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1-06-01所屬分類：經濟論文瀏覽：1次
摘 要： [摘要]米切爾的《經濟理論的類型》被著名經濟思想史家珀爾曼譽為經濟思想史學科的三大權威性著作之一。米切爾在該書和其他有關經濟思想史的論文中提出了一種與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具有相當大親和力的經濟思想史觀：經濟思想史中的重要經濟理論無不是當時經濟
[摘要]米切爾的《經濟理論的類型》被著名經濟思想史家珀爾曼譽為經濟思想史學科的三大權威性著作之一。米切爾在該書和其他有關經濟思想史的論文中提出了一種與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具有相當大親和力的經濟思想史觀：經濟思想史中的重要經濟理論無不是當時經濟、政治和社會環境的產物;米切爾還強調了人性形成的制度因素，反對主流經濟學將經濟行為的心理基礎排除在經濟學研究之外。米切爾的這些思想對于我們今天系統地發展馬克思主義的經濟思想史觀仍有借鑒價值，尤其是作為對內部歷史觀或絕對主義經濟思想史觀批判的先聲。但米切爾的經驗主義錯誤使得他對西方經濟思想發展史的認識仍存在著嚴重缺陷，這是我們今天系統地發展馬克思主義的經濟思想史觀時值得吸取的教訓。
[關鍵詞]經濟思想史觀米切爾《經濟理論的類型》內部歷史觀
一、米切爾與《經濟理論的類型》
提起美國老制度主義代表人物之一衛斯理·C·米切爾(WesleyC.Mitchell，1874—1948)，人們首先想到的是他在經濟周期和量化統計方面的研究，而他在經濟思想史方面的研究卻很少有人關注。①但是，正如著名經濟思想史家塞利格曼對其未完成的經濟思想史著作《經濟理論的類型：從重商主義到制度主義》(TypesofEconomicTheory：fromMercantilismtoInstitutionalism)(以下簡稱《經濟理論的類型》)所評論的：這是一部“可以與熊彼特的《經濟分析史》相媲美的劃時代巨作”;[2]另一位著名經濟思想史家馬克·珀爾曼(MarkPerlman)也將其稱為經濟思想史學科的三大權威性著作之一。[3]②因此，米切爾獨具特點的經濟思想史觀值得我們深入挖掘、思考和借鑒。
這里有必要簡要介紹一下米切爾在經濟思想史研究方面的主要著作《經濟理論的類型》。③這部著作最初是以學生的聽課筆記的形式出現。米切爾的一名學生約翰·邁耶斯(JohnMeyers)在1926—1927學年上米切爾開設的思想史課程時，將他的講座逐字逐句記錄了下來。后來他又增加了一些他之后去旁聽該課程的記錄。這些筆記很快就流傳開來。米切爾的另一名學生奧古斯都·M·凱利(AugustusM.Kelly)將這些筆記以LectureNotesonTypesofEconomicTheory為題出版。①后來，米切爾的學生，同時也是著名經濟思想史學家的約瑟夫·多夫曼(JosephDorfman)在此基礎上重新編輯，增加了米切爾的講義、日記、其他論文中的內容和其他學生的筆記，使得篇幅從原本的600頁擴充到了1500頁，這也就形成了目前我們看到的版本。
必須說明的是，米切爾生前并沒有對這一非正式的著作進行任何審定，因此，在很多細節的地方并不能保證其準確性。②同時，由于課程時間的限制，他本人也承認，對很多經濟學家的觀點考察不夠充分，或者沒有作專門的考察，如馬克思。[5]這部著作的副標題“從重商主義到制度主義”表明了它所考察的時間跨度。米切爾區別不同經濟理論類型的依據是兩個要素，其中最主要的是一種理論首要關注的問題是什么，而另一個較為次要的要素則是一種理論如何看待人性(humannature)的問題。米切爾的《經濟理論的類型》由上下兩卷構成，上卷考察的是米切爾稱之為“古典經濟學”的時期，時間是從重商主義末期開始，以亞當·斯密為起點到約翰·斯圖亞特·穆勒結束。下卷考察的是離米切爾所處時代較近的諸多經濟理論類型，從杰文斯開始，到凡勃倫和霍布森，最后以康芒斯結束。
