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2-04-23所屬分類：經濟論文瀏覽：1次
摘 要： 摘要: 當前中國環境問題日益嚴峻，創建低碳社會勢在必行。低碳社會的建設離不開城市居民，特別是 中產階層居民的參與。利用 2014 年上海市黃浦區 600 份居民問卷調查數據，依據 2014 年對上海市黃浦區居民的入戶問卷調查數據，采用多元回歸分析和路徑分析方法，研究了
摘要: 當前中國環境問題日益嚴峻，創建低碳社會勢在必行。低碳社會的建設離不開城市居民，特別是 “中產”階層居民的參與。利用 2014 年上海市黃浦區 600 份居民問卷調查數據，依據 2014 年對上海市黃浦區居民的入戶問卷調查數據，采用多元回歸分析和路徑分析方法，研究了城市居民的低碳行為及態度。與非“中產”階層相比，“中產”居民雖然對小區環境質量和政府環保措施更加不滿，但更少表現出低碳認知行為和低碳生活行為，也更不愿意參與低碳社區建設。這與我們對中產階層的期待恰好相反。 “中產”市民不愿意為環保而降低生活質量，公民責任感有待提高。政策含義上，認為可以通過開展低碳社區教育以及吸引公眾參與環境保護等措施來提高城市居民的環保行為。
關鍵詞: 低碳; 環境保護; 中產階層; 上海
1 研究背景與問題提出
當前中國環境問題日益嚴峻，已經引起全社會的高度關注。2014 年耶魯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最新發布的“環境績效指數”( EPI) 顯示，中國的環境績效指數在 178 個國家中排第 118 位，其中空氣質量排在倒數第三位，PM 2. 5 平均暴漏水平世界最高①。為應對日益嚴峻的環境和資源危機，推動環境與經濟協調發展，建設低碳社會勢在必行。“低碳經濟”理念最早來自 2003 年英國政府的能源白皮書《我們能源的未來: 創造一個低碳經濟》[1]，即主張通過更少的自然資源消耗，獲得更多的經濟產出，實現更高的生活標準和生活質量。近年來，學術界逐漸將低碳經濟從生產領域應用于社區生活領域。社區是人們工作、生活、居住的主要場所，是低碳經濟實現的重要空間載體[2]，人們可以采取低碳生活方式，減少日常能耗，降低碳排放，維護社區環境，這是城市居民參與環境保護的重要方面。[3]
盡管保護環境一直被視為政府的職責，但公民在推動環境保護方面也發揮著重要作用。1992 年聯合國《里約環境與發展宣言》第十條指出: 環境議題最好得到有關各方公民的參與……各國應促進和鼓勵公眾認識和參與決策。環境的公眾參與包括多個方面，首先是參與政府環境事務的管理與決策，公眾應該具有基本的環境知情權、參與權與訴訟權等; [4]其次，公眾參與是指公民個人參與環境保護或實踐低碳行為的態度與行為。研究表明在 1997 - 2007 年間，我國居民環境保護意識不斷上升，但是環保行為卻呈現下降趨勢。[5]
為進一步促進環境保護的個人參與，2014 年國家發展改革委正式下發《關于開展低碳社區試點工作的通知》，從低碳社區建設理念、居民生活方式、運營管理等多個方面對各地正在開展低碳社區建設工作予以指導。② 上海、北京、廣州等大城市先行一步，在開展低碳社區建設方面率先嘗試。城市是低碳經濟發展的實施平臺，但無論創建低碳社區，還是建設低碳城市，都離不開城市居民的低碳實踐，特別是日常生活的低碳行為。城市居民是城市生活的主力軍，他們的低碳意識與低碳行為將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影響城市區域減排的成效，并決定構建低碳社會的成功與否。
