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14-08-06所屬分類：管理論文瀏覽：1次
摘 要： 摘 要：隨著中越雙方旅游合作的深入開展，兩國旅游部門越來越注重在旅游開發中挖掘共通的文化底蘊，對具有內在關聯性的旅游文化資源進行橫向整合，將相通的旅游產品以文化共同體的形式向游客推出。中越雙方以文廟科舉文化作為契機，從科研、教育、文化、旅游
摘 要：隨著中越雙方旅游合作的深入開展，兩國旅游部門越來越注重在旅游開發中挖掘共通的文化底蘊，對具有內在關聯性的旅游文化資源進行橫向整合，將相通的旅游產品以文化共同體的形式向游客推出。中越雙方以文廟科舉文化作為契機，從科研、教育、文化、旅游各方面加強了交流和聯系。
關鍵詞：河內文廟,進士碑,文化價值,旅游開發
越南與中國山水相連，中國史書稱越南為交趾、交州、安南，2000多年來，中越兩國在政治、經濟、文化上往來十分頻繁，中越兩國文化相互交融、互相借鑒，文化交流滲透源遠流長。
越南河內文廟作為中國儒學文化在越南傳播的見證，是越南李朝圣宗皇帝(1054—1072)下令于1070年在升龍城(即今越南河內—筆者注)南面修建，依照“圣人面南而治”(圣人朝向南方而統治)的觀念呈南北朝向，總面積為54331平方米。李圣宗在此“塑孔子、周公及四配像，畫七十二賢像，四時享祭京�；侍优R學焉。”[1] 即李圣宗將自己的兒子李乾德(后來的李仁宗---筆者注)送到文廟來讀書。文廟在1076年擴建國子監，成為越南培養選拔人才的國學院。越南開始科舉考試選拔治國人才之后，將登科的士子姓名籍貫鐫刻在石碑上“以傳不朽”，現在在河內文廟內仍保留有82塊進士題名碑刻，記錄了1442到1779年近300年間越南通過科舉考試中舉的共1304名進士的姓名和籍貫，這些珍貴的碑刻作為研究越南古代科舉制度和國學教育體系具有重要的文化價值。本文對其中一些碑刻內容進行解析，以尋求中越兩國在儒學文化和價值體系上的關聯和共通點。
一、 碑刻相關背景及內容簡介
越南的科舉歷史開始于1075年李仁宗時期，以明經博學開科取士，舉行三級考試。1232年陳朝開科選取太學生：分為第一甲、第二甲和第三甲;1247年開始將第一甲設定了三級，分別是狀元、榜眼和探花;1347年實行殿試設定進士;1396年開始在各地舉行鄉試取舉人，并規定每隔7年考一次，前一年考鄉試，第二年在京城舉行會試。會試始于此。胡朝依照陳朝的規例舉行科舉考試，三年開科取士一次。黎朝是越南科舉考試發展的鼎盛時期。1434年黎泰宗下詔規定3年一次科舉考試，分為鄉試、會試和殿試。鄉試分為四場，分別考經義，制、詔、表，詩賦和文書。鄉試一般在比較寬闊的江岸邊和收割后的稻田里舉行，考場四周封閉，中間豎立起一些茅草屋用以做監考。鄉試的取中者稱為鄉貢。通過皇帝殿試后取中者為進士，為褒揚賢才，越南從黎朝開始立進士題名碑，據《大越史記全書》記載：大寶三年(明正統七年，公元1442年)，當年詔文“命制文題名豎碑。進士碑記自此始”。 [2]
文廟分為入道區、成達區、進士碑林區、大成殿和太學區，位于進士碑林區的天光井兩邊是82塊進士碑刻(81塊立于黎朝，1塊立于莫朝)，每邊41塊，每塊高約1.5-2米不等。由于年代久遠，碑刻的位置沒有按時間順序或者朝代、大小排列，而是雜亂豎立在一起。進士碑都是用越南清化省東山縣安石山的一種青石雕刻而成，用石龜馱負。每塊碑刻記錄了科舉考試中中舉者的姓名和籍貫，因此雕刻的大小、藝術裝飾都不盡相同，但是碑刻的體例相同。碑身呈日字型，上面刻有碑記，碑記從上往下，從左至右，大致記錄了開科考試的年代，開科原因，監考官員的職務和姓名以及主管內容，之后是從高至低中舉者的姓名和籍貫。碑記顯示了參加科舉考試的人數，撰寫碑文者、修改碑文者的姓名和職務，以及立碑時間。碑座是石龜，將碑刻立于龜背上，象征永久長存，意在褒揚賢才，以此激勵民眾努力學習鉆研。
