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1-04-30所屬分類：管理論文瀏覽：1次
摘 要： 摘要：新技術革命正改變著經濟增長方式、產業結構，也改變了工作形態、組織方式、勞動關系和利益分配格局。這一革命性變化給勞動與社會保障領域帶來巨大挑戰和新要求。在如此復雜的情境下，一方面，當代青年在工作經歷、工作穩定性、工作偏好、工作身份選擇
摘要：新技術革命正改變著經濟增長方式、產業結構，也改變了工作形態、組織方式、勞動關系和利益分配格局。這一革命性變化給勞動與社會保障領域帶來巨大挑戰和新要求。在如此復雜的情境下，一方面，當代青年在工作經歷、工作穩定性、工作偏好、工作身份選擇自主性以及工作獨立性等多個維度上發生了積極向好的變化。另一方面，新變革也給青年帶來就業不足和失業威脅、不穩定的勞動關系、過度勞動與健康透支、基本社會保障不充分等新的挑戰。部分青年面向未來的工作和生活風險較大，亟須青年政策體系適應新的時代和青年需求的變化，在政策目標設定、政策工具選擇和政策實施路徑等多個方面協同發力，共同為青年更美好的未來創造良好的支持環境。
關鍵詞：新技術革命;工作變革;青年發展;青年政策
一、新技術革命帶來的新變化與新要求
21世紀開啟了智能時代的序幕，它與蒸汽時代、電氣化時代和信息化時代并稱為人類文明發展的四個重要階段。以大數據、人工智能、基因技術和新材料為代表的新興技術正越來越多地走出實驗室，轉化為產業，走入人們的日常生活。新技術革命正改變著全球的經濟增長方式、產業結構、生產生活方式以及治理形態。僅就工作領域而言，這一次的技術革命帶來的變革主要包括以下四個方面[1][2][3]：
第一，基于技術革命而產生的新業態與新生產階層。在生產領域，現代企業利用智能數字技術創造了以平臺為依托的新型企業形態，這些新平臺型企業通過在客戶、生產者與提供商之間創建網絡效應以及在多邊模型中促進互動來創造價值[4]。與傳統企業相比較，數字化平臺實現規�；乃俣雀�，其成本更低，不斷衍生和疊加出新的生產服務環節、鏈條和活動形態。據《中國共享經濟發展報告(2018)》統計，2017年新業態從業人員約7000萬人，這些勞動者中青年又占了大多數[5]。
第二，工作被重新定義與工作保障的新要求。業態的變化勢必影響到工作的變化，工作有了新的界定：新的工作組織方式、工作形態和工作模式。越來越多的人可以不用去固定地點“上班”，居家也能完成工作任務。對工作者而言，其工作形態呈現碎片化，基于平臺經濟的短期任務增多，工作狀態的多重流動性增強。人機協作逐步成為常態，數字技術的操作維護與研發同樣重要，工作的寬度得到了拓展。變動的工作特質或將給勞動者就業穩定性帶來新的更大的挑戰。對于那些仍然從事生產率低效工作的人來說，短期的、非正規就業不能避免，由此帶來的收入減少與社會保障缺位問題或許會更加嚴重。實施“監管與包容”相對平衡的勞動與社會保障政策成為民生建設的新要求。
第三，機器換人與提高就業競爭力的新要求。數字新技術的快速發展讓機器人等自動化系統取代員工及其工作崗位的設想變得越發真實。在生產和服務領域就業崗位的減少已經顯現，由此觸發的機器取代人的社會恐慌情緒開始蔓延。勞資雙方的關系正發生改變，越來越多行業的勞動關系變得松散，勞動者看似獲得了更多自主選擇的機會，但不穩定的勞動關系讓勞動者失去了平等談判的地位。知識技能型競爭加劇，勞動者必須不斷提高自身素質以適應技術進步的新要求。
第四，工作回報的變化與終身學習培訓的新要求。技術變革與崗位變化讓工作收入與知識技能之間的聯系更加緊密。技術革新正在重塑工作所需要的技能要求。市場對低技能人員的需求量正在降低。新興技術還在加速這一變化的趨勢，中低知識技能勞動者的收入會相對減少，高知識技能人才的收入還會增加。勞動者為了維持甚至改善收入狀況和生活水平，需要花費更多時間和精力進行持續性的學習和知識技能更新，終身學習和不間斷的技能培訓在極速變革的時代將成為剛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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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新技術革命帶來的改變空前巨大，造成的影響空前深刻，引發的風險和挑戰也前所未有。這一變革帶給工作領域的新變化、新沖擊以及由此提出的新要求亟須科學分析和認真研究。青年是一個國家最具朝氣的群體，也是對技術變革和社會變遷最為敏感的群體。他們思想活躍，多數人對技術對變革抱有積極態度，可以說，青年群體及其狀況是國家社會發展變化的最靈敏的“指示器”。本文以此為背景，采用中國綜合社會調查(CGSS)的全國數據來展示新技術革命背景下當代青年群體的工作狀況，描述近十年來青年群體工作層面的積極變化及其面臨的風險與挑戰，從青年視角提出相關政策調適和完善的合理化建議。
