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13-08-26所屬分類：經濟論文瀏覽：1次
摘 要： 從 1978 年開始進行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經濟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 1979-97 年間， GDP 增長年均高達 9.8% ，為同期世界上經濟增長最快的國家。對外貿易年均增長則為 15.8% ，內外貿占 GDP 的比重從 1978 年的 9.8% 提高到 1996 年的 35.2% 。從外貿依
從 1978 年開始進行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經濟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 1979-97 年間， GDP 增長年均高達 9.8% ，為同期世界上經濟增長最快的國家。對外貿易年均增長則為 15.8% ，內外貿占 GDP 的比重從 1978 年的 9.8% 提高到 1996 年的 35.2% 。從外貿依存度來說，到 90 年代初，在世界上人口過億的大國中，中國已成為經濟最為開放的國家。經濟和貿易的增長也使人民生活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全國居民消費水平在這段時間提高了 3.6 倍，同時有兩億人擺脫了最低貧困水平。回顧過去 20 年，中國在經濟發展上取得的成就，堪稱是人類經濟史上的奇跡。
中國經濟在 1997 年取得了“軟著陸?成功的成就，然而，市場疲軟、啟動乏力的現象接踵而來，零售物價已連續五個季度出現負增長，連向來最具活力的鄉鎮企業也出現前所未有的困難重重的局面。雖然中國政府幾度下調利率，放寬信貸，加大基礎建設投資的力度，但 1998 年的經濟增長率并未達到預定的 8% 的目標。 1999 年的經濟增長情況估計不會比 1998 年好。
到底這只是短期的調整，并為未來長期、穩定、快速、持續的發展做好準備，還是預示著以漸進方式進行體制變換的改革策略已走到盡頭，經濟快速增長的時期即將終結，漸進改革積累下來的矛盾將會總爆發，而使過去 20 年來的建設成就毀於一旦，中華民族的重新復興功虧一簣?
中國在 80 年代以后已經取代日本經濟成為整個東亞經濟增長的動力，如果中國經濟在未來幾年間出現大問題，對剛遭金融風暴襲擊而未擺脫蕭條困局的東亞經濟將如雪上加霜，東亞經濟的遲遲未能復蘇，也必將拖垮歐美經濟。反過來說，東亞經濟的再度繁榮，也有賴於中國經濟強勁發展的拉動。處於世紀之交、邁向新千年的中國經濟到底往何處去，實為世人所不得不關心的問題!本文擬就未來中國經濟可能的走向，改革中積累下來的諸多問題如何解決等，提出一些看法，以求教於各界方家。
一 中國經濟增長的潛力到底還有多大?
1993 年 7 月開始的宏觀經濟調控終於在 1997 年基本達到了預定的“軟著陸?目標，但是經濟增長率逐年下降的勢頭并未隨著目標的實現而停止。為了防止經濟增長率繼續下滑，中國政府在 1998 年初提出確保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 8% 的目標。為了實現這一目標，中國政府出臺了一系列刺激經濟增長的政策措施，如幾次調低存貸款利率、鼓勵銀行放款、放松對證券市場的管制、增加對基礎設施的投資等等。自 1978 年底的改革以來，只要中國政府一放松信貸和投資控制，國民經濟通常會馬上出現投資拉動的快速增長。但是 1998 年中國國民經濟并沒有像以前那樣出現一放就活的局面，而 1999 年的經濟形勢也相當嚴峻，中國政府已主動將 1999 年的經濟增長目標下調為 7% ，但要實現這個目標，難度依然很大。