米切爾的經濟思想史觀是美國老制度主義經濟思想史觀的主要體現，他對內部歷史觀的反對和對經濟理論的人性假定的關注是其制度主義觀點的表現。他將學科發展過程劃分成了哲學方法階段和科學方法階段，在這個問題上他犯了經驗主義錯誤。米切爾的錯誤造成了在經濟思想史觀上難以調和的矛盾，并且導致了大相徑庭的對經濟思想史學科價值的理解。本文將深入探討這些內容，并說明米切爾經濟思想史觀的當代價值。
二、對內部歷史觀的反對：作為“社會產物”的經濟思想
人們常常認為，經濟學的發展和自然科學的發展一樣，是一個學科內部邏輯發展的過程。后來者在繼承前人思想的基礎上對思想進行符合邏輯的發展，每一代人利用新的觀察來校正舊的思想，提出新的觀點和看法，從而正確的經濟學理論不斷積累，最終發展到今天的狀態。我們可以借用現代科學哲學的概念，稱這種科學史觀為內部歷史觀。
米切爾認為，這種內部歷史觀不符合經濟學理論發展的歷史事實。他承認，這種歷史演變的邏輯可能存在于自然科學當中，但他反復強調，經濟學作為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存在很大的差別。一方面，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有較大的可變性。經濟學所研究的人類行為時刻處于一個累積因果的變化過程當中，它不像物理學所研究的原子一樣屬性相對穩定。另一方面，經濟學也不具備像自然科學當中那樣進行大規模重復試驗的條件。經濟學難以控制住所有影響人類行為的因素，不能實現控制變量的試驗。同時，經濟學所能觀察到的樣本數目也是有限的，難以像自然科學那樣在大量的重復實驗結果的基礎上得出結論。
由于這種差別的存在，與自然科學相比，在經濟學的發展過程中，外部歷史的因素就發揮了更加重要的作用。米切爾認為，經濟理論是“社會產物”(socialproduct)，它是在一定社會歷史條件下各種內外部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6]而在各種因素當中，他特別強調了當時的重要經濟問題和流行的社會思潮等外部因素所起的作用，這些因素常常被人們所忽略。
具體來說，外部歷史因素會影響經濟學家對什么問題感興趣，會以什么樣的方式來處理一個問題，什么樣的理論最后會得到社會認可。米切爾認為，經濟理論的關注點與經濟學家所處時代面臨的社會經濟問題是密不可分的。在他看來，要理解經濟思想史上著作家的思想，就必須考察并深入理解這些著作家所處時代面臨的關鍵經濟問題和社會問題。因此，米切爾閱讀了大量的經濟史著作。米切爾指出，正是基于對當時尖銳的經濟社會問題的觀察，亞當·斯密將一國財富的生產放在首要位置，這是在西歐經濟的起步階段，財富的生產和積累問題受到熱切關注的結果;而馬爾薩斯將人口問題放在首要位置，是西歐經濟在發展到一定階段后，失業和貧困問題日益突出的結果;李嘉圖將財富的分配問題放在首要位置，是三大階級、尤其是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之間圍繞著谷物法發生的利益沖突迫切需要新的理論解釋的結果。
經濟學所面臨的問題與當時社會歷史條件有關，這可能在很多稍有歷史觀念的人們看來并不奇怪。但是，米切爾進一步認為，不僅經濟理論關注的問題，而且經濟理論處理某個問題的方式也是受到特定歷史條件的影響。我們以亞當·斯密為例。如《國富論》的標題所顯示的，亞當·斯密放在首位的問題是一國財富的生產。米切爾認為，亞當·斯密對這個問題最重要的主張是自由放任。但是，亞當·斯密對自由放任政策合理性的論證是存在疑問的。這個論證假定每個人都是自利的，每個人的個體決策都可以做出最優的判斷，所有人的最優加總起來就可以得到社會的最優，因此自由放任就可以帶來社會福利的最優。