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對外貿易戰略調整國家級期刊網

發布時間：2013-09-24所屬分類：經濟論文瀏覽：1220次

摘 要： 加入WTO以來，中國對外貿易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同時也面臨著能源資源匱乏、增長方式粗放、產業競爭力不強、進出口不平衡四大因素的制約(魏建國，2006)，隨著“過渡期”的結束，中國對外貿易將會面臨著更多的挑戰。如何改善上述的不利條件和規避可能出現的風

　　加入WTO以來，中國對外貿易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同時也面臨著能源資源匱乏、增長方式粗放、產業競爭力不強、進出口不平衡四大因素的制約(魏建國，2006)，隨著“過渡期”的結束，中國對外貿易將會面臨著更多的挑戰。如何改善上述的不利條件和規避可能出現的風險，是中國從貿易大國走向貿易和經濟強國的戰略課題，近年來引起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

　　一、現有的貿易戰略是否適合后WTO時代新的需求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實施的是以比較優勢為導向的發展戰略，這一戰略極大地刺激了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提升了中國在世界市場的貿易份額和地位。但是，這一戰略是否適應后WTO時代新的需求，發展的空間有多大?社會各界對此廣泛討論和爭議，由此形成了三種不同的看法，可將其歸納為“適合派”、“不適合派”和“中間派”。

　　(一)“適合派”的觀點

　　“適合派”認為，以比較優勢為導向的貿易戰略在中國仍有存在的空間。理由如下：

　　第一，勞動密集型行業在中國仍有明顯的比較優勢。發達國家和新興工業化國家貿易形式的轉換過程的經驗證明，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出口在勞動力成本沒有大幅上升之前，不宜向資本或技術密集型轉化;Chang、Ping(2002)和陶俊(2005)等人也先后用顯性優勢指數(RCA)法測定，目前中國在勞動密集型行業仍然具有明顯的比較優勢，絕大部分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的行業還處于比較劣勢階段。

　　第二，有利于解決中國最主要的問題。龍永圖等人認為，中國最主要的問題是如何解決大量人口就業的問題。加入WTO雖然給中國帶來了新的政策環境，但是，目前中國最具有競爭能力的行業仍然是制造業，最大的相對優勢仍然是勞動力。盡管中國的很多加工貿易只拿到5%—10%的加工費，但卻創造了很多就業機會。為幾千萬農村人口創造了就業機會，這是對中國最大的貢獻。樊剛和胡鞍鋼等人也持有類似的看法。胡鞍鋼還從實證的角度分析證明中國正在走一條資本密集、排斥勞動的工業化技術路線，這種排斥勞動的經濟增長方式是與中國國情相悖的。因此.要從根本上轉變這一經濟增長方式，否則，中國的人口壓力將愈來愈大，并將引起愈來愈多的社會問題。

　　第三，有利于構建和諧社會。從20世紀90年代初期以來，以林毅夫為代表的學者一直強調，發展中國家一般資金比較匱乏，如能選擇勞動或資源比較密集的產品并以勞動或資源比較密集的技術來生產，就會快速實現資本積累，為產業發展和結構升級奠定基礎。比較優勢戰略不僅促進經濟快速發展，而且有助于縮小與發達國家的差距，所以一個國家只有充分地發揮自己經濟的比較優勢才能實現其競爭優勢。近年來，林毅夫進一步指出，未來30年中國要保持持續的經濟增長，必須繼續發揮比較優勢戰略;中國要實現構建和諧社會的經濟和社會目標，也必須通過發揮比較優勢戰略來實現。

　　第四，其他貿易戰略在中國不具備實施條件。湯凌霄等人認為，由于實施的條件比較苛刻，戰略性貿易政策和競爭優勢等其他貿易戰略在中國目前尚不具備實施的條件，因而不宜采用。而比較優勢理論鑒于其假設前提相對寬松，又比較符合中國國情，現階段仍有較大的發展潛力。

　　(二)“不適合派”的觀點

　　和上述觀點不同，“不適合派”認為，以比較優勢為導向的戰略已經不適合中國人世后新形勢的需要。主要理由如下：

　　第一，繼續發展勞動密集型的產業會引發貧困化的增長。王允貴(2001)等人認為，中國加入WTO后，如果依照比較優勢原則參與國際分工、配置資源，必然會強化紡織、服裝等勞動密集型行業在經濟增長中的地位，從而造成勞動密集型產品膨脹和過度出口的情況;同時出口的急劇擴張也必然會造成價格下降，加之勞動密集型產品的需求彈性小，供給彈性大，可能會使中國出現貧困化的增長。

