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0-12-05所屬分類：農業論文瀏覽：1次
摘 要： 作者：張志勇，彭 莉 摘 要：充分發揮精神扶貧在脫貧攻堅中的功能和作用，是新中國成立70多年來扶貧開發實踐積累的寶貴經驗。 新時代，精神扶貧既要立足于現實需求與內在機理，也要著眼于當下面臨的困難和突出矛盾，謀劃精神扶貧的實現路徑。 精神扶貧根源于
作者：張志勇，彭 莉
摘 要：充分發揮精神扶貧在脫貧攻堅中的功能和作用，是新中國成立70多年來扶貧開發實踐積累的寶貴經驗。 新時代，精神扶貧既要立足于現實需求與內在機理，也要著眼于當下面臨的困難和突出矛盾，謀劃精神扶貧的實現路徑。 精神扶貧根源于脫貧攻堅的現實需求、運行機理、存在的問題和發展實踐四個層面，因此，應以精神扶貧的需求邏輯、運行邏輯和問題邏輯為出發點，探索精神扶貧的實踐邏輯：即大力推動農村貧困地區鄉風文明建設，將開展文化教育與扶志扶智相結合，建立健全精神扶貧長效運行機制。
關 鍵 詞：脫貧攻堅; 精神扶貧; 扶志與扶智; 鄉風文明
貧困問題是影響全人類進步的歷史性難題。 在扶貧開發歷程中，中國創造了迄今為止速度最快、規模最大的減貧成績。 開展以“精神扶貧”“智力扶貧”為主題的中國特色扶貧是國家扶貧開發實踐的核心內容，在脫貧攻堅偉大實踐中發揮著重要的減貧功能。 2020年是脫貧攻堅的決戰決勝之年，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收官之年。 習近平同志指出：“脫貧致富不僅要注意‘富口袋’，更要注意‘富腦袋’。 ”[1]因此，農村作為脫貧攻堅的主戰場，應從整體上更加科學地對精神扶貧進行深入精細的剖析，明確新時代精神扶貧的現實需求和戰略定位，謀劃精神扶貧攻堅方略和實現路徑，培育符合新時代發展要求的新型農民。
一、精神扶貧的需求邏輯
精神扶貧關系到脫貧攻堅的質量，既是實現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有效銜接的樞紐，更是實現脫真貧、真脫貧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過程中必須要啃的“硬骨頭”。 習近平同志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提出“堅持大扶貧格局，注重扶貧同扶志、扶智相結合”。 [2]由此精神扶貧引起了國內外學者的廣泛關注(見下圖)。
(一)精神扶貧是打贏脫貧攻堅戰的重要內容
解決貧困群體在脫貧過程中出現的精神貧困問題，是打好脫貧攻堅戰的主要任務，具有重要意義。 首先，實施精神扶貧不僅對決戰決勝脫貧攻堅有很強的針對性，同時也極大程度地提升了脫貧質量。 其次，新時代的精神扶貧緊緊圍繞精神脫貧這個中心，能夠實現由傳統救濟性扶貧模式向可持續發展性扶貧模式轉化。 精神扶貧的全面可持續發展也體現在貧困群體自我改造、自我發展、自我完善能力的提升上。 再次，精神扶貧一改以往的“輸血式”扶貧方式，選擇以“造血式”扶貧為根本原則內化于奪取脫貧攻堅全面勝利進程中，二者相互促進，形成良性互動。 當前，在決勝脫貧攻堅戰中逐漸形成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精神扶貧理論已成為可推廣、可借鑒的中國經驗，不僅在理論維度上創新了中國特色脫貧攻堅機制，同時也在實踐維度上為打贏脫貧攻堅戰提供了科學可行的中國方案。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扶貧實踐所面臨的挑戰和考驗與以往有所不同。 針對新時期出現的新問題，要打好打贏這場脫貧攻堅戰，實現全面脫貧的目標，必須將精神扶貧置于脫貧攻堅首要位置，堅定不移走精神扶貧之路，以精神扶貧為重心，奪取脫貧攻堅戰的全面勝利。
(二)精神扶貧是實現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有效銜接的戰略選擇