為甚么中國現在的經濟形勢與過去區別那么大?原因有兩個：首先是因為現在的市場供需形勢與過去大不相同。長期以來，中國一直處於短缺經濟、賣方市場的局面，比較容易找到好的投資項目。但在 1992 年鄧小平南巡以后，全國各地出現了持續幾年的投資高潮，外國資本也全面看好中國，外國直接投資從 1992 年以前占全國固定資產投資不到 5% ，一下躍升為以后幾年 15% 左右的水平，等這些投資項目在 1995 、 96 年逐漸建成投產以后，中國經濟一下從傳統的短缺經濟轉變為過剩經濟。目前絕大多數產品出現買方市場，不再容易找到有利可圖的投資項目，投資的市場風險增大。其次是金融體制改革的影響。過去銀行貸款受到直接的行政干預，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可以向銀行下指令或變相下指令，要求銀行為某個具體項目或單位發放貸款，而接受貸款的單位，特別是國有企業，對歸還貸款往往并不認真對待，銀行貸款對它們的約束力十分有限。在這種情況下，拖欠銀行貸款的現象就十分嚴重，銀行呆、壞帳比較常見，發放貸款的銀行工作人員自然不會對放款失敗或低效率負責，即使不是由於政策或行政干預造成的銀行呆、壞帳，銀行工作人員也會將之歸咎於政府政策或行政干預，兩種類型的責任攪和在一起，很難嚴格區分。因此，政府一旦決定放松銀根、啟動經濟，銀行工作人員就有放貸的積極性，企業也有貸款積極性，經濟馬上可以走向繁榮。但是， 1993 年 7 月開始的宏觀經濟調控不但以收緊銀根為主要措施，而且開始對銀行體制進行根本性改革。四大專業銀行開始了商業化的進程，中國人民銀行實行垂直管理，地方政府無權干預銀行事務。銀行工作人員發放貸款的責任大大增強，一筆貸款的經手人必須對貸款負責任，即使在貸款到期前調離原工作崗位，也逃脫不了對貸款的責任，即出現所謂的責任終身制。在這種新形勢下，如果不能確保貸款安全，銀行寧愿購買利率較低但沒有風險的國債，出現所謂的惜貸現象。因此，中國政府雖然采取了相當靈活的貨幣政策，從 1997 年 11 月起，六次下調人民幣存貸款的利息，但社會的投資和銀行的放款，并未產生貨幣政策設計者所預期那樣的擴張。
在國民經濟處於過剩的情況下，為了刺激經濟的增長，中國政府僅能借助於擴張性的財政政策措施。但在絕大多數產品過剩的市場狀況下，政府擴大基礎設施建設也有諸多局限。這些項目一般都比較龐大，從立項設計到工程開工，再到工程完工發揮效益，周期很長，見效很慢。而且，基礎設施建設也會過剩，也有個投資效益問題，這在一些地方已經成為比較嚴重的問題，如沿海一部分地區的機場、高速公路的利用率很低，經濟效益差。因此，當強勁的外貿需求受制於東亞金融危機，東亞諸國經濟復蘇未見端倪的情況下，中國經濟的過剩，最終只能依賴中國自己的內部需求的增長和淘汰沒有效率的企業才能最終消除。因此，可以預期中國經濟將不可能在短期內再現 1990 年代初期那樣超強勁的增長。但中國人均收入和消費水平還相當低，尤其多數農村地區更是如此，目前的過剩，只是相對過剩，而不是絕對過剩。當前的過剩和與其相伴隨的一系列問題，早晚可隨著收入和消費的增長而煙消云散。
對中國自身、東亞以及世界經濟格局來說，更具根本影響的問題是中國經濟長期發展的前景。如果，中國經濟可以在未來一段較長的時間里保持自 1978 年底開始改革開放以來所達到的平均增長速度，那么，在渡過當前相對過剩以及東亞金融風暴所帶來的難關以后，中國經濟將可以如國內外許多學者所預期的那樣，在下個世紀上半葉重新成為全世界最大、最有實力的經濟，實現自鴉片戰爭以來幾代中國人所魂牽夢系的強國愿望。