二、 進士題名碑刻透露出的歷史信息
(一)越南科舉考試舉行的時間
根據現存于河內文廟的進士碑題記的科考時間，可以發現越南科舉考試為每三年一次，第一年舉行鄉試，多數在子、午、卯、酉年的八月，與中國舉行鄉試(也稱為秋闈、秋試、秋榜)的時間吻合。鄉試的取中者稱為鄉貢，可以參加第二年的會試，會試多組織在丑、辰、未、戍年舉行，因此在河內文廟的碑刻中多出現“乙未科、壬辰科、丙戍科”等與中國會試時間相同的碑記。在《大越史記全書》中亦有記載，黎朝紹平元年(明宣德九年，公元1434年)八月，皇帝詔令：“定為試場科目，起以紹平五年各道鄉試，六年會試都省堂。自此以后，三年一大比，率以為常。”[3]由此得知，越南黎朝的科舉考試舉行的時間與中國明清時期的考試時間基本一致。
(二)科舉考試的場數和考試內容
黎朝壬申科進士碑中寫有：“四場取合格黎貴惇等六名越月”，其文表明越南的會試共四場，有別于中國科考的三場。明人顧起元《客座贅語》卷一載：第一場考“四書”義、“五經”義，各限200、300字以上;第二場考詔誥表、內科、判語;第三場考策問五道。越南黎朝科舉考試在內容上除了考“四書”義、經義、詔、表、策問之外，第三場考詩賦，第四場考文書。所以越南中舉者的詩文賦造能力都比較突出，如壬申科榜眼黎貴惇就是一位著作等身的文化名人，據考查他撰有《黎朝通史》、《見聞小錄》、《撫邊雜錄》、《蕓臺類語》等九種歷史著作，有《易經膚說》、《春秋略說》、《金剛經注》、《陰騭文注》等12種古籍的校釋注釋之作，此外還編有涉及佛教、道教、兵家、醫術各領域的十種子部典籍。[4] 越南歷代封建帝王對科考內容做了部分的增刪，但是對詩文詞賦的要求是不變的。
(三)參加科舉考試獲得的功名名稱
越南的鄉試中式者稱為舉人，會試中式者稱為貢士，殿試中式者稱進士。黎朝壬申科進士碑中記錄了中舉者的功名：“賜第一甲進士及第第一名，賜第二甲進士出身一名，賜第三甲同進士出身”。以此得知越南科舉考試中的進士分三甲，第一甲名為“進士及第”，有第一名(狀元)、第二名(榜眼)、第三名(探花)之分;第二甲為“進士出身”，也稱為“皇甲”;第三甲為“同進士出身”，即進士。根據現存碑刻資料發現，科考中存在只有三人中舉(1592年和1667年)的情況，也有62人同時中舉(1478年)的情況，但并不是每場考試每個級別都有人考中，在長達900年的越南科舉考試歷史中，一共只有46人中狀元。[5]
(四)對參加科舉考試者的出身限定
進士碑上刻有中舉者的姓名和籍貫，從中我們發現參加會試的資格為府、州、縣學生員之考試及格者。黎朝壬申科進士題名記有文：“黎貴惇 延河縣延河社儒生中式，嚴武蹬 青蘭縣同崖社生徒，謝廷瑍 青威縣大定社監生，阮春暉 梁才縣歸東社知府”，這表明參加會試者當時的身份分別為“生徒、儒生、監生、知府”，除此以外，其他碑刻中還列舉有“知縣、訓導、教授、寺丞”等各種身份職位的士人參加考試。由于不拘一格降人才，每次參加科舉考試的人數從450人(1442年)到6000人(1640年)不等。[6]黎朝光順三年(明天順六年，公元1462年)四月規定：每年八月應試者在各地報名，填寫“通身角色，并供出府縣社，年齒及治經、祖父腳名，不許詐冒。”