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1-07-20所屬分類：經濟論文瀏覽：1次
摘 要： 摘要:將包容性理念融入綠色可持續發展模式轉變中，構建涵蓋經濟發展社會包容民生福利綠色可持續4個維度的高質量綠色發展系統，并從產業結構合理化、高級化、生態化與高效化層面分析產業結構變遷對高質量綠色發展的影響和傳導機制，利用投影尋蹤評價模型測度
摘要:將“包容性”理念融入綠色可持續發展模式轉變中，構建涵蓋“經濟發展—社會包容—民生福利—綠色可持續”4個維度的高質量綠色發展系統，并從產業結構合理化、高級化、生態化與高效化層面分析產業結構變遷對高質量綠色發展的影響和傳導機制，利用投影尋蹤評價模型測度我國2001-2017年產業結構變遷程度和高質量綠色發展水平，在此基礎上設置鄰接距離、地理距離、經濟距離空間權重矩陣，運用空間杜賓模型分區域檢驗了產業結構變遷對高質量綠色發展的影響及其空間溢出效應.實證結果表明:第一，產業結構變遷與高質量綠色發展均具有顯著空間正相關性和空間集聚特征，同時產業結構變遷不僅有效促進了本地區的高質量綠色發展，其空間溢出效應亦可帶動鄰近地區高質量綠色發展的提升.第二，進一步考慮地理區位差異，我國東部、中部和西部地區產業結構變遷對本地區高質量綠色發展均有正向促進作用，中部地區和西部地區產業結構變遷的溢出效應也可以顯著改善鄰近地區高質量綠色發展水平，而東部地區產業結構變遷對鄰近地區高質量綠色發展呈現不顯著的空間抑制作用.此外，政府影響力和人力資本對高質量綠色發展有正向促進作用，而金融發展卻顯著抑制高質量綠色發展的提升.
關鍵詞:產業結構變遷;空間溢出;高質量綠色發展;空間杜賓模型
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經濟總量持續攀升，平均增速約為9.4%，經濟發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經濟持續高速增長使中國付出慘重的代價，環境污染加劇，生態遭受破壞，貧富差距擴大，可持續發展受到制約.當今僅以經濟高速增長作為發展目標的時代已過去，提質增效、追求經濟高質量發展是現階段最重要任務之一.而綠色發展作為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手段，不僅注重生態環境的改善，同時也關注社會包容，是一種體現包容性思想的可持續發展模式，綠色發展自提出就備受關注，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更是將其上升為國家戰略.在綠色發展戰略驅動下，我國環境質量有所改善，據2018年中國生態環境狀況公報顯示，我國環境質量達標城市數量較2017年上升6.5個百分點，萬元GDP能耗相比2017年下降了3.1%，但2018年我國338個城市中仍有217個城市空氣質量不合格，占比高達64.2%，環境形勢依舊嚴峻.與此同時，我國仍面臨區域發展不平衡、收入差距過大等不包容現象，阻礙了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進程.傳統粗放型經濟發展模式使我國陷入發展困境，產業結構轉型升級是轉變傳統經濟增長模式，破解發展與保護難題，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實現經濟綠色轉型，增強區域可持續發展能力的重要途徑.在此背景下，探究產業結構變遷能否改善我國高質量綠色發展水平，其作用機制如何，是否存在空間溢出效應，不同區域產業結構變遷影響高質量綠色發展的路徑差異性等問題，可以為我國加快產業結構轉型升級、提高生產要素高效利用、促進經濟高質量綠色發展提供借鑒.
1文獻綜述與研究假說
1.1文獻綜述
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綠色發展作為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途徑，不僅是一種發展模式，更是一種發展戰略，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綠色發展成為學者們關注的焦點.究竟是何種因素推動經濟發展模式綠色化，眾多學者針對這一問題展開了研究.由于環境污染存在負外部性，無法通過市場機制有效解決，強化政府職能、進行環境規制成為推動綠色發展的關鍵[1].此外，技術進步有助于轉變生產方式，提升能源利用效率，進一步改善環境質量，降低污染[2].但不論是環境規制還是技術創新所帶來的綠色生產效率提升，其成果轉化機制中都蘊含了產業結構變遷的中間效應，環境規制通過影響消費需求、消費結構進一步改變產業結構[3]，而技術創新必然推動產業的轉型與升級.產業結構作為現代經濟增長的重要內生變量，反映了國民經濟中各部門的構成及比例關系，其發展水平最能體現經濟發展質量的高低[4].
