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當代文學中文藝與政治的理論

發布時間：2017-03-13所屬分類：文史論文瀏覽：1次

摘 要： 文藝與政治是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體系中的一對基本關系范疇，下面是小編搜集整理的一篇 文史論文范文 ：現當代文學中文藝與政治的理論，供大家閱讀參考。 文藝與政治是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體系中的一對基本關系范疇。關于二者的關系,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基本

　　文藝與政治是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體系中的一對基本關系范疇，下面是小編搜集整理的一篇文史論文范文：現當代文學中文藝與政治的理論，供大家閱讀參考。

　　文藝與政治是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體系中的一對基本關系范疇。關于二者的關系,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基本觀點是:文藝與政治有著密切的聯系。發生這種聯系的內在原因在于:首先,文藝與政治都是經濟的反映。文藝是一種觀念形態性的上層建筑,無論它所反映的內容,還是自身的發展變化,都受經濟基礎的制約,因此,文藝與政治一樣,都是建立在經濟基礎之上的上層建筑,對社會經濟制度起保護作用。其次,文藝與政治相比,從與經濟的距離來說,政治是最近的。所以文藝反映并服務于經濟制度,就不能不與政治發生密切的聯系。列寧曾說過:“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也就是說,政治斗爭集中表現了經濟利益上的爭奪,政治歸根結底是要為鞏固經濟制度而存在的,所以政治對文藝等上層建筑部門的影響是最廣泛、最集中的。因此經濟制度影響文藝也往往是通過政治實現的。最后,文藝歸根結底是寫人的,政治生活滲透到人的各個生活領域,給人以重大影響,并又能突出強烈地顯示出人的重要特點,這就使文藝與政治發生著不斷的聯系。如何正確看待二者的關系是值得深思的一個問題。下面我結合20世紀20年代～90年代現當代文學領域文藝與政治的關系演變來具體闡述這個問題。

》》》查看期刊簡介《《《

　　在現代文學的第一個10年(1917～1927),即20年代文學時期,五四文學革命承繼了梁啟超、黃遵憲等人提倡的“新民”、“救國”的近代文學改良精神,在新文化運動倡導“民主”、“科學”思想的背景下,徹底批判、否定了整個封建制度及其思想文化體系。但不可忽視的是,“五四”文學革命雖然取得了一定成就,但領導這個文學革命的激進民主主義者忽視了人民群眾,導致革命被局限在知識分子圈子里,沒有普及到群眾中去。由于他們不敢明確指出他們所進行的實際上就是一場激烈的政治斗爭,而企圖回避“批評時政”的罪名,五四文學革命沒有和政治運動緊密結合起來。因而沒能發揮應有的效果。

　　無產階級文學運動及文學、民主主義、自由主義作家的文學運動及文學決定了現代文學的第二個十年(1928～1937),也就是30年代文學時期的基本面貌。20世紀30年代的中國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日趨復雜,與社會歷史的走向變動相一致,現代中國文學自身也出現了許多新的因素。這一特殊的政治文化語境,使當時各文學派別的文學觀念都明顯地帶有政治傾向性。這直接影響到30年代的一系列重要文學論爭。30年代的文學論爭始終集中在文學發展的外部關系上,例如文學與階級,文學與人民,文學與政治革命,文學與時代等等。而有關文學藝術的內部關系和美學范疇問題則未得到全面的展開。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30年代文學論爭中的各方,所持的觀點往往并非出自文學的或學術的思考,而常常是從自身的政治立場、政治態度出發,針對自身對當時政治文化形勢的理解而采取的某種文學策略。政治化思維在30年代文學論爭中起了重要的甚至是主導的作用。在中國20世紀文學的發展中,30年代是一個重要的轉折時期,中國20世紀文學發展過程中的許多問題、癥結可以從30年代找到源頭。在其后相當長的一段歷史時期內,我們從文學論爭、文學討論乃至文學批評中,都能發現30年代文學論爭中所形成的一系列特點的遺存。

　　現代文學的第三個十年(1937年7月7日蘆溝橋事變～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即40年代文學時期包括抗戰、解放兩個時期的文學活動。文學發展的主流是自覺繼承五四以來新文學的革命精神、戰斗傳統,各盡所能地為民族解放大業努力奮斗。文學格局是國統區、解放區、淪陷區文學并存。40年代文藝論爭比前兩個時期更激烈頻繁�？箲鸪跗谖乃嚺c政治的關系是論爭的焦點�？箲鸨�發后,許多文藝界的熱血青年紛紛來到延安和其他抗日根據地,為革命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有力地促進了解放區文藝事業的發展。但其中一些人還不完全懂得解放區和國統區、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本質區別,其世界觀還未徹底改造,立場還沒有根本改變,思想感情、趣味愛好同根據地新的環境、新的群眾不相適應,其文藝作品產生的效果與解放區的實際情況產生了脫節。