同時規定“不孝、不睦、不義、亂倫及教唆之類，歲有學問詞章，不許入試，”“倡優之家，并逆黨偽官、有惡名者，其本身及子孫并不得應試。”[7]即禁止參加科舉考試的人有：歌妓之家、朝廷罪臣，或者家庭成員有刁訛、亂倫、奸詐行為的，以及戴孝者。越南科舉考試對參考人員的身份也有“保結”手續，黎朝將保結人定為考生所在地的“社長”。黎朝景統四年(1501年)史載：鄉試時，“各處社長端保本社士人，除秀林生徒外，某軍色民人，果是兩家弟子，有行檢學問，能屬問，備四場者，亦許端保。”如果社長保結不實，經府縣州官吏查出，須送問治罪。
(五) 越南古代科舉考試中監試官職情況
在黎朝景興十三年(1752年)壬申科進士題名記中記載的會試官員有：都督僉事滎郡公鄧廷著、提調入侍陪從副都御史寶嶺侯陳名寧、權知貢舉陪翰林院承旨道派伯楊公澍，碑文撰寫者為刑部左侍郎知翰林院事播澤侯汝廷瓚，潤色者為少傅五差戶部尚書兼東閣校書喬郡公阮公泰。從中我們可以得知，參與到黎朝壬申科進士考試的官員職務有僉事、提調、權知貢舉、刑部左侍郎、少傅五差戶部尚書兼東閣校書�！洞笤绞酚浫珪分杏涊d，越南黎朝鄉試、會試設監臨、提調、監試、考試、同考試、印卷、收掌試卷、受卷、彌封、眷錄、對讀、巡綽、供給等官員。只有在殿試中，改考試官為讀卷官。中國的讀卷官由內閣官及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正官、詹事府、翰林院堂上官擔任;提調官由禮部尚書、侍郎擔任;監試由監察御史二人擔任;受卷、彌封、掌卷都由翰林、春坊、司經局、光祿寺、鴻臚寺、尚寶司、六科及制敕房官擔任。[8]從科考監試官員的職位和官員的配置上，顯示出越南科舉考試與中國明清時期的科舉考試官員的設置基本相同。
(六)越南科舉考試中登科人才的任用
在黎朝景興十三年壬申科(1752年)進士題名記中記載的副都御史寶嶺侯陳名寧為1731年永慶三年(雍正九年)辛亥科第二甲進士出身，通過1754年甲戍科和1757年丁丑科進士題名碑考證，陳名寧在這兩場科舉考試中都是監試官員，以碑記內容來看當時的職位是丁部左侍郎寶嶺侯。另一位監試官員權知貢舉道派伯楊公澍，與陳名寧一起為1731年永慶三年(雍正九年)辛亥科第三甲進士出身。還有刑部左侍郎播澤侯汝廷瓚，為1736年永佑二年(乾隆元年)丙辰科中舉進士，為第三甲同進士出身。在中國的科舉考試中，“進士第一甲例取三名，釋褐日即授翰林編撰、編修等官，儲之館閣，以備臺輔，其重無以加矣。”[9]二甲、三甲進士沒有考入翰林院者一般授給事、御史、主事、中書、行人、評事、泰昌、國子博士以及府推官、知州、知縣等。[10]陳名寧楊公澍和汝廷瓚這三人通過科舉考試金榜題名之后，在其后的科舉考試中成為了監試官員，體現了越南朝廷對中舉士人的重用，也應證了越南科舉考試制度受中國考試模式的深刻影響。
除了中舉士人能進入翰林院成為后期科舉考試的監試官員以外，中舉者通過自身才干得到朝廷的任用，官至尚書、丞相的不在少數。例如在黎朝壬申科考試中及第的進士第一甲第一名黎貴惇的升遷道路即是明證。黎貴惇是延河縣延河鄉(今為越南太平省興河縣)人，1752年中舉為榜眼，1753年被授翰林院侍書，后任侍講。1760年至1762年間，黎貴惇被選為如清歲貢副使，與正使陳輝宓等人出使中國。1769年由穎城伯晉封為侯。在壬辰科(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進士碑上記載，當時黎貴惇在當期科考中任監試，職位為左侍郎，署都御史。1775年升任陪訟(副宰相)、副都御史，于1784年3月升為工部尚書。黎貴惇逝世后，黎顯宗罷朝三日以悼之，并追贈謚號為穎郡公。
