又便于記憶，所以名為《詩篇歌》或《經文短歌》。書中有贊美詩50余首，是傳教士們運用“波拉德苗文”和“字母譜”進行西方贊美詩翻譯過程中的早期嘗試。
二、《新老贊美詩》和《福音歌》(《ndó ng〈aKlI》《ng〈aKjUü》)
1908年，石門坎教會的英籍牧師張道惠，苗族傳道張夏禹與葛布教會的英籍牧師裴中謙，苗族傳道羅旦以里，楊馬可等共同合作翻譯了《新老贊美詩》和《福音詩》。
《新老贊美詩》具體出版時間不詳，里面共有詩歌121首，其中大部分詩歌只有歌詞，沒有樂譜。《福音詩》1934年正式出版、32開、中華內地會上海出版，共126首，其中大部分詩歌只有歌詞，沒有樂譜。這兩本樂譜現保存于葛布教會圖書館。
三、《贊美詩》(《ta l K ng〈》)
1939年，時任葛布教會駐會牧師劉谷森(美籍)及其夫人劉師母與葛布教會苗族同工楊志成、王明倫、楊國光、朱德成、張永光、朱文正等在前面三本苗文贊美詩基礎上，參考有關英文圣詩選，共摘選詩歌213首編輯出版了《贊美詩》。
劉谷森(美籍)駐葛布教會期間，因為其夫人劉師母精通音律，曾長期在美國的教會里擔任司琴。她一來到葛布就發現了苗族天賦的美妙歌喉和音樂悟性。于是，在劉師母的主持下，教會開辦了圣經學校，設有音樂班，專門教授樂譜知識，還成立唱詩班，劉師母親自教授苗族“美聲唱法”，培養了不少聲樂人才，我們現在聽到的苗族唱詩班那別具一格的美聲“贊美詩”就源于此。這一時期每逢主日，在做禮拜之前，劉師母都先要組織前來教會禮拜的苗族信徒學習樂理、視唱、教唱贊美詩，這一主日禮拜之前的例行學習在苗族教會延續至今。此外，葛布教會還在各個支堂開辦音樂培訓班，從唱法、發音、吐字、節奏等各方面對圣歌演唱進行統一的規范。劉師母服務葛布教會時帶來了一架腳踏風琴，這是葛布教會擁有的第一件大型西洋樂器。1940年劉谷森和劉師母離開葛布，“內地會”總會派美籍牧師艾文斯入駐葛布，艾師母負責在圣經學校教課，在教會音樂方面繼承了劉師母的工作，這一時期，是葛布教會的大發展時期，也是大花苗教會音樂發展的重要時期。
四、苗文《頌主圣歌》(《ta lK jè ng〈》)
1946年，羅偉德(澳大利亞籍)繼任葛布教會牧師，召集教會長老、傳道，學校部分教師共同研究，將教會使用的《贊美詩》歸類整理，又新增補“苗族靈歌”“福音歌”“贊美詩”等共計圣歌275首，易名《頌主圣歌》。
這本苗文《頌主圣歌》開始有了部分四聲部詩歌，且所有四聲部詩歌均由葛布圣經學校師生反復詠唱矯正。1948年由嘎基教會楊國光傳道帶到昆明內地會印刷廠印刷出版，1949年再版10000冊，各地教會詠唱至今。此版苗文《頌主圣歌》特別講究苗語語音與樂譜的韻腳，開創了苗族演唱四聲部的先河，歌詞采用了改良后的“波拉德苗文”。③
1932年到1946年，經過劉谷森及劉師母、艾文斯及艾師母、羅偉德三任駐會牧師以及苗族傳道在改良詩歌版本方面及音樂培訓方面的不懈努力，大花苗教會音樂生活蓬勃發展，信徒學習和演唱圣歌的熱情空前高漲，苗族天賦的歌喉和音樂靈性得到了充分的釋放和發揮。以前大花苗吟唱“古歌”曲調凄涼哀婉，體現的是生活的絕望，現在唱圣歌高亢澎湃，從表面上看，這似乎表現了黔西北苗族對“神”的敬拜與贊美，其實更重要的是通過這新的歌聲(既是新的內容，也是新的形勢)，傳遞一個古老民族對新生活的希望!在教堂集體禮拜并高唱圣歌，讓這支千百年來“遷徙無恒”的民族找到了歸屬感，找到了精神的寄托。唱“贊美詩”，成為黔西北苗族現實生活和精神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內容。
1949年，澳大利亞籍牧師羅偉德撤離葛布，教會工作由楊志誠牧師接替。1956年宗教肅反運動開始，教會活動停止，1958年黔西北苗族教會被迫關閉，1978年教會重新開放。值得一提的是，從1958-1978年黔西北基督教會關閉的20年間，雖然《圣經》和贊美詩本歷經幾次清繳燒毀，但是黔西北大花苗教會活動并未真正停止，用信徒們的話說：“自體的肉身越是歷經磨難，心里的靈性就越是充滿”。這一時期，很多信徒開始啟示靈歌，這種由個人內在生命和靈性經歷的表達“……如涌流出萬股清泉，滋潤著信徒們干渴的心田。一首詩歌的啟示和詠唱，把人們從困苦的瑪拉帶到喜悅的以琳”!④
1949年以前的黔西北大花苗基督教會音樂發展史實際上可以看做是西方傳教士將西方贊美詩本土化過程中不斷發展和完善的歷史。1906-1949年間，石門坎教會、葛布教會、結構彝族教會的教牧同工使用“苗文”和“苗譜”先后出版了《詩篇歌》《新老贊美詩》《福音詩》、彝文《頌主圣歌》、小花苗《頌主圣歌》、苗文《頌主圣歌》等圣歌詩本。葛布教會開設音樂班和唱詩班，教授苗族西方音樂基礎知識和西洋美聲唱法;崇拜儀式上曾用口琴、手風琴、腳踏風琴、小提琴等西方樂器伴奏。傳教士們按照西方教會模式主導著黔西北大花苗教會的音樂生活。
如果說圣經里的文字對苗族社會產生了長期的影響，那么“贊美詩”卻是在頃刻間深入了苗族人的心。西方傳教士通過贊美詩的普及獲得了一種快速的文化手段，達到“解構”和“建構”黔西北苗族社會的目的。1950年-1978年間，教會音樂活動轉入地下，苗族信徒以背誦、默詠、手抄的形式將教會音樂文化傳承下來，同時，在這段動亂歲月，大花苗族產生和釋放了自身的靈性和感悟，并收獲了真正屬于苗族信徒的圣歌——“苗族靈歌”!⑤
注釋：
�、贃|人達：《在未知的中國》，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第406頁。
�、跂|人達：《在未知的中國》，第709頁。
�、蹢钪菊\校長與劉谷森夫婦在伯格里苗文的基礎上進行了二次改革，將苗文的部分聲母添上半濁音(半鼻音)，使苗文發音更為準確和完善。加之原有聲母共60個。
�、芑浇谈鸩冀虝倌晔肪帉懡M編：《基督教葛布教會百年史1904-2004》內部發行。
�、蓐愝恚骸睹缱�“靈歌”簡析——黔西北大花苗基督教會音樂文化研究之一》，《中國音樂學》，2016年版第1期，第6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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