從經濟增長的潛力來說，中國經濟完全有可能再保持 20-30 年的快速增長。一國經濟的增長主要決定於以下三個因素：( 1 )各種生產因素要素、尤其是資本的增加;( 2 )生產結構從低附加值的產業向高附加值的產業的升級;( 3 )技術的進步。其中最重要的是技術進步，因為在各種生產因素中，一個經濟擁有的自然資源的量可以看作是給定的，各個經濟之間勞動力的增加差別則不大，差異較大的是資本積累的速度。而資本積累和產業結構的升級則受到技術變遷的速度的制約。如果技術不進步，資本不斷積累必然會出現邊際報酬遞減的情形，積累意愿就會下降。同樣，一個經濟中如果沒有技術的升級，也就不會有產業結構的升級。
技術進步有兩種實現方式：( 1 )自己投資進行研究和開發;( 2 )向其他國家學習、模仿，或者說花錢購買先進技術以實現本國的技術進步。技術開發研究的特點是成功率很低，一般而言， 95% 的科研投資沒有取得任何成果，而在取得成果的技術中也僅有一小部分具有商業價值，因此開發新技術的投入很大而失敗的概率很高;相對而言，模仿和購買技術所需的成本就要低得多。發達國家由於處於技術的最前沿，因此必須通過自己從事研究和開發才能實現技術進步，因而這些國家實現技術進步的成本高，總體的進步慢;而像我國這樣的一個發展中國家，由於同發達國家在技術上存在著很大的差距，因此在選擇技術進步的實現方式上具有后進優勢，可以采用模仿、購買等方式來實現技術進步。許多研究證明，就是用買專利的方式，其成本也只是原來開發成本的 1/3 左右，更何況，購買的技術一定是已經證明是成功的、有商業價值的技術。
從 50 年代開始到 80 年代，日本經濟維持了將近 40 年的快速增長，亞洲四小龍的經濟從 60 年代開始直到最近也維持了將近 40 年的快速增長，這些快速增長被認為是奇跡，他們依靠的就是和發達國家的技術差距，并以引進技術來實現技術快速的進步和經濟快速的轉型和增長。
中國經濟從 1978 年底進行改革開放開始，才走上和日本及亞洲四小龍同樣的快速增長的道路。在 1978 年，中國的技術水平和發達國家的差距，遠大於日本於 50 年代以及亞洲四小龍於 60 年代和發達國家的技術水平的差距。如果利用同發達國家的技術差距能使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維持了近 40 年的快速增長，那么單單利用這個技術差距，中國經濟應該就有可能維持近 50 年的快速增長。而且，在 70 年代時，中國從事低附加值的農業人口比 50 年代的日本和 60 年代的亞洲四小龍多，資源從低附加值的產業向高附加值的產業轉移的潛力大;同時，中國的資本積累率每年高達 GDP 的 40% 左右，為全世界最高的國家之一。這些因素表明，中國發展的潛力大，至少可以有 50 年的快速增長。從 1978 年底的改革到現在才 20 年，因此，中國應該有可能再維持 30 年左右的快速增長。
當前，全世界最大的經濟實體是美國。按世界銀行公布的資料， 1995 年美國的人均 GNP 為 26 ， 980 美元，中國為 620 美元，只有美國的 1/43 。中國的人口規模為美國的 4.6 倍，所以，按官方匯率計算，中國在 1995 年時的經濟規模約為美國的 1/10 。但按購買力平價來計算， 1995 年中國的人均收入為 2 ， 920 美元，中國的經濟規模已經是美國的 1/2 。在過去 20 年，美國 GDP 的增長率年均只有 3% 左右。由於美國的總體技術水平處於全世界的最前沿，技術開發的投入大、風險高，總體的技術進步慢，資本的投資報酬率低，因此，資本積累、產業結構變遷也慢，能長期維持 3% 的增長速度已經相當不錯。而中國經濟則可以再維持 30 年左右的 8-10% 的快速增長。因此，下個世紀中葉前中國經濟完全有可能超過美國而成為全世界最大、最有實力的經濟實體。
二 中國經濟長期發展有待解決的問題
從技術變遷、產業結構升級和資本積累的角度來看，中國經濟長期發展的潛力很大。自 1978 年底的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平均每年的經濟增長率高達 9.8% ，為同期內全世界增長最快的國家，說明了這個潛力的存在。但是，過去 20 年來在經濟快速增長的同時，也出現了一系列令人擔憂的問題。這些問題如果惡化，很可能使整個國民經濟體系崩潰。歸納起來，當前中國經濟中存在的主要問題有如下六個方面：
