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1-08-02所屬分類：經濟論文瀏覽：1次
摘 要： 摘要:服務業主導經濟增長是大規模工業化發展之后的必然，而高端服務業發展決定了結構服務化過程的效率改進能力�；趯颖緡壹暗貐^產業結構升級和高端服務業特征化事實的跨國比較，研究發現:(1)中國服務業總體結構大致相當于美國20世紀20年代中期、加拿大
摘要:服務業主導經濟增長是大規模工業化發展之后的必然，而高端服務業發展決定了結構服務化過程的效率改進能力。基于對樣本國家及地區產業結構升級和高端服務業特征化事實的跨國比較，研究發現:(1)中國服務業總體結構大致相當于美國20世紀20年代中期、加拿大20世紀40年代初和日本20世紀60年代中期的水平，結構服務化還有待進一步提升;(2)全球成功實現增長跨越的經濟體不僅表現出高端服務業占比的不斷提升，同時還表現出高端服務業效率的追趕路徑;(3)中國高端服務業占比和競爭力還有待加強，工業對經濟的拉動作用仍然較為突出;并且，發達經濟體應對結構性減速沖擊形成的新型效率模式，普遍呈現出的“高服務業占比、高人力資本占比、高知識消費占比”的特征。提出了對結構服務化時期增長效率模式重塑的基本認識和政策建議，中國在服務業高端化過程中，一方面，應協同人力資本梯度升級和消費結構升級，推動知識生產消費一體化過程，從而能有效聯結供給端和需求端，形成知識消費和人力資本的動態效率補償;另一方面，應推動高端服務業與制造業深度融合，服務業行業分工細化的高端發展，突破人才培養的機制障礙，創新人才培養模式和匯聚人才的方式，同時，加快推進教育、文化、衛生等人力資本積累相關的高端服務行業改革，提高公共服務行業供給效率，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規模。
關鍵詞:產業結構;服務業高端化;人力資本升級;效率模式重塑;知識生產消費一體化
一、現實背景與研究概述
當前我國已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征程，向著第二個百年的奮斗目標前進。2019年我國人均GDP突破1萬美元，距離世界銀行認定的高收入階段的跨越門檻(12375美元)不斷拉近。從我國產業結構來看，第三產業占比自2012年超過第一、二產業之后一直處于領跑狀態，2015年第三產業增加值占比甚至超過了第一產業和第二產業占比之和，2019年第三產業增加值占比達到53.9%。中國經濟已經進入到結構服務化占主導的發展階段。從歷史經驗看，在高收入階段能實現穩定增長的經濟體，其服務業占比一般在70%～80%的水平，同時其服務業效率較高且能實現與其他產業協同升級過程。進入中等收入階段的經濟體，很多未能順利通過結構轉型升級獲得長期增長動力，從而使經濟發展停滯不前，甚至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之中[1]。因此，我國能否順利完成增長跨越并邁向高收入階段，取決于能否順利完成結構服務化時期的增長效率模式重塑，實現長期穩定增長。為此，國家在戰略部署上更是重點關注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強調在質量第一、效率優先的基礎上，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推動經濟發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和動力變革[2]。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關于《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以下簡稱《建議》)①中也強調，要“優化供給結構，改善供給質量”。
發達經濟體的增長經驗顯示，在產業結構演進過程中，服務業是繼制造業之后的另一個高端。這不僅僅意味著服務業在比重上會實現對制造業的替代，也意味著增長效率模式的重塑。盡管服務業替代大規模工業化過程中，將不可避免的發生勞動生產率改進減速，但服務業的高端化是以知識生產配置和人力資本積累升級為核心，能有效提高增長質量并為長期和可持續增長提供保障。二戰后，伴隨著發達經濟體的重要變化就是高端服務業和知識密集服務業的發展，以及服務業在知識生產配置和人力資本積累升級功能上的有效發揮。服務業的高端化發展，是以持久性、平穩性的緩慢改進，來抵消未來不可持續和增長不連續的風險。因此，結構服務化時期的增長效率模式重塑，應以服務業高端化為牽引，大力發展生產性服務業和知識密集型服務業，強化高端服務供給對人力資本數量積累和質量提升的作用，提升人力資本梯度升級與高端知識密集型服務業的匹配度，推動知識生產與知識消費的一體化過程，從而促進創新效率提升和高質量發展�！督ㄗh》中也強調要“提升供給體系對國內需求的適配性”“完善擴大內需的政策支撐體系，形成需求牽引供給、供給創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動態平衡”。