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是當前兩大國家戰略部署。 2020年是脫貧攻堅的決戰決勝之年，但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仍處于起步階段。 實現鄉村振興，消除貧困是前提。 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就要優先打贏脫貧攻堅戰，因而探索實現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有效銜接的途徑是亟待解決的時代課題。 在整個脫貧攻堅戰中，需要貧困群體始終堅定脫貧信念，推動鄉村振興同樣也需要精神力量的強大支撐。 換言之，貧困群體有信心，才能助力脫貧攻堅。
黨的十八大以來，在實施脫貧攻堅、鄉村振興戰略以及區域協調發展的背景下，農村貧困地區在滿足物質生活需求和精神文化需求上成效顯著。 物質扶貧是實施鄉村振興的基本舉措，這一基本舉措可極大地改善農村的生活條件和基礎設施，使貧困地區日新月異，舊村換新貌，但往往難以治本; 精神扶貧則是從根本上解決農村的貧困問題，實現全面脫貧的目標，進一步助推鄉村振興。 因而迫切需要以精神扶貧、精神脫貧幫助農民全方位擺脫貧困，為鄉村振興奠定基礎。 也就是說，精神扶貧是推動鄉村振興的內生力量，是實現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有效銜接的戰略選擇。
(三)精神扶貧是實現脫真貧、真脫貧的思想武器
要想實現農村貧困人口脫真貧、真脫貧，就要用好精神扶貧這一思想武器。 習近平同志從辯證唯物主義出發，針對全面脫貧過程中貧困群體存在的“等、靠、要”“有體力無能力”等內生動力不足問題，提出扶貧必扶智，治貧先治愚，深刻闡述了農村貧困問題的根源以及扶貧內力與外力的辯證關系，為新時代實現脫真貧、真脫貧提供了行動指南。
通過精神扶貧，讓貧困群體及時更新思想觀念，提升文化水平，激發貧困群體自主性和主人翁意識，從本質上改變扶貧方式由治標轉向治本，形成永續發展的內驅力，能夠防止出現“年年扶年年貧”的問題，使脫貧更加徹底、更加持久。 只有讓精神扶貧服務于打贏脫貧攻堅戰的大局，不斷鞏固脫貧成果，才能真正實現脫真貧、真脫貧; 只有通過精神扶貧使農民口袋與腦袋共富，才能保證貧困群體脫真貧、真脫貧、不返貧，其才能以昂揚向上的精神風貌助力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二、精神扶貧的運行邏輯
新時代，針對農村貧困地區的精神貧困現象，需要重新界定精神扶貧的內涵。 從整體上把握精神扶貧的內涵邏輯，關鍵在于對精神扶貧的內在機理進行分解、提煉。 精神扶貧的本質是賦予貧困群體以精神文明要素，激發貧困群體脫貧的自主性，鼓勵貧困群體以自身努力徹底擺脫貧困。 在此過程中，精神扶貧的發展和實踐始終遵循著一定的內在運行機理，這也是保障精神扶貧扎實推進的邏輯前提。 因此，精神扶貧的內涵邏輯主要包括從“被動”扶貧到“主動”脫貧的思維方式轉變、從“精神”生產到“物質”生產的內生動力轉化以及實現從“小康”社會向“富裕”社會轉型三個方面。
(一)從“被動”扶貧到“主動”脫貧的思維方式轉變
只有充分調動貧困群體的主動性和積極性，為他們的精神世界注入新思想新觀念，從根本上消除貧困群體“要我脫貧”的被動思想，喚醒貧困群體“我要脫貧”的主動意識，才能從本質上使貧困群體自覺脫貧、自主脫貧。 習近平同志指出：“擺脫貧困首要并不是擺脫物質的貧困，而是擺脫意識和思路的貧困。 ”[3]相較于物質扶貧，精神扶貧更加注重貧困群體主觀世界的充實和豐富，更加注重徹底地改變貧困群體“等、靠、要”的思想，使其能夠堅定脫貧致富的信念和信心，自主自覺地發揮在脫貧道路上的重要作用，從而增強在面對貧困時改變自身現狀的能力。 開展精神扶貧，能夠充分激發貧困群體的內驅力，幫助貧困群體樹立自立、自強的信心，緊跟新時代發展潮流。 因而由精神扶貧到精神脫貧，可以轉變貧困群體的思維方式，通過“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的方式對癥下藥，把“要我富”轉化為“我要富”，變“貧困光榮”為“脫貧光榮”，真正使貧困群體擺脫貧困實現全面脫貧。