然而，沒有理由可以認為個體的最優加總起來就一定是整體最優。米切爾將亞當·斯密和與亞當·斯密年代相近的斯圖亞特進行了對比：他們都假設每個人是自利的，每個人的決策都可以做出最優的判斷。但是，斯圖亞特卻不像亞當·斯密那樣，認為個人福利最大化的加總就可以得到社會總體福利的最大化。相反，斯圖亞特認為，這種行為往往會導致個人之間的利益沖突和社會福利被侵蝕。斯圖亞特的這種觀點使我們不禁想起現代經濟學中“公用地悲劇”的理論。因此，與亞當·斯密相反，斯圖亞特得到的是需要國家干預以防止這種損失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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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從邏輯上是無法給亞當·斯密的自由放任主張找到堅實的合理基礎。亞當·斯密對個體能動性(individualinitiative)的信心需要從其所處的具體社會歷史環境中去尋找源頭。米切爾相當詳盡地描述了當時與個體能動性有關的諸多要素：18世紀的英格蘭處在一個相對和平的時代，個人的自主創造在許多領域(如出版業、殖民活動、社會科學)特別是自然科學取得了成功。在政治領域，現代英國的政治格局初步成型，公眾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不斷提高。地方由人民自主治理也是這個時期個體能動性的重要表現，人們自主建立了新的管理部門來處理地方問題，例如，組建專門的委員會負責鋪街路、修堤壩等。最后，在經濟領域，米切爾認為經濟制度發生了一次從“重商主義”到自由放任的轉型。
米切爾所定義的“重商主義”是一種國家對經濟運行全面干預的制度。在實施重商主義制度之前，每個人的經濟行為都受到原有的中世紀莊園制度、行會制度以及地方自治協定的約束。重商主義通過調整中世紀的這些制度以及其他的一些政策達到政府的政策目標：在就業上通過較低的工資實現充分就業;在農業上保證供給;在工業上保護本國幼稚工業，維護某些行業專利權的壟斷;在對外貿易上積極推動本國的殖民活動。在重商主義晚期，貿易壟斷在亞當·斯密的年代遭到了破壞，很多人通過違法的方式參與到原本由專營公司壟斷的對外貿易當中，獲得了豐厚的利潤。走私活動的猖獗使得政府難以監管，而一些議會的議員私下也參與這種活動。越來越多的人擺脫了原本的行會制度和學徒制度的約束。于是，這些越來越廣泛存在的個體能動性的實踐產生出了亞當·斯密自由放任思想的土壤。①
那么，能不能認為米切爾的思想史觀就是一種與內部歷史觀相對立的外部歷史觀呢?哈奇森(Hutchison，1951)認為，米切爾的思想史觀忽視了學科發展的內部因素，從而造成了其方法在第2卷沒辦法貫徹下去，沒辦法充分解釋他所涉及的諸多經濟理論的類型。[7]布洛迪(Brody，1952)也表達了相類似的觀點。[8]但是，從米切爾的原意來看，他不認為外部歷史足以解釋整個經濟理論發展過程。他明確指出，他的“這些陳述并不是要貶損經濟學家們的智力價值(intellectualmerit)”。[9]同時，他在這個講座過程中也絲毫不回避理論上的優勢能使得一種理論在與其他理論競爭當中占據優勢。例如，在對比邊際革命中的杰文斯、瓦爾拉斯和門格爾的理論時，他認為，瓦爾拉斯的理論相對杰文斯的理論的一個優點是他在一般均衡而不是局部均衡的基礎上闡述其理論，門格爾則相對杰文斯更好地處理了中間產品的價值歸屬問題，這使得杰文斯的理論產生的影響要弱于門格爾和瓦爾拉斯。
