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1-06-08所屬分類：管理論文瀏覽：1次
摘 要： [摘要][目的/意義]在年代相交之際，立足全球視野分析思考十四五時期圖情學科的現狀與未來走向，為新時代學科的發展提供參考。[研究設計/方法]采集并分析全球范圍內多篇戰略藍圖報告，解讀社會對圖書情報領域提出的相關需求，探討學科未來研究方向。[結論/發
[摘要][目的/意義]在年代相交之際，立足全球視野分析思考“十四五”時期圖情學科的現狀與未來走向，為新時代學科的發展提供參考。[研究設計/方法]采集并分析全球范圍內多篇戰略藍圖報告，解讀社會對圖書情報領域提出的相關需求，探討學科未來研究方向。[結論/發現]新時代中，圖書情報學科可以在社會關注的文化服務、技術創新、數據治理以及可持續發展等方面深化研究，不斷升級圖書情報服務，響應“新文科”建設部署，加強數據開發與利用，促進社會可持續發展。[創新/價值]從圖書情報學科視角，對國際以及國內的宏觀戰略文件進行綜合性分析，挖掘社會轉型為學科帶來的發展機遇，展望“十四五”時期學科的理論與實踐研究。
[關鍵詞]圖書館學情報學戰略分析學科展望服務轉型新技術數據治理數字社會
1引言
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已然到來，科技革命與產業革命塑造著一個全新的時代，推動人類在生產生活領域進行變革與創新，同時對社會科學研究的方方面面也產生了影響。日新月異的時代中，圖書館學、情報學不斷對自身發展進行規劃，接納并運用新技術，期望在新浪潮下保持學科的生命力，參與到社會發展進程當中。全球范圍內，眾多組織機構對世界的未來進行構想與展望，發布多篇報告、議程、規劃以及戰略藍圖等。如聯合國早在2015年的第七十屆會議上發布《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制定17個面向2030年的可持續發展目標[1];世界經濟論壇則從社會經濟發展方面實時推出年度報告及評論，揭示時代走向;我國于2021年3月11日通過了“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2]，對今后五年以及十五年的社會發展進行戰略部署。同樣，學界各組織也在分析歷史時期和學科特點的基礎上，提出學科的藍圖規劃。國際圖聯(IFLA)在2017年便開始探究世界各地圖書館界面臨的挑戰與機遇，通過成果報告意見征集，形成“全球愿景”[3]，并于2019年發布《國際圖聯戰略框架2019-2024》[4];美國圖書館協會(ALA)于2017年對其戰略方向和關鍵行動領域進行增改，在2015年通過的版本基礎上增加公平性、多樣性和包容性目標[5]，并將其作為未來5年的重點計劃;國際信息科學與技術協會(ASIS&T)在2020年8月份發布文件指出未來5年的策略規劃[6]，旨在促進機構在國際信息科學技術研究中發揮更好的作用;研究型圖書館協會(ARL)、網絡信息聯盟(CNI)和EDU-CAUSE建立戰略合作伙伴關系，探究研究型圖書館如何在新技術時代發揮影響力[7]，并于2020年發布報告《研究型圖書館和新興技術的未來主題和預測》[8]。
在人類社會發展潮流與學科社會擔當意識高漲的雙重推動作用下，全球范圍內涌現多篇關于時代藍圖的戰略報告，我們可從圖書情報學科的視角去探究分析這些報告，以洞悉學科的發展方向。本文擬對全球范圍內的發展議程、研究報告、行動綱要等戰略發展性文件內容進行解讀，以期為我國圖書情報事業的發展提供參考。
2新時代下圖情學科的機遇與挑戰
2.1高質量發展推動學科轉型
21世紀的前二十年中，互聯網通信、大數據、云計算、物聯網等技術快速發展，不斷為學科提出新問題，吸引學科深入探索。在年代相交之際，人類社會保持著前20年技術發展所積累的優勢，并逐步推動理論與實踐的融合。而社會生產生活方式的轉變也在向人類宣告，第四次工業革命的篇章早已開啟，這次工業革命延續前三次技術革命的技術方向，深入數字、生物和物理領域，目標塑造一個以人為中心的未來新技術時代。技術的普遍性日益增強，過去一些僅限于研究所的高級計算設備日益普及，量子計算、人工智能為人類社會帶來新的希望，但同樣引起人們對數據保護與運用能力的極大關注。由于具有現代科學技術的強力支撐，數字經濟與社會的到來成為必然，但現有的機構和管理模式在面對數字資源時，難免暴露出新的問題。因此，這種情況促使人們對數據組織與利用、數字轉型、數據治理、數據信任等內容的研究需求增大。
