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14-09-19所屬分類：管理論文瀏覽：1次
摘 要： 摘要：在思想政治教育智化教育和剛性制度支撐雙重作用下，加上社會宣傳輿論工具的配合，促進國民養成良好的遵守社會公德的習慣，習慣成自然。那么，社會公德不再只是客居在國民的身上，而是扎根生長在國民的心中，并且轉化成為社會公德生態的良性循環。 一、
摘要：在思想政治教育智化教育和剛性制度支撐雙重作用下，加上社會宣傳輿論工具的配合，促進國民養成良好的遵守社會公德的習慣，習慣成自然。那么，社會公德不再只是客居在國民的身上，而是扎根生長在國民的心中，并且轉化成為社會公德生態的良性循環。
一、缺少剛性的教育環境令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改革和社會公德剛性重組勢在必行
在當代的文化交流過程中，許多國外學者對中國的文化力量感到很神奇，認為，一個缺少法制的國度居然靠文化這種東西能夠保持高度的完整統一，覺得不可思議。中國的道德文化與其他國家文化一樣，有糟粕，有精華，也在不斷地進行改革，以通過變新方式讓糟粕改變性質。中國之所以能發揮他國文化所不及的異常作用，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即它的“剛性”運作條件。它的剛性條件表現為，在幾千年的古代，凡違背儒家倫理綱常的就必須付出生命的代價，甚至株連九族、滿門抄斬。在中國民主革命始，到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文化大革命”結束止，思想政治教育一直保持著旺盛的“剛性”，凡是犯了思想政治錯誤的人必須付出生命或自由的代價，還有可能牽連他人。改革開放不但開放了經濟，而且解放和開放了思想，讓中國的政治家、思想家看到了妨礙中國快速發展、造成落后挨打局面的一個非常重要原因是“人治”的泛濫和“法治”的缺失，把一個國家的強盛押在一個“皇帝”或某個國家領導身上，這種治國模式的風險大是不言而喻的。
依法治國的基本國策摧毀了“人治”的根基，同時思想政治教育的“剛性”基礎也失去了，必然會給高校思想政治建設帶來持續之久的挑戰。本世紀初的“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之爭，進一步確立了“依法治國”的根基，由于爭論對“道德泛法律化”的擔憂，而妨礙了“依德治本”問題的根本解決，也沒有找到解決思想政治教育“兩張皮”問題的根本有效方法。剛性教育社會條件的失去令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改革勢在必行，把“智”與“德”的分離式教育變為融合教育成為可能。在剛性條件下，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強大的號召力，也就使容易施教者忘卻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本質，即它是關于提高正價值思維力“人化”的學問，忽略了它是一門需要講究教育的藝術性和心理性的教學活動。古代數千年，儒家道德倫理綱常的推廣帶有深厚的“愚民”特征，歷史的教訓是極為悲慘和深刻的。中國封建社會正是利用這種“愚民”的教育和政策實現了長期統治的。正是這種民族的集體“無智”，在中國古代，不得不把整個中華民族的強盛希望寄于一個權力絕對至高無上且被神圣化的“天子”身上。一個個天子各盡所能，以那些“株連九族”等殘酷、泛法律化的道德“剛性”，甚至滅絕人性道德權威維持封建政權的強大。以這種丟失了社會發展后勁的虛假“繁榮”掩飾了其民族競爭“對決力”的悄然喪失。盡管天子和他們的那個階級集團不乏智者也不缺智慧，但它的專制制度的設計是以如何使廣大民眾致愚為主導的，所以它會把諸多比如像“四大發明”等等一百多次的中華民族創造的歷史發展先機讓給了他國。這樣的“全民愚蠢”教育國策和治國模式，在世界戰爭中的民族對決中，是無法逃脫徹底崩潰的命運的。中國歷史傳統中并不缺乏道德，道德中同樣也蘊含豐富的智慧，但缺少的是道德人文智慧的普及，從而導致民眾主體能力的弱化。正因為這樣一代又一代“智殘”的歷史沉積，中國在近代出現“東亞病夫”被眾多他國欺辱的總爆發，也就不足為奇了。而現代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剛性”發揮過前所未有的積極作用，但是它長期沉淀下來的盲從的慣性，造成了“文革十年”那樣的“全民癲狂”年代的惡果，也是不堪回首的。這樣的“剛性”與其讓它延續，還不如摧毀后進行重構。我們不希望再看到高壓“剛性”下的“愚民”和“盲從”的歷史重演。