　　第二，容易陷入“比較優勢陷阱”。王佃凱認為，比較優勢戰略過分地強調靜態的貿易利益，忽略了貿易的動態利益，不利于產業結構的演進、技術的進步以及制度的創新。通過發展比較優勢即使實現了資本積累，也難以使中國獲得長期利益。如果完全按照這一優勢進行國際分工，在與以技術和資本密集型產品出口為主的經濟發達國家的貿易中，總是處于不利的地位，甚至會導致“比較優勢陷阱”。馬述忠(2002)、尹翔碩(2002)、張鴻(2005)、張幼文(2005)等人也持有同樣的觀點。張幼文還進一步指出，勞動密集型的產業分工之所以處于不利的地位，是因為：一方面，勞動密集型的產品可替代性比較強，市場與分工的地位很不穩定;另一方面，經濟全球化存在著的體制偏向決定發展中國家將處于不利地位。

　　第三，后WTO時代多種客觀因素限制了比較優勢發揮。一是我國勞動力的優勢正逐漸喪失;二是貿易壁壘限制了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出口;三是大國效應限制其發揮(王佃凱，2002;徐元康，2003)。寧向東(2001)進一步證實，實施勞動密集型戰略必須要具備兩個前提：一是勞動力成本在產品的總成本中所占的比重較大，二是勞動密集型產業中生產者的供給能力并非過剩。而目前一些發展中國家卻不具備這兩個條件，如不能完成以勞動力廉價獲取優勢到以技術創新能力獲得競爭優勢的跨躍，就不能從根本上擺脫以出現經濟泡沫為特征的經濟危機。

　　第四，容易造成國家整體上的結構風險。童曉燕(2001)等人認為，發展中國家如果按照比較優勢理論，只發展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就只能成為初級產品生產國和發達國家的原料產地，容易造成經濟上的不獨立。而且，“兩頭在外”的加工貿易模式帶給產業的發展和技術的進步是有限的，會導致“有出口無產業”的現象，這種戰略所帶來的盲目地擴大出口和引進外資，也積累了國家整體上的結構風險。

　　(三)“中間派”的觀點

　　一些學者看到了比較優勢的不足，但沒有完全否認其在中國繼續存在的可能性。看到了競爭優勢等戰略的優點，但也意識到在中國大面積推廣的局限性，不能一概否定，由此形成了有別于上述兩種觀點的“中間派”。其理由如下：

　　第一，從經濟理論的發展歷程來看，傳統貿易理論和新的貿易理論是相互聯系的，由于國際貿易產生的多因性，很難期望僅僅通過一種理論來解釋所有的貿易現象。在比較優勢理論與新貿易理論之間并不是對立的或者相互替代的關系，而是更接近于一種相互補充的關系(林毅夫，李永軍，2003)。張小蒂(2001)等人認為，競爭優勢戰略屬于廣義的比較優勢戰略。因為在完全競爭的世界里，不存在規模經濟與公司活動，產品是同質的，不存在非價格競爭，因此，比較優勢直接體現為價格競爭優勢，比較優勢與競爭優勢是完全一致的。在不完全競爭的當代世界中，國際貿易是按照包括了競爭優勢在內的廣義比較優勢進行的，價格競爭優勢不但來源于比較優勢，還可能來自于規模經濟、產品差異等因素。

　　第二，從現實來看，作為發展不平衡的貿易大國，各種貿易理論都可以找到適合的條件和土壤，因此，不能用單一貿易理論作為貿易戰略的基礎(霍建國，2003;張漢林，2005)。

　　二、中國未來貿易戰略調整和轉換的路徑選擇

　　中國加入WTO以來，一些行業的“過渡期”已經或即將結束，中國將面臨著更為開放的國際環境，那么，在未來發展道路上，如何調整和選擇貿易戰略，轉換的路徑是什么，學界也有不同的思路。

　　(一)比較優勢戰略是中國長期的發展戰略

　　加入WTO后和未來很長一段時間，中國還必須繼續遵循比較優勢戰略。只要繼續發揮比較優勢，就可以自然有序地實現產業結構的升級。需要重視以下的因素：

　　第一，企業是否具有自身能力。企業能否獲得自身能力決定于其選擇的產品和技術所在的產業區段是否符合其要素稟賦所決定的比較優勢(林毅夫、劉明興，2004)。

　　第二，一個反映生產要素相對稀缺性的價格機制和市場體系，可以反映出要素的稀缺性和價格結構。準確的價格信號會引導微觀主體經濟的使用生產要素，這樣的企業就會在市場競爭中獲得自生能力。

　　第三，政府的有限作用，主要是制定出有利于比較優勢發揮的產業政策，并在收集、處理關于符合本國比較優勢及其變化的產業和技術、新產品的市場潛力等信息方面發揮作用;還可以提供一定的財政支持，以補償企業在產業和技術創新時所面臨的外部性固。政府要繼續完善市場體系，為企業發展創造公平的環境。

