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19-12-10所屬分類：教育論文瀏覽：1次
摘 要： 摘要:中國儒家思想，特別是王陽明關于良知與見聞之知的區分，可比照地理解仿真知識及其祛道德性問題。仿真知識對現實社會的代碼化重組，強有力地實現了現代多民族社會在道德上的整合，并實現了這個道德一體化的社會內部人們之間有效的符號交換，從而大大降低
摘要:中國儒家思想，特別是王陽明關于良知與見聞之知的區分，可比照地理解仿真知識及其祛道德性問題。仿真知識對現實社會的代碼化重組，強有力地實現了現代多民族社會在道德上的整合，并實現了這個道德一體化的社會內部人們之間有效的符號交換，從而大大降低了社會誤解的風險�，F代商業社會的交換原則，是仿真知識用數字語言兌換和描述現實世界的基本動力。但是，與此同時，它也造成了單純服從社會秩序的被動的道德性與民族文化習俗中遺留的真實的道德感之間的分裂。
關鍵詞:仿真知識:代碼形而上學;交換;祛民族化;知行合一;王陽明
按照鮑德里亞(JeanBaudrillard)的廣義理解，仿真知識(simulationknowledge)崛起于歐洲文藝復興時期，[1]68它是一種試圖用數學語言來描述或“還原”現實世界及其變遷過程的知識形式。其基本的特征在于否認知識的實踐或道德屬性，強調知識在價值上的中立性和非人格性。但是，以祛道德化為主旨的仿真知識，卻哺育出了一種以數學等值交換為原則的商業道德。[1]80
本文以知識人類學的立場，參照王陽明的知識學框架，試圖說明現代仿真知識的生產必然引發一種跨民族的、或者說祛民族性的道德整合現象，以及由此造成的現代道德符號的普世交換成為常態。
一、知行合一:知識的道德行動能力
霍克海默(MaxHorkhermer)和阿道爾諾(TheodorAdorno，通譯“阿多諾”)在《啟蒙辯證法》中斷言，現代社會的文化產品，可以像工業產品一樣進行標準化的大批量復制。[2]107-108這一論斷至今被左翼理論奉為圭臬。它似乎很好地解釋了，為什么在現代社會的語境下，知識這種高度復雜的文化產品，也可以被標準化和批量化地加以生產。如果深入到知識人類學的細部，也許我們會發現，西方泊來的知識體系所具有的不同于中國傳統知識體系的特征，是導致文化產品可以被復制的根本原因。中國古人所追求的知識，內在地蘊涵著在行動中認知的實踐維度，但是這個行動的維度在近代西方知識體系崛起之后，就迅速衰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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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儒家道德中“行”的認知意義
在中國傳統知識體系里，知識最重要的維度恰恰不是純粹智性的認知，而是行動。這一點，與西方泊來的現代知識體系大相徑庭。
一方面，從《中庸》劃分出這二者之間的差別開始，古代中國知識，確實存在“道問學”與“尊德性”之間，或者說“知”與“行”之間的張力;另一方面，斷定知識內部包含著行動的傾向，也就是論證知與行的同一性，拆除知識與行動之間的壁壘(即實現所謂“知行合一”)，仍然是中國知識論的主流。對于知識與行動的整合問題，王陽明無疑是集大成者。他關于“一念發動處便是知亦便是行”[3]的論斷，致力于駁斥朱熹知性拆分、行先知后的學說，從而打破知識與行動的邊界。正因為如此，當黃以方(黃直)提出“人能行孝，方謂之知孝”[4]323的問題時，王陽明盡管沒有直接批評，卻暗示這個觀點仍然強行區分“知”和“行”，其實知與行本是一體，所以，這個區分實際上是多余的[4]323。也就是說，在王陽明看來，黃以方的觀點，雖然是在表明知與行二者的統一，但是他把它們作為“二者”的這個前提，本身就已經默認了知與行的分裂。與之相反，對王陽明來說，顯然“道問學”的內部就已經隱含著“尊德性”的維度�；蛘哒f，在古代中國一些思想家看來，認知活動本身具有實踐的潛質和含義。這是中國傳統知識的一個重要特征。