我國對高質量發展的經濟需求促使學科在面對社會變革時加快轉型，將新經濟、新技術帶來的挑戰，轉化為發展機遇，為學科注入新能量。圖書情報學科對新技術的接納包容性較高，大數據、虛擬現實、人工智能等技術在圖書情報領域得到較為快速的應用。如澳大利亞Griffith大學開發了一款人工智能機器人，支持學生各種問題的咨詢與檢索，Oklahoma大學圖書館通過為機器人設置Alexa技能，實現其自動回答圖書館的常見問題[9];我國江西省圖書館引入人工智能機器人實現智能服務，還設置了RFID圖書分揀系統、VR軍事體驗系統[10]。我國目前已從以往完全學習國外先進技術的被動局面逐漸轉變并發展為主動對國際技術進行運用和創新，上海圖書館正在基于FOLIO開發第三代圖書館服務平臺，目標實現功能復用、數據共享和算法共享，為未來的智慧應用提供標準環境[10]。我國在5G技術方面的領先，為圖書情報領域推動先進技術的運用創造條件，5G霧計算環境下圖書館的建設[11]、數字資源的融合與組織[12]、新技術的應用等研究不斷發展。我國圖書情報學科在分析高質量發展趨勢的同時，把握時代賦予學科發展的機遇，具有潛力無窮的空間。
2.2制度優勢凝聚學科力量
國際方面，當前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各國相互聯系、相互依存。習近平[13]總書記于2017年在聯合國日內瓦總部發表演講，提出中國方案：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實現共贏共享，為學科的國際交流與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調。在國內，我國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逐步形成制度優勢，擁有堅強的領導力，能夠凝結全國各界力量朝著同一方向前進。這往往體現為，我國在宏觀戰略發布之后，相關的微觀政策、建議、行動指南會隨之出臺，為學界各學科提供研究方向，同時整合研究資源，增強學科研究的凝聚力與針對性，也促進了跨學科交流與合作。如我國于2020年發布的《關于推動數字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的意見》文件，從比較細的粒度對文化產業進行藍圖設計，為文化產業的發展提供政策支持，號召各相關學科積極發力，推進高質量發展。此外，圖書情報學科是一個具有現實意義、服務社會、服務公眾的學科，而我國的制度優勢關注“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這種以人為本的思想進一步堅定了學科理念，為學科力量的形成與壯大注入能量。
我國的制度優勢為學科發展提供了根本保障，但作為可為國家“智庫”建設貢獻力量的圖書情報學科應當意識到，雖然制度優勢可以“集中力量辦大事”，但各方在鉆研問題時，應當從整體的角度去思考問題，做到統籌全局。國外在發展特定領域時，往往是國家提供宏觀戰略，之后便是相關機構、協會以及組織探討體系建設，形成領域共識，以系統化的項目反饋到社會服務中，如美國數字公共圖書館將其數字文化遺產資源向全球公眾開放共享[14];歐洲數字圖書館通過設置理事會協調其文化與科學遺產數字化平臺建設[15]。而我國項目建設稍顯分散，容易在融合發展中暴露問題，圖書情報學科在響應國家政策號召研究熱點時，還需要注意分析各方力量的統籌協調問題，為國家形成系統全面的戰略規劃建言獻策。
2.3文化強國堅定學科自信