(二)從“精神”生產到“物質”生產的內生動力轉化
習近平同志在《擺脫貧困》中指出：“物質文明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是貧困地區脫貧致富過程的兩個方面。 兩者相互關聯，相互協調，相互促進。 ”[4]這就需要加大農村精神文明建設力度，提高貧困群體的文化素質，補齊文化要素短板，從根本上提升貧困群體擺脫貧困的能力，進而實現勞動技能的提升，最終使物質扶貧與精神扶貧協同共進。 精神扶貧的邏輯機理是生產要素的轉化過程，如果把精神文化看作生產要素，那么精神脫貧的過程就是實現“精神”生產要素變“物質”生產要素的內生動力轉化過程，變精神生產力為物質生產力，變“輸血式”扶貧為“造血式”扶貧，激發貧困群體的自我能動性及內在發展動力，從而使貧困群體學習更多先進的勞動技能，把握市場需求和商機，適應新時代社會發展的需要，進而提高勞動生產率，并更好地服務于當地經濟發展，將精神財富轉換為物質財富，推動經濟增長，最終實現貧困群體對美好生活向往的目標。
(三)從“小康”社會向“富裕”社會轉型
我國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后將進入富裕社會發展階段，即向富裕社會轉型。 小康社會向富裕社會轉型既要有堅實的物質基礎，也需要不斷加強精神文明建設。 在社會轉型過程中，物質財富有了大幅增長，農民生活水平極大提高，但農村貧困地區的文化建設還相對滯后，即貧困群體的文化素質距離社會轉型的需要還有一定的差距，如果忽視精神文明建設，小康社會向富裕社會轉型將難以順利完成。 小康社會向富裕社會轉型的前提是貧困群體精神世界的富裕和充實，農民思想道德和文化素質極大提高。 貧困群體只有在精神上擺脫貧困，小康社會向富裕社會轉型的進程才能得以推進。 因此，要準確把握在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過程中精神扶貧的新要求和新任務，把豐富貧困群體精神文化生活作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內容。 [5]也就是說，新時代，要統籌兼顧貧困群體物質文明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使物質發展水平和精神發展水平共同提升。 因而以精神扶貧助推社會轉型既是實現物質小康的需要，也是滿足精神小康的需要。
三、精神扶貧的問題邏輯
部分農村因自然環境阻礙、地理位置偏遠，加之以往的“輸血式”扶貧方式重視物質扶貧而輕視精神扶貧，導致精神扶貧面臨著種種困境，進而影響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進程。 目前，部分貧困群體仍保持一成不變的思維模式和消極的脫貧心理，存在缺乏脫貧內生動力、本身文化素質有限等問題; 同時，有些貧困地區的精神扶貧手段過于簡單和傳統，使得貧困群體的精神空間難以拓展，不僅阻礙了全面脫貧目標的實現，也為脫貧后返貧埋下了隱患。 因此，只有破解當下存在的諸多問題，才能更高效地實施精神扶貧。
(一)內生動力不足
在農村貧困地區，內生動力不足是制約精神扶貧的主要因素之一。 一些貧困地區由于長期缺乏精神幫扶，導致貧困群體精神上“缺鈣”，想要擺脫貧困的意志不堅定，內生脫貧動力不足。 在推進全面脫貧的過程中，貧困群體時常會陷入安于現狀、無所作為的狀態，認為脫貧與自己無關，是國家的事，甚至存在等著政府救濟的思想。 而一旦貧困群體的內生動力缺失，就會直接導致脫貧的“志”和“智”的缺失，就會患上精神“軟骨病”，成為打贏脫貧攻堅戰的阻力，嚴重影響農村貧困地區全面脫貧。 實施精神扶貧，可以有效增強貧困群體內生脫貧動力，發揮貧困群體作用，堅定貧困群體的信心，徹底糾正“等、靠、要”的思想，真正實現持久全面脫貧不返貧。
(二)文化素質有限
