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18-02-08所屬分類：經濟論文瀏覽：1次
摘 要： 隨著網絡的開放，對國民資產階級意識有很大的影響，維護我國互聯網意識形態安全，既要強化內涵建設，提升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競爭力和抗顛覆力，還需要在技術操作上建立全方位意識形態戰爭的防御系統。網絡安全是國家總體安全的重要方面，我國社會主義意識形
隨著網絡的開放，對國民資產階級意識有很大的影響，維護我國互聯網意識形態安全，既要強化內涵建設，提升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競爭力和抗顛覆力，還需要在技術操作上建立全方位意識形態戰爭的防御系統。網絡安全是國家總體安全的重要方面，我國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鞏固和強化需要體現在內涵與技術兩個層面，建立新的防御，開展新的路徑。占領互聯網意識形態陣地，是新時代國家安全體系建構的內在要求。
關鍵詞：互聯網,意識形態,安全對策
互聯網已經成為人們生活的重要場所，并生成了人們新的生活領域和方式。在國家層面上，互聯網的廣泛滲透已經使信息權力成為最核心的國際競爭力，信息生成與控制能力成為國家軟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互聯網成為輿論斗爭的主戰場。“互聯網的發展使主權國家置身于一個沒有固定邊界的虛擬的信息世界之中，為此，國家不僅要維護傳統邊界的安全，還要維護互聯網主權邊界的安全，這標志著以軍事為中心的國家安全范式轉變為以信息為中心的國家安全范式。”
技術、觀念和制度構成了互聯網對國家安全威脅的系統性框架。意識形態斗爭在互聯網時代表現得更加隱秘，在各種文化面具和“多元文化”的所謂“寬容性”中，不同意識形態之間的較量異常激烈。西方資產階級通過雇傭“網絡大V”和社會閑散人員專司破壞活動。2014年2月，習近平在中央網絡安全與信息化領導小組成立大會上指出，沒有網絡安全就沒有國家安全。網絡安全成為國家總體安全觀的重要內容。當前，網絡空間已經成為西方國家推行其意識形態的重要場所。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企圖利用互聯網構筑具有全方位進攻能力的“第五縱隊”，并通過“網絡外交”實現其政治上的目標，推動了“Twitter革命”“阿拉伯之春”等一系列政治運動，并把我國當作其顛覆活動的重要目標。
一、互聯網意識形態的安全問題
意識形態安全是一個國家的核心利益所在，它關系到主權國家存在的正當性，因而是任何國家都不容侵犯的根本性問題。人類進入21世紀以來，互聯網技術的深入發展和廣泛應用，使信息權力成為重要的政治資源，網絡空間成為人們活動的主要“場所”，網絡也同時成為人們表達意見和接受信息的主要手段和途徑。在意識形態安全管理的社會環境上，與傳統媒介時代相比，當前一個較為明顯的時代特征是：互聯網的發展削弱了社會輿論的控制力，消解了對錯誤思潮的抵御力，也消耗了核心價值觀念的凝聚力�；ヂ摼W意識形態安全隱患及顯性危害需要引起人們的重視，它以模糊或歪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念、標榜西式民主自由為目的，通過技術上對核心業務和關鍵技術的壟斷而獲得意識形態滲透的文化和技術霸權。在網絡時代，信息輿論戰被認為是能夠從理論上摧毀一個掌握有核心軍事力量的國家之有效手段。
(一)網絡開放性與西方“自由民主”的滲透
以“自由”為托辭是境外反華勢力對我國進行意識形態滲透的主要手段，他們以抨擊我國互聯網管控制度的方式向我國網民灌輸“網絡自由”理念;通過培植代理人，在國內進行西方價值觀念宣傳，制造和利用網絡熱點問題激化矛盾、挑唆不明真相的網眾。西方資產階級代言人在互聯網上將自己裝扮成“自由斗士”“民主先鋒”“正義勇士”等。他們往往將我國社會主義起步階段在爭取民主自由的艱辛探索過程中的一些失誤不斷放大，甚至虛構事實來詆毀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正確性。普世價值是這些“斗士”和“勇士”自恃的工具，而在這種義正辭嚴的背后，撕下其受雇于西方政府(資產階級代言人)的黑幕，就能看到其見利忘義、顛倒是非的丑惡嘴臉。不過，這張丑惡嘴臉卻迎合了網絡社會的開放性特征，它以“話語自由”“敢說敢罵”來博取一些網眾的支持。這對追求異質性話語方式的網絡世界而言，本來司空見慣，但如果不對其進行必要的管束，在輿論上所形成的惡劣影響亦是巨大的。