一、經濟的周期波動。 從 1978 年底的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每年平均的增展速度很快，但這種快速增長是在周期波動中實現的。當經濟增長快時，每年的增長率可達 13-14% ，但當增長慢時，每年的增長率則只有 3-4% 。從 1978 年底到現在為止，中國已經經歷了四個這樣的周期，平均每 4-5 年就有一個。伴隨著周期波動，國民經濟總要付出不少代價。如果這個波動是平穩的或是收斂的，那么，這些代價也許還可忍受。但不幸的是，這個波動的幅度有越來越大的趨勢。因此，不得不令人擔心國民經濟會不會在這個上下波動中突然崩潰，如果崩潰了，那么前面所說的、中國到下個世紀中葉前成為全世界最大經濟實體的預期當然也就不可能實現。
二、銀行體系的弊病。 銀行呆、壞帳的比例偏高，是造成東亞金融風暴的主要原因之一。然而，據估計，目前中國四大專業銀行的呆、壞帳的比例在 20-25% 之間，若與發生金融危機的泰國、馬來西亞、印尼、韓國等國家銀行的呆、壞帳相比，恐怕有過之而無不及。由於中國銀行業還沒有開放，人民幣不可自由兌換，因此避免了當前這場金融風暴。但是，如果呆、壞帳的比例繼續提高，儲蓄者總有一天會對銀行體系喪失信心，同時，隨著中國金融市場對外開放程度的提高，中國的銀行體系極有可能受到外國投機者的沖擊，由此可能導致中國出現銀行恐慌和金融危機，從而威脅到整個經濟的發展。
三、貪γ腐化孳生。 改革前，中國社會各階層收入來源單一，貪γ腐化的現象易於察覺，容易遏制。改革后，物資刺激成為提高效率的主要手段，每個人的收入來源因而多元化，但積極性提高的同時，也給形形色色的灰色、黑色收入提供了各種保護傘。政府官員可以用手中擁有的權利換取各種物資利益，而難於被察覺。但各級政府官員貪γ腐化的橫行，擴大了改革后原本難於避免的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增加了在改革中失落者的不滿情緒，也降低了政府的公信力，因而，有可能因為某些偶發事件的刺激，使整個社會失去了穩定，經濟生活出現極端混亂而倒退。
四、國有企業的虧損。 從產量來說，國有企業在中國的國民經濟中的地位已從 1978 年占工業總產值的 78% 降到現在的 1/3 左右。但國有企業仍然雇用著中國 2/3 的城市勞動力，占有中國 2/3 的固定資產投資。改革前，國有企業的效率雖然低，但普遍盈利;改革后，國有企業的經營每況愈下， 1996 年國有企業的盈利狀況大致是 1/3 盈利、 1/3 明虧、 1/3 暗虧， 1997 年則出現了全行業虧損。改革前，政府的財政主要來自國有企業上繳的稅利;改革后，國有企業的補貼成為政府財政的一大負擔，使得政府的財政捉襟見肘，無法支持許多迫切需要進行的改革。如果國有企業的盈利狀況不能改善，政府財政總有一天會背不起，如果許多國有企業同時關閉、破產，城市里出現大量失業的國有企業工人，社會穩定將成問題，經濟的發展也將不可能。
五、地區差距的擴大。 改革初期，東、中、西部和城鄉收入差距不斷縮小，但 1985 年以后，地區和城鄉收入再度擴大。到 90 年代初期，地區和城鄉收入差距的情形比改革前的情況還嚴重。地區差距的擴大造成東部和中西部對政策產生不同的需求，東部希望更多的自主權和進一步的市場化，而中西部則希望得到更多的財政支持，因此希望中央政府加強集權。因此，中央政府難以制訂和實施讓大家滿意的政策。東部同中西部間過大的差距也使得許多中西部的農民無法安於農業生產，大量的農民紛紛涌入東部地區打工，據估計，農民工的人數已達 8 ， 000 萬到 1 億之間。在經濟發展好時，農民工給東部地區提供了廉價的勞動力，為東部經濟的發展作出了貢獻。農民工大多也省吃儉用，將收入匯回老家，成為中西部的資金積累和收入增加的主要來源。然而，在經濟蕭條時期，大批的農民工滯留在城市里，極有可能成為社會不穩定的根源。
