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14-10-18所屬分類：經濟論文瀏覽：1次
摘 要： 摘要：本研究將從社會公共文化消費、個人文化產品消費以及個人文化活動消費三方面，選取上海地區的80后群體作為調查的對象，去揭示80后文化消費的現狀，并總結與提煉其文化消費特征及規律。實地的調查通過隨機街訪的形式完成，發放問卷600份;經過嚴格的篩選
摘要：本研究將從社會公共文化消費、個人文化產品消費以及個人文化活動消費三方面，選取上海地區的80后群體作為調查的對象，去揭示80后文化消費的現狀，并總結與提煉其文化消費特征及規律。實地的調查通過隨機街訪的形式完成，發放問卷600份;經過嚴格的篩選，共收集有效問卷503份。
經過對80后社會公共文化活動中心知曉度的調研，可發現有59%的80后知道社區公共文化活動中心的存在，并知道可在這些場所中獲取什么樣的信息;有41%的80后表示不知道有社區公共文化活動中心的存在，并無法利用這些場所來充實自己的生活。該調研結果表明，雖然較多的80后知道社區公共文化活動中心的存在，但仍需社區服務中心做好宣傳工作，以吸引更多的80后參與社區公共文化活動中心的活動。
社會公共文化消費在文化消費中屬于最基本的消費，包括圖書館、博物館、紀念館、美術館、文化館等;一般由政府組織，旨在提高全民文化素質。本研究從80后對社區公共文化活動中心的知曉度、每周在社區公共活動中心時間以及每年去社會公共文化場所次數三方面，來探討上海80后群體的社會公共文化消費情況。
經過對80后每年去社會不同公共文化活動中心活動次數的調研，可發現80后群體去圖書館與博物館的次數，要遠多于其去紀念館、美術館及文化館的次數;特別是80后群體中沒有去過紀念館的人數接近總體樣本的70%，即紀念館為80后群體每年去的次數最少的社會公共文化活動中心;與圖書館相比，80后群體每年去博物館的次數要更多。該調研結果表明，80后群體較多受流行性大眾文化觀念的影響，偏愛“快餐文化”的消費，對博物館等觀光性質的場館偏愛度較高。
經過對80后每周在社區公共文化活動中心活動時間的調研，可發現每周在社區公共文化活動中心活動0小時的人數占樣本總量的69.3%，每周在社區公共文化活動中心活動1小時的人數占樣本總量的18.5%，每周在社區公共文化活動中心活動1小時以上的人數僅占樣本總量的12.8%。該調研結果表明，80后群體可能正處于事業的上升期，每周沒有太多的時間參與社區公共文化活動;而各社區公共文化活動中心也應豐富自身的活動形式，以吸引更多的年輕群體前去參加。
同時，通過80后群體“不去公共文化活動中心”原因的調查，還可發現80后群體提及最多的原因為“工作繁忙”，這樣從側面論證了80后群體“偏愛快餐文化”消費思想產生的社會根源。另外，提及因場館設施不好或活動中心服務不好等原因而不去社會公共文化活動中心的人數最少，這也表明目前場地及服務因素并不是阻礙年輕群體參與社會公共文化活動的主要因素。
毫無疑問，關于個人文化消費的概念及內容的研究，國內的學者已經成功地嫁接了國外此方面的研究視域，并結合中國的社會現狀，較為清晰地解析出個人文化消費的本質及其研究的范疇。但個人文化消費概念及內容的研究，僅是個人文化消費研究的表層部分;而關于個人文化消費動因及其演化路徑的研究，才是個人文化消費研究的核心部分。在目前的研究中，國內學者雖然提出了個人文化消費與社會個體的價值觀，審美觀及興趣愛好有關[4]，但卻未能深入探討文化消費與以上相關因素間的影響關系大小，并缺乏定量分析方法的應用，以至于缺乏顯著性的成果。
這是因為，“消費文化”的研究范式，是將消費現象同社會階層結構、社會關系等社會事實并列考察，以最大程度地拓展“消費”的邊界維度;也即消費并不僅是經濟學意義上的追求個人效用最大化的過程，也是進行屬性構建、趣味區分、文化分類和社會關系再生產的過程[5]。同時，隨著社會結構變遷、價值觀改變、藝術審美變化等事實因素的引入，使得定量分析法在文化消費研究中的應用就成為可能。另外，需要注意的是，中國政治及文化的不同，使得文化消費研究中“社會階層結構”在國內研究的嫁接，更多表現于性別、年齡、職業、收入等人口統計變量上的劃分，并不存在明顯的政治性地位劃分。
當然，該情況的出現，也可能與文化消費的研究主題有關;“文化”這一概念本身所承載的社會學意義，以及定量分析法在整體問題研究上的局限性，使得定性分析法成為國內學者們的首選。但是，若能選擇典型性的實證樣本，并準確定位于研究對象文化消費現狀的成因，將會有可能消除定量分析法應用的局限性，以實現文化消費研究在研究方法上的創新。而關于該目標的實現，可以從國外社會學家提出的“消費文化”研究范式中借鑒。
在上述理論研究的基礎上，關于本研究方案的理論設計，在充分考慮到本研究的目的與數據分析的可操作性后，將主要包括兩部分的內容：(1)80后文化消費的內容;(2)社會事實的影響因素。前者主要包括文化產品與文化活動的消費，后者主要包括性別、教育程度、職位、月可支配收入這些人口統計變量的描述。
在具體變量的統計上，首先是關于文化消費變量。其中，文化產品的消費變量為：每月讀雜志的數量、每年去電影院看電影的數量、每月購買影碟的數量、每月由網絡看電影的數量;文化活動的消費變量為：每年看戲劇的次數、每年看演唱會的次數、每年聽音樂會的次數、每年看歌舞劇的次數。最后，本研究還選擇4個人口統計變量作為控制變量。其中，設置的具體選項如下：