特別值得強調的是，這里所說的“行”，是人的實踐或行動，本質上是一種道德行動。也就是說，“知行合一”實質上也就是認知與道德行動的合一，是知性與德性的合一。如果借助賴爾(GilbertRyle)的觀念[5]，那么中國古代知識，在總體上就是一種道德的能力之知(knowing-how)，而非命題性知識(knowing-that)。關于王陽明思想中的“知”并非命題性知識這一點，學界幾乎沒有疑問。有爭議的是，王陽明的“知”，能否放入賴爾知識論的框架體系?或者說，王陽明的“知”概念，到底是賴爾所說的“道德能力之知”[6]33，還是一種超出賴爾二元知識框架之外的第三種知識即“動力之知”[7]?本文服膺郁振華教授的觀點，認為以王陽明為代表的中國古代知識論的主流學說，是一種道德的能力之知。
(二)見聞之知與仿真知識:知行分離
正如郁振華教授的分析，對于王陽明而言，或者對于整個傳統儒家主流的知識論來說，“知”之所以能夠占據“第一義”的崇高地位，恰恰由于它具有在道德上的可實施性，也就是說，它對人的日常生活具有現實而直接的規范意義。[6]26那些不具備道德上的實施性的知識，則屬于所謂的見聞之知(大體相當于賴爾所說的“命題性知識”)，不值得看重。如程伊川言:“物交物則知之，非內也，今之所謂博物多能者是也。德性之知，不假見聞。”[8]王陽明也認為:“德性之良知，非由于見聞。”[4]26可見，德性之知與見聞之知的嚴格區分，承自北宋，非陽明之獨說。見聞之知之所以不具有“知”的實踐性或可實施性，恰恰在于知與行中間的天然銜接被“私欲隔斷”[9]71。結果就是王陽明所說的“知而未行，只是未知。”[9]71換句話說，對儒家思想家來說，那些不具有行動維度的“知”，即見聞之知，不能被認為是真知和良知，不過是一些“偽知識”，也就是本文所說的“仿真之知”。
近現代世界歷史的發展，驗證了王陽明的預言，“知”與“行”走向徹底的分裂，或者說“知”內在地喪失“行”的維度，而這正是從近代哲學把人的個體欲望加以合法化開始的。近代以來西方經驗主義的崛起，首先切斷了知識與道德之間的聯系，進而也就自然切斷了知識與行動之間的聯系。其中，休謨(DavidHume)嚴格區分“是”(知識)與“應該”(道德)，直接導致了此后現代知識體系的價值中立立場，這樣做的直接結果是，知識不再與人的具體生命體驗或道德體驗聯系在一起，而成為一種“非人格化”的抽象知識[10]2。與此相伴，知識的生產過程的非功利性(獻身知識事業)與知識在實踐上的功利性(知識就是力量)，也被同時認可。至于“私欲”[9]71在知行分裂過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為什么王陽明一口斷定“私欲”隔斷了“知”之中的“行”的維度?這一問題，直接關涉到近現代世界歷史演進的根本驅動力量。我們留待本文第二部分解釋。
這樣一來，知識的實踐維度(道德)，就被置換為知識的實用維度(財富)。這是近代以來人類知識體系的一個至為重大和深刻的變革。所以，王陽明所預言的知行合一被“私欲”所隔斷，大約可以理解為知識的實用化和這個知識在個人道德上的不可施行化。
(三)仿真知識祛道德化的前提是主客分離
中國古典知識與近代西方知識的分野，約略可以理解為實踐知識與仿真知識之間的區別。所謂實踐知識，在于它致力于引導人去踐行這種知識所內涵的道德訴求或人格訴求，所以這樣的知識的最大和最鮮活的特征，在于它與每個人的人生體驗直接相關;而中國古代文人的道德踐行，又反過來鼓舞著他們對天地自然的一種道德化的理解。這樣一來，天地萬物的真相與道德君子的言行，就具有了共同的本源。所以中國古人所認知的世界，是一個道德化的世界;而“我”對這個世界的知性的認識，與“我”對天地自然的德性的踐行，其實為一為二。“我”認知這個世界的渠道，就在于我體驗和領悟這個世界所暗含的道德意圖。這種認知世界的進路，與西方近代以來區分主體和客體、把人與自然世界對立起來的主客二元知識觀大相徑庭。所以，當阿多諾斷言西方知識的前提在于主體(我)與客體(物)的分離先于一切其它概念而存在的時候[11]，張載卻認為儒家知識的追求是“視天下無一物非我”[12]。仿真知識，大略也就是宋儒和明儒所說的見聞之知，與人的個體的直觀道德體驗恰恰無關，它建立在知識的數學化和抽象化基礎之上，與人的基本道德情感相互隔斷，也就是所謂的價值中立。這樣，仿真知識就至少帶來了三個現實的或者說直接的后果。