本文就產業結構升級和服務業高端化的特征事實進行國際比較，并進一步對結構服務業時期重塑增長效率模式的規律進行探索。對此，本文的基本認識是:(1)服務業高端化有利于更好地通過與工業效率改進的聯動實現增長效率提升;(2)服務業高端化應協同人力資本梯度升級過程，這樣能更有效地促進人力資本效能發揮，帶來增長效率提升;(3)通過人力資本梯度升級和消費結構升級，實現知識生產消費一體化，能有效聯結供給端(知識生產)和需求端(知識消費)，實現增長的動態效率補償。
二、高端服務業的跨國比較及特征化事實
(一)整體產業結構升級背景
發達國家進入成熟發展階段后，服務業比重仍然會逐步上升，且增長相對穩定。歐美老牌發達國家20世紀六七十年代服務業占比就已接近或超過60%。當前偏于制造業的德國、日本穩定在70%，而其他發達經濟體穩定在80%左右。東亞制造業國家服務業占比較低，韓國一直穩定在60%左右。2019年，中國服務業增加值占比為53.9%，服務業就業占比為47.5%，中國現階段的經濟發展水平大致相當于美國20世紀20年代中期、加拿大20世紀40年代初和日本20世紀60年代中期的水平。與此同時，庫茨涅茨規律在樣本國家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的就業情況中也得以體現，第二產業的就業比重持續下降，連同從第一產業中釋放出的勞動力，均被發展迅速的第三產業吸收。20世紀70年代之后，除個別國家外，大多數發達國家第一產業就業份額均降低至10%左右。不同產業就業情況的變化也間接體現了產業的發展和結構調整狀況，20世紀50年代前后，第二、三產業就業結構發生了一個逆轉，而這種逆轉對于理解長期增長路徑至關重要。目前，發達國家的產業結構基本成熟，第二產業的就業比重為20%～30%，第三產業就業比重為70%左右。表1為樣本國家三大產業增加值份額和就業份額情況。
(二)高端服務業的國際比較
1.高端服務業的界定及特征
2015年，全球知名智庫布魯金斯學會發布的《美國高端產業:定義、布局及重要性》報告中對高端產業進行界定，高端產業需要同時滿足兩個標準:(1)產業中每個工人的研發支出要超過450美元，相當于大于或等于全行業標準的80%;(2)產業中獲得STEM(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學位的人數在本行業中所占份額必須達到21%及以上，高于全國平均水平[4]。這也意味著滿足條件的行業在技術研發創新中投入較大，且擁有一定技術水平的科研技術人員進行新技術的開發、傳播和應用。根據上述標準篩選出的美國高端服務業行業包括:建筑和工程、有線電視及其他訂閱節目、計算機系統設計、數據處理和托管、醫療和診斷實驗室、管理科學和技術咨詢、其他信息服務、其他電信服務、衛星通信、科學研究與發展以及軟件出版業。
我國一些研究按照服務業是否有利于制造業生產效率提升的標準，將服務業內部結構分為生產性服務業和生活性服務業兩類。2019年4月1日，國家統計局發布了關于印發《生產性服務業統計分類(2019)》①的通知，給出了生產性服務業的界定標準，生產性服務業的范圍包括為生產活動提供的研發設計與其他技術服務，貨物運輸、通用航空生產、倉儲和郵政快遞服務，信息服務，金融服務，節能與環保服務，生產性租賃服務業，商務服務，人力資源管理與職業教育培訓服務，批發與貿易經濟代理服務以及生產性支持服務。張建華等(2019)的研究沿用國家統計局的標準，將生產性服務業作為服務業高端化的衡量指標，同時指出生產性服務業的產出多數為中間投入品，具有高知識技術密集性、報酬遞增屬性和高進入壁壘性等特征[5]。也有研究指出，生產性服務業中的交通、倉儲、郵電業也存在部分類似生活服務業，具有不可外包性以及生產和消費同步等特征，因此高端服務業設定為將上述生產性服務業中剔除掉交通運輸倉儲及郵政業之后的其他服務業[6]。袁富華(2016)依據服務業行業所需的知識技能(H)和物質資本(K)程度，將服務業分為ⅰ、ⅱ、ⅲ、ⅳ四類，排列順序同時也暗含了服務業結構高端化的進程[7]。這里的服務業不僅囊括了生產性服務業各行業，同時還包含了知識密集度較高、與人力資本積累密切相關的教育、健康等相關行業(詳見圖1)。
