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1-07-21所屬分類：經濟論文瀏覽：1次
摘 要： 摘要:對過勞與經濟損失進行關聯性分析，從而就我國過勞問題對經濟損失的影響進行判斷。通過因過勞產生的預防費用、醫療支出、生產損失等計算得到經濟總損失，并采用兩階段最小二乘法估計過勞對經濟損失的影響。結果表明，當身心俱疲的頻率達到一月數次及以上
摘要:對“過勞”與經濟損失進行關聯性分析，從而就我國“過勞”問題對經濟損失的影響進行判斷。通過因“過勞”產生的預防費用、醫療支出、生產損失等計算得到經濟總損失，并采用兩階段最小二乘法估計“過勞”對經濟損失的影響。結果表明，當身心俱疲的頻率達到一月數次及以上時，其對經濟損失的影響是十分顯著的。當每日勞動時間不足7小時以及超過10小時時，都會造成更多的經濟損失。尤其是每日勞動時間超過11小時其對經濟損失的危害更大。
關鍵詞:“過勞”;勞動時間;經濟損失;生產損失
我國經濟在持續高速增長30年后開始著眼調整經濟結構，使其實現可持續發展。我國在經濟新常態下更加強調以發展促增長。但是，近年來“過勞”(過度勞動的簡稱)、“過勞死”等詞匯頻繁見諸各類媒體，“過勞”問題也越來越開始受到社會及學術界的關注。賴德勝等在報告中指出，2003—2012年，加班現象嚴重，從平均水平看非農就業人員平均周工作時間為46.0小時[1]。孟續鐸對我國1176名企業員工“過勞”狀況進行調查，發現其中中度與重度“過勞”者人員總和已超過1/3[2]。王欣對我國1047名企業員工進行調查，結果發現沒有“過勞”的人員不及1/4，而3/4的人員都處于不同程度的“過勞”狀態[3]。顯而易見的是，在我國“過勞”狀態已成為部分員工的常態。在一些報道和研究中常常提及污染、疾病、事故、災害等所造成的國民經濟損失，然而“過勞”群體在日益壯大，若不采取措施，不予防止，所造成的個體身心健康的損害、用工單位的生產性損失，以及因此給社會資源帶來的損耗等相當可觀。“過勞”與經濟損失之間的關聯性以及對其的影響也同樣值得探討。
一、文獻述評
隨著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全球化競爭的日益嚴峻，“過勞”問題也越發嚴重。日本、韓國、美國等一些發達國家的員工都先后出現了這樣的癥狀，因此造成的經濟損失十分可觀。日本國立社會保障·人口問題研究所2010年對由于員工過勞自殺和過勞抑郁所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的推算結果顯示，1998—2009年期間日本累計損失GDP4兆7千億日元，而到2020年累計損失將達到14兆8千億日元[4]。美國有40萬—80萬人員被慢性疲勞綜合征困擾著，而這種癥狀平均可持續5年，最長可達20年[5-7]。美國每年因疲勞所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可達20億—70億美元，而個人的經濟損失也要達到2342—8675美元[8]。有學者推算出因醫療保健而產生的直接支出為每人每年3226美元，國民經濟總損失的估算值則在140億—370億美元之間[9]。在澳大利亞，患有慢性疲勞綜合征的員工每人每年要支出約2000澳元用于醫療保健，其中1268澳元來自政府的間接支出;一些患者因病不得不暫時脫離工作崗位不僅個人收入及所得稅繳納減少，由此造成的政府和地區經濟損失可達每人每年9500澳元，由此最終估算出全國范圍內因疲勞所造成的年支出總成本至少為5900萬澳元[10]。英國學者也做了同樣的測算，根據患有慢性疲勞綜合征的員工3個月前所支出的醫療保健費(不包括非處方醫藥費用)、家庭成員和親朋好友所支付的看護慰問費、因病而脫離崗位或失去工作所造成的個人收入減少，3個月內每人總支出為1906英鎊[11]。但也可以看到，“員工因疲勞而造成的經濟損失以及對個人、企業、社會影響方面的研究，有些發達國家的學者已對此有所涉及，但與其他視角的研究相比該方面成果較少”[8]。
不僅如此，國外學者還對身心健康如何影響員工生產率進行了研究。由于員工長期超時、超強勞動所造成的“過勞”狀態對自身健康的危害很大，并且容易引起情緒不穩定、精力不能集中，導致工作效率下降。除此以外，一部分員工還會選擇歇工、缺勤。但也存在著另一部分員工在自認為身體狀況還能夠支撐完成工作的情況下，通常不會主動選擇請假休息，而是堅持出勤。在身體未能夠得到休整，精力未能夠恢復的情景下，員工很容易出現隱性缺勤的現象。有學者研究發現，心理健康會顯著影響勞動生產率，可通過多種途徑致使生產率損失、病休或缺勤增多、工作達標率和勝任率降低[12]。有學者研究表明，由于“過勞”所帶來的隱性缺勤問題很嚴重，員工每周有4.1個小時處于這種狀態，即按時出勤但是工作效率很低[13]。也有學者運用“貨幣轉化法”對美國疲勞綜合征群體因勞動生產率下降導致的經濟損失進行測算，得到該群體生產率減少的幅度為54%，美國每年因疲勞綜合征造成的個人及國家經濟損失分別為20000美元和91.3億美元[14]。
