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18-10-19所屬分類：農業論文瀏覽：1次
摘 要： 摘要：隨著商業化因素對中國農村的不斷滲透，村莊社會權力結構、公共資源分配機制、農民的思維方式與行動原則等都發生了劇烈變化。國家權力在基層政權延伸的社會基礎正在被削弱。農村社會治理的核心問題在于，如何調適農民為應對市場化挑戰所逐步確立的村莊
摘要：隨著商業化因素對中國農村的不斷滲透，村莊社會權力結構、公共資源分配機制、農民的思維方式與行動原則等都發生了劇烈變化。國家權力在基層政權延伸的社會基礎正在被削弱。農村社會治理的核心問題在于，如何調適農民為應對市場化挑戰所逐步確立的村莊治理原則與國家以鞏固基層政權合法性基礎為目標的村莊治理原則之間的關系�；陉兾鲬艨h三村的經驗，因地制宜的多元化路徑是使兩者處于微妙平衡關系的有效方式。
關鍵詞：農村,社會治理,基層政權,多元路徑
一、問題化的“三農”
“三農”這一提法自20世紀90年代出現以來，關于中國農村的研究日益增多。其中多數研究都有明確的問題意識，甚至是危機意識。其實，“三農”被問題化始自20世紀初，隨著近代以來商業化因素不斷滲透進傳統農村，傳統的小農生產以及建立在其上的一整套村莊社會結構都在逐步發生變化[1]。
有識之士遂生出擔心，唯恐儒家道統隨村莊的蛻變而一同退出歷史。傳統農業生產的基本特點在于，生產范圍小，生產效率低，產品主要維持生命延續，積累率低。如此特征的農業生產方式塑造了一整套穩定的小農文化心理，諸如由靠天吃飯的生產方式塑造的祖先崇拜、孝道文化，由生產技術的口耳相傳塑造的嚴格的社會等級秩序等。也由此，官-紳-民的社會權力結構逐漸形成，尤其是紳權在皇權與農民之間構建出穩定的緩沖地帶，地方社會能夠在士紳階層的維護下得以穩定。皇權也在此過程中與基層社會保持了相對的均衡狀態[2]。
清朝中期以后隨著人口的大量增長，導致了農業生產中的人地矛盾愈發突出。長期穩定的農業生產受到了巨大挑戰：人口增長對糧食需求量大幅度增加，由于耕地面積長期保持穩定狀態，導致了所謂“過密化”農業的出現。農村剩余勞動力逐步增多。
為解決生計，人們自然會想方設法的在農業以外的領域尋求出路。尤其是鴉片戰爭以后，隨著商業化因素不斷引入中國，工商業的發展、城市的興起對勞動力都有大量的需求，臨近沿海發達地區的農村剩余勞動力有了向外轉移的機會。他們逐步脫離農業生產，擺脫了對土地的依附關系，由此會逐步改變既有的文化心理[3]。
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慢慢使原有的人地矛盾逐步化解，農業生產得以慢慢恢復到原有的平衡狀態。這就導致了近代以來中國社會第一次出現了城鄉二元的格局，兩種生產方式塑造出了完全迥異的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到民國時期，國家政權把多數注意力放在城市，民族工商業雖得以發展，但廣大農民仍然維持了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只不過由于戰亂頻仍，其發展水平只能停留在糊口層次。這期間，現代國家政權極少深入鄉土社會，即使民國政府曾經建立了治安和稅收為名義的基層政權，但卻無法構成對傳統鄉村社會結構的實質影響。
20世紀40年代后期開始，新生政權開始在解放區進行土地改革，新中國成立后又擴展至全國范圍。緊隨的是對糧食的統購統銷政策以及由農業合作化運動開始，完成于人民公社制度的對傳統農村的集體化改造。上述運動的效果有三個方面：確立農民對新生政權的支持從而實現國家政權對基層農村的全面控制;土地權屬的變更進一步變革了村莊社會權力結構;農民的文化心理結構產生了微妙變化。