當前，貧困群體的文化素質整體呈偏低趨勢。 首先，由于一些貧困地區處于偏遠地帶，交通閉塞，因此貧困群體自身接受教育的機會較少，大部分農民仍停留在小學、初中文化水平。 其次，由于長期生活習慣及傳統思想的影響，貧困群體的思想觀念還比較落后，導致他們接觸新事物、學習新知識、掌握新技術的能力較弱。 再次，由于貧困群體對教育不夠重視，加之相關部門投入資金較少，對文化教育方面的消費支出微乎其微，導致貧困群體的精神文明建設相對薄弱。 其后果是：貧困群體缺乏主動性、創造性，不能更快更好地學習農業科學知識和技術，從而直接影響了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也就無法依靠教育和科技擺脫貧困走向富裕。
(三) 扶貧手段單一
在網絡迅速發展的當下，有些農村貧困地區的精神扶貧工作還停留在傳統方式上，解決貧困問題仍然囿于物質與經濟的單項標準。 一方面，部分扶貧干部在實施精神扶貧過程中，忽視了宣傳扶貧信息的廣度和深度以及農村貧困群體接受信息的程度。 如在一些貧困地區，扶貧干部仍采用在宣傳欄張貼關于精神文明建設和文化教育類的信息和內容，這種單向灌輸的方式不僅不能使貧困群體真正學習領悟政府扶貧政策，而且會產生信息傳達不及時的問題; 另一方面，“一些地方雖然瞄準了貧困戶，但還是老辦法老路子，就是簡單的給錢給物，在調動貧困群眾脫貧積極性、激活內生動力上做得不夠”。 [6]目前，我國部分貧困地區公共文化基礎硬件設施不完善，扶貧手段還是以撥款和補給生活物資為主，這種較為簡單的扶貧方式沒有注重調動貧困群體的脫貧積極性，扶貧手段急需改進和創新。
四、精神扶貧的實踐邏輯
貧困群體的精神貧困已成為脫貧攻堅的阻礙和難點，因此，探索精準科學的精神扶貧實踐路徑，能夠幫助貧困群體提高思想覺悟，擺脫精神貧困。 具體而言，應大力推動農村貧困地區鄉風文明建設，注重農民精神面貌和思想變化; 將開展文化教育與扶志扶智相結合，堅定農民脫貧意志和信念; 建立健全精神扶貧長效運行機制，實現穩定脫貧、不再返貧，形成脫貧光榮的新風尚。
(一)大力推動農村貧困地區鄉風文明建設
推動農村貧困地區鄉風文明建設是實施精神扶貧的重要內容，也是打贏脫貧攻堅戰、推動鄉村振興的根本動力。 因此，加強農村貧困地區鄉風文明建設，就要“不斷豐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強人民精神力量”。 [7]既要從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汲取營養，也要從時代先進文化中積聚力量。 首先，要把握鄉風文明建設正確導向。 堅持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引領，弘揚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 始終站在傳播主流意識形態的政治高度，推進貧困群體思想建設、道德建設和誠信建設，強化貧困群體的責任意識、集體意識和主體意識。 其次，完善農村公共文化基礎設施。 通過新建、改造設施設備等方式，結合農村貧困地區所處的地理環境、生活條件，以新時代鄉風文明建設中心為依托，逐步實現農村貧困地區公共文化服務全覆蓋，讓鄉風文明建設融入到農民的日常文化生活中，努力使貧困群體都參與到鄉風文明建設中來，在精神扶貧中發揮主導作用。 再次，充分挖掘貧困地區歷史文化資源。 深入研究當地的歷史文化生態形成機制以及扶貧產業功能布局，在鄉風文明建設中融入民族性、地方性元素，實現文化產業、旅游產業和民俗產業融合發展，走農村貧困地區特色鄉風文明建設之路。
(二)將開展文化教育與扶志扶智相結合
將開展文化教育與扶志扶智相結合是新時代精神扶貧的核心內容。 一方面，以開展文化和道德教育來引導農民改掉陳規陋習，倡導貧困群體樹立文明新風、良好家風和美麗民風; 另一方面，“扶貧必扶智，讓貧困地區的孩子們接受良好教育，是扶貧開發的重要任務，也是阻斷貧困代際傳遞的重要途徑。 ”[8]也就是說，將開展文化教育與扶志扶智相結合，既有助于貧困群體的文化素養和學習能力得到進一步提升，也有助于貧困群體科學認識外部幫扶與貧困群體自我能動性的辯證關系，解決在脫貧攻堅過程中農村貧困“代際傳遞”的難題，打破“福利依賴”，倡導貧困群體樹立自力更生、不等不靠的信心。