在全球追求平等、民主和自由的大背景下，重新認識和思考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質，推進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改革，有如下兩個基本方面。首先，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應該實施引智教育，恢復智育在德育教學過程中的應有地位，建立健全堅持主體性教育的理性“剛性”。思想政治教育是關于人文智化的學問，培養學生的自我超越能力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質。也就是說，高校通過思想政治教育把客體的知識轉化為主體的素養和能力。而“智慧”正是促成這樣轉化的最核心要素，由知識演化而來的智慧是學生主體性內在要素，也是主體能動性的表現方式。
然而長期以來，在教育的理念和實踐中，德育與智育是分離的，這樣的教育安排無疑會割裂“德”與“智”兩者密不可分的相互依賴關系，必然會造就學生一種依附性的社會人格。具有這種他主性人格的人，在遵守法律和道德問題上不是靠自覺，而是靠他律“監督”和“懲罰”的威懾而被迫為之的。正是因為它缺少讓主體性成長的“智”的關鍵要素，所以這種社會人格在精神上是貧困的，思維上是“愚蠢”的，因此在現實表現上它是無條件服從，對“剛性化、法律化道德”的盲目屈從。其次，重視社會主義主體價值體系建設，重建由此而來的社會公德的“剛性”制度。從國際成功經驗來看，社會公德能夠成為國家的軟實力，其背后都有強大的國家制度“剛性”的支撐。沒有剛性制度支撐的社會公德是軟弱渙散的，形同擺設。
二、教師的傳統權威地位的喪失令高校需要通過教學改革重塑新型師生關系
在現代思想政治教育教學過程中，教師傳統教育權威的地位被動搖，這是高校思想政治建設困境之二。怎樣做才能使在教學過程中陷入被動的教師轉化為主動?這是不可回避的重要問題。在成為歷史的人治“剛性”社會里，教師具有絕對的權威，表現為他們對學生具備“懲罰權”。例如，在大學里，老師對學生評價會影響他們的畢業分配和前途;在中小學里，以打手板、罰站、罰作業等等方式懲罰缺少學習自覺性的學生，并美其名曰“棍棒底下出好人”，使教育成為了非科學、非人化的“應試教育”的推手。教師傳統權威地位喪失已經一去不復返，靠舊體制下教師權威的懷舊情結不能擺脫被動的困境，反而會在改革理性覺醒上陷入更深的被動，奢談教師權威的重建也不大現實。面對這樣的嚴峻挑戰，對大學老師的教學能力也是一種考量。受全球化市場經濟追逐功利性的消極影響，加之不同課程受社會歡迎程度的分化，高等院校技能性強的專業和課程被“熱捧”，而思想政治教育理論課程沒有直接功利性而倍受“冷淡”，擔任這類課程的教師普遍感覺更為難當。各種消極因素所帶來的“共振”，讓該類課程教育教學的生存和發展逐漸劣化，令人十分擔憂。
高校思想政治建設要通過教育教學的改革重塑新型的師生關系，讓這門學問發揮其在學生成長過程中的應有之義。上世紀80年代末，世界共產主義運動遭受了嚴重挫折，在這緊要關頭，我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深刻反思了10年以來改革開放的現實狀態后，深刻指出，“十年來我們最大的失誤是在教育方面，對青年政治思想教育抓得不夠”。此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受到了黨和國家的高度重視，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論課程的開設，作為了國家教育主管部門考核各高校辦學質量水平的一個重要核心指標。但是這么多年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實際收效甚微，其主要原因有：第一，對剛性教學環境的失去，教育教學中的師生間生態關系沒有理順，以至造成一些不必要破壞性對立。例如，教師若對學生教學紀律管嚴了，就容易引起學生反感，導致對老師的教學評價不客觀，破壞了學校校風的確立和教學秩序的良性循環。第二，對思想政治理論課的認識有誤區，從而造成“德”“、智”結構性關系的分裂。在很多人的認識中，思想政治理論課就是培養品質的，從而淡漠該系列課程存在的本質，即培養學生優秀的主體性，包括自覺性、主動性、能動性、創造性等屬性。缺“智”是不可能生成這樣的主體的。第三，缺少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建設的正確效能理念，封閉和壓縮了該類課程的效能空間�，F代教育改革有一個主導性理念：以人文理性引導科學理性。