(二)黑色信息與網絡非理性
在互聯網上，非理性行為引起信息節點間的相互關注與支持，“煽情”成為互聯網贏取關注度的重要手段，而“黑色信息”自然成為互聯網治理中的危險因素。黑色信息(導致社會政治經濟混亂的信息)影響社會穩定，一些非法組織利用網絡信息公開的權限發布虛假信息，蓄意引起民眾對當前意識形態的反感[2] 。目前，我國網絡信息審查機制尚不健全，黑色信息為迎合網民狂歡需要而無視事件真實性，它漠視客觀事實與主觀認識之間的內在聯系，由主觀臆想肆意發揮作用。
黑色信息具有倫理上“為惡”的故意性質，從而在本質上是一部分人(敵對勢力)的理性謀劃與網眾的非理性癲狂跟風的中介。它表面上的“親民”使得我們在意識形態安全的維護上必須更加發揮正確思想與科學理論的理性說服力。而帶著強烈娛樂化傾向的網絡文化更是對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莊嚴與神圣進行破壞，使意識形態在“受眾孵化”的過程中處于一種被邊緣化的險境。
(三)互聯網核心業務和基礎設施為美國所控制
互聯網本身是技術發展的結果，離開互聯網信息技術而談網絡治理是不恰當的。“在互聯網這個戰場上，我們能否頂得住、打得贏，直接關系我國意識形態安全和政權安全。”[3]但打贏互聯網意識形態戰爭必須掌握較先進的技術手段。阿爾文·托夫勒在《力量轉移——臨近21世紀時的知識、財富和暴力》中說道：“未來世界政治的魔方，將控制在信息強權的人手里，他們會使用手中掌握的網絡控制權、信息發布權，利用強大的語言文化優勢，達到暴力與金錢無法征服的目的。”
我國在互聯網意識形態安全方面存在著網絡技術、基礎通信設施和應用終端方面的短板，世界互聯網的核心技術和核心業務被美國等發達國家所掌控，比如電腦操作系統被美國微軟公司壟斷，而移動終端的安卓系統是由美國谷歌公司所控制。我們不但需要甄別和識破(資本化的)網絡意見領袖的狡計，在信息基礎設施建設上亦須防止技術壁壘的形成。
互聯網顯然已經成為不同意識形態爭奪的主要陣地，這與網絡化對戰略性資源的有效配置所起的決定性作用是分不開的。在民眾“網眾化”的時代，西方資產階級政府以市場為工具強化了互聯網的意識形態功能，從信息技術、傳播中介(包括意見領袖)以及信息粘性上加快壟斷進程(比如美國政府對我國華為等移動設備企業的制裁)，通過超現實的期望引誘網眾對非西方價值觀念的否定。在信息技術發展的躍升階段，社會主義在其初級階段尚難以充分顯示其意識形態的優越性，網眾在市場經濟時期所表現出的價值偏向(通約化的資本價值)，與西方資產階級自由化所主張的個人主義具有某種內在的契合。這讓資產階級感到興奮不已，于是他們認定互聯網將是顛覆社會主義的利器。
二、互聯網意識形態安全問題產生的原因互聯網意識形態安全問題主要來自三個方面的相互契合：一是當今世界和平與發展成為時代主題，意識形態斗爭由主要依靠戰爭與顯性顛覆活動轉向了主要依靠文化輸出和隱性顛覆活動;二是互聯網(尤其是移動互聯網)本身具有開放性、匿名性、交互性等特點，這使西方自由主義及其變種能夠以“多元文化”為借口通行無阻;三是草根階層的形成與草根文化的興起，“去意識形態化”成為互聯網娛樂精神的主旨。這三方面的結合，使互聯網意識形態斗爭更加隱秘。
(一)資產階級文化殖民與意識形態傲慢
文化殖民建立在如下兩個方面的根源之上：其一是西方國家所具有的文化優越感使其對非西方傳統的文化體系提出種種質疑，它通過“現代性傲慢”[5](即以西方價值觀念作為世界通行的“唯一正確”的價值觀念)而對別國進行文化欺凌;其二是西方資本主義為了獲得經濟資源與市場，利用文化上的優勢進行侵略，以達到消滅或弱化他國文化主權的目的，從而為其經濟入侵大開方便之門。在世界人民呼吁和平與發展，主張包容性發展的時候，西方資本主義卻在意識形態領域不斷挑起事端，用資產階級意識形態重新編寫各種歷史典故，以達到歪曲事實的目的，從而引發各國民眾對本國傳統文化和民族文化的敵視和恥感。文化殖民的根本原因是資本擴張的需要，其本質是建立在資本擴張邏輯基礎上的霸權主義政策。
(二)互聯網的文化包容性與主體缺席
除了資本主義經濟文化政治的侵略本性之外，在互聯網時代，媒介技術本身的特點也是意識形態安全問題的重要原因。它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其一是網絡匿名的便利，使民眾一旦進入到虛擬社區就顯得肆無忌憚，在隱身狀態下一些人立刻進入無政府主義的錯誤行為邏輯中。在“物的依賴關系”仍然占主要地位的時代，人的自由限度始終是邊界清晰的，一些人將現實世界中的自由限度理解成外在環境對個體發展和需要的壓抑和限制。在網絡匿名狀態下，假想的空洞靈魂立刻張開了欲望的爪牙，在追求感官刺激和異質性信息的同時，也使個體基本價值觀念被擠出了個人行為規范體系。匿名的技術支持成為個別人受雇于資本主義政府而抱著不被發現的僥幸心理的原因之一。