筆者認為，結合已有研究，高端服務業反映了具有較高附加值的服務業的增長與擴張，這些行業應具備知識密集型、專業密集型和智力密集型的屬性特征，能進行知識互動、擴散和創新，對高技術產業和先進制造業發展具有支撐和服務功能，同時也是與人力資本積累密切相關的服務業行業。結合中國行業數據的可得性，高端服務業應包括:交通運輸、倉儲及郵政業，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金融業，房地產業，租賃和商務服務業，科學研究、技術服務和地質勘查業，教育業，衛生和社會保障業以及文化、體育和娛樂業。服務業高端化水平用高端服務業增加值或就業人員所占比重來衡量。
2.服務業高端化的國際比較
成功實現增長跨越并邁入高收入階段的經濟體多呈現出知識和技術密集型服務業發展的服務業高端化現象，在中等收入階段停滯不前的經濟體多表現出服務業低效率和“鮑莫爾成本病”的蔓延。圖2顯示出部分國家及地區服務業高端化的追趕路徑①。因細分行業數據的時間跨度僅為2000—2014年，所以本文通過將處于不同發展階段經濟體的高端服務業占比情況進行對比，以此來發掘增長跨越的變動特征。
本文通過比較發現，在所考察樣本期內，歐美等發達經濟體的高端服務業占比較高且表現出穩步提升的趨勢。中國、印尼等東亞國家仍然處于追趕過程中，其高端服務業占比不僅與發達經濟體差距較大，而且與巴西等拉美國家也存在一定的差距。
服務業高端化也意味著服務業效率的提升，增長跨越往往表現出高端服務業效率的追趕路徑。樣本國家及地區高端服務業效率變動情況如圖3所示①，高端服務業效率表現出的追趕路徑更為顯著，層次也更為分明。首先，美國及歐洲諸國高端服務業效率較高，提升較快。二戰后重建的歐洲老牌發達經濟體，其制度組織從始至終就置于現代資本主義強力塑造之下，高生產效率是其特征，因此本質上不存在效率模式的轉換，僅僅只是經濟活力的恢復[8]。其次，成功實現增長追趕的東亞經濟體，如日本、韓國等國，以及中國臺灣地區，高端服務業效率緊隨歐美之后。日本和韓國分別在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末，在面臨結構性減速和金融危機之后，開始反思原有工業化模式的問題，并進行增長模式重塑，推進經濟效率持續改進，從而逐漸過渡成為發達經濟體。最后，拉美和印尼等經濟體則表現為低效率追趕模式。拉美國家由于受到初始條件和路徑依賴的限制，雖然較早進入中等收入階段且服務業占比較高，但高效率模式始終無法建立從而被迫陷入長期震蕩之中。
(三)中國服務業發展現狀
改革開放40多年以來，伴隨著經濟、社會各領域的深刻變革，中國產業發展取得了巨大成就，產業分工體系不斷深化和完善，產業現代化水平和競爭力不斷加強，產業結構也逐漸由傳統的產品經濟向以城市化為主的服務經濟轉型。2019年，中國服務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為53.9%，明顯高于農業(7.1%)和工業(39.0%)的份額，服務業對GDP增長的貢獻率達到59.4%，對經濟增長的主導作用開始顯現。從中國各行業對GDP增長的拉動來看，自2015年以來，工業及服務業中的批發零售業和住宿餐飲業等傳統產業對GDP增長的拉動作用明顯減弱，而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金融業和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等高端服務業對GDP增長的拉動作用逐漸增強;2019年，以上各行業累積同比拉動分別為0.67%、0.55%、0.32%。當前，中國服務業增加值份額雖已在經濟增長中占據主導，但在各行業中對GDP增長拉動最大的仍然是工業，服務業尤其是高端服務業占比和競爭力還有待進一步加強。2019年，中國GDP增速為6.0%，高端服務業對GDP增長的拉動在2.89%①左右(詳見表2)，高端服務業部門的增長效率表現較好(詳見表3)。
服務業部門中政府管制行業或事業單位部門就業占比較高，而市場化程度較高的服務業部門或高端服務業部門的增長效率表現較好。表3為中國服務業各行業的就業份額和相對勞動生產率情況。就就業份額而言，教育業和公共管理、社會保障和社會組織的就業份額較高，分別達到11.35%和10.29%，其他服務業行業就業占比均低于5%。同時，就業波動較大的也是這兩個行業，教育業的標準差甚至超過了1%，而其他服務業行業的就業則相對穩定。就相對勞動生產率而言，市場化程度較高的服務業部門表現較好，高端服務業各行業增長效率水平還有待進一步提升。高端服務業部門中相對勞動生產率大于1的行業有房地產業、金融業及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①。