六、糧食生產的問題。 “無糧則不穩?是我國幾千年歷史積累下來的政治智慧。 1978 年底的改革從農村開始，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糧食生產快速增加，使得中國政府有信心將市場化的改革推向城市。但是， 1984 年以后，中國的糧食生產出現了停滯和徘徊的情形。但是，中國對糧食的需求將不斷增加，這一增加來自於以下幾方面：( 1 )中國人口將繼續增長，預計到 2030 年時，人口總量將達到 16 億人，比目前增加 30% ;( 2 )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國居民對肉食類的需求大幅度增加，而肉食品的生產需要耗費糧食。據估計，生產 1 斤雞肉需要 2 斤糧食， 1 斤豬肉需要 4 斤糧食， 1 斤牛肉需要 8 斤糧食，因而飲食結構的改善會增加對糧食的需求;( 3 )釀造業等行業發展迅速，這些產業需要大量的糧食。我國是世界上耕地最稀缺的國家之一，而人口的增加以及工業和基礎設施的發展都要進一步占用耕地。最近有些研究估計，到 2030 年時，中國每年大約需要進口 2-4 噸糧食，而現在全世界糧食貿易的總量才 2 億噸。因此，有人擔心，屆時中國把世界上貿易的糧食都進口了還不夠吃，而且，如果中國把世界上的貿易糧食都進口光了，世界上許多地區將會因而出現饑荒。
在展望中國長期的經濟發展時，一方面要看到中國經濟發展的巨大潛力，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存在的問題的復雜性。沒有穩定的社會，就不會有長期的經濟發展。以上這六個問題，任何一個惡化了都將造成社會不穩;更何況，這些問題有可能交織在一起總爆發。到底中國未來的經濟發展會是如何?如樂觀者所期望的那樣成為全世界最大、最有實力的經濟實體，還是會因為無法解決上述問題而爆發類似 1997 年以來發生的東亞金融風暴、國民經濟突然崩潰，最終使民族復興的期望功虧一簣?
三 中國當前經濟問題產生的根源
前一節所歸納的六個問題看似很復雜，其實都和中國在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時采取了漸進的改革方式，宏觀政策環境的改革滯后於資源配置制度的改革，資源配置制度的改革滯后於微觀經營機制的改革，造成經濟體系內部的制度不配套有關。而經過了 20 年的改革，還不能將微觀經營機制、資源配置制度和宏觀政策環境中存在的各種問題都徹底解決的原因，則在於國有企業的改革還沒有找到出路，宏觀政策環境和資源配置制度中的一些扭曲是維持國有企業生存所必需的條件。
建國初期，由於要迅速實現國家的工業化，中國政府確定了優先發展重工業的趕超戰略�？墒�，資本高度密集的重工業具有建設周期長、作為先進技術載體的機器設備需要大量從國外進口、投資規模巨大等三個特征，而當時我國是以農業生產為主的不發達國家，其特點是生產剩余很少、資本積累很低、市場決定的利率很高，因此不利於建設周期長的重工業項目的發展;其次，由於可以出口的商品很少，造成外匯短缺，而市場決定的匯率很高，不利於發展重工業所需設備的進口;再次，由於剩余主要來自於農業，而千家萬戶的小農生產非常分散，導致資金動員能力很低，難於投資大型項目。這樣，重工業資本密集的特征與當時我國資本稀缺的農業經濟的資源稟賦狀況形成了直接的矛盾，因此就不可能依靠市場機制配置資源來推動重工業的優先發展，而需要政府用行政手段扭曲宏觀政策環境，人為地壓低利率、匯率、能源和原材料價格以及工資和生活必需品價格，以便降低重工業建設的成本。