在高校課程體系中，最能體現對主體思維品質和優良人文理性塑造的課程里，思想政治理論課程應該屬于首屈一指的，難以替代的。然而傳統教育課程的分工，給思想政治理論教育劃出了明顯的邊界，即德育。因此，一直以來，這類課程教學改革被封閉在課程內部的“小生態”世界里，而不是開放的，沒有建立與其他課程相聯合的“大教育生態”。這種過于堅守“本分”的教育教學改革，只會使它內在具有的主體“智德”品質特色越來越淡，甚至會黯然失色。這樣的思想政治教育只會變成知識教育，讓人反感，而“知識”型教育與“智德”型教育是不同的。前者讓人變成了工具(物化教育)，后者讓人變成具備自我成長能力的人(人化教育)。教師的“剛性”教學權威失去后，有必要重新塑造新型的師生教學相長關系。首先，它是教學雙主體互動型的。教師主體的作用在于引導，知識靠傳授，智慧靠啟迪，在互動中各有所得、各獲其長。其次，要確立思想政治理論課程與其他課程的關系，促進學生思索型自主學習能力的成長，促進他們形成成功智慧的平衡能力，便于他們能在社會交往過程中確立正確的自我，發揮思想政治理論課程對終身學習型個人鑄造的獨特作用。再次，它是“智德”型的交往方式和生活范式。思想政治教育是富有魅力的社會價值實踐交往活動，面對的是有血有肉的人，面對的是眾數的向真、向善、向美的人心與追求幸福生活和美麗人生的向往。在此借用著名學者易中天在《中國智慧》一書中談佛的一些觀點來理解“智德”型教學改革的必要和可能。他說“佛，就是覺悟者”，也就是說佛是能與“天、地、人”相通相協調的、有品行的智者“，覺悟，是成佛的關鍵”。佛有“三覺”，即自覺、覺他、覺行圓滿。菩薩只有前二覺。三覺全無，則是凡夫俗子。“佛與眾生。只有‘一念之差’———迷，還是悟”。“執則迷，迷則不悟”，這是一般人的通病。人人都有成佛的可能，關鍵是要“破三執”，即破我執、破法執、破空執。用唯物辯證法的話來說，破我執，是要防止主觀主義，重客觀存在;破法執，是要防止教條主義，重理論聯系實際的與時俱進;破空執，是要防止理想主義，重實踐履行。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工作者，就是要以家長般強烈的天然的責任感、以佛的意境、以破執的方式普度眾生，使青年大學生們成為有完全覺悟的創造者，從而面對社會的任何流變始終都能保持一種正能量的張力。在思想政治教育的智德教育的新型師生關系中，高校教師應該是先覺悟者，其主要作用關鍵在主導和引導，就像古希臘哲學家蘇格拉底所說的一樣，是思想誕生的“接生婆”。教師在思想政治教育教學過程中，要注重運用好以下幾種主要思辨引導方法：第一，問題導入法。問題即矛盾，是吸引思維的，認識的對象。發現和認識問題的創新開始，強烈的問題意識是一個創新者所必須具備的。第二，矛盾分析法。它是認識事物屬性、本質，抓住事物主要方面的基本方法。得之此法才能破解問題。第三，發散思維法。認識和解決矛盾要有多視角、多方法、多結果的平衡。第四，預案和反思結合法。預案是事前思維法，要把事情做好，必須要有目標、有計劃，這樣才能做到有的放矢;反思法是事中或事后思維法，這樣才能依勢調整預案或計劃，接受教訓，把經驗提升為理論所常用的方法。運用好了這四種方法，才能把學生吸引到教師為教育和教學所設計的意境中來，并促使他們成為這一過程的積極參與和體驗者，從而實現從“到課率”———“抬頭率”———“思維率”———“思想者”的效果逐漸提升，這就是高校為什么要開設這類課程的真諦所在。這樣教師就有可能收獲非權力“剛性”所帶來的另一種學術的人文魅力，而它出自于青年學生在思想政治教育教學過程中所領悟到的如何成長成熟的道理，以及凡事要理性思考習慣養成后對這門學問的尊重和喜愛。
三、被寵的新生代的責任危機令高校思想政治建設中情商教育需特別加強
被寵愛抱大的新生代缺少責任擔當意識，這是高校思想政治建設困境之三。如果說，家庭中過度的愛播下新生代逃責的種子，那么網絡的虛擬性卻在用增生激素的方法刺激它的快速生長。從上世紀60年代開始，中國“獨生子女”政策，起始于上世紀70年代末，中國家庭人口結構從此悄然發生變化，在中國尊老愛幼的傳統習俗影響下，獨身子女在家中有愛倍加，被一層又一層出自于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的親情之愛和社會的關愛，緊緊抱著、裹著、寵著。許多研究資料表明，在過度愛的環境中，獨生子女新生代的性格也在發生變化，自我中心感越來越強，使他們對人生矛盾的解決能力幼稚化，自身變成了矛盾的集合體。諸如，自愛心增強與愛他心減弱，逆反心態與能力不濟，偏執性格與缺少擔當感等等，各種矛盾糾結和揉合在他們一身，他們在不堪矛盾糾結中變得很浮躁，使他們成為令社會不放心的一代。信息網絡工具迅速發展更新了人們的交往方式，縮短了人與人之間的交往距離，而卻在同時，網絡時髦消極的一面又在他們身上烙下了網癮肆虐的濃重痕跡，處理信息網絡的知識爆炸需要更多人文智慧，而新生代在這方面卻缺少良好的思維習慣。又令社會對新生代多了一層不放心。