(七) 進士碑刻題名在揚善祛惡方面的作用
在1752年黎朝景興十三年壬申科進士題名碑中有：“殿試賜黎貴惇等及第出身有差中命書石以傳不朽”，“賜第一甲進士及第第一名一名 黎貴惇 延河縣延河社儒生中式”的字句。碑文顯示黎貴惇(1726-1784)參加1752年的科舉考試并取為榜眼，1753年黎貴惇被黎顯宗任用為翰林院侍書，后任副都御史、工部尚書，是越南歷史上著名的學者、文人、史學家、哲學家和政治家，為越南的史書撰寫和文學創作做出過重大貢獻。在越南的封建歷史上，通過科舉考試脫穎而出成為文化名人的還有許多，例如在大保三年壬戌科中狀元的阮直，青威縣貝溪社人(現在是河內市青威縣三興鄉貝溪村)，后來成為翰林院承旨兼國子監祭酒，在1445年出使中國，并參加了明朝科舉考試，被錄為狀元，被譽為“兩國狀元”。[11]同科進士吳士連，章德縣祝山社人(現在是河內市彰美縣)，編撰了《大越史記全書》;光順四年癸未科狀元梁世榮，天本縣高香村人(現在是南定省霧本縣連寶鄉高方村)，是著名的數學家，著有《大成算法》;以及洪德九年戊戌科皇甲(即第二甲進士----筆者注)阮儼(河靜省宜春縣前田鄉人)，是一位對越南教育和文廟建設有巨大貢獻的人;1775年進士吳時壬(河內市青池人)，是一位外交奇才，他在對清廷的棟多戰役中名垂青史。越南封建王朝通過立碑刻名褒揚賢才，鼓勵文人志士報效國家，在大保三年(1442年)壬戌科進士碑有文：“人才是國家的元氣，元氣盛則國家強，元氣弱則國家敗，因此沒有哪個皇帝不把培養教育人才作為首當其沖的任務。”碑文中記錄了歷代中舉者的姓名，也展現了越南封建皇帝對科舉考試選拔人才的重視，通過刻碑立名讓賢能志士美名遠播，供后人敬仰祭拜。
除了表彰賢才，立碑的目的還在于揚善祛惡。1478年洪德九年戊戌科碑文記載：“如果考取功名只為求溫飽….只會貪婪而不去考慮國家，人們會說：這個人奸詐、狡猾，將個人私利凌駕于國家之上，損公肥私、欺良壓善、結黨營私。因此碑刻立得越久越讓此人臭名遠揚。立碑的深遠含義也在于此，難道只是為了美名遠播嗎?”或者還有“立碑可以促使善良的人得以激勵，使惡人得以警誡，用事實告誡后人，這對于治理國家難道只起到一點作用嗎?”(根據1680年進士碑記整理---筆者注)
(八) 碑刻體現的越南古代雕刻藝術風格
進士碑也向我們展示了各個時代的藝術風格、觀念特征，以及知識分子在不同歷史時期的地位和作用。82塊進士碑有不同的雕刻風格，大致可以根據三個階段分為三類：
第一類：立于1484年(洪德15年)到1536年(大正七年)的進士碑。這類的石龜呈現圓形、光滑平整，花紋精細，碑頭呈半月形;碑頭和碑身四周雕刻有花紋。碑頭上的裝飾紋以月云或太陽為主，碑身四周雕刻有云紋和花紋。
第二類：立于1653年盛德元年的進士碑最有特色。石龜呈方形有棱角，線條簡單明了，縮脖，頭微斜或橫著，嘴寬微微彎曲，無牙，四腳張開。碑頭呈半月狀隆起，裝飾花紋以“雙龍繞月”為主題。龍身肥碩，與煙云纏繞一起，雕刻力度大。從中可看出，知識分子和儒學家的地位是明確清晰的，在國家管理體系中占據了重要位置。龍不再只代表皇家特權，而且體現了當時儒士們的權利。
第三類：立于1717年永盛三年到1780年景興四十一年的進士碑。除了碑頭上有“雙龍映月”的圖案，有些還有“鳳凰拜月”的圖形，呈現出兩只碩大的鳳凰張開翅膀圍繞著月亮。碑身的圖案發展到后期更多樣更豐富一些，表現了儒士階層豪放豐富的生活，體現了當時的生活狀態。[12]
三、 越南科舉考試制度對構建越南文化體系的作用