　　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共領導人敏銳地覺察到這些動向,在經過深入細致的調查研究基礎上,組織延安的文藝界人士召開座談會,力圖通過討論使黨內文藝思想與革命事業保持一致并建立起抗戰時期的文藝統一戰線,對文藝工作者進行革命化改造,對根據地軍民進行文藝普及和提高,以達到“工農群眾知識化,知識分子工農化”,為取得抗戰的勝利奠定文藝戰線的思想基礎。強調政治對文藝發展的領導作用,甚至將文藝視為政治斗爭的工具,主要是戰爭年代特殊的生存環境所迫。在生死存亡關頭,任何一個階級都會把功利性目標放在第一位。共產黨把文藝的發展和政治的發展結合起來考察,并把文藝工作看成是廣義的政治工作的一部分,正是從具體情況出發解決實際問題,是實事求是的科學精神在斗爭實踐中的表現�！对谘影参乃囎�談會上的講話》敢于承認文學與政治之間的密切關系,并且毫不隱諱地指出在特定歷史時期,文藝工作應當服從政治工作的需要。但在強調文藝政治性的同時,仍然要求文藝應有自身的審美價值,表明了對文學藝術遺產繼承的態度,顯示出了正確的態度。

　　綜觀建國后17年及文革時期的文學(1949～1976年10月),首先要明確第一次全國文代會(來自解放區和國統區兩支文藝隊伍大會師的盛會)標志著中國新文學以此為起點,進入了當代文學時期。

　　我們先來看小說。50、60年代小說,以革命現實主義為主潮。革命歷史小說,革命現實小說興盛。在革命歷史小說方面,以反映民主革命為主,描寫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斗爭的各個歷史階段。本時期許多作家以抗日戰爭和20、30年代的革命斗爭作為長篇小說的題材,使民主革命時期的斗爭生活得到充分的反映。與歷史題材相輝映,現實生活成為本時期小說創作的另一個突出題材。在現實題材中,又以反映農村生活的小說最多。土改,農業合作化,大躍進,人民公社,黨對農村政策的調整,50、60年代農村進行的一系列變革都是革命現實小說的重要主題。

　　50、60年代小說,具有曲折變化的發展軌跡。社會生活和文藝領域左傾思潮逐步升級。雖然“雙百方針”的提出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左傾思潮,但總體說來小說的缺失顯而易見。簡單機械地理解文藝與政治的關系,把文藝為社會服務的功能,等同于直接服務于政治。作家強化自身的政治意識,過多考慮迅速即時地配合現實斗爭,闡述黨的具體政策,宣傳歷次政治運動。這不僅影響作家的創造精神,甚至急功近利,把關于歷史和現實的現成的政治結論奉為創作宗旨。創作時不是采用文學的構思方法,而是采用非文學的構思方法,多停留于生活表面,甚至造成了公式化、概念化傾向。

　　從該時期的詩歌來看,我們也能體悟出文藝和政治的關系。50年代初期頌歌階段,詩歌集中于歌頌新中國。50年代中期,雙百詩歌,內容變廣。1958年大躍進新民歌運動使民歌創作盛行。60年代前期戰歌時代,政治抒情詩主導詩壇。題材上反映社會生活重大事件,突出明顯政治內容。文革時期,公開詩壇的領袖頌詩、紅衛兵詩歌、地下詩壇的知青詩歌、白洋淀詩群的詩歌盛行,極大地反映了當時的政治狀況。

　　文革主流文學直接受制于政治。革命樣板小說代表著“三突出”創作的無上典范。但是我們不應忽視不愿完全遵從政治之命的文學和地下手抄文學。它們抵制專制主義,在壓迫中成長。盡管它們難以擺脫文學從屬于政治的陰影,不可避免的帶有長期以來的左傾思潮的印痕,但畢竟是相對于主潮的支脈。就主潮而言,文革十年是中國當代文學的黑暗一頁。左傾文藝思潮和陰謀政治的發展嚴重阻礙了文學的發展。

　　新時期文學(1976年10月之后的文學)是我國當代文學繼“十七年”文學時期、文革時期以后的第三個文學時期。相比于前兩個時期,它以快速的發展變化、全新的審美面貌、紛繁的文學現象和論爭、多彩的文學創作成果,成為中國當代文學史上極為重要的一頁。