那么哪些因素會影響到城市居民的低碳行為與態度? 國內外學術界已經對此進行了探討。Liere 和 Dunlap( 1980) 發現年輕人比老年人更關注環境質量，社會等級越高，對環境就越關注，城市居民比鄉村居民的環境關注程度要高等。[6] Steel( 1996) 運用 1992 年美國國家公眾環境態度和行為的調查數據，發現婦女比男人更容易大量參與保護環境的行為和政策及建議。[7]近年來，國內學者也開始關注公眾環保行為問題。王鳳( 2008) 基于西安市民的調查發現，環保知識愈多、教育水平越高、愈有可能多地參與公共的環保行為。[8]李文娟( 2006) 對福建武夷山居民的實證研究表明，性別、教育、環境知識等是影響個人環保行為的重要因素。[9]王琪延和侯鵬( 2010) 對北京城市居民環境行為意愿的調查發現，高學歷的年輕居民和學生群體的環境行為意愿較低。[10]
上述研究從性別、教育、環保知識、環保意識等方面進行了分析，但是收入與環保行為的關系一直存在較大爭議。Poortinga 等( 2003) 通過在 1999 年對 2000 個荷蘭家庭進行的實地調查進行分析，發現高收入家庭更傾向于通過技術改進而不是行為方式的改變來節能。[11]賀愛忠等( 2012) 研究顯示，家庭人均月收入等調節變量在不同假設路徑中的影響存在顯著差異。對低收入群體而言，迫于生活壓力，環保知識更容易轉化為環保行為，而家庭收入高的群體環保責任意識方面較強，也可能產生更多的環保行為。[12]但是有研究發現收入對居民參與環保意愿和態度并沒有影響。例如，李文娟( 2006) 的研究發現家庭月收入對個人環保行為不具備任何解釋力[9]，王鳳( 2008) 也發現收入并不影響居民的環保行為[8]。
現有研究基本上把收入當做一般變量，沒有從社會地位或社會分層的意義來看待其特殊性。隨著城市化的快速發展，中國社會分層結構也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中產”階層居民逐漸成為城市社會的主體力量。波士頓咨詢公司 2010 年的研究報告稱，中國“中產”階層數量在 2020 年將從 1. 5 億增長到 4 億以上，其中接近 70% 的人將來自城市。① “中產”居民也因此將成為城市碳排放和消費的主體，其對待環境保護的態度與行為影響著中國環境發展的趨勢。盡管劃分社會階層的要素很多，作為社會分層的關鍵變量，收入在眾多變量中具有決定性質。[13]隨著城市“中產”階層的發育壯大，收入水平越來越高，社會希望“中產”階層在富裕的同時，更加關注并身體力行承擔起節能環保的社會責任。但是，事實究竟如何，尚需實證研究的揭示。本文旨在利用 2014 年上海黃浦區居民問卷調查資料，采用回歸分析和路徑分析的方法研究城市居民的低碳態度與行為，從而為如何提高城市居民的環保意識與環保行為提供借鑒意義。
2 數據與測量
2. 1 數據來源
本研究所用數據來自 2014 年 5 月至 6 月在上海市黃浦區居民入戶問卷調查。該調查采取階段抽樣方法，先隨機抽取四個街道，再在每個街道隨機抽取 3 個居委會，每個居委會抽取 50 個家庭，然后家中的一位成人填寫問卷。課題組發放調查問卷 621 份，回收 611 份，刪除本次研究的無效樣本，共得到有效問卷 600 份，有效回收率 98. 2% 。據現場攝像及總數 30% 的電話回訪核對，總體上，本次調查的抽樣、入戶、問卷填寫均比較順利，調查質量好，保證了原始數據的科學性。
2. 2 變量測量
2. 2. 1 因變量
( 1) 環境滿意度。我們在調查中詢問了被訪者，“您對所居住的小區環境的看法?”，選擇項分別為“1 = 不滿意、2 = 比較滿意、3 = 很滿意、4 = 非常滿意”，得分越高表示對小區環境滿意度越高。
( 2) 政府措施評價。我們在問卷中，詢問被訪者“你認為您認為目前政府在建設低碳社區采取的措施如何?”回答分別是“5 = 很好、4 = 較好、3 = 一般、2 = 較差、1 = 很差”，得分越高表示對政府評價越高。
( 3) 低碳認知行為。為了測量被訪者的低碳知識和認識水平，我們從 9 個方面詢問被訪者是否經常觀看、收聽或者接觸各種環保信息或知識，賦分方式為“1 = 沒有、2 = 偶爾有、3 = 經常有”，各項加總然后取平均值，即是“低碳認知行為”。②