對于“過勞”領域的研究，相較于發達國家我國處于起步階段，2000年以后才有一些學者開始關注并從事相關方面的研究[15]。不僅研究成果的數量與發達國家有較大差距，且在該領域上的學科分布和演進路徑也呈現出完全不同的特點:國內研究更偏重于經濟學和法學，但支撐學科例如醫學、心理學鮮有研究成果。“過勞”對個人身心健康、職場工作表現、和諧勞動關系、社會經濟發展等都會造成一定的影響，但是目前國內關于“過勞”后果方面的研究還很欠缺[16]。由上述所講，過度勞動會使得員工健康水平下降，從而出現歇工、缺勤、隱性出勤、工作倦怠等問題，進而導致生產效率下降。而員工生產效率下降則會給企業帶來經濟損失。員工身心健康出現問題，不僅會造成因歇工、缺勤所帶來的工資收入的減少，還要為緩解“過勞”付出醫療醫藥費用、心理咨詢費用、購買保健品費用等。但是對于因“過勞”所造成的這些經濟損失的研究目前較少，尤其在國內還較為欠缺，相關的研究成果也并不多見，更沒有較為深入的理論探索和驗證性成果[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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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目前國內研究存在兩個局限:第一，國內已有不少學者從管理學、經濟學、社會學等視角，對“過勞”的現狀及成因等進行了研究。并構建了“過勞”形成機制的理論模型，例如知識工作者過度勞動形成機制模型、企業員工“過勞”成因的推—拉模型、企業員工“過勞”的驅動機制模型等[3，19-20]。但是關于“過勞”所造成的影響后果方面的研究不足。第二，對于“過勞”與經濟損失之間的關聯性探討較為欠缺，兩者之間存在著怎樣的強弱關系尚不明朗。因“過勞”所造成的人均經濟損失情況尚不清晰，尤其是生產損失的探索在國內的研究中還很少見。本研究在借鑒發達國家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從兩個方面進行拓展。第一個拓展是，在經濟損失測算體系、方法的研究基礎上，對人均經濟損失進行測算，以反映目前因“過勞”所導致的經濟損失的嚴重性及各項經濟損失的大小。
第二個拓展是，對“過勞”與經濟損失之間的內在聯系進行探索，分析員工的“過勞”程度到底與經濟損失之間存在著怎樣的關聯性。
二、數據、變量與模型
1.數據來源
本課題組委托北京百度網訊科技有限公司進行數據采集，調研對象為城鎮就業人員，共回收樣本5147份，有效樣本數為4796份。同時考慮到薪酬、工作時間等變量可能存在異常值，為了減少變量異常值對實證結果的影響，本研究對該變量進行了99%分位的截尾處理[21]，最終得到符合要求的樣本數量。在實際回歸過程中，將根據具體模型除去關鍵變量缺失的樣本，因此各個模型中的樣本可能不盡相同。該樣本覆蓋了除西藏以外的所有省、自治區、直轄市，包括華北(16.6%)、東北(4.5%)、華東(33.2%)、中南(33.0%)、西南(9.2%)、西北(3.5%)六大區域。按照2017年中國城市分級，該樣本覆蓋了我國全部的一線、二線和三線城市，以及90個四線城市中的87個，129個五線城市中的93個，還有兩個六線城市。樣本覆蓋了所有行業。從所屬單位性質來看，主要以企業單位為主，其占到了總樣本數量的40.33%。同時也覆蓋了一般辦事人員(27.5%)，中、高層管理者(10.2%)，技術研發人員(13.0%)，銷售人員(8.0%)，車間工人(5.9%)等諸多崗位。其中，男性占43.4%，女性占56.6%。年齡集中在25—34歲，受教育水平以高中、大專為主。為了驗證問卷的穩定性和可靠性，本研究在正式調研的前一年進行了預調查(N=264)，兩次調查相比較，在員工工作效率、人均直接經濟損失等關鍵性結果上較為一致�；谖墨I將主要選取以下變量進行研究。——論文作者：王欣1，楊婧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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