理論上，開展文化教育是精神扶貧的基礎，這個基礎要夯實; 實踐上，扶志強智是實施精神扶貧的難點，這個難點要突破。 第一，要尊重貧困群體的主體地位。 “各類扶貧項目和扶貧活動都要緊緊圍繞貧困群眾需求來進行，支持貧困群眾探索創新扶貧方式方法”。 [9]要深刻認識貧困群體存在的差異性，圍繞貧困群體的精神需求和現實需要開展文化教育服務，培育鄉土文化人才。 以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為基礎和前提，激發貧困群體的內源性力量，增強自我發展能力，實現從“干部干，群眾看”到“寧愿苦干、不愿苦熬”的轉變，從而使貧困群體脫貧的“志”和“智”相結合。 第二，開展文化對口幫扶，共建文明“連心橋”。 以文化共建為抓手，通過建立全國文明先進單位與深度貧困地區“1+1”組隊幫扶聯系，在旅游規劃、文藝創作、鄉村治理等方面進行幫扶指導，同時廣泛動員社會各界人士積極參與到農村精神文明建設中，共同協作助力精神扶貧實踐。 第三，利用互聯網技術獲取教育資源。 隨著互聯網的快速發展和普及，以往教育資源難以獲取或者分布不均等問題有了破解的辦法。 要充分利用高校的教育資源，如近幾年高校有許多名師在網上開設慕課，當地政府只需在農村貧困地區修建公共圖書館和電子閱覽室，即可以讓處于偏遠地區的貧困群體足不出戶在網上學習。 因此，新時代精神扶貧應在減少傳統“輸血式”扶貧方式的基礎上創造性地拓寬、創新性地拓展貧困群體接受文化教育的渠道，不斷豐富新時代精神扶貧方式。
(三)建立健全精神扶貧長效運行機制
只有建立健全精神扶貧多元化政策體系和綜合性運行機制，兼顧扶貧與發展聯動，才能真正防止脫貧后返貧。 第一，建立精神扶貧責任制。 一方面，要精確細分精神扶貧任務并將其落實到各部門和個人，明確政府在公共文化服務、文化基礎設施建設、教育資源開發等領域的精神幫扶責任，讓各級扶貧干部深入到貧困群體中，成為一支“懂扶貧、會幫扶、作風硬”的精神扶貧干部隊伍; 另一方面，堅定不移地貫徹落實《公共文化服務保障法》等法律法規，將貧困地區的精神文明建設納入到立法規劃中，構建新時代具有中國特色的精神扶貧法治體系。 第二，強化農村精神扶貧監督機制。 一方面，通過權力和職責互相制衡，定期考察和檢查，加強對政府各個層級和不同部門的監督; 另一方面，拓寬農民的監督反饋渠道，從而確保在推進精神扶貧工作中既實現干部之間的監督，又保證貧困群體對扶貧干部的監督。 第三，健全精神扶貧工作考核獎懲機制。 一方面，收集、整理扶貧對象的意見和建議，認真考核已完成的精神扶貧工作，找出在扶貧工作中存在的問題，從而有效地推進精神扶貧進程; 另一方面，設置可量化的參考指數，作為判斷精神扶貧干部各項工作合格與否的標準并相應地給予獎勵或懲罰，從而幫助其有效、有力、有序地完成精神扶貧工作。
總之，精神扶貧不僅事關打贏脫貧攻堅戰，也是推動鄉村振興的重要內容。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城鄉之間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短板在農村。 打贏脫貧攻堅戰和推動鄉村振興，如果農民在基礎設施、戶籍、就業、教育、醫療、社會保障等方面面臨的問題可以通過制度創新和制度安排得到解決，那么，農民在思想觀念、社會認同、幸福體驗等方面面臨的心問題則需要一個長期漫長和艱難的過程才能得到解決。 因此，在大力推進顯性的物質文明建設的同時，應更加注重推動農村隱性的精神文明建設，從而通過打贏脫貧攻堅戰和推動鄉村振興取得巨大成效，通過精神扶貧與加強鄉村精神文明建設同步發展，為實現第二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奠定堅實基礎。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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