( 4) 低碳生活行為。為了測量被訪者在日常生活中的低碳行為，我們從 14 個方面詢問被訪者是否經常表現出各種低碳行為，賦值方式為“0 = 沒有，1 = 有”，然后將 14 個項目相加再取平均值，得到“低碳生活行為”。③
( 5) 低碳社區參與意愿。我們分別從 9 個方面測量被訪者參與創建低碳社區的態度，選擇項分別是“4 = 支持且參加、3 = 支持但不會參加、2 = 觀望、1 = 反對”。我們將九項指標得分相加再求其平均值，即為“低碳社區參與意愿”。④
表 1 是各因變量的均值以及分樣本的比較。通過對比發現，“中產”居民與“非中產”居民的環境滿意度沒有顯著差異，但是，“中產”居民對政府低碳社區建設措施的評價更低，并且低碳認知行為、低碳生活行為以及參與創建低碳社區的積極性也全部低于“非中產”市民。
2. 2. 2 自變量
“中產”是一個社會分層的概念，標志個人的社會經濟地位在整個社會分層體系中居于中間階層。在眾多影響社會分層的變量中，收入被公認為是衡量居民社會經濟地位最重要的指標，其他的教育、職業等變量均可以通過影響收入來影響社會分層結果，因此我們采用收入作為劃分“中產”與“非中產” 的依據。根據 2014 年《上海市統計年鑒》，上海中等收入戶人均家庭可支配收入為 36989 元，戶均人口 2. 85 人，因此戶均可支配收入約為 10. 5 萬。① 因此結合本次問卷設計，我們將家庭收入 10 萬元以上的家庭定義為“中產”，其中 33. 83% 的 樣 本 為“中 產”家 庭， 66. 17% 屬于“非中產”家庭。
除此之外，我們還將控制個人特征以及職業特征。在接受問卷調查的居民中，男性占 53. 67%，女性占 46. 33% ; 平均年齡為 47. 12 歲; 就居住條件而言，居住在 6 層以下( 含 6 層) 的居民為 47. 66% ，6 層以上為 52. 3% ; 受過大學教育者占 46. 3% ，沒有受過大學教育者占 56. 7% ; 從職業上看，普通員工占 34. 5% 、專業技術人員 11. 83% 、管理人員 19% 以及其他不便分類者。
3 實證分析
3. 1 城市居民低碳態度與行為的回歸分析
為進一步檢驗“中產”與“非中產”居民在低碳行為和態度的差異，我們構建了五個模型，因變量分別為居民的“環境滿意度”、“政府措施評價”、“低碳認知行為”、“低碳生活行為”和“低碳社區參與意愿”。這些變量都是連續性變量，因此我們采用一般線性模型進行回歸分析，結果見表 3。
模型 1 表明，與“非中產”居民相比，“中產”居民的小區環境滿意度較低，不過，并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我們進一步對不同收入分組的城市居民進行分析，發現總體上看，收入水平越高者其對居住小區的環境滿意度越低。由此基本上可以認為，與收入相對較低的“非中產”居民相比，“中產”對居住小區環境質量要求更高。另外，年齡、教育、職業對城市居民小區環境滿意度沒有影響，女性對小區環境的評價偏低，居住樓層越高則認為小區環境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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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 2 顯示，與 “非 中 產”居 民 相比，收入較高的“中產”居民對政府創建低碳社區措施評價顯著偏低。這說明，他們不但對小區環境不滿，對政府環保措施也頗有微詞。此外，與普通職員相比，管理人員對政府低碳社區創建的措施評價較高。這可能是由于管理人員本身從事行政工作，與政府部門聯系更加密切，能夠較多接觸或理解政府的做法。此外，教育、性別、年齡、居住環境等變量并不顯著。模型 3 和模型 4 分別探討的是居民低碳認知行為和低碳生活行為，結果表明“中產”居民的低碳認知行為和低碳生活行為顯著低于“非中產”，而教育、職業對低碳行為的影響并不顯著。此外，年齡越大者低碳認知行為得分越高，女性的低碳生活行為要多于男性。這表明，他們經常會設法了解各種低碳與環境相關的知識或宣傳，日常生活中表現出更頻繁的低碳行為。