其二是互聯網時代信源革命使單向信息傳輸轉變為交互式的信息傳播，信息節點之間的互構使每一個人都變成了信息的發布者和接收者。信源的一元制度被顛覆了，原來作為信息權威的中心被取消。交互式信息傳播使每一個信息節點都可能成為信息原點，從而穩固的中心也就消散了。“反中心”是互聯網時代信源革命的內在要求。這使敵對勢力很容易就能從防御力最為薄弱的少數人那里找到宣傳西方思想的切口。
其三是互聯網的開放性導致信息審查難度加大，信息傳播的主體時常處于缺席的狀態。開放性一方面是互聯網迅速發展的強大動力，另一方面也是網絡安全威脅的根源所在。而后者尤其應該引起我們高度警惕，在開放平臺建立信息管理的長效有效機制是當前緊迫的政治任務。
(三)草根文化的崛起與“去意識形態化”
信息的隨機流動性加快了信息權力中心的轉移，移動互聯網時代的社會階層更迭流變速度愈來愈快。交互式的信息傳播生成了話語體系的非中心化，草根文化迅速崛起。這種與精英主導的主流文化有異的、多元的、帶有民粹主義假象的龐雜文化，以“非體系化”和“非定在”特征而成為一種文化潮流。草根文化具有娛樂化的明顯傾向，尤其在對主流文化的顛覆性破壞上具有非凡的潛質，它以過度的異質性追求而尋求互聯網的注意力集聚。
意識形態所具有的相對廣域的“受眾一致性”是草根文化難以容忍的。眾聲喧嘩的草根文化景觀從本質上反對追求價值認同的意識形態要求。“去意識形態化”成為移動互聯網時代娛樂文化發展的網眾呼聲，不認同這種“呼聲”似乎成為一種政治上的專制行徑，而西方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侵略試圖“恰到好處”地利用這種“呼聲”。它無非是為著如下兩個目的：一是泛娛樂化的興起，助長了虛無主義氣焰;二是草根文化的“去政治化”，將正確的意識形態妖魔化為某種帶著貶義內涵的標簽。淡化意識形態并非西方資本主義滲透的最終目標，而是要為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全面占領清掃道路。不能認識到這一點，就會上西方資產階級的當。
資產階級意識形態侵略的需要與信息全球化趨勢、互聯網文化的技術性開放與新的信息傳播機制、新媒體時代草根文化的興起與去意識形態化，這三者的結合使西方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全面滲透的危害性成倍增大。加強互聯網意識形態安全建設成為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發展的緊迫任務。
三、互聯網意識形態安全維護的路徑
意識形態安全隱患及已經出現的現實危害，是互聯網信息傳播機制與西方資產階級思潮自我擴張的霸權邏輯茍合所形成的重大政治威脅。我國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鞏固和強化需要在兩個層面樹立新的理念，發動新的防御，開拓新的路徑。
(一)內涵建設，強本固元
防止敵對勢力對我國進行意識形態滲透、搞顛覆活動，就要使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深入人心，使馬克思主義理論在時代化的同時實現大眾化;加強互聯網治理的法律制度建設，堅決打擊利用互聯網對我國進行意識形態顛覆活動的犯罪行為;切實加強理想信念教育，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尤其要唱好主旋律，不能因片面追求經濟效益和眼前利益而放松對共產主義理想信念的追求;著力發掘社會主義制度優勢，用現實力量證明社會主義制度所具有的巨大優越性，讓人民群眾真信馬克思主義、真愛社會主義，使社會主義制度固有的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巨大潛力、促進人的全面自由平等發展的公平正義的天然優勢得到充分顯露。
1.持續推進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用正確的思想武裝人民群眾