在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中，中共中央提出關于制定“十四五”規劃的建議[16]，其中指出“繁榮發展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希望繼續提升公共文化服務水平，推進文化強國進程;“十四五”規劃將“建成文化強國”作為2035年的遠景目標，提倡滿足人民文化需求[17]。文化強國目標關注社會文明程度的提高、公共文化服務水平的提升以及文化產業的發展，對增強人民文化自信，增強國家文化軟實力以及中華文化的世界影響力進行展望。在這一目標的指引之下，城鄉公共文化服務體系一體建設、文化惠民工程、公共文化數字化建設得到重視，反映了人民群眾對美好精神生活的向往，為圖書情報學科新時期的發展指明方向。文化強國在著力發展現代文化的同時，倡導從傳統文化中尋找自信，如習近平同志曾提到“拋棄傳統、丟掉根本，就等于割斷了自己的精神命脈”，并提出“努力實現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18]，認為傳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對強化樹立文化自信有著重要作用。而在新技術發展的條件下，圖書情報工作始終堅持圍繞著“信息”的獲取、存儲和加工利用，并探索從信息鏈上的任意節點進行知識挖掘[19]，這種研究的特質，使圖書情報學科在傳統文化研究中，具有先天的信息分析優勢，在推動傳統文化創新發展進程中具有自身獨特的學科自信與話語權。
文化強國與文化自信的精神也可以引入學科領域，國家文化軟實力的壯大需要從“根”進行挖掘，學科自信的形成同樣需要“守正拓新”。在社會文化需求增多的背景下，挖掘圖書情報學科傳統，結合時代特點進行創新，才能真正樹立學科自信。PierceBut-ler[20]曾指出“只有了解圖書館歷史起源之后，才能真正理解圖書館事業”。“圖書館學”一詞雖在我國近代時期才進入大眾視野，但關于圖書館的學問卻是源遠流長[21];而情報學則是起源于文獻學[22]，在其發展過程中，形成一系列關于信息、情報的理論、技術和方法。我國圖書情報學科歷史悠久，應當從歷史和傳統角度，重視我國學科的基礎理論、學科歷史和研究走向的挖掘，結合新技術進行創新，形成學科特色乃至中國特色，堅定學科自信與文化自信。
3圖情學科視角下的全球戰略藍圖分析
國際國內社會在新時代來臨之際發布多篇報告，本文目標是基于全球戰略藍圖對學科未來進行展望，因此在選取戰略報告時基于以下原則：①內容與圖書情報領域相關;②具有藍圖以及規劃的性質;③時間涉及/覆蓋“十四五”時期。由于報告眾多且具有內容相近以及重合的現象，本文在上述原則之下選用部分報告進行分析與解讀，希望探究戰略報告對未來發展方向的規劃，并結合學科實際進行展望。
3.1戰略頒布主體分析
基于以上三點原則，本文搜集了多部戰略文件(見表1)。放眼世界，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通過制定目標為各國發展提供指引;美國高等教育信息化協會(EDUCAUSE)發布2020年地平線報告解讀信息化時代的教學創新并對未來趨勢進行展望[9];世界經濟論壇總結時代熱點情報，形成實時更新的相關報告庫。在國內，國務院印發《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規劃》，將人工智能作為當前的重大發展機遇[23];國務院提出《關于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24]，正式將數據納入國家所定義的生產要素;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16]從多方面為我國開啟社會主義現代化新征程給出建議;文化和旅游部發布《關于推動數字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的意見》[25]將文化產業數字化戰略提上日程;十三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表決通過“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為我國社會各方面描繪未來發展藍圖。在時代宏觀目標的召喚下，學科領域也在積極地探索，尋求新時期的發展之道，如《ALA戰略方。——論文作者：吳丹郭清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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