　　我們把新時期的文學分為這樣幾個階段來討論:新時期初期的文藝復興階段,80年代前期的文藝爭鳴和文藝思潮演進階段,80年代后期的文藝思潮新變階段,90年代的文藝思潮發展階段。

　　新時期文學的進步是和時代政治的轉折進步密切聯系在一起的。1978年底之前,文藝界對“文革”的否定也還籠罩著“兩個凡是”論所形成的歷史陰影,文藝本身除政治路線之外的許多關鍵性審美問題,因為不僅和“文革”聯系著,也和“文革”前的歷史聯系著,所以未能得以根本性澄清。這些都有賴于政治在自身領域的撥亂反正的深入。1978年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標志著新時期思想解放運動的真正深入。1979年以后,文藝界大規模平反,文學題材突破了原有的禁區。“第四次全國文代會”的召開標志著文藝界的全面解凍。

　　新時期文學在復蘇期的發展態勢,是與這一階段里一系列文藝觀念的基本問題和創作中具有傾向性問題的熱烈爭鳴連在一起的。自1942年《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以來,“文藝從屬于政治”、“文藝必須為政治服務”就成為我國文藝界一個不可懷疑的基本原則,它制約了我國近半個世紀的文學創作格局和文藝面貌。大量文學論爭從文藝的發展規律,古今中外文學發展的歷史等方面,對這一觀點進行了有力的辯駁,并認為這是“極左”文藝思潮的基本根源。同時針對“文藝工具論”展開批駁,認為把文藝變為階級意志的服用,必將最終取消文藝。1980年“為社會主義服務,為人民服務”方針的提出對文藝與政治的關系進行了重新分辨認識,這對新時期文藝復蘇產生了巨大的推動作用。我們應明確毛澤東提出衡量文藝作品的政治標準,并把它放在第一位,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那樣的歷史時期,由于階級斗爭和政治斗爭是黨和人民生活的中心內容,上述提法曾經產生過一定的積極意義。它有利于促進文藝隊伍,文藝運動和文藝創作在總的政治方向上保持一致;有利于克服文藝批評中忽視和抹煞作品的政治傾向及其效果的偏向。但是,在經濟建設已成為黨和人民生活的中心內容之時,這一觀點已站不住腳。提出文藝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來代替文藝為政治服務的提法是有積極意義的。

　　80年代前期的文藝爭鳴和文藝思潮演進階段,中國文學開始坦然面對世界,在現實主義藝術方法引導下文學取得了和現實發展的同步性,反映改革中各種現實生活的變化。從1985年開始,新時期文學步入了新變時期。人民公社的解體,中國農村的改革基本完成,城市改革的基本啟動給文學的發展提供了動力。文學在展現時代時如何進一步表現自己的獨特性是作家們普遍關注的問題。文學的本體性備受關注,而不是在與社會的對應層次上找尋自身的價值。80年代后期關于文學主體性的討論更為強烈,文藝本身的價值得到重視。

　　90年代文學,是在很多因素合力推動下發展的一個時期。自五四運動以來,我國文學就形成了與時代主潮共生共榮的傳統。這一傳統在新時期文學中所表現出的直面現實的憂患意識,不但在80年代十分明顯,而且形成的創作慣性也作用于90年代的文學思潮演變和文學創作的主題之中。從國際看,由于1989年前蘇聯及東歐社會主義陣營的解體,過去形成的兩極文學格局趨向消失,社會意識形態多元化,我國文學創作不斷探索自身的發展道路。從國內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背景下,讀者、市場選擇文學代替了文學選擇讀者,文學不斷改善自身,優化自身的傳播條件及方式。與80年代相比,90年代文學在拼命追趕社會,在紛繁多變的社會中,越發邊緣化,領域化。

　　綜合20年代至90年代文藝與政治的關系演變,我們發現文藝與政治之間的對應關系與它們所處的時代背景密切相關。文學與政治的緊密聯系不等同于文學受制于政治。毛澤東提出衡量文藝作品的政治標準,并把它放在第一位,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那樣的歷史時期,由于階級斗爭和政治斗爭是黨和人民生活的中心內容,上述提法是有一定的積極意義的。但是,我們不應忽略文藝本身的審美形態。如果我們隨意夸大政治在文藝中的作用和影響,將導致輕視乃至忽視文藝審美特征的不良傾向,從而以政治教化形態的單一性取代審美實踐形態的豐富多樣性,使文藝淪為政治的婢女。

　　【參考文獻】

　　[1]毛澤東. 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2]朱棟霖,丁帆,朱曉進. 中國現代文學史[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