二、改善：青年工作狀況的積極變化
1.工作經歷的“非農化”特征明顯
對比CGSS2007年和2017年的調查數據可以發現，越來越多的年輕人選擇從事“非農職業”。十年間從事非農工作的青年勞動者比例增加了3.7個百分點，從占比58.7%上升到62.4%。一直務農的青年被訪者的比例也明顯降低，從2007年的8.6%，下降到2017年的2.4%。這說明，隨著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的推進，在信息化和新技術革命的促動下，青年群體職業選擇的“非農化”特征愈發明顯，青年勞動力向第二和第三產業轉移的大趨勢不可阻擋。
2.工作穩定性有所增強
青年群體職業穩定性可以通過其工作的全職狀況來測量。對比2007年和2017年的兩次調查數據，我們發現從事全職工作的青年勞動者的比例2007—2017年間上升了8.8個百分點，從83.9%增加到92.7%，同時從事非全職工作(包括部分時間工作或臨時性工作、零工、不穩定工作等類型)的青年比例下降了8.8個百分點，由16.1%降為7.3%。一升一降，展現的是青年群體工作穩定的向好變化，反映出國家就業政策調整的良好效果。
3.工作單位偏好日趨理性
十年間，青年就業單位選擇比例最高的類型始終是“企業”，該比例基本維持在50%以上，其次是“自主創業”，比例在25%～30%上下浮動，選擇在“事業單位”就業的青年比例也基本維持在12%～13%之間，而在“黨政機關”和“社會團隊”工作的青年人的比例一直都比較低，1%～2%的區間這十年來幾乎沒有顯著變化。這些數字說明，主要就業單位對于青年群體的工作吸納能力是相對穩定的，一些特定機構因為專業性強、對青年人素質能力要求高而形成“門檻效應”限制了其顯著擴充就業吸納的力度。另外，青年就業單位選擇性分布狀況也反映出青年群體擇業理性傾向越發明顯。在2007年，青年就業單位類型中企業的比例為51.3%，而到了2017年，該比例則上升到55.8%，這表明到企業等生產經營性單位工作而不是扎堆“考公考編”進入體制內發展，已經成為更多青年的理性選擇。2007年處于“無固定單位或者自雇狀況”的青年的比例為31.1%，該比例在2017年則降為25.5%，這與前文發現的青年工作穩定增強的結論相互印證，同樣是青年就業單位偏好趨于理性保守的表現。
4.工作吸納呈現出“國壯、民進、三資退”的結構性特征
對比十年來的數據我們發現，青年在全民所有制單位工作的比例穩定在26%左右，在集體所有制單位工作的比例下降了2.7%，從2007年的6.9%下降到2017年的4.2%。類似的，2007年，青年在三資企業就業比例為7.7%，2017年該比例降為5.2%。2007—2017年間，青年就業單位所有制唯一有明顯上升的比例是“民營/私營部門”，該比例從2007年的56.9%上升為2017年的61.9%，升高了5%。上述就業單位所有制比例的升與降，反映出青年工作取向的“變與穩”：更多的青年去民營或者私營企業工作，這體現了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日益成熟，也反映出新時代青年的擇業觀念和行為更加務實，側面反映的是民營經濟的持續發展與進步。另外，數據分析顯示，隨著中國經濟結構的調整，三資企業和集體經濟對于青年就業的吸納能力已經沒有改革開放之初那么強大了，這與所有制結構性因素交互作用力的此消彼長密切相關。
5.工作身份的選擇多元且自主性增強
青年勞動者工作身份(受雇傭情況)在2007—2017這十年間發生了明顯變化。青年自己當家做主，以“老板或合伙人”這類具備明顯出資者身份開展工作的比例從2007年的2.4%上升為2017年的4%，有1.6%的增加。“不接受別人的雇傭也不雇傭他人為自己工作”的青年自由職業者的比例從2007年的1.4%增長到2017年的4.5%，有3.1%提升。在自雇或獨立工作身份群體中，比例唯一下降的群體是個體工商戶身份的青年勞動者，其從11%下降為8.7%。多數青年人選擇了受雇于特定單位或個人的工作身份，有固定雇主的青年勞動者比例維持在73%~76%之間，2007—2017年間該比例降低了3.5%;那些從事零工、散工等無固定雇主的受雇者的青年比例由2007年的4.4%上升為2017年的5.3%。從這些數字變化中可以判斷：新技術革命快速發展，互聯網、大數據和人工智能等技術讓越來越多的青年人可以掌控自己的工作身份，不再局限于固定雇傭的擇業模式。固定雇傭的工作生態已經開始松動，更加靈活的自雇、自由職業甚至是無固定雇主的零工經濟讓青年勞動者有了更多選擇。
6.工作地位升降中展現了青年的獨立與擔當