如果以綠色增長作為衡量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依據，那么由經濟增長所產生的結構效應就集中體現在對綠色發展的影響上[5].以何種方式測度產業結構變遷情況，眾多學者認為產業結構合理化和產業結構高級化應共同作為衡量產業結構演進程度的依據[6]，以泰爾指數[7]、結構偏離系數[8]體現產業結構合理化程度，以產業結構升級系數[9]代表產業結構高級化程度.對于綠色發展的衡量，學者們多以綠色全要素生產率代表綠色發展水平，研究產業結構變遷對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朱幫助等[10]以廣西為例，構建SBM模型衡量綠色發展效率，發現產業結構合理化、高級化演變趨勢與綠色發展效率呈高度一致性.趙領娣等[11]認為產業結構調整能顯著改善綠色發展效率，但由于存在地區異質性，不同地區產業結構合理化和高級化對綠色發展效率的影響程度差異顯著.學者們對于產業結構變遷是否提高綠色全要素生產率，其答案如出一轍，肯定了產業結構變遷對綠色增長的推動作用.另外，環境質量作為區域綠色發展現狀的直觀體現，學者們就產業結構變遷與環境污染關系這一問題展開了討論.有些學者認為工業化進程推動高污染強度的第二產業比重不斷上升，逐漸占領主導地位，相對環保的第一產業比重不斷下降，迫使環境質量趨于惡化，環境污染加劇，一直到工業化后期，第三產業占領支配地位，要素配置進一步優化，環境質量得以提升，產業結構變遷與環境污染呈倒U型發展[12-13].另有學者[14-17]認為在產業結構演進過程中，高碳能源占比相對較低的第三產業比重不斷上升，能源結構逐漸優化，促使能源利用效率提升，進一步改善環境質量.
以上關于綠色發展的研究僅涉及生態層面，但作為一種新型發展模式，綠色發展并非僅涉及環保，而是一種更高層次的經濟發展模式在生態環境方面的具體體現[18]，綠色發展還應關注作為經濟主體的人類，讓綠色發展更具包容性為眾多學者所呼吁.周小亮等[19]構建包含經濟增長、民生福利、綠色生產與消費、生態環境保護和社會公平的評價體系，對我國包容性綠色發展水平進行了測評.徐寶亮等[20]認為測度一個地區的包容性綠色發展水平應看其是否兼顧經濟增長、機會公平、成果共享與資源環境的協調發展.但此類研究多見于國家及地區測評，少有學者將體現包容性思想的綠色發展指標作為因變量，探究產業結構變遷對其影響機制.
縱觀已有文獻，由于研究視角與研究方法的不同，學者們探究產業結構變遷對綠色發展的影響，其結論莫衷一是.另外產業結構變遷的指標選取較為單一，多以指數測度反映產業結構合理化與高級化程度，未能綜合考慮除產值變動之外的其他因素影響，無法深入反映產業結構演變趨勢，理解產業結構升級內涵.在產業結構變遷的綠色發展效應研究中，綠色發展指標選取形式多樣，以綠色生產效率和生態環境評價為主，較少涉及對社會和人類福利的整體改進，且少有文獻探究產業結構變遷對高質量綠色發展的空間溢出效應以及對產業結構變遷影響高質量綠色發展的路徑差異進行綜合研究.鑒于此，本文以我國30個省域(不含西藏、香港、澳門和臺灣地區)2001-2017年的統計數據為樣本，重點研究產業結構變遷對區域高質量綠色發展的直接影響和間接溢出效應.嘗試從以下3個方面進行拓展:第一，構建包含經濟發展、社會包容、民生福利和綠色可持續的高質量綠色發展評價指標體系，體現“包容性”發展理念;第二，從產業結構合理化、高級化、生態化與高效化4個層面分析產業結構變遷對高質量綠色發展的影響和傳導機制，全面地考察產業結構變遷與高質量綠色發展之間的關系，拓展高質量綠色發展研究的新視角;第三，運用投影尋蹤評價模型測度產業結構變遷程度和高質量綠色發展水平，借助空間杜賓模型，設置鄰接距離、地理距離和經濟距離3種空間關聯模式，避免模型設定偏誤，實證檢驗產業結構變遷對區域高質量綠色發展的影響機制，并對其影響效應進行分解;第四，進一步從地理區位差異視角，考察空間溢出效應下不同區域產業結構變遷影響高質量綠色發展的路徑差異性，探索提升我國經濟高質量綠色發展的新路徑.