至此，整個農村與國家政權建設、工業化進程和城市化進程緊密聯系在一起。新中國工業發展的原始資本來自于國家對農業剩余財富的掌控，而實現這一目標的主要手段是通過社會主義改造將基層政權的自治原則徹底消除。傳統的家族勢力逐步被邊緣化，血親關系逐步讓位于現代性意義上的人民關系甚至是革命意義上的同志關系;農業生產除了維系生命延續之外，又與革命理想建立起緊密關系。
二、農村社會治理的真實問題
(一)國家治理視域中的鄉村治理
近年以來，關于“三農”問題的研究成果汗牛充棟，人們通過這些成果感受到的是“三農”領域危機叢生，如不采取果斷措施就將面臨嚴重后果。“空疏化”、“三留守”、“農民工”、“返鄉農民工”等時髦學術概念應運而生。如若把研究視野放大，就會發現農村已經被綁在了現代化的快車上，現代化的話語體系成為“三農”研究的思想前提。
對于中國這樣的后發展國家而言，國家政權在現代化的征途中扮演著極端重要的角色：它是設計者、推動者、執行者、裁決者和調節者。因此，面對新一輪的治理研究大潮，需要冷靜思考的是：由眾多研究成果所描述的“三農”特征背后，國家政權正在進行何種形式的重新布局。質言之，改革開放以來的國家政權力量需要在市場化改革的過程中，重新確立起在農村的合法性基礎，以使得農村的發展與整個國家的發展戰略同步。
因此，必須將農村社會治理問題與國家治理問題相聯系，以后者作為分析前者的有效切入點。國家治理框架下的鄉村社會治理研究需要從以下方面展開：一是基層政權的有效性是國家治理有效性的基礎;二是國家治理體系必須有效處理與基層民情治理的張力;三是國家治理體系必須有效處理與市場治理之間的張力;四是有效國家治理的標志是構建起國家、市場和社會良性互動的治理邏輯。
三、農村社會治理格局的多元選擇
下文將展示三個典型村莊的社會治理格局，試圖總結不同村莊在與國家行政力量、市場力量的博弈過程中逐步形成的穩定的社會權力結構和民情基礎。
(一)同興村：經濟主導
2001年，同興村的一位退伍軍人從山東戰友處得知種植西瓜可以賺錢，于是向村里建議推廣西瓜種植。在說服村干部后，部分積極分子開始試種西瓜，并且向鄉鎮匯報了此事。鎮領導也急于找到新的經濟發展增長點，于是表示給予政策支持。由于種植經濟作物有一定的市場風險，很多群眾持觀望態度。于是村莊發動黨員干部和一部分農戶率先種植，鎮政府也幫忙聯系了低息貸款。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西瓜獲得豐收。
在銷售階段，鎮領導將同興村的情況上報給了戶縣政府，戶縣政府對此表示大力支持，他們決定在西瓜成熟之際在縣城給同興村的西瓜開“綠燈”，讓他們在縣城內不限制時間、不限制空間進行銷售，并且把價錢定高一點，由縣政府親自出面為同興西瓜打品牌。就這樣，同興西瓜順利開始在縣城銷售，由于價錢高于其他西瓜，并且縣上幫助打品牌，加上本身西瓜質量可以，種植戶獲得了不錯的收益。
有此示范，第二年西瓜種植戶大為增長，加之村上推廣種植反季節蔬菜，同興村對傳統糧食生產的依賴性逐年降低。政府加大投資，免費提供水管，村民將水管直接埋到了地下，方便了用水季節直接澆水。這些水管由國家和鎮政府投資的，村民只負責埋管子。縣政府為推動同興西瓜的發
展，決定開展“西瓜推介會”，讓村民將成熟優質的西瓜拿到推介會上，向大家介紹同興西瓜的品質，引起了不小的轟動，增強了品牌效應，吸引了更多的商家前來收購。
到了第三年，更多村民加入到種植西瓜的行列，據村干部介紹，現在西瓜種植戶已經占到了全村的90%以上。而此時，同興西瓜的種植已經形成了規模效應，形成了品牌。同興村還邀請了西北農林科技大學的教授前來指導西瓜種植。據村干部介紹，現在村民人均年收入有1萬元以上。全村也全部實現了種植大棚化，灌溉自動化，品種先進化。同興村經過這么多年的發展，實現了村民基本不用外出打工，生活相對富裕的目標。