三、結構服務化時期的增長效率模式重塑
二戰后，發達國家經濟發展中的重要變化是高端服務業和知識密集服務業的發展，以及服務業在知識生產配置和人力資本積累升級功能上的有效發揮。根據發達經濟體的增長經驗，服務業應是在產業結構演進過程中，繼制造業之后的另一個高端，這不僅僅意味著服務業在比重上會實現對制造業的替代，也意味著增長效率模式的更替。盡管服務業替代工業規模經濟的過程中，將不可避免的發生勞動生產率改進減速，但服務業的高端化是以知識生產配置和人力資本積累升級為核心，提高增長質量進而為增長可持續提供保障。也即，服務業的高端化發展，是以持久性、平穩性的緩慢改進，來抵消不可持續和增長不連續的風險。從長期來看，這一點尤為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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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塑增長效率模式，是由發展條件的變化和增長可持續要求所決定的。發達國家增長經驗表明，服務業主導經濟增長是大規模工業化發展之后的必然，知識生產和配置能力決定了結構服務化過程的效率改進能力。本文對于此趨勢和目標的基本判斷是:(1)服務業高端化是克服城市“成本病”和重塑增長效率模式的核心;(2)服務業高端化與人力資本梯度升級協同演進更有利于增長效率提升;(3)知識生產消費一體化過程能有效聯結供給端(知識生產)和需求端(知識消費)，是實現動態效率補償的關鍵。
(一)服務業高端化是克服城市“成本病”和重塑增長效率模式的核心
跨國增長經驗顯示，許多經濟體在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后都表現出制造業占比下降而服務業占比快速提升的結構服務化趨勢。但服務業占比的提升并不一定會帶來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和增長效率的提升，可能會出現“鮑莫爾成本病”現象。“鮑莫爾成本病”反映了結構服務業時期，當勞動力從工業部門流入服務業部門之后并不必然會帶來全社會勞動生產率的提升，這最早可追溯至鮑莫爾(Baumol，1967)關于產業結構服務化和社會生產率關系研究中提出的“成本病”現象[9]。福克斯(Fuchs，1968)利用美國1929—1965年服務業統計數據考察了其服務業就業比重提升的原因[10]。研究發現，美國服務業就業增加既不是產業分工細化帶來的服務業需求增加，也不是服務業需求收入彈性較高的緣故，而是因為服務業相較制造業而言勞動生產率較低，使得服務業成本較高，同時服務業的需求價格彈性較低，因此呈現出服務業就業比重不斷上升。“鮑莫爾成本病”之所以存在是由于服務業部門存在傳統部門和先進部門，只有當勞動力向高端服務部門或生產性服務業流動時才會帶來整個社會生產效率的提升。
服務業高端化有利于更好地通過與工業效率改進的聯動實現增長效率提升。服務業具有非貿易性的特征，不同于制造業部門，其主要依賴于國內需求，因而其經營規模也嚴重依賴于其他部門生產效率的提升。服務業高端化發展有益于推進服務業與制造業的深度融合，更有利于“促進形成強大國內市場，提升國民經濟整體性水平”。高端服務業的發展也能為制造業發展提供良好的服務和技術支撐，誘致制造業技術升級。受到重商主義影響，歷史上發達國家服務業效率普遍高于制造業，但最終使現代部門獲得持續性發展動力是在福特制建立之后。尤其是二戰后福特主義在資本主義國家內部各部門的擴散，以效率和利潤分享為核心的勞資關系不僅促進了工業部門高質量發展，而且推動了工業部門與服務業部門之間的協調，最終導致高效率與高收入的協同，進而成為服務業高端化的基礎。因此，當代發達國家產業結構的特征是:服務業主導經濟增長，并形成服務業高端化與工業效率改進的聯動。服務業高端化體現在知識密集的現代化服務業快速發展之中，科教文衛、金融信息等行業發展在賦予服務業自身高效率的同時，也能促進產業融合。與此相比，處于現代化進程中的發展中國家，典型如拉美，其較高的服務業比重大多來自于傳統行業，與發達國家結構服務化的本質不同在于，拉美的服務業不能提供持續的效率補償能力。——論文作者：楠玉1，2，袁富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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