1.2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說
產業結構合理化、高級化、生態化與高效化代表產業結構的整體演進方向，本文以此為出發點探究產業結構變遷對高質量綠色發展的影響機制，并借鑒以往學者的觀點，認為高質量綠色發展應體現包容性思想，關注經濟發展、社會包容、民生福利和綠色可持續性，注重經濟系統、生態系統和社會系統的和諧發展，產業結構變遷對高質量綠色發展的影響機制如圖1所示.
從產業結構合理化來看，產業間及產業內部的協調發展，產業前向及后向關聯水平的不斷提升將促進產業由不平衡向平衡增長模式的轉變，促使勞動力、資本等生產要素在產業間合理流動，優化資源的有效配置.一個地區產業結構特征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該地區資源消耗與污染排放格局，決定其是否達到可持續發展的客觀要求.同時，由于產業發展存在多社會階層參與特性，三大產業內在聯動機制的不斷強化、合理化水平的不斷提升將最大范圍地將所有階層人群納入產業體系的發展進程中，使其分享經濟發展成果，推動高質量綠色發展進程.
從產業結構高級化來看，主導產業由第一產業向第二、三產業的順梯次演進，各產業內部結構的不斷優化，將促使生產要素不斷流入高附加值產業和低能耗產業.同時，技術進步和創新作為實現產業結構高級化的內在動力，將大幅度改善能源集約和環境治理能力[21].主導產業的更換與成長誘導大批新興產業出現，為擴大就業機會、提升人力資本素質、提高整體收入水平、改善人民生活提供可能.
從產業結構生態化來看，能源約束驅使產業結構由以傳統重工業為代表的污染型產業向新型高端制造業及高碳能源占比相對較低的第三產業演進，實現產業結構生態化;同時綠色技術水平提升有效改善傳統產業能源利用效率，推動新能源及各類綠色低碳產業的發展，提高經濟發展的綠色可持續性，為人民營造舒適宜居環境，提升人民生活質量.
從產業結構高效化來看，產業之間及產業內部生產效率存在差異，在市場及政府的雙重作用下，將驅使要素從低效率部門轉出向高效率部門轉移，有效改善宏觀經濟效益;生產服務環節整體資源利用效率的改善將進一步提升經濟可持續發展能力，有效推動國家及地區間高質量綠色發展進程.
此外，各地區產業結構發展的非均衡特征表明各類要素在效率驅使下產生跨區域流動，無論是經濟發展初期由極化效應所帶來的區域內要素集聚現象，還是經濟發展成熟期以擴散效應為主所產生的技術轉移、要素輸出現象，均有助于推動產業結構要素實現跨區域轉移.產業結構變遷不僅會對本地區高質量綠色發展產生影響，還會影響鄰近地區高質量綠色發展.另外，綜合交通運輸體系的完善、區域可達性的提升進一步加強了區域間的互動，產業結構變遷對高質量綠色發展的空間溢出效應將更為顯著.
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1:產業結構變遷在技術進步、能源約束等條件下推動本地區高質量綠色發展水平提升.
假設2:產業結構變遷的空間溢出效應將推動鄰近地區高質量綠色發展水平提升.
2變量選取與數據描述
2.1變量選取
2.1.1被解釋變量
高質量綠色發展水平.由于對高質量綠色發展內涵界定不一，學術界關于高質量綠色發展的測度尚無統一標準，其中以綠色全要素生產率使用頻率最高，多維度構建高質量綠色發展評價指標體系也被眾多學者廣泛應用.本文將延續第二種做法，在以往研究基礎上，界定高質量綠色發展內涵不僅僅涉及經濟發展與生態改善，還應容納“以人為本”的思想，關注社會民生，體現社會包容，故本文引入“包容性”發展理念，構建涵蓋經濟發展、社會包容、民生福利和綠色可持續的高質量綠色發展評價指標體系(表1).經濟增長質量和經濟增長數量作為衡量地區經濟發展水平“質”與“量”的重要指標，為增強社會包容，改善民生和提升綠色可持續發展能力提供堅實后盾;社會包容重點關注收入分配是否有失公平、社會保障能力和就業機會是否顯著提升，反映經濟發展的社會成果共享能力;民生福利主要涉及基礎教育、醫療資源、基礎設施和信息化服務的改善，是“以人為本”發展理念的高度概括;綠色可持續則關注綠色宜居、綠色生產、綠色消費和環境的自我修復能力，反映人類在生產、生活和消費領域的可持續發展能力.
