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16-05-21所屬分類：文史論文瀏覽：1次
摘 要： 20世紀英國文壇上，小說家、劇作家毛姆(William Somerset Maugham)可謂盛名遠揚。本文就針對毛姆與東方主義進行了一些研究，文章是一篇安徽文學雜志投稿的論文范文。 摘要：毛姆在創作中特地將中國乃至整個東方文明納入自己的視野。但是作為一位生活在帝國主
20世紀英國文壇上，小說家、劇作家毛姆(William Somerset Maugham)可謂盛名遠揚。本文就針對毛姆與東方主義進行了一些研究，文章是一篇安徽文學雜志投稿的論文范文。
摘要：毛姆在創作中特地將中國乃至整個東方文明納入自己的視野。但是作為一位生活在帝國主義背景下的西方作家，毛姆作品中對中國的書寫――中國的臆想及其種族觀念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東方主義的烙印，貫穿著西方文化優于東方文化的文化霸權觀。擬以其經典小說《彩色的面紗》為例，采用薩義德東方主義理論視角，分析毛姆作品中的中國這一他者形象，論述其東方主義思想及表現。通過細讀文本中的描寫中國的情節和分析其中的東方主義殖民話語，解讀毛姆創作中所流露的東方主義情感，從而論證多數人認同的具有反殖民傾向的毛姆作品實質上體現了東方主義意識形態，進而探討毛姆東方主義心態形成的背后根源以及毛姆文化霸權觀的實質。
關鍵詞：毛姆,《彩色的面紗》,東方主義,他者
毛姆在20世紀初沿用十九世紀的現實主義傳統創作小說，受法國自然主義流派的影響，他善于用自然主義的手法審視人生、表現人生。毛姆創作最受矚目的乃是其國際題材，他擅長書寫英屬殖民地的風土人情、自然景觀，其作品大都富有異國情調。而毛姆的作品之所以廣為流傳、交口稱贊，也就在于他善于從潛在讀者的期待視域出發，在作品中書寫遙遠而異質的東方文化，滿足人們對異域的好奇心[1]324。
毛姆與中國的淵源頗深，他的作品中不少以中國作為敘事背景，包括散文集《在中國畫屏上》(1922)、戲劇《蘇伊士之東》(1922)和長篇小說《彩色的面紗》(1925)等。毛姆受叔本華的啟發對東方文化產生了興趣;隨后他接觸到王爾德有關中國老莊哲學思想的闡釋，更加憧憬東方文明，無比向往“道法自然”的中國文明[2]119-121;因而在來中國之前，毛姆心目中的中國形象還停留在漢唐時期的繁華盛世，“是一種憑借其自身文化優越感抉發出的異國情調”[1]324。1919―1920年，毛姆親身游歷中國，試圖找尋古老東方文明的遺光，并將在中國的游覽點滴記錄成文，集中展示了心目中中國的形象;即便是這樣近距離的觀察，毛姆仍舊無法擺脫狹隘的民族主義視角，是隔著面紗窺視中國，從其作品中的中國書寫來看，毛姆“基本持續了《人性的枷鎖》中對中國的看法”[1]329。從根本上來說，毛姆避免不了傳統的歐人心態，他作品中的中國只是想象中的“他者”和“異類”，是一個想象的共同體。毛姆筆下的中國絕非單純的異域風情書寫，而是被建構起來的沉默的他者。
毛姆在英國文藝評論界被譽為“通俗作家”，廣受讀者歡迎，其中很重要的一點在于毛姆對異域文明的書寫滿足了西方讀者的獵奇心理;然而毛姆在評論界卻遭到冷嘲熱諷，被視為異類，批評家認為其多數作品構不成“偉大”的條件。而當代中國學界對毛姆的評價褒貶不一，有些學者持褒揚態度，包括胡水清、郭哲韜和李杜等，像李杜就認為毛姆“對中國文化深表關注或仰慕，對中國人民寄予無限的關切與同情”[3]32，而筆者在細讀毛姆描寫東方文明的具體文本后更為贊同另一種觀點，即受19世紀西方所建構的固定化的中國形象的影響，毛姆骨子里透出東方主義的對中國的“傲慢與偏見”。
本文擬運用薩義德的東方主義理論具體分析毛姆在《彩色的面紗》中所建構的中國形象，通過細讀文本中的描寫東方的情節和分析其中的東方主義殖民話語，解讀毛姆創作中所流露的東方主義情感，從而論證多數人認同的具有反殖民傾向的毛姆作品實質上體現了東方主義意識形態，毛姆作品的中國書寫絕非真實的中國形象，而是在西方集體無意識的影響下建構出的中國形象。
一、 “東方”的涵義和薩義德的東方主義
“東方”在現代漢語詞典中的本義是“太陽升起的方位”，是指示方位的地理概念，正如《詩・邶風・日月》中所說的“日居月諸，東方自出”[4]42。先民們根據自身的觀察，把太陽升起的方位稱作“東方”，相對應的就將太陽落山的方向稱作“西方”。從這個層面上來說，東方和西方這兩個相對的概念“是由自然規律確定的”[5]65。