在要素和產品價格被扭曲的宏觀政策環境下，資金、外匯、原材料及生產必需品出現全面短缺，需要通過高度集中的計劃渠道進行配置，同時還需要對農產品實行統購統銷政策;為了掌握企業的剩余和在農村推行統購統銷政策，政府又分別實行了工業部門的國有化和農業部門的人民公社化，對微觀經營進行嚴格的控制。這樣，以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為邏輯起點，相繼形成了以扭曲的宏觀政策環境、高度集中的資源計劃配置制度和沒有自主權的微觀經營機制為特點的三位一體的傳統經濟體制。這種高度集權的計劃經濟體制使得我國在資金稀缺、物質基礎落后的情況下，很快建立起了一套比較完整的重工業體系;然而這一體制也產生了工人、農民缺乏生產積極性和農輕重的比例嚴重失調的問題。
1978 年底開始，中國改革所要解決的就是生產積極性低和產業結構失調的問題。當時，蘇聯、東歐的改革所要解決的也是這兩個問題。但和采取休克療法意圖在短時間里全部解決整個經濟體系中的所有扭曲的蘇聯、東歐不同，中國采取了漸進的改革方式，針對在傳統經濟體制下微觀經營嚴重缺乏活力的問題，就從微觀環節的放權讓利入手，改進微觀激勵機制，激發工人和農民的生產熱情，提高微觀經營單位的經濟效率。微觀單位自主權的擴大，打破了傳統經濟結構的整體性，為了落實微觀經營單位的自主權，改革然后才逐步推進到資源配置制度和宏觀政策環境。這種改革策略避免了休克療法在蘇聯、東歐所帶來的經濟崩潰，而且使中國經濟在過去 20 年取得了奇跡式的增長。但這種漸進的改革，也使經濟體制中微觀經營機制、資源配置機制和宏觀政策環境三者不配套，由此產生了前述一系列嚴重的問題。
在所有的宏觀政策環境的改革中最為滯后的是利率政策的改革。銀行的利率尚被人為控制，名義利率不能根據市場的供給和需求靈活調整。因此，每當出現高通貨膨脹預期時，真實利率就不斷下降，投資的機會成本和當前消費的機會成本也跟著下降，導致投資貸款增加、儲蓄減少，經濟就會出現投資和消費一齊拉動的過熱。反之，當通貨膨脹預期下降時，真實利率就不斷升高，投資的機會成本和當前消費的機會成本也跟著上升，投資貸款減少、儲蓄增加，經濟就會出現投資和消費一齊下降的過冷。國民經濟的發展就隨著通貨膨脹預期的變動而忽冷忽熱，上下波動。根本的解決辦法是利率市場化，利率就會隨著資金的供給和需求變動而變動，自動調節投資和消費的行為，成為國民經濟的穩定機制。中國政府已經認識到了利率市場化的重要性，并把“銀行商業化、利率市場化?做為 1993 年秋十四屆三中全會提出的五大改革的首要目標。但是，國有企業的生存依靠國有商業銀行的低息貸款來維持。以 1994 年為例，四大國有銀行當年的貸款總額為四萬億元，其中 70% 以上貸給了國有企業，按 70% 計算，則銀行向國有企業的貸款額為 28 ， 000 億元，當年銀行貸款利率為 12% ，而市場利率為 25-30% ，兩者之間的差距超過 10% ，這意味著 1994 年國有企業從銀行貸款中獲得的補貼超過 2 ， 800 億元，而這一年國有企業的總利潤只有 2 ， 600 億元。因此，如果放開利率，則將使國有企業的利率負擔大為加重，國有企業在 1994 年就將全面虧損。為了國有企業的生存利率，市場化的改革目標只好被擱置。
同樣，中國國有商業銀行呆、壞帳比例高的原因也是因為國有企業的生存依靠國有商業銀行的低息貸款來維持，而國有企業的經營情況差，還不起貸款，結果，貸出去的款也就變成了呆、壞帳。
經濟生活中貪γ腐化的橫行，也是因為政府對利率和某些商品價格的低價控制。市場價格和官訂價格之間存在價差，成為掌握這些廉價資金和資源的官員手中一種可以依其意愿而分配的、可以某些企業和個人不勞而獲的“租?。 1994 年，單單銀行的低息貸款一項所存在的租金總數即高達 4 ， 000 億，為了獲得這筆租金，國有和非國有企業都會展開無孔不入的“尋租?行為，政府官員的收入又低得不足以養廉，在強大的利益驅動下，要政府官員不為所動也難。而維持低利率和某些產品的低價政策，同樣是為了使已陷入困境的國有企業能夠繼續生存下去。