越南從1075年到1919年實行科舉考試制度，經過李朝、陳朝、胡朝和黎朝等歷代皇帝的推崇，形成了一整套完善的選拔人才的教育體系，考取功名成為越南古代文人的終生追求，這也促使中國儒學文化在越南得以廣泛和深遠的傳播。
(一)科舉考試推動文賦詩歌成為越南的主流國學風潮
由于越南科舉考試以四書五經為考試內容，兼考文書詩賦能力，因此逐漸在越南文學史中形成重詩文創作的導向，凡是中舉的進士無不在詩詞文賦上頗有建樹。陳朝皇帝陳太宗就工于詩賦，著有《太宗御集》、《箕裘集》、《貽后錄》等。而黎朝黎圣宗(1442—1497)則被看做是15世紀下半葉越南最有名的詩人[13]，正所謂“山清水碧之處無不有圣宗的詩文”[14]，他精通漢詩音律，著有《瓊苑九歌》、《明良錦繡詩集》、《珠璣勝賞詩集》等。隨著詩賦為科舉考試內容的加強，儒士們研修漢文詩賦，促進了以漢詩為主要內容的漢文學的成熟。在越南歷史上有名的儒學志士還有許多：朱文安(1292—1370)是陳朝的著名詩人，著有《四書說約》、《七斬疏》、《樵隱詩集》等詩集;黎朝的開國元勛阮廌(1380—1442)是漢語和喃字文學兼工的文學大家，著有《抑齋詩集》、《軍中詞命》、《國音詩集》等漢文著作;另有莫朝阮秉謙(1491—1585)，是16世紀漢、國語詩成就卓著的名家，著有《白云庵詩集》、《白云國語詩集》等;18世紀，阮攸依照中國傳統詩賦體系創造的六八體長篇敘事詩《金云翹傳》，就是越南喃字文學的頂峰之作。進入19世紀越南遭受法國殖民統治，文字被強制轉換為拉丁語國語字，但是漢文詩賦的影響仍然存在。
(二)科舉考試制度確立了儒學在越南的重要文化地位
公元前206年龍川縣令趙佗趁中原混戰在番禹(即今廣州---筆者注)和越南北部地區建立南越國，中原文化開始浸染交趾地區(即今越南紅河平原----筆者注)。到公元968年越南獨立之前的1000多年間，越南的郡縣官吏均由中國歷代封建王朝派遣，他們大力推廣漢學，尊崇儒學思想，為越南接受儒學文化打下了基礎。越南的歷代皇帝都通曉儒學，從小習得漢語字，并擅長做漢文詩詞。越南的子弟，八歲讀孝經忠經，十二歲讀《論孟》、《大學》、《中庸》，十五歲以上讀詩書易禮、《春秋》及子史，適齡即參加鄉試會試，都希望通過科舉考試一鳴驚人。1075年李仁宗在全國設立科舉考試制度，設翰林院教授翰林學子，士子們想要獲取功名官銜就要努力研讀儒學書籍。陳朝(1227年)舉行“三教”(儒、道、釋)考試，進一步確立了儒學思想在科舉考試中的地位。至1396年胡季犛改革科舉制度，將科舉考試分為鄉試、禮部試、會試三個級別，并在科試中增加了書算考試，顯示了儒學對越南文化的影響。后黎朝極力推崇儒學，興辦儒學教育，完善以儒學為內容的科舉取士制度。1472年，黎圣宗頒《申定會試法》，規定科考內容為：第一場，《四書》八題，《五經》每經三題;第二場，詔制表各三題;第三場，詩賦各二題;第四場，策問一道。黎圣宗時期，越南的科舉考試逐步完善，儒學思潮蓬勃發展，逐步在越南思想文化上占據了至高無上的地位。至阮朝時期，各地修文廟祭孔子，明命帝阮福皎(1820-1840)親臨文廟向孔子頂禮膜拜，一國之君如此崇拜孔子，儒學地位達到至高無上的地位。在越南長達1000多年的封建統治中，熟讀儒學典籍、考取功名一直是文人志士們追求的目標，也促使越南形成以儒學文化為國學的主流文化思潮。
(三)科舉考試制度對越南文臣武治管理體系的影響