然而，隨著西方各國走上資本主義道路，在全球范圍內劃分勢力范圍，建立殖民統治，東方與西方這一二元對立的概念不再是單純的地理概念，而是成為文化概念，蘊含著深刻的政治和文化色彩，“東方”成為專制、落后和停滯文明的代名詞。西方文化為了完成自我現代性的建構，在二元對立的模式下構筑了東方這一“他者”的形象[6]87。東方的形象，不論是積極的，還是消極的，都是在西方權力話語體系下建構出來的，與東方的真正形象無關。通過賦予“東方”、“西方”這一對空洞的地域概念以明確的文化內涵，西方知識分子完成了西方現代性的自我文化認同，為西方殖民擴張找尋和提供了依據。
愛德華・薩義德(Edward Said，1935―2003)是后殖民理論的集大成者，他的代表作《東方學》(Orientalism 1978)、《文化和帝國主義》(Culture and Imperialism 1993)可謂后殖民理論的奠基作。薩義德的后殖民理論是從葛蘭西的文化霸權理論出發，對傳統文化觀念加以批判，葛蘭西不贊同那種將文化視為理想或是將其定義為人類生活的全部方式的理念，而是肯定文化在現實政治和權力斗爭中所扮演的不可或缺的角色，將文化視為帝國主義活動的一部分[7]33。同時，薩義德的東方主義理論還借鑒了�？玛P于話語即權力的分析;他在《東方學》中首次將“殖民話語”作為研究的對象，西方對東方的建構和將東方視為“他者”的行為實質上就是西方殖民主義在文化方面的體現，西方知識分子通過各類文本形式對那些受殖民主義控制的地區和文化進行知識編碼[8]503。東方主義在意識形態層面對東方加以表述。
薩義德的東方主義理論“以西方的東方學研究為批評對象，指出西方的所謂客觀中立、不受政治影響的東方學，實際上充滿了偏見和誤解，是帝國主義實施掠奪和控制的組成部分。”[9]96，215薩義德在其著作《東方學》緒論中就指出，東方主義有三個層面的含義，一是作為一種學術研究學科，專注東方研究甚至東方書寫;二是將其視為一種思維方式，指示千年以來東方和西方之間的文化關系;第三種含義，也就是我們這里所討論的，更多地是從歷史的和物質的視角來衡量，東方主義被視為一種權力話語方式，是西方用以控制、重建和君臨東方的一種機制;這也意味著東方是被“東方化”了的，西方與東方的關系是一種權力關系、統治關系，一種程度不同的復雜的霸權關系[10]3-8，而這一觀念深深烙印在西方人的潛意識中。 東方主義的實質就是歐洲中心論和文化霸權主義。薩義德認為東方主義通過以下幾種統治策略發揮效力，首先是創造出一種“想象的地理學”，在文化層面上構筑出一種“西方”與“東方”的對立，東方總是非理性的、墮落的、幼稚的、不正常的和女性的;西方則是理性的、貞潔的、成熟的、正常的和男性的[10]49。在此基礎上，西方人將東方抽象化和文本化，以東方為對象建立一整套知識體系，而這一體系是完全符合西方意識形態和話語權力，而東方主義文本不僅能夠制造知識，還能夠創造他們似乎想描述的那種現實[7]36。這樣一來，真實的東方被文本化的東方所取代，現實的東方世界被排斥在以西方為主導的全球格局之外，被定格成“他者”和異域的形象。
薩義德東方主義理論的提出在西方學術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文學研究領域，薩義德的東方主義理論為文本解讀提供了新的闡析視角，很多以往“都認為只有象征意味或者存在主義傾向的作品都可納入霸權主義和帝國主義的視野重新加以審視”[5]67。不少評論家認為毛姆作品以其國際性背景著稱，通過將人物放置到一個異域的環境中，觀察人物在脫離歐洲基督道德禁忌后的行為舉止，透視人性的弱點。較多的評論文章是從作品的主體和人物塑造出發對毛姆的作品加以分析，而較少有文章關注毛姆作品中描寫異域風土人情的文字，這里薩義德的東方主義理論恰恰為我們解讀毛姆作品中的東方書寫提供了觀察的視角。
毛姆對中國文化興趣濃厚，其不少作品，包括小說、游記和戲劇中都有對中國的描寫。毛姆的中國書寫是否與他的前輩或是同輩有相似之處?他能否避免傳統的歐人心態，避開東方主義話語的使用，為讀者提供有關東方“真實而生動的圖畫”[11
]3?帶著這些疑問，筆者將在下文對毛姆游覽中國后創作的小說《彩色的面紗》中呈現的中國形象和中國人形象加以分析，進而考察毛姆的思想中是否浸潤著東方主義意識。
二、 《彩色的面紗》的東方主義情節
(一) 《彩色的面紗》簡介