美國現代社會學者鮑爾萊恩經過大量社會調查，表達了他對網絡新生代“愚蠢”的擔憂：最愚蠢一代的最大矛盾在于，他們比任何前輩都容易獲得知識，但是他們的成就卻不如前人。物質充裕了，智力上的表現卻是反向的，“他們甚至還會被稱為‘丟失了偉大美國遺產的一代’，永世都無法擺脫”。他的這一觀點，引起強烈的反響和爭議，許多執反對立場的人認為他放大了網絡消極的一面。但不管怎么看，信息網絡工具的作用具有兩面性是客觀存在的，關鍵在于使用者以一種什么樣的心態方式去對待，如果以貪玩的本能去參與，收獲的必然是愚蠢;如果以“智德”的心智去處理，才不會被動地讓網絡牽著鼻子走，才會在思考中收獲更高的智慧和創造力。網絡信息膨脹會產生信息內耗，更多的時候會產生大量零碎和片斷的東西，導致連續性的間斷，影響信息失真或信息質量，加之人性弱點，從而打亂了堅持系統學習訓練的陣腳，導致思想混亂漫延，容易落入被人設計的陷阱，甚至落入一些發達國家以網絡為突破口設計文化入侵的陷阱。美國前總統尼克松在引導制定美國全球戰略時，使用了這樣一個理念：“對于一個傳統社會的穩定來說，構成主要危險的，并非來自外國軍隊的侵略，而是來自外國觀念的陷阱，印刷品和言論比軍隊和坦克推進得更快、更深入”，“最終對歷史起決定作用的是思想，而不是武器。”文化入侵成為了美國推行全球霸權主義的一個重要戰略。面對這樣一系列嚴酷的現實挑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學應通過思想政治教育使青年學生形成具有思辨力的“智德”，才有可能形成抵御文化入侵誘惑的信念堅守，才能提高使用信息網絡的智能，才有可能使青年一代接過肩負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歷史使命的責任，把與發達國家賽跑的接力棒代代相傳。
由此可見，高校思想政治建設中的情商教育已是大勢所趨，它是關于生活、生命的價值和方法的學問，“是讓學問走進生命，同時讓生命啟迪學問”。它是以智慧為杠桿，具有情感和責任兩個基本支撐點，服從于國家，服務于社會。思想政治學發源于哲學，而最早古希臘哲學則是為啟迪智慧而創立的。啟迪智慧是這一學問創新發展具有的原始動因。智德是信息網絡時代中不可或缺的，正因為信息時代是創意的時代，人人隨時都有可能遇到從未經歷過的情況，沒有智德的點撥和撬動是不可能發現事物的內在價值和人間關系的交往價值的。因此，智德教育必將成為現時代的內在要求。所謂智德教育，就是被社會主流道德所規定的人文智慧。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不僅承擔對認識能力之智的啟迪，同樣也承擔對道德之智的啟迪，還承擔對實現正向社會價值方法之智的啟迪。人之間關心關懷等和諧關系是靠愛情、親情、友情和博愛等等之情維系的，也是個體愿意主動承擔義務或責任的動因。一個人的情商高低決定他一定程度的責任感。要引導“獨生子女”的新生代形成作為未來社會擔綱者應該具備的責任品質和憂患意識，這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學最為重要的職責之一，也是情商人文教育最為實質的東西，更是智德教育改革所追求的人性重要的維度。要注重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培養學生，第一，培養他們“滴水之恩涌泉相報”的感恩素質。一般來說，在“熟人型”交往社會中因存在或多或少的情感往來，因此遵守道德交往是比較容易的。而被寵到極致的新生代卻有些反常。對于他們來說，感恩教育當然是他們應該要補的人生課程。第二，培養他們在交往中協調合作的誠信品格�，F代社會是廣泛的“陌生型”交往社會，誠信是維系社會整個正常秩序的必要條件。廣泛公民的誠信是一個國家軟實力資源的體現。第三，培養他們報效祖國的強烈責任品格。報效國家是一個公民應該的行為，是對熱愛祖國的體現，常常會表現為一種特別敬業狀態。第四，培養他們具有長遠眼光的憂患意識。憂患意識是由強烈責任感所衍生出來的一種有意義的意識，是經過對社會和時刊發展趨勢分析判斷之后，出自擔憂而愿意主動應對的一種情感。那么，在創新的時代，持之以恒地堅持智德教育改革，使其從“使然”的可能，走向“應然”的社會共識，轉化為“實然”的社會現實，這樣高校思想政治建設中的智德教育改革才會收獲到我們所企盼的真實高效能。
SCISSCIAHC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