　　第四，資本積累和技術進步是經濟增長和結構演進的重要條件。繼續選擇比較優勢戰略可以使中國獲得更多的資本積累，推動技術的進步。比較優勢戰略并不排斥技術創新，但對于技術相對落后的中國來說，如果順應比較優勢戰略，從先進國家選擇適合自身發展階段的適用技術進行模仿，所花費的成本則低于自己研發這些技術的成本。因此，技術并不是越高越好，引進適當技術和“邊干邊學”是實現技術進步的有效路徑。

　　(二)構建動態的比較優勢戰略和技術跨越戰略

　　一些學者對林毅夫等人的比較優勢戰略提出了異議，認為這種比較優勢實質上也是一種靜態的比較優勢，不利于縮小與發達國家的技術差距。因此，必須選擇動態的比較優勢戰略。為此，尹翔碩等人提出相機抉擇、戰略性地利用比較優勢的戰略;郭克莎則提出了“逆比較優勢戰略”和“技術跨越戰略”;王允貴(2001)認為，加入WTO后要獲得動態的比較優勢，必須選擇“有管理的自由貿易戰略”;周毓萍等人則認為，要獲得動態的比較優勢，應該以日

　　本學者筱原三代平等人的動態比較優勢理論為指導，即政府在產業的支持上發揮更大的作用;胡邵玲(2002)等人認為，中國在加入WTO后可以借鑒戰略性貿易政策的一些觀點，對于某些行業給予一定范圍、一定程度、一定時期的適當保護和支持。

　　獲得動態比較優勢的路徑主要包括：

　　第一，政府不僅要培育適應國際競爭的市場體系，為企業發展創造公平競爭的環境，還要通過不同形式和程度的政府干預，改變市場調節的格局，在產業結構的戰略性調整中發揮促進作用。

　　第二，加大政府的戰略導向和政策支持，加大產業政策的傾斜度和實施力度。針對性選擇一些重點行業進行突破，實現技術跨越。

　　第三，通過出口保護獲得規模經濟效益，通過進口保護獲得學習機會。

　　第四，通過注重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的產品的發展和出口，推動高和中高技術密集型的產業，尤其是技術密集型的新興主導產業的發展和出口，從而推動技術進步。

　　第五，通過全方位開放，更有效地利用跨國公司的直接投資和技術轉讓等。

　　(三)實施以競爭優勢為主導的戰略

　　王子先、徐元康等人認為，經過了20多年的發展，中國具比較優勢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增長速度和效益都在下降。盡管中國地區差異較大，勞動密集型產業仍有較大空間發展，但是，如果繼續依賴勞動力價格低的優勢來擴大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勢必會滑人比較優勢的陷阱。因此，必須進行調整，將以比較優勢為主導的戰略轉向以競爭優勢為主導的戰略。在具體路徑上主要包括：

　　第一，重新確立主導產業，將高新技術作為主導產業。

　　第二，積極進口發達國家的先進技術和設備，提高引進國外直接投資的規模和質量，加快技術創新步伐，扶植戰略產業發展。

　　第三，從影響國家競爭優勢的六大因素人手進行戰略調整。例如，張幼文近年來一直強調，我國應該以現代的國家競爭優勢理論為依據，從全球經濟與知識經濟的現實出發，確定要素培育的戰略。

　　第四，政府不僅要為企業發展創造公平的環境，還要加大研究和開發方面的投入。

　　(四)把比較優勢和競爭優勢結合起來

　　霍建國等人認為，比較優勢戰略和競爭優勢戰略各具優勢和不足，加之中國各地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性，可以把其有效地結合起來，分不同地區和產業實行不同的戰略。在我國各城市以及東部地區，經濟實力較強，經濟文化發達，要在繼續發揮比較優勢的基礎上，培育競爭優勢，實現產業競爭能力的大幅度提升。在農村以及中西部地區，要充分利用本地生產要素優勢，發揮比較優勢，促進產業優化升級。發揮比較優勢意味著強調各地區的產業發展應該“揚長避短”，而增強競爭優勢則意味著更加強調各地區產業發展的現實道路是“優勝劣汰”。

　　(五)培養“知識產權優勢”戰略

　　以程恩富為代表的學者認為，比較優勢理論的缺陷表明，單純發展比較優勢產業難以推動中國經濟的選擇性的趕超和高效益的發展，而且還可能造成貿易條件惡化;而且競爭優勢綜合因素太多，并不十分適合發展中國家的現實要求。因此，我國應大力培育和發展相對于比較優勢、競爭優勢而言的“第三種優勢”，也就是“知識產權優勢”，即在既定的比較優勢和競爭優勢基礎上形成的更為核心層次的國家優勢。該戰略的實施路徑：