正確的思想觀念出現動搖、缺位，錯誤的思想觀念就會乘虛而入。十九大報告指出：“堅持正確輿論導向，高度重視傳播手段建設，提高新聞輿論傳播力、引導力、影響力、公信力。加強互聯網內容建設，建立網絡綜合治理體系，營造清朗的網絡空間。”[6]我們要落實意識形態工作責任制，加強陣地建設和管理。西方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想時常以先進文化自居，通過抽象的民主自由理念腐蝕人們的思想，同時也通過“文化多元”的形式和表面上對價值觀念多元化的寬容，稀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無論是對主流價值觀念的“腐蝕”還是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稀釋”，西方國家進行意識形態滲透都是以系統化、全方位的方式有預謀地進行的。為此，從最為宏觀的角度來看，對付這種險惡行徑的重要方式之一就是用馬克思主義的正確思想武裝人民的頭腦，使人民群眾具備自覺抵制西方反動思想的理論素養。我們必須與時俱進地提升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闡釋力與引導力，并使馬克思主義的立場、原則和方法深入人心，切實發揮馬克思主義理論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對多元文化的引領作用，而不是任憑資產階級意識形態以文化自由和言論自由的名義倒行逆施，行使其黨同伐異的勾當。
2.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方略，加強對互聯網違法犯罪行為的打擊
正面應對“個體性顛覆活動”(以個人和組織為主體進行的顛覆活動，對應于以國家和民族為主體的顛覆性活動)的重要方式是加大對互聯網違法犯罪的打擊力度，尤其要對顛覆政府、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行為予以嚴厲打擊，毫不手軟、絕不動搖、常抓不懈。隨著互聯網時代不斷向前推進，我國在互聯網治理上取得了一些成果，也有了一系列相應的規章制度。
2004年出臺的《關于進一步加強互聯網信息服務管理辦法》對互聯網長效管理機制做出了部署，但當時移動互聯網尚未得到開發普及，網絡意識形態影響力仍未充分顯示。2009年，國內微博開啟了移動新媒體時代，互聯網的滲透力迅速增強。2011年，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成立，推動互聯網傳播法制建設。2014年，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成立，習近平擔任組長，網絡治理的力度加大。這是國家對互聯網的社會影響力的認識逐漸深化的結果，也是現代社會依法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的重要路徑�；ヂ摼W法制建設使意識形態安全保障建立在現代國家治理的理性機制之上。
3.廣泛推進理想信念教育，增強社會主義制度的號召力和吸引力
我們要建設一個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離不開理想信念的支撐。我們決不能因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而忽視理想信念教育。鄧小平指出：“我們要建設的社會主義國家，不但要有高度發達的物質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發達的精神文明。所謂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學、文化(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指共產主義的思想、理想、信念。”[7]理想信念是燈塔，指引著全國人民前進的方向;理想信念也是中華民族共同的奮斗目標，是凝聚全國人民的精神力量。面對西方資本主義的顛覆和滲透，只有理想不明確、信念不堅定的人才會出現動搖和叛變。
網眾普遍具有低齡化的傾向，提高年輕人拒腐防變、維護國家安全的意識是當務之急。受西方意識形態的影響，在這些年輕網民看來，“西化”“資化”變得“理直氣壯”，而“堅持共產主義理想信念”和“維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則成為一些人攻擊的“理由”。如此咄咄怪事，反映了市場劣根性和資本劣根性借助網絡傳播對人們造成的惡劣影響。加強共產主義理想信念教育，并在全社會促成正確風尚，是應對社會主義意識形態遭受攻擊的重要路徑。
4.深入發掘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并使其得到充分體現