2.1.2核心解釋變量
產業結構變遷程度.產業結構變遷的測度主要從合理化、高級化、生態化和高效化4個層面展開(表1).
1)產業結構合理化.本文以產業結構比例、產業結構均衡度、產業結構集中度和產業開放性衡量產業結構合理化水平.從產業結構演變規律來看，經濟發展引致需求結構發生變化，各產業在產業結構中所處地位也將改變，呈現以二三產業比重不斷擴大、第一產業比重逐漸萎縮之勢，故本文以產業結構比例反映產業協調程度.
2.2數據描述
本文的研究對象為中國30個省、市、自治區(不包括西藏、香港、澳門和臺灣)，基礎數據來源于2002-2018年《中國統計年鑒》《中國高技術產業統計年鑒》《中國人口和就業統計年鑒》《中國農村統計年鑒》《中國能源統計年鑒》及各地區統計年鑒，部分缺失數據采用插值法進行填補.
利用投影尋蹤法測度我國產業結構變遷程度及高質量綠色發展水平，其基本思想是將難以反映數據結構特征的高維數據以某種方式投影到低維子空間上，根據使投影值盡可能分散的原則尋找高維數據在低維空間的最佳投影方向向量，最大限度保留原始信息，反映高維數據特征[28]，由于篇幅限制，具體計算過程不再贅述.
本研究把我國除西藏自治區及港澳臺地區外的省份劃分為三大區域，東部地區: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上海市、江蘇省、浙江省、福建省、山東省、廣東省、海南省、遼寧省;中部地區:山西省、安徽省、江西省、河南省、湖北省、湖南省、吉林省、黑龍江省;西部地區:內蒙古自治區、廣西壯族自治區、重慶市、四川省、貴州省、云南省、陜西省、甘肅省、青海省、寧夏回族自治區、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三大區域各時期產業結構合理化、高級化、生態化和高效化水平演變趨勢如表2所示，其中東部地區和西部地區產業結構合理化、生態化和高效化水平均有明顯改善，而中部地區產業結構高級化、生態化和高效化水平呈下降趨勢.東部地區作為我國經濟發展先鋒區，依托其經濟區位優勢，吸引大量勞動力、資本等生產要素流入，區域內經濟實力雄厚，高層次人才集聚，以技術創新引領產業結構不斷升級，產業結構變遷程度遙遙領先;西部大開發戰略為促進西部地區產業轉型、經濟發展帶來巨大動力，在推進產業結構合理化、生態化及高效化方面效果顯著，但各項水平排名依舊靠后，仍有較大提升空間;中部地區擁有土地、勞動力等要素優勢和地理位置相鄰東部的區位優勢，承接東部地區產業轉移之重任，但產業結構各項水平下降明顯，原因在于區域內個別省份產業結構調整困難，如黑龍江省在產業轉型方面仍面臨諸多問題，傳統大型國有企業改革困難、人才流失等現象使其在追求產業結構合理化、高級化、生態化、高效化的道路受阻，實現產業升級任重而道遠.
從三大區域產業結構變遷程度與高質量綠色發展水平演變趨勢來看(圖2)，高質量綠色發展水平變動具有時間滯后性，除個別年份由于外部性影響導致兩者存在顯著差異外，其余年份產業結構變遷程度與高質量綠色發展水平變化趨勢大致相似，說明兩者可能存在某種程度的正相關關系;從空間維度來看，產業結構變遷與高質量綠色發展水平的提升呈自東向西拓展之勢，本地區產業結構變遷可能會對鄰近地區高質量綠色發展水平產生影響.接下來，本文將進一步展開實證研究，探索空間溢出效應下我國三大區域產業結構變遷對高質量綠色發展的影響路徑.
3研究設計與實證結果分析
3.1研究設計
3.1.1空間計量模型設定
產業結構變遷不僅會引起勞動力、資本、技術、知識等資源在本地區產業間流動，還會產生跨區域流動，若忽略空間溢出效應，僅以傳統計量經濟模型設定產業結構變遷對高質量綠色發展的作用路徑，可能會產生估計偏誤，故本文將空間相關性納入模型設定體系，并參考Lesage等[29]的做法，以空間杜賓模型(SDM)作為研究出發點，構建包含被解釋變量與解釋變量空間滯后項的空間杜賓模型，探究產業結構變遷對高質量綠色發展的空間溢出效應.——論文作者：顧劍華，王亞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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