　　第一，在我國的高新技術和戰略意義部門，必須掌握自主研究、自主開發、具有知識產權的核心技術，建立以知識產權為基礎的標準體系。

　　第二，在我國的傳統民主產業和低端產品部門，包括勞動密集型的產業部門，也要塑造在國際上具有一定影響力的民族品牌。

　　第三，“知識產權優勢”培育，是一個綜合而需要長期努力的過程。必須認清我國和發達國家在知識產權方面的差距，制定持久而全面的選擇性趕超戰略。而且，針對不同的行業和不同的研究機構，有不同的含義和重點。就短期戰略而言，制造業要注意“干中學”，發展適用性的技術，企業為技術創新的主體，國家提高技術標準;就中期戰略而言，促進生化、電子和信息技術的發展，多體系科研機構為技術創新的主體，國家促進合作協調和加強知識產權的保護;就長期戰略而言，要加強基礎研究，以國家和高校研究機構為主體，加大資本和人力投資，提高國民素質，創造和發展國家科技創新體系。

　　(六)實行有管理的貿易—投資自由化的戰略

　　張漢林、李計廣(2005)認為，中國改革開放以來貿易戰略和政策并不十分明確，但究其實質，具有明顯的重商主義傾向。面對不斷的貿易摩擦和爭端，中國的貿易政策調整勢在必行。而有管理貿易—投資自由化的戰略政策是中國現實的選擇。它既是對現行政策的反思，也是對未來的展望和預期。對于中國這樣處在轉型時期的發展中大國而言，各種貿易經濟貿易力量論和思想都能找到合理的影子。因此，有管理的貿易—投資自由化的戰略政策是各種思想和理論的綜合體，其理論基礎有三個：動態比較優勢理論、規模經濟理論和戰略性貿易政策理論。這一戰略實施的路徑：

　　第一，在貨物貿易領域，轉變增長方式，調整出口退稅的政策、資金使用的方向和重點，提高市場的準人標準等。

　　第二，在貿易服務領域，優先放開服務業，提高服務業務比重。

　　第三，在利用外資領域，要調整利用外資政策，尤其是逐步實現內外資稅制的統一，變普遍的優惠為重點的優惠。要充分利用自身的優勢，如大國優勢等，作為利用外資的談判籌碼。

　　第四，在知識產權領域，建立國家、產業、企業各層次的知識產權戰略體系，建立知識產權國際糾紛協調機制等。

　　(七)實行貿易平衡或者中性化的戰略

　　以劉力為代表的學者認為，為減少國際經濟摩擦，同時也為了最大限度地分享經濟全球化的好處，中國應該對貿易戰略進行調整，摒棄“出口至上”的貿易戰略，重視進口和國內市場及需求的作用，實行出口、進口和內銷并重的平衡貿易戰略，。張鴻認為，我國現有的出口導向戰略帶來很多弊端，因此，必須轉向“開放式的進口替代的貿易戰略”。王雪坤認為，為了改變中國貿易不平衡的狀況，貿易戰略調整和轉型應該包括多種內涵，即千方百計地擴大出口戰略讓位于貿易平衡戰略;從出口導向戰略轉變為進出口結合的戰略;從數量擴張戰略轉變為品牌戰略;從單純的雙邊貿易戰略轉向參與區域性合作的戰略。裴長洪(2006)等人還進一步強調，轉變貿易戰略的關鍵在于轉變貿易增長方式，改善進出口的質量，推動加工貿易的“轉型升級”。

　　三、結論及啟示

　　綜上所述，可以得出如下的結論及啟示：

　　第一，以上理論的分歧和爭議，是中國對外貿易戰略在新時期遭到挑戰的集中表現，也充分暴露了現有戰略的局限性。爭論的焦點集中在“如何進行戰略選擇”、“具體的轉換路徑是什么”;爭論的實質是如何協調現實和未來發展的矛盾。

　　第二，無論是繼續實施原有的戰略還是選擇新的戰略，為了保持經濟持續的發展，必須重視技術進步和創新，重視教育和人才的培養。政府要為不同類型企業的發展提供公平競爭的社會環境。

　　第三，上述各種觀點都有充分的理論實證和經驗實證依據，這恰恰說明作為經濟發展不平衡的中國，各種貿易理論都可以找到適合的條件和土壤，因此，中國適合選擇多元化的貿易戰略，同時，還必須根據時代的變遷及時地進行動態調整。

　　第四，中國正處在從貿易大國向貿易強國轉變的艱難時期，貿易戰略調整既要正視中國的國情和眼前的各種問題，緩解目前的貿易摩擦，又要正確把握中國在經濟全球化中的地位、未來的發展潛力和可能遇到的問題，充分體現貿易戰略的前瞻性、整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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