通過調查發現，在同興村致富的過程中基層政權、農戶以及村莊三者之間已經形成了良性互動的關系。他們擁有發展經濟的共同愿望，也會在此過程中協商式地解決遇到的各種問題。經濟發展帶來了該村老百姓思維方式和行動原則的一系列變化。人們不再認為靠天吃飯的農業是唯一的生活出路，有了錢的農民也開始“享受生活”———他們認為城里人有的他們也可以有;在傳統的婚喪嫁娶活動中，人們也逐步把傳統遺留下的各種繁復過程簡化處理，更加強調能夠顯示自己經濟水平的各種象征物，如汽車、城里的房子、好工作等等。同興村為了提高收益，增大規模，決定重新分配土地。
原則是將肥沃的土地優先分給西瓜種植戶，不想種西瓜的村民只能分到較差的土地。不種西瓜的村民對此提出了反對意見，他們認為：憑什么不種西瓜，就不能分到好地。對于種西瓜分田地的質疑聲音一時間在全村里廣泛傳播，大部分村民都紛紛反對重新分配土地。村干部一時感到了巨大的壓力，他們不知道該如何是好。
此時，村干部和村民之間的矛盾達到了最高點。最后，村干部們想到了一個較溫和的辦法：對于那些最后分到土地，地比較貧瘠的村民，可以多分一些土地，以彌補土地貧瘠的不足。這個措施在實施的時候，依然受到一部分村民的反對。對于那些不同意的村民，在村干部的再三努力下，村民終于都接受了這個方案(即使有幾個還不想同意，也無能為力，只好被迫接受現實)。最終，土地分配工作就這么完成了。這是村干部與村民妥協的結果。
調查發現，多數農戶每天都忙于打理自己的經濟作物，而無暇顧及村公共事務。據村干部講，這些年村公共事務較少。村民之間雖然少有參與公共生活，但并不影響其對整個村莊的認同。提到自己的村，村民都一臉驕傲，會細數這些年村的發展成果。村干部也強調了鎮、鄉兩級政府對該村的巨大支持。國家政權有效地參與到了村莊的經濟發展過程中，并在此過程中維系了村莊的社會秩序穩定。
通過同興村的調查，筆者發現該村優先發展經濟，隨后以此為中心逐步解決村莊社會秩序、農戶個體行為與國家政權之間三者的有效平衡，村莊社會治理的效果是顯而易見的。四、結語一般而論，治理理論強調的是社會成員對社會政策制定、社區公共事務的積極參與，是實現“善治”的主要手段[6]。
從社會管理到社會治理，凸顯了近年來中國政府執政理念的變化，也反映了“社會時代”的到來。近代以來的中國鄉村治理，首要問題是在國家行政力量推動的工業化、城市化進程中，農村必須在城鄉二元的格局中打破自然經濟的封閉性和循環性，必須面對以理性原則為核心要旨的一系列現代國家的政策謀劃。通過對上述三座村莊的實地調查，筆者發現不同村莊都在發展過程中尋找到了重新調適自身發展的核心變量，從而因應由社會轉型給村莊和農戶帶來的巨大心理挑戰和生活壓力。
以此，本文提出了“社會治理的多元路徑”這一對當前村莊社會治理問題的分析視角。也許，時代巨變中的村莊并未如許多論者所想象的那般不堪，中國農民正在用充滿智慧的行動詮釋著自身發展的獨特路徑。當然，現代政體要求國家發展理念必須被有效貫徹。但如若處理不好與既有村莊民情之間的關系，或者國家行政力量不能有效嵌入進既有村莊社會權力結構中，就會打破村莊的平靜———農民會利用“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博弈邏輯在實踐中不斷尋求新的平衡狀態。
因此，農村社會治理的出路在于從根本上解決權威體制與有效治理之間的矛盾;換言之，有效的鄉村治理必須建立在減輕權威體制的運行負荷基礎之上。需要指出的是，雖然村莊社會治理的過程需要有效處理外在力量對農村的“驚擾”，但既有的村莊治理秩序也并非“空穴來風”———它也是在實踐中不斷被創制出來的，因此要求有關村莊社會治理的研究盡量將“形成史”與“當前史”的雙維度相結合，以期較為完整地展示中國村莊社會治理的“前世今生”。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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