對他的觀點更準確的概括應該是，經濟理論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而不是某種或者某幾種要素作用的結果。他說：“當你考察任何具體問題的時候，你越多地了解特定環境，你就越清楚地認識到特定的影響并不歸因于在這個環境中你選定為原因的任意單一因素，而是這個環境的整個聯合體。如果你要足夠透徹地解釋的話，你就必須將把這些因素都包括進去。”[10]只是由于經濟學這門學科與自然科學存在差別，社會的重要經濟問題以及流行的思潮等外部因素會發揮比在自然科學領域內更大的作用。反對的意見把米切爾的觀點歸結為忽視內部歷史因素，忽視學科內部的邏輯發展，而在他考察邏輯發展的時候又說他的方法最終難以貫徹，這其實誤解了米切爾的觀點，犯了稻草人錯誤。
米切爾深受凡勃倫的制度主義思想的影響，他的思想史觀是其自身制度主義觀點在經濟思想史中的反映。按照制度主義的理論，人類社會處在不斷的累積因果的過程當中。因此，要考察某一現象，就必須考察這個現象形成的歷史過程。經濟學家的行為和其他人一樣，同樣是各種習慣和傾向的結果。而這些習慣和先入之見則是過去歷史過程中長期累積的結果。因此，“必然出現的情況是：經濟學家的觀點在很大程度上總是他們所處時代啟蒙常識的觀點。特定一代經濟學家的精神態度，從而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他們生活的世界通行的觀念和先入之見的一種特殊的自然結果。”[11]
三、人性觀點的爭論：功利主義向何處去
對不同經濟理論類型背后的人性觀點的關注是米切爾的《經濟理論的類型》的另一大特點。他詳細描述了從亞當·斯密以來經濟學中人性觀點的演變過程，尤其是邊沁的功利主義觀點如何成為經濟學明確的心理學基礎，以及圍繞著它的諸多爭論。
在第1卷中，米切爾用了四個講座的時間來專門討論社會哲學家邊沁的功利主義理論。他認為，邊沁的幸福計算(felicificcalculus)目的就在于建立一個如牛頓的物理學體系一樣的社會學體系，在這個體系中，人類行為被解析為快樂和痛苦相互作用的結果，從而，這個理論就可以通過測量快樂和痛苦來同時回答人會如何行動和怎樣的行動能帶來最大的幸福的問題，同時回答實證問題和規范問題。這種人性假設有三個特點：“首先，人性是最嚴格意義上的享樂主義的;其次，人性是理性的，人是能計算的生物(calculatingcreature)”;“從他的總體觀點來看，人性的第三個特點是說，它本質上是被動的;也就是說，人并沒有行動的傾向，而是被他們所處環境中的快樂—痛苦的力量推動和拉動的。”[12]
在“古典經濟學”階段，亞當·斯密、李嘉圖和馬爾薩斯的經濟理論都采取了與邊沁相同的人性假設，人的行為被視為是幸福計算的結果，并且這個假定是隱含的，沒有經濟學家明確地將其作為理論的心理學基礎。在需要的情況下這個假設會被修正，比如，在討論人口問題的時候，古典經濟學家常假定人具有生育的欲望，這時人不是理性的，他不能認識到生育過多人口會造成貧困的可能性。
直到杰文斯的理論提出，這種功利主義的心理學基礎才被明確地當作經濟理論的一個基本假設。杰文斯以邊沁的理論作為心理學基礎，建立了一套邊際效用理論。但是，隨著經濟學中以杰文斯、門格爾和瓦爾拉斯等人為代表的邊際理論流行開來，他們所依賴的心理學基礎卻受到了越來越多的質疑。達爾文的《物種起源》的出版使得人們意識到，人的行為并不是由快樂、痛苦的計算決定的，而是由遺傳的驅動(inheriteddrives)所決定的。心理學家威廉·詹姆斯的著作《心理學原理》(PrinciplesofPsychology)指出，我們忽略了決定人類行為的一個至關重要的因素，那就是人的習慣。維護傳統理論的經濟學家這時也開始對經濟學的心理學基礎產生懷疑。米切爾以亨利·西季威克為例說明了這個問題：西季威克承認，讓他選擇去吃飯的并不是他對吃飯的快樂和痛苦的計算，而是他饑餓的感受。——論文作者：賈根良何增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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