從秦始皇設立象郡到公元968年越南封建王朝獨立，在這1000多年的北屬時期，儒學思想得以在越南廣泛傳播、深入人心。至越南李朝時期，封建帝王愈發注意到儒家思想中的“禮法刑政”對于加強自身管理起到積極的作用，同時大力宣揚儒學的“大一統思想”，這都促使越南的封建帝王開始注重儒學教育，并選擇精通儒教思想的文臣來管理國家，而采用科舉考試選拔符合的人才就是最佳的方式。陳朝“佛儒并重”，但是儒教中的“三綱五常”有利于封建統治階級對人們思想上的管轄，因此也十分注重科舉取士，并從1232年開始劃分三甲。胡朝對科舉考試制度進行了改革：鄉試中者免徭役;禮部試中者充選補;會試中者充太學生。這從側面擴大了科舉取士的影響，推動了文人志士投身科舉考試中以求功名。越南歷史上的名人阮廌考取1400年的太學生，為黎朝開國皇帝黎利(1428—1433)獻上《平吳大誥》，提出抗敵救國的良策，為黎利運籌帷幄抗擊了外來侵略，阮廌被黎太祖封為“冠服侯”，官居宰相�？婆e考試發展到后黎朝進入鼎盛時期，越南史學家潘輝注評論曰：“歷朝科舉之盛，迨于洪德(黎圣宗年號)至矣。其取士之廣，選人之公，尤非后世所及。”[15]黎圣宗(1460—1497)重視以科舉來選拔官吏，其在位38年，共開科12次，取進士501人，狀元9名。其中有光順四年狀元梁世榮、光順七年進士杜潤(為“騷壇會”*副元帥---筆者注)、洪德九年進士阮儼，皆為后黎朝的封建統治和國學教育作出了杰出貢獻，這些文人志士推動后黎朝進入越南封建王朝的鼎盛時期。
四、 越南河內文廟進士碑刻的文化旅游價值和開發策略
(一) 越南河內文廟進士碑刻的文化旅游資源價值和地位
越南河內文廟擁有國子監、奎文閣及82塊進士題名碑刻，蘊含深厚的歷史文化內涵和人文旅游價值，作為越南文化體系的象徵，是越南本國人民崇尚儒學文化的重要旅游景點，也是外國游客到訪越南的必游之處。據越通社報道，越南河內文廟國子監的游客數量從30萬人次/年提高到超過150萬人次/年。[16]隨著對河內文廟旅游開發保護工作的重視，越南政府于2001年在議會通過了專門針對文化資源保護的《文化遺產法》，并于2012年5月10日和9月27日分兩次批準國家特等級文化遺產名錄(目前全國共有34處)，其中越南文廟國子監建筑藝術及歷史遺跡區位列首位。[17] 對文化旅游資源的保護和開發帶來了旅游客源的增長，據《越南經濟時報》報道，2013年越南接待國際旅客約757萬人次，同比增長10.6%，而中國游客到訪越南達到190萬人次，增長33.5%，占接待入境游客總數的25%。[18]同時，越南訪華人數以年均兩位數的速度快速增長，已超越新加坡和馬來西亞，成為東盟國家中最大的旅華客源市場，2013年越南到訪中國的游客達到136.53萬人次。[19] 2014年1月22日，國家旅游局副局長王志發和越南文化體育與旅游部副部長胡英俊會談后表示，雙方應充分利用中越文化相通的優勢，加強旅游合作關系，深入挖掘旅游產品，打造新型旅游路線。
2013年12月13日，越南和平委員會副主席阮文黃率團到訪中國孔子學院，就“儒家文化傳承”這一主題與中國的儒學專家進行了座談。[20]隨著中國孔廟與河內文廟的科研溝通和旅游合作更加緊密，以文廟為核心的文化旅游產品成為兩國旅游合作的重點項目，文廟科舉文化旅游資源將成為中越開展跨境文化旅游的重要橋梁和渠道。
(二)越南文廟進士碑刻的旅游開發方案和策略
科舉文化是越南儒學思想和文化價值觀的外在體現，越南在開展國際旅游合作時，可以從以下方面提升越南科舉文化價值在旅游開發中的利用。