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集中體現在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本事上，也體現在建構新型人際和諧關系的本事上，前者是因為中國共產黨始終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后者是因為中國共產黨始終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發展社會主義生產力的本質要求使得我國在現階段有必要充分調動各種生產要素的協調力和創造力，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但是，我們不能因此而任由資本的負面影響肆意妄為，在追求社會主義先進生產力的同時，還應始終關注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需要，為此，就必須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限制資本劣根性的增長。
“美分”(受雇于美國等資本主義國家或反動集團而專司制造“破壞性信息”的人)的產生，部分原因在于市場經濟條件下金錢拜物教的滋生以及社會主義價值觀念的喪失。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是一個系統，不能片面理解為某一個方面，全面提高并充分顯示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是防止西方政客對我國少數不法分子進行滲透和策反的必要手段。
(二)人防技防，主動應對
從技術操作角度來看，敵對勢力對我們進行(形式上)層出不窮的意識形態顛覆活動，在互聯網時代尤其以各種“講故事”“歷史揭秘”“起底”的方式，甚至是以好萊塢影視作為載體，在意識形態上大做文章。他們的目的無非是要兜售資產階級自由民主思想，為其政治經濟侵略做好鋪墊。面對這些行徑，我們要選好應對方式，著力明晰主流意識形態，樹立主流“意見領袖”;運用有效技術手段，提高網絡監管能力;關切網絡群眾訴求，引導網絡陣地情緒;主抓重點領域治理，堅持打擊與梳理并重。
1.明晰主流意識形態，樹立主流“意見領袖”
在技術路線上，培養主流意識形態的網絡“意見領袖”是非常必要的，對一些具有良好政治素養的“自干五”(主動、免費宣揚主流價值觀念，弘揚社會正氣，為我黨我國精神文明建設的發展在網上專門針對反動言論予以反擊的人)，要允許和鼓勵其健康發展，對維護正義、弘揚正氣、宣揚主旋律的有功之人予以必要的獎勵。互聯網具有自身的信息傳播規律，國家治理要充分重視這種規律，將有組織的意識形態建設與網眾化的意識形態自覺結合起來，扶持互聯網虛擬社區的正面“意見領袖”，并充分發揮其社會作用。
網民意見泛濫是造成意識形態弱化的重要原因，而敵對勢力進行“西化”與“資化”活動中所采取的伎倆形式多樣。尤其是娛樂化和“粉絲化”的方式成為“施毒于無形”的手段。社會主義主流價值觀念需要一批具備理論深度、人生厚度和民眾信度的“意見領袖”，使他們在潛心于學問、致力于實業的同時，關注網絡民意，正確引導網民價值觀念。宣揚主流價值觀念的“意見領袖”能夠使敵對勢力歪曲事實、惡意詆毀的行為難以得逞，從而防止主流意識形態的模糊化、邊緣化。
2.運用有效技術手段，提高網絡監管能力
互聯網是技術發展的產物，在互聯網意識形態安全維護上，完全拋開信息技術是不切實際的。當今世界，信息化已經廣泛鋪開(“互聯”是網絡的傳播特質)，純粹安全的信息只有在與時代脫節的封閉國家才是可能的。我國在適應信息化發展的同時，面對西方資產階級腐朽思想的破壞活動，研發和運用先進技術展開意識形態的技術防控是完全必要且緊迫的。在全面實行實名登記制度之后(它對初級匿名技術的犯罪行為起到必要的預防作用)，中高級網絡意識形態犯罪分子往往具有更為先進的技術手段和設備。目前，大數據和云技術被認為是網民行為規范的技術依靠。
不過，對于國家層面的意識形態斗爭，普通網眾與平臺管理的技術應用已經具備了篩查惡意攻擊行徑的能力。應用層面的監管技術并非難事，對我國來說，提高數據處理、控制的能力和掌握互聯網基礎設施革新能力才是核心競爭力所在。人機智慧系統的進一步研發，以及操作系統的國產化和終端信息(過濾)攔截技術，它們有可能與技術研發的主體問責進行捆綁，從而實現國家網絡空間的安全管理。充分利用網絡信息技術，提高對社會輿論走向的駕馭能力，這是互聯網意識形態安全攻略的重要內容。
3.關切網絡群眾訴求，引導網絡陣地情緒