其一，在現代社會，道德品性退化為一種私人事件，而知識成為一種公共產品。所以，一個學者的學識與個人道德操守，可以分開來評價。
其二，現代人的學術產出在數量上可以遠遠超過古人，因為這些知識可以脫離學者的生命體驗而直接作為一種智性或智術而存在。這種被王陽明稱為“見聞之末”[4]26的現代知識，與古人在自己直接的生命體驗中艱難育化而成的“知行合一”之知，其生產途徑的不同，決定了其產量的不同。前者并不依賴于學者的生命體驗和精神體驗的投入，而是依賴于科研經費和設備的投入。
其三，仿真知識并不產生于學者的生命體驗，因此也不以個人的日常踐行的情況作為判斷標準。即使仿真知識與現實世界之間出現了不符，人們也只會調整用數字表述世界的具體策略和操作路徑，而不會懷疑數字對世界的表述能力或世界在數字語言之中的可表述性。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今天所說的實踐對真理的檢驗能力，也是在現實世界的可數字化這一前提之下成立的。
二、仿真知識的生產與商業社會的交換秩序
仿真知識的本質就是對現實世界的數字模擬和還原，并對此模擬過程的結果進行數字表達。正是由于數字的介入，仿真知識才最終成為一種高度標準化的知識。這里所謂的標準化，指的是知識對現實現象進行描述的可重復性和可驗證性。
(一)仿真知識:釋義與源流
仿真知識所處理的，不是感性的直觀世界，而是一個抽象的數字化的模擬世界。這就意味著兩點。其一，在直觀的現實世界之上，覆蓋著一個代碼化了的模擬世界;其二，數字代碼模擬社會世界的前提，是假設社會具有與自然一樣的客觀性，因此一樣可以被數字所模擬。不僅社會的結構和功能可以還原為數學模型，而且社會運動和變遷的機制、規則，也能用數學這種“高級語言”或編程語言來加以表達。[13]
狹義而言，仿真知識指的是運用計算機對現實世界中的人類行為及社會變遷進行數碼模擬而產生的知識;廣義上講，即使在計算機發明之前，近代以來的社會科學，已經具有了強烈的仿真傾向。是否使用計算機，只是一個工具問題，并不實際影響仿真知識的本體論假設、方法和對現實世界的描述意圖。也就是說，任何知識，只要試圖以數理建模的形式來還原真實世界并描述社會事實、社會運動和人的行為規范及其變化過程，就都是廣義的仿真知識。
所以，仿真知識至少應該具備四個特征:第一，用數字化的抽象的邏輯語言來表述世界、社會及其運動，并相信這一套數字語言與真實的感性世界能夠最終建立起完全對應的解釋關系;第二，把世界和社會理解為一個數學化的程序或秩序，包括人的道德實踐也不例外;第三，具有非人格性，即與具體的個人道德體驗和情感經驗無關，甚至把后者視為一種干擾仿真準確性的消極因素;第四，仿真知識被認為具有可重復性和可驗證性。
對此，鮑德里亞有十分精彩的闡釋。在他看來，人類(主要是西方)仿真時代的來臨，遠比計算機時代要早得多。實際上，伴隨著文藝復興的步伐，現代符號體系開始崛起，這個符號體系對真實世界的仿真或模仿，承擔著現代社會一個至為關鍵的作用，那就是為現代商業活動中的交換行為提供一套符號化的“等值”關系[1]69。也就是說，現代社會中的一切交換關系，都有一個共同的前提，那就是商品作為符號具有相互建立數學意義上的等值關系的某種途徑和方式。正如仰海峰所說:“這種方式就是以數學為基礎的與物的交道方式和對物之物性的形而上學籌劃”。[14]也正是在這個關鍵性的歷史時刻，在文藝復興所伴隨的現代商業體系和現代符號體系的崛起之時，數學，作為一切商業交換所必不可少的“等值”關系的擔保，介入到現代社會的仿真知識生產運動之中。
(二)商業交換:仿真知識生產的社會動機