第一，對越南河內文廟科舉文化旅游資源進行重新整合，與中國孔廟儒學進行跨境旅游合作開發，提升河內文廟在國際旅游市場上的知名度，將其打造為越南文化旅游核心景點以及越南北部文化旅游圈的重要組成部分。第二，提升河內文廟旅游基礎設施和服務水平，完善周邊交通環境，增加旅游景點的可進入性，為游客創造良好的旅游環境。第三，合理地對現存碑刻資料進行保護和修繕，完善旅游輔助設施設備，增加無線解說器材和多語種圖冊資料，為到訪的國際游客創造了解碑刻內容的途徑和渠道，幫助游客深入體會越南的文化構成和發展歷程。第四，在文廟配備通曉儒學內涵的外語優秀導游員，讓到訪的游客能夠通過導游員的直接口述，了解越南文廟碑刻的內容和文化價值，形成無障礙游覽語境。第五，通過讓游客扮演古代的文人士子參加會試的方式，為游客創造參與式的旅游環境，讓游客親身體驗古代文人參加科舉考試的過程和心情，為游客了解越南科舉文化內涵創造渠道，提升旅游體驗和感受。第六，開發和設計一些帶有孔儒文化的旅游產品，在宣傳文廟碑刻文化的同時，能夠滿足游客為自己和親人朋友祈福的愿望，帶回旅游紀念品也能加深游客的旅游體會，擴大文廟的知名度和影響力。第七，在孔子誕辰日(9月28日)在河內文廟舉行祭孔典禮，與中國孔廟一起開展圍繞科舉文化和勤奮進取為核心內容的旅游節慶活動，幫助游客了解儒學文化的內涵和價值，加深對越南傳統文化價值觀的了解。
通過圖文資料、影像素材、導游介紹和親身體驗旅游等全方位旅游參與模式，讓游客對中越兩國的儒學文化產生聯想和對比，延伸出內在的文化認同感和親切感，提升游客的旅游體驗和認知，擴大文廟碑刻旅游的影響力，充分展現越南河內文廟的科舉文化旅游價值，將其打造為越南北部文化旅游圈的核心組成部分，成為東西方游客了解東南亞儒學文化圈的中心基點。
五、 結語
越南經歷了900多年的科舉考試制度，直到1919年舉行了最后一次科舉考試，是全世界最晚結束科舉考試的國家。樹立在越南河內文廟的進士題名碑作為科舉考試的見證，成為研究越南科舉史的重要資料。通過考證進士題名碑記載的相關信息，我們得知科舉考試制度對越南國學文化的確立、文臣賢能的選拔、國家管理體系的維護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進一步論證了科舉取士是越南封建王朝統治系統中不可或缺的管理制度，也再次說明現存的82塊進士題名碑蘊涵著重要的史學價值和文化內涵，這對我們了解越南的封建歷史、國學文化、價值取向都具有重要意義。合理開發越南河內文廟進士碑刻的文化旅游資源，建立國際旅游環境和渠道，這對完善河內文化旅游活動的內容和項目，提升越南文化旅游的內涵和層次都具有重要意義。
注釋：
[1] [2] [3]《大越史全書·本紀·李紀》
[4] 于在照.越南文學史[M].北京：軍事誼文出版社,2001:98
[5] Ngô Đức Thọ,Văn Miếu Quốc Tử Giám và 82 bia tiến sĩ[M].Hà Nội:Công ty CP in & Truyền thông Nam Thanh,2007:99(吳德壽. 國子監文廟和82塊進士碑[M].河內：南青傳媒股份有限公司,2007:99)
[6] Nguyễn Văn Tú.Văn Miếu Quốc Tử Giám và danh ngôn Khổng Tử[M].Hà Nội: nhà in Bộ Lao động, Thương binh Xã hội, 2008:67(阮文秀.國子監文廟和孔子名言[M].河內：勞動士兵出版社,2008:67)
[7] 《大越史紀全書》[M].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印行本
[8] 《續文獻通考》卷46《選舉考˙舉士》4
[9] 明代陸楫.《蒹葭堂雜鈔》