網眾的正當訴求應該在線上線下得到充分響應，在網絡情緒表達的監管上，堅持梳理與管制同時并舉。對于一般性的利益訴求，要依法滿足或者依法對其進行宣傳教育;對于意識形態抉擇的重大問題，當宣傳教育不能起到良好效果的時候，要毫不含糊地進行打擊懲罰。“網絡時代受眾群體視野更加開闊，渴望平等交往，追求更加多樣，思想活動獨立性、選擇性、多變性、差異性、隱蔽性特點明顯增強。”
隨著新媒體崛起后社會階層的多樣化，人們的利益訴求也表現出多樣化，利益訴求的表達方式也日益多樣化。網絡情緒往往發端于一些具體而微的事件，一旦觸及某些更為普遍的利益主張，在潛伏期若得不到有效疏導或治理，就有可能成為大規模網絡事件的導火索。為此，要善于設置“焦點話題”和積極引導“熱點話題”，有效引領人民群眾關注的方向和內容;建立暢通意見表達的主流渠道，避免因意見堵塞而導致群眾尋求非理性表達意見的非主流渠道，避免因一般性利益訴求的阻滯而上升到政治性利益訴求，避免因認識性局限而轉變為信仰上的邪謬，形成網絡空間內容管理的長效機制。
4.主抓重點領域治理，堅持打擊與梳理并重原則
在互聯網治理上，存在輕重緩急不同程度的領域和問題，而意識形態安全是刻不容緩的治理底線。在對意識形態安全進行綜合防范和治理時，同樣不能平均使力，而要對“惡性信息腫瘤”進行徹底清理，使各種面具下的民族叛徒及西方資產階級走狗、資產階級政治代言人原形畢露，無處藏身。一些“網絡大V”言必稱歐美，大肆宣揚西方核心價值觀，貶低我國傳統文化和民族精神。似乎只有那些舶來的抽象概念才是社會價值體系的真諦，只有對國家傳統和現實進行謾罵和侮辱才能體現出他的高明和個性。對這些人就要堅決打擊，增加其政治投機的代價和成本(其中不乏一些“網絡大V”幻想通過網絡影響力來增加其與黨和國家“談判”的資本)。
我們要反對各種形式的精神污染，主流媒體更是必須加強陣地意識，做到守土有責。網絡意識形態安全治理的層級化和區塊化，重點打擊影響特別惡劣的“網絡大V”和意識形態領域的反動言論，對一般性問題采取積極疏導的方針;重點治理網民活躍的虛擬社交平臺，相對于個人信念缺失、價值扭曲而言，對平臺犯罪要予以更加嚴厲的打擊。網絡“主體持有不同的利益訴求，需要通過治理來調和利益、協同立場，實現網絡空間安全共治”[9]。
四、結語
實現偉大夢想，必須進行偉大斗爭。意識形態之間的較量是互聯網信息戰的重要內容，互聯網成為意識形態較量的主要陣地和手段，互聯網與意識形態安全之間的內在聯系在當前已經成為一種定在關系(盡管它在形式上的演變時刻發生變化)，互聯網與意識形態之間存在著技術性、信息性和工具性關聯。據2017年8月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發布的《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截至2017年6月，我國網民規模已達7.51億，互聯網普及率為54.3%[10]。網絡民心是一種巨大的政治資源，但是，互聯網時代信息傳播方式的變革，使信息產生、發布和接受的機制發生了重大變化，網絡空間的虛擬性、互聯網平臺的開放性、網眾階層結構的重新調整等，使得意識形態斗爭在互聯網上成為表面平靜又異常激烈的特殊戰爭。
當前，在互聯網意識形態安全防范機制的構建上，要使馬克思主義理論及其在中國當展的成果成為引領思想潮流的主旋律，同時也要通過制度建設和社會主義優越性的充分體現守好主陣地、打贏主戰場、擴充主力軍。在國家治理上，互聯網既為科學管理與精準治理提供了技術手段，又對國家總體安全提出挑戰。維護意識形態安全是國家治理的底線，只有充分認識互聯網信息傳播的規律、深刻理解互聯網意識形態斗爭的殘酷性和隱蔽性，通過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建設，識別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和各種顛覆活動的陰謀與伎倆，在技術層面和內涵層面同時并進，才能精準挫敗西方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滲透與顛覆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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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網絡技術與信息化的推進，計算機網絡安全問題逐漸受到人們的重視，各類病毒攻擊也給計算機網絡帶來了一定的破壞，而且發生頻率也越來越大，例如黑客、病毒和系統泄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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