現代社會的知識生產之所以必須是數量化的和仿真性的，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現代社會的基本架構是一種商業文明架構�，F代社會中的任何具體、現實的東西，都必須通過交換才能獲得社會實現。一件商品，正如馬克思所說:“只是由于交換使勞動產品之間，從而使生產者之間發生了關系。”[15]所以，現代資本社會中的社會關系或社會秩序，恰恰是通過商品交換實現的。這樣一來，兩種(推而廣之為一切)性質完全不同的物品，它們之間以價值量為換算基準的符號等值關系，就成了整個現代社會秩序的關鍵。正是在這個商業社會內在需求的強烈推動下，千差萬別的事物都被一套龐大的數碼所置換和還原，所以每一個事物都擁有了一個精確量化的數的指標，以及這一指標所能兌換的等價關系。比如一件商品的價格，一個學生的高考分數，一位學者的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CSSCI)論文數量。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仿真知識的本質就是對真實世界的代碼化和參數化。它遠遠不止于計算機編程模擬這一工具形式，計算機模擬只不過是世界仿真化的一個技術手段上的升級而已。事實上，從文藝復興至今的數百年間，西方近代知識體系所要追求的一切以數學語言描述客觀世界的企圖，最終都體現為仿真知識的不斷自我加強和普世化。或者反過來說，現代社會中的仿真知識從產生到不斷進化的過程，始終受制于一個強大的驅動力量，那就是文藝復興以來的商業文明及其交換原則。正因為如此，所以仿真知識體系所構建出來的那個與真實世界完全平行、卻又全面覆蓋了真實世界的代碼世界，就成了實現現代交換的真正場所和秘密。也就是在這個意義上，鮑德里亞認為，現代人生活在一個他們自己構建起來的“數字性的代碼形而上學”[1]80之中，這一代碼形而上學的最大功能，就在于它重新組織了我們的現實世界，在數字化的代碼體系中賦予了現實世界以新的普遍規則和秩序。[16]統治這個代碼世界的，是一個“二進制的神明”[1]84，數字的編程語言成為了這個無神時代的啟示錄和福音書。所以，究其根本，仿真知識就是數字編程語言運用代碼體系對真實世界加以表達(這種表達實際上也是一種重新支配和組織)的結果。
盧曼(NiklasLuhmann)認為，進入現代之后，社會與人的互動行為是分離的[17]。這就是近代知識體系喪失道德行動能力的根源。正如前文所說，以“知行合一”為特征的傳統儒家思想家，堅信知識具有道德的實踐維度[18]，這就把知識與“我”的本己生活體驗緊緊聯系在一起。與之相反，仿真知識，大略同于儒家所說的見聞之知，則隔斷了知識的道德維度，當然也就是喪失了知中之行的先天涵義。正如前文所說，知行合一實質上就是認知與道德行動的合一，也就是知性與德性的合一。那么，王陽明所說的“私欲”對知與行的阻斷，實質上也就是對“知”的道德性的阻斷。如果落實在近代西方知識體系當中，主體與客體的分裂，本質上就是客體真相(知)與主體德性(行)的分裂，其間的梗阻，就是商業文明所普遍遵從的交換制度。也就是鮑德里亞所說的，以交換為目的的現代商業社會，迫使知識在道德上趨于中立化的立場。[1]69正是現代社會對交換的需要，作為一個根本性的歷史驅動力量，推動著一個龐大的仿真-代碼世界的形成，并最終把人的具體生活現實，包括人的道德行為和道德體驗，統統隔斷、排斥在數字化的、仿真的商業交換體系之外。
正因為如此，看似與“私欲”無關的中立的數學，充當了文藝復興以來整個世界近代史上資本逐利游戲的秩序樞紐。關于這一點，法蘭克福學派的思想家做了最尖銳的揭示，在他們看來，數學之所以能夠成為“啟蒙精神的準則”，恰恰在于它的權力屬性和利益屬性。[2]5
王陽明盡管不可能料到幾個世紀之后資本主義商業文明下的交換原則將會成為現今社會的基本價值和行為秩序，當然也不可能卜測一種“知行分離”的知識會成為近現代以來世界歷史的最大引擎。但是他關于私欲將會隔斷知與行之間的內在聯系的預言[4]26，仍然準確地預見到了現代仿真知識走向徹底祛道德化和祛人格化的方向。他在西方文藝復興剛剛開始的時候，就在遙遠而阻隔的東方，一語道破了文藝復興以降五百年來西方知識的關鍵邏輯。
SCISSCIAHC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