[10] 劉海峰,李兵.中國科舉史[M].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04:295
[11] 潘輝注(越).《歷朝憲章類志》
[12] Nguyễn Văn Tú.Văn Miếu Quốc Tử Giám và danh ngôn Khổng Tử[M].Hà Nội: nhà in Bộ Lao động, Thương binh Xã hội, 2008:67(阮文秀.國子監文廟和孔子名言[M].河內：勞動士兵出版社,2008:71-73)
[13] 于在照.越南文學史[M].北京：軍事誼文出版社,2001:59
[14] 陳重金(越).《越南通史》
[15] 潘輝注(越).《歷朝憲章類志 卷二六》
[16] 越河.文廟-國子監----越南文化教育的精華所在. 越南政府網.
http://thanglong.chinhphu.vn/Home/Van-Mieu--Quoc-Tu-Giam-bieu-tuong-truong-ton-tinh-hoa-van-hoa-giao-duc-Viet-Nam/20132/7042.vgp.[EB/OL]2013-02-25.
[17] 2012年越南列入特等級文化遺產名錄. 越南旅游網. http://www.zylyzx.com/news/news_xw.php?id=441 [EB/OL]2012-12-31
[18]白水.2013年越南接待國際旅客約757萬中國游客最多.中國網. http://www.china.com.cn/travel/txt/2013-12/25/content_31000264.htm[EB/OL]2013-12-25
[19] 根據中國國家旅游局公布的《2013年1-12月來華旅游入境人數》統計得出
[20] 宋振中. 越南和平委員會代表團來孔子研究院訪問. 孔子研究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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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Nguyễn Văn Tú.Văn Miếu Quốc Tử Giám và danh ngôn Khổng Tử[M].Hà Nội: nhà in Bộ Lao động, Thương binh Xã hội, 2008.(阮文秀.國子監文廟和孔子名言[M].河內：勞動士兵出版社,2008.)
[12] Đặng Kim Ngọc. Văn Miếu Quốc Tử Giám[M].Hà Nội:Công ty Công nghệ và Lạc Hồng,2012.(鄧金玉.國子監文廟[M].河內：駱鴻工藝出版社,2012.)
[13] Ngô Đức Thọ,Văn Miếu Quốc Tử Giám và 82 bia tiến sĩ[M].Hà Nội:Công ty CP in & Truyền thông Nam Thanh,2007.(吳德壽. 國子監文廟和82塊進士碑[M].河內：南青傳媒股份有限公司,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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