《彩色的面紗》是毛姆在游歷中國之后，于1925年創作的以香港為背景的長篇小說，故事的主角仍舊是毛姆慣�？坍嫷挠Ｍ庵趁裾摺Ｕ≌f情節發展的背景主要設置在中國香港和內陸的一個村莊――梅潭府，講述了英國一對新婚夫婦婚后來到中國――充滿異域風情又令人心生恐懼的國度，丈夫費恩(細菌學家)發現妻子凱蒂不忠，隨后脅迫其妻子與其同赴梅潭府――中國霍亂疫區，凱蒂到達梅潭府之后，特別是在經歷了修道院的工作后，越發意識到自己先前是多么淺薄無知、愛慕虛榮，之前看來平庸木訥的丈夫其實品格高尚、心地良善。在霍亂肆虐的梅潭府，凱蒂悟出了人生和婚姻的真諦，尋得了心靈上的寧靜和滿足。
《彩色的面紗》表面看來講述的是“一個關于愛情救贖的故事”[12]227，小說圍繞主人公之間的糾葛和關系演變，描摹了三個形象鮮明、性格突出的人物形象。作者在小說開端采用了全知視角介紹男女主人公的婚姻背景，待男女主人公踏上中國土地后，便改用人物視角，借助女主人公凱蒂的口吻敘事，采用有限視角描述觀察對象，透視人物心理活動。“從文學展現的方式看，這種采用人物視角展現的異國形象，更加強調作品反映的異國不是現實的復制品，而是關于異國文化的想象。”[13]48
然而，揭開表層的面紗，分析毛姆在小說中的中國敘事情節和環境描寫，不難發現其敘述中透出的東方主義心理，通過凱蒂的口吻呈現出來的中國形象和中國人民形象不可避免的打上了英國人慣常的文化心理的烙印。毛姆長時期浸潤在西方文化霸權的話語語境下，在描寫中國這樣一個“他者”的形象時，還是無法擺脫西方“集體心理”的影響，不自覺地帶著傲慢與偏見的眼光觀察異域中國。下文將結合文本細讀，具體分析《彩色的面紗》中的中國形象和中國民眾形象，從這些中國書寫中透視毛姆在評判東方文明時所持的民族主義立場，他在講述東方文明時不由自主地流露出不屑和偏見，不論他多么推崇莊子哲學，他都無法避免歐洲價值觀的影響，中國――東方只是映襯西方白人文化的他者形象，只是“比照中的觀念對應物”[5]69。
(二) 《彩色的面紗》中的中國書寫與他者形象
《彩色的面紗》一文中，主角是駐華白人殖民者，毛姆將他們塑造成高尚、開化、文明的形象，而對中國民眾的描寫著墨不多，并籠統的將中國民眾視為野蠻、不開化、冷漠的集體，這些中國人沒有思想和個性，也缺乏清晰可辨認的面孔。毛姆的種族主義偏見可見一斑，他將那些遠離家鄉來到中國的修女們刻畫成圣人、救贖者，相對應的，中國民眾毫無信仰、輕視生命、野蠻未開化，是需要救贖的對象。
毛姆筆下的中國人大多外貌丑陋，縱觀《彩色的面紗》整個文本，毛姆“類型化、丑化、野蠻化、異類化甚至動物化中國人，流露出歐洲集體無意識中對中國人根深蒂固的鄙視、厭惡之情。”[14]80在西方白人的眼中，白人是最優越的種族，其他膚色的人種都是劣等民族;因而文中英國人看到中國人黃皮膚、黑眼睛的形象后深覺好奇，有股神秘感，但也倍感厭惡。小說中提到了形形色色的中國人，有華人老板、中國仆人、轎夫、滿族女人、修道院的中國孩子以及中國官僚和士兵。凱蒂初次到訪修道院，看到“穿著制服的小女孩面帶菜色，身材矮小，鼻子扁平”[15]108，就覺得“她們看上去不像人類，由此產生了一種厭惡感。”[15]109她后來去修道院工作時，起初還是無法克制對“那些女孩子的厭惡情緒”[15]127，她看到這些孩子“長著又黑又硬的頭發，圓圓的黃面孔，又黑又大的呆滯眼睛”[15]127，便滿懷恐懼，難忍厭惡之情。
《彩色的面紗》一文中，毛姆筆下的中國人狡詐、冷漠、野蠻和無知。凱蒂在香港與湯森幽會地的中國老頭兒就是一副“皮笑肉不笑的討好樣子”[15]9;“華人廚師抱著漠不關己的態度”[15]96給凱蒂他們上沙拉，似乎不擔心他們會染上瘟疫;在凱蒂丈夫――華爾特的葬禮上，“那些苦力們在一旁走來走去，好奇地望著舉行完基督教的葬禮以后，便三三兩兩地拖著杠棒離開了。”[15]176中國人冷漠、毫無憐憫之心的形象被西方想當然地建構起來了。同時，在毛姆筆下，中國人漠視生命，隨意遺棄孩子，修道院院長告訴凱蒂中國“孤兒并不是失去父母，而是她們的父母想舍棄她們。”[15]109并且中國父母認為“女孩子沒有用處，是個累贅。”[15]109毛姆借助凱蒂的敘述視角，抱著獵奇和傲慢的眼光看待中國民眾，“從而創造了一個與自己完全不同的民族。”[12]227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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