成為“獨當一面”的新時代社會主義接班人，是國家對青年的殷切期望。為了進一步考察青年工作地位的變化，我們對比了兩次調查數據中有關青年勞動者在單位內部的“管理與被管理”狀況。整體看，完全處于被管理者地位的青年勞動者從2007年的62.2%下降到2017年的59.8%，具有管理者地位的青年勞動者比例從2007年的25.8%上升到2017年的29.4%，而在工作中“既不管理別人，也不受別人管理”的青年比例從12%降到了10.8%。更深入的分析表明，青年作為純粹的管理者或者單位高層管理者的比例2007—2017年間有0.2%的下降，而“既管理別人，又受別人管理”的中層管理類型青年的比例有3.1%的上升。綜合來看，2007—2017年間，那些具有先進理念和管理才能的青年不斷走上重要的管理崗位，他們在單位內部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承擔起了各類管理和服務的職責。當然，并非所有的青年都會向往固定單位的管理地位，調查數據顯示，總有10%左右的青年勞動者處于相對“獨立”的工作位置上，這與前文提到的選擇自雇或自由職業者身份的青年比例也基本吻合。自由的工作身份意味著更為獨立的工作地位。如果把這些數字的變化放到新技術革命導致的社會變遷中加以考察，我們認為，隨著單純體力勞動者逐步被自動化機器所替代，各類工作崗位中的“管理任務”越來越依賴于智慧腦力來參與處理，這是2007—2017年間青年人占據管理崗比例提升的一種合理解釋。另外，由于人工智能和大數據等新技術的推廣應用，讓自雇和自由職業崗位越來越成為時尚，這些變化讓青年人自主就業、獨立創業有了更大的空間和機遇。
三、挑戰：變革中的工作風險透視
1.青年群體的失業風險依然存在
青年的失業風險表現為：有能力且曾經工作過但現在找不到工作或從未有過付薪工作。2007年和2017年兩次調查中都詢問了被訪者是否存在“目前沒有工作，曾經有過非農工作”的狀況，回答比例分別占13.3%和14.4%。這一數據說明，青年有工作能力卻失業的現象并非個例。另外，2017年的調查數據顯示，32.4%的青年“未從事任何以獲得經濟收入為目的的工作”，在這些“無工作”的青年中連續沒有工作的平均時間甚至超過半年。而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我國2007年和2017年的城鎮登記失業率分別為4.0%和3.9%[6]，這意味著青年就業不足或失業水平遠高于全體勞動者的整體狀況。這組字同時反映出，部分青年由于社會資本和工作經驗積累不足等原因，他們在勞動力市場上處于相對弱勢地位�！�2020年全球青年就業趨勢報告》顯示，目前世界范圍內大約只有41%的青年人口處在勞動中，全球半數以上的適齡青年缺少工作[7]。中國青年群體失業風險狀況雖然低于其他國家和地區，但部分青年低質量就業或失業帶來的工作貧困(WorkingPoor)和福利降低等問題給青年職業生涯設置了“價值消減”陷阱，降低其“獲得感”，還極易加劇勞資關系緊張，進而引發一系列的社會矛盾和沖突[8]。低質量就業或失業風險對青年工作權利、生活尊嚴和社會福祉的侵蝕和削弱等嚴重問題迫切需要解決。
2.青年勞動者普遍存在“過勞”現象且群體差異大
按照法律規定，有酬勞動一般不應超過每周40小時。但CGSS的調查顯示，盡管青年勞動者每周平均工作時長從2007年的52小時(10.4小時/天)縮短至2017年的每周46小時(9.2小時/天)，但46小時/周的工作量依然超出了法定工時。新技術革命背景下很多工作的自動化程度不斷提高，在人力理應得到解放的情況下，青年勞動者并沒有達到每天工作8小時的標準，不得不說當代青年勞動者的工作強度還是太高了�！吨袊鴷r間利用調查研究報告(2018)》顯示，中國工資勞動者超時工作相當普遍，42.2%的勞動者每天工作時間大于8小時;其中，制造業從業者的情況最為嚴重，接近六成從業者每天超時工作[9]。該報告還聲稱，當代中國青年勞動者的工作時間已經超過了加班文化聞名于世的日本勞動者，排名居于世界之首。在筆者看來，這樣的“世界第一的殊榮”并不是一個值得驕傲的事實，反而應該警惕青年勞工的過勞風險。
表1顯示，青年勞動者的工作時長存在工作性質上的差異，且有隨著時代變遷差距進一步擴大的趨勢。2007年全職青年工作時長與非全職青年工作時長的差距為3小時左右，而到2017年這個差距擴大了6小時。從方向上看，這種差異性在2007—2017年間發生了“逆轉”：2007年全職青年工作時長低于非全職青年，非全職青年的勞動強大更大，過勞現象更為突出;到了2017年，情況反轉，全職青年的工作時長遠超非全職青年，那些在固定單位或者體制內工作的青年加班加點的現象越來越普遍，一些自雇類或自由職業者對工作時間的支配反而更加自主。——論文作者：張 樂 林雪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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