通過單因素方差分析，可發現不同性別特征下上海80后的文化產品消費與文化活動消費并不存在著差異(P>0.05)。這說明男女群體在文化消費上，并不存在著明顯的區別，性別因素不對文化消費產生明顯的影響。同時，性別特征的組數為2，且性別因素不對文化消費產生影響，所以不進行事后的比較。具體分析結果見表1。
3.3教育因素下的方差分析。
通過單因素方差分析，可發現不同教育程度下上海80后的文化產品消費與文化活動消費存在著差異(P<0.05)。這表明，不同教育程度下的80后在文化消費中存著一定的區別，教育因素對文化消費產生明顯的影響。同時，教育程度的組數為4，且教育因素對文化消費產生影響，所以還將進行事后的比較。具體分析結果見表2。
由于不同教育程度下上海80后的文化產品消費存在著差異，因此分別將高中程度、大專程度、本科程度及研究生四種教育程度下的文化產品消費人數進行比較，可發現高中程度的80后群體主要集中在“購買數量0-2”、“購買數量6-10”和“購買數量11-15”三個區間上，大專和本科程度的80后群體主要集中在“購買數量6-10”、“購買數量11-15”和“購買數量>15”三個區間上，研究生80后群體主要集中在“購買數量>15”區間上。這表明，教育程度對80后文化產品消費產生正向的顯著性影響作用。
由于不同教育程度下上海80后的文化活動消費存在著差異，因此分別將高中程度、大專程度、本科程度及研究生四種教育程度下的文化活動消費人數進行比較，可發現高中程度的80后群體主要集中在“消費次數0”區間上，且有過文化活動消費的人數也要少于沒有過文化活動消費的人數;大專和本科程度的80后群體主要集中在“消費次數1-2”區間上;研究生的80后群體主要集中在“消費次數>5”區間上，且大專程度以上的80后群體中有過文化活動消費的人數也要多于沒有過文化活動消費的人數。這表明，教育程度對文化活動消費產生正向的顯著性影響作用。
由于不同職位等級下上海80后群體的文化產品消費不存在著差異，因此分別將初級職位、中級職位、高級職位三種職位等級下的文化產品消費人數進行比較，可發現不同職位的80后群體在各區間的分布人數上基本趨同，并不存在明顯的差異。這表明，職位等級對文化產品消費不產生顯著的影響作用。
由于不同職位等級下上海都市居民的文化活動消費存在著差異，因此分別將初級職位、中級職位、高級職位三種職位等級下的文化活動消費人數進行比較，可發現初中級職位的80后群體主要集中在“消費次數1-2”區間;高級職位的80后群體體主要集中在“消費次數1-2”和“消費次數>5”區間。這表明，職位等級對文化活動消費產生正向的影響作用，但作用并不顯著。
通過單因素方差分析，可發現不同職位等級下上海80后的文化產品消費不存在差異(P>0.05)，而在文化活動消費中存在著差異(P<0.05)。這表明，不同職位等級下80后群體在文化消費上存在著部分的區別，職位因素對文化消費產生影響，但影響性不夠顯著。同時，職位等級的組數為3，且職位因素對文化消費產生部分影響，所以還將進行事后的比較。具體分析結果見表3。
由于高等收入群體的比例僅為3.27%，不具有普適性，可考慮將其與較高收入群體相合并為新的“高等收入群體”，以進行共同研究。通過單因素方差分析，可發現不同收入水平下上海80后群體的文化產品消費和文化活動消費中存在著差異(P<0.05)。這表明，低收入群體、較低收入群體、中等收入群體以及高收入群體在文化消費上存著一定的區別，收入因素對文化活動的消費產生顯著的影響。同時，收入的組數為4，且收入因素對文化消費產生顯著影響，所以還將進行事后的比較。具體分析結果見表4。
由于不同收入水平下上海80后的文化產品消費存在著差異，因此分別將低等收入、較低收入、中等收入及高等收入四種收入水平下的文化產品消費人數進行比較，可發現低等收入水平的80后群體主要集中在“購買數量6-10”區間上;較低收入水平的80后群體主要集中在“購買數量11-15”區間上;中等收入水平及高等收入水平的80后群體主要集中在“購買數量>15”區間上。這表明，職位等級對文化產品消費產生顯著的影響作用。
由于不同收入水平下上海80后的文化活動消費存在著差異，因此分別將低等收入、較低收入、中等收入及高等收入四種收入水平下的文化活動消費人數進行比較，可發現低等收入水平的80后群體主要集中在“消費次數0”的區間上;較低收入水平的80后群體主要集中在“消費次數1-2”的區間上;中等收入水平和高等收入水平的80群體主要集中在“消費次數>5”的區間上。這表明，收入水平對文化活動消費產生顯著的影響作用。
經過以上研究，可以發現性別特征因素不對上海都市居民的文化消費產生影響，教育程度、職位等級以及收入水平等因素會對上海都市居民的文化消費產生影響。其中，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會對居民的文化消費產生正向的顯著性影響;職位等級會對居民文化活動消費產生正向的影響，但在影響的顯著性上，不如教育等因素明顯。因此，通過所得到的結論，后續的研究可從以下三方面方面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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