地區收入差距不斷擴大也和維持國有企業的生存有關。我國的產業發展具有明顯的地區比較優勢，東部的優勢在於制造業，中部適合發展農業，而西部的優勢則在資源產品上。在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下，為了加速重工業的發展，糧食、棉花等農產品和主要礦產資源的價格被人為地壓低。改革開放以來，為了維持國有企業的生存，在逐步放開工農業產品價格的同時，主要農產品和礦產品的價格卻依然被人為地壓低。東部發展越快，所需的農產品和礦產品就越多，而從中西部拿到的低價補貼也就越多，由較不富裕的中西部來補貼較富裕的東部，因此東部發展越快，東部同中西部間的差距也就越來越大。
同樣道理，人多地少是我國幾千年來一直存在的事實。只要政府給予農業科研足夠的重視，并給予農民足夠的價格刺激，那么，在過去，依靠傳統的農業技術的中國農民能夠生產足夠的糧食養活中國人;在未來，中國農民依靠現代技術也應該有能力生產足夠的糧食養活中國人。但問題是，為了維持國有企業的生存，低工資政策不能放棄，糧食的價格也就難於放開，農民種糧的積極性受到抑制，糧食供給在中國才會成為一個問題。
四 國有企業改革的成功是完成向市場經濟過渡的關鍵
從前面的分析可以發現，中國國民經濟中存在的一系列問題是由於市場化的改革還不徹底所致，而改革難於徹底的原因則在於國有企業。至於國有企業的病源則在於依然背負著許多政策性負擔，其中包括：( 1 )一部分國有企業產品(如能源、交通)的價格依然被人為地壓低;( 2 )傳統低工資制度所遺留下來的沉重的職工養老和各種福利負擔;( 3 )傳統的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能夠創造的就業機會少，為了解決城市里的就業問題，經常采取三個人的飯五個人吃的方式，因此冗員問題嚴重;( 4 )多數大型國有企業的資本密集程度過高，不符合我國的資源稟賦條件，在市場經濟中缺乏競爭力，其存在是出於政府的戰略考慮，其生存有賴於傳統體制下的各種扭曲的保護。
政策性負擔的存在使國有企業和非國有企業在市場競爭時先天處於不利的地位，使得人們無法客觀評價國有企業的經營績效，也使得國家缺乏對企業進行監督所需要的信息指標，因為國有企業可以把各種虧損都歸結為政策方面的原因所致。由於政府必須對因政策所導致的虧損負責，當企業出現虧損時，政府就必須給予補貼，這使得企業的預算約束無法硬化。在企業預算軟化的情況下，企業的自主權越大，企業以各種方式侵吞企業資產和收益的可能性也就越高。因此，放權讓利的改革在提高國有企業生產率的同時，也不斷減弱企業的盈利能力。
取消政策性負擔，為國有企業創造一個公平競爭的環境，使國有企業的經營績效能充分反映國有企業經營的優劣并根除國有企業預算軟約束的藉口，是國有企業改革成功的必要條件。
當國有企業沒有政策性負擔，國家也就不再需要給予國有企業政策性補貼，這樣就可以放開銀行的利率和各種物價，經濟周期波動的現象就能得到緩解。加之企業預算約束的硬化以及企業效率提高，銀行的呆帳、壞帳比例就會降低。各種以行政力量干預價格形成機制行為的減少，使尋租的必要性大大降低，將可對貪γ腐化的問題產生釜底抽薪之效;同時，政府也就可以放開農產品和礦產品的價格，地區差別和糧食問題將得以緩解。
經過最近這二十年來的改革開放，中國傳統的經濟體制已經產生了很大的變化，但改革最終還未完成，傳統的趕超思想還深植人心。一個國家的經濟體制內生於這個國家的政府所采取的發展戰略，改革能否最終完成，中國經濟能否以小步快走的方式實現穩定、快速、持續的增長，在走出新的一千年時，實現一百多年來重新崛起的愿望，當政者能否從趕超的戰略思想轉變到依靠比較優勢來發展經濟的戰略思想是一個關鍵。
SCISSCIAHC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