模型 5 分析居民參與低碳社區創建的積極性。結果顯示，受過大學教育者、管理人員參與創建低碳社區的意愿較高，而來自“中產”家庭者參與低碳社區創建的意愿較低。性別、年齡等變量的影響并不顯著。
上述五個模型的結果十分有趣。一般來說相對于非“中產”家庭者，“中產”對生活質量更高和健康要求較高，因而也渴望較高的小區環境質量，這是很容易理解的。但是，模型 3 - 5 的發現，令人困惑，中產階層雖然對環境質量要求更高，同時對政府措施更加不滿，可是他們在日常生活中更少低碳行為，更加不注重環保節約，而且，對政府部門組織的創建低碳社區的活動，也缺乏參與積極性。對此，我們將在論文討論部分展開深入闡釋。
3. 2 居民低碳行為與態度的路徑分析
為進一步了解表征城市居民的低碳行為與態度的各變量之間的關系，我們采用路徑分析方法，對環境滿意度、政府措施評價、低碳認知行為、低碳生活行為、低碳社區參與( 意愿) 五個變量進行分析。為比較中產與非中產的異同，我們分別進行建模，即圖 1 和圖 2 所示，另外，我們也同時估計了一個全樣本的模型，但限于篇幅不再呈現路徑圖，三個模型的詳細標準化回歸系數結果( 見表 4) ，下面我們著重對一些有趣的發現進行解釋。
表 4 路徑分析結果顯示，無論對于分組樣本還是全樣本，對小區環境滿意度都會顯著影響居民對政府作為的評價，對小區環境越滿意，對政府措施評價也就越高。但是分組樣本表明，“中產”階層對政府措施的評價受其小區環境的影響更大，換言之，“中產”階層如果對所在小區環境不滿意，更加可能引發對政府不作為的不滿。由此可見“中產”居民更容易將環境保護的責任歸因于政府。居民的低碳認知行為( 比如學習或了解更多的關于低碳環保節約的知識) ，更加有助于提高對政府措施的積極評價，但是“中產”與“非中產”的差別并不大; 同時，低碳認知行為得分越高，其居民的低碳生活行為得分也會越高，中產階層的低碳生活行為受低碳認知行為影響更大。
另外，我們還發現，居民對小區環境的滿意度越高、對政府采取低碳措施的評價越高、低碳生活行為得分越高，其參與政府創建低碳社區活動的積極性也越高，但相對來說受低碳生活行為的影響更大。分組來看，環境滿意度與政府措施評價對創建低碳社區參的影響存在顯著差異。不過，對“非中產”居民來說，低碳生活行為對低碳社區參與具有顯著影響。
上述路徑關系主要是單向的，我們假設低碳認知行為與環境滿意度是雙向關系，二者之間也具有顯著相關關系，對小區環境滿意度越高，也越傾向于提高低碳認知行為，反之亦然。在分組模型中，這種關系在“非中產”樣本中得到了驗證，而在“中產”樣本中未被驗證。
4 結論與討論
環境與生態問題已經成為中國當前面臨的最嚴峻的社會問題。為改善生態環境，緩解資源危機，全方位發展低碳經濟，建設低碳社區已成為社會各界共識。[14]中國政府也已由過去偏重經濟增長轉變為兼顧生態保護。雖然國家具有強大資源動員能力，但低碳社會建設成敗取決于如何吸引或動員社會成員的廣泛參與，本項研究正是探討城市居民參與低碳社會建設的態度與行為。
4. 1 基本發現
本研究以上海市黃浦區 600 份居民調查問卷為例，分析了城市居民的社會地位對低碳態度和行為的影響。研究發現，在控制性別、年齡、教育、職業等變量的回歸模型中，“中產”市民對所居住小區的環境以及政府采取的低碳社區建設措施更不滿意，但是低碳認知行為和低碳生活行為更少，參與創建低碳社區的積極性也低于來自“非中產”市民。——論文作者：孫中偉1 ，黃時進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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