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1-02-27所屬分類：管理論文瀏覽：1次
摘 要： 摘要基于習近平總書記對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研究的總體布局，揭示了話語體系的核心內涵，并將檔案學術話語體系進行了揭示。從自在與自為的視角，對當前檔案學術研究中存在的西方中心主義下中國話語的逆差信息技術革命下檔案定位的迷失及三大支柱理論下學術厚度
摘 要基于習近平同志對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研究的總體布局，揭示了話語體系的核心內涵，并將檔案學術話語體系進行了揭示。從自在與自為的視角，對當前檔案學術研究中存在的“‘西方中心主義’下‘中國’話語的逆差”“‘信息技術革命’下‘檔案’定位的迷失”及“‘三大支柱理論’下‘學術’厚度的不足”三大矛盾進行了總結及分析，闡釋了中國檔案學術話語體系建構的必要性。最后，從“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三個角度提出檔案學術話語體系建構中堅持馬克思主義及習近平新思想的指導;實現中國傳統文化及現代中國檔案實踐的統一及吸收外來話語及回歸漢語表達兼顧的原則。
關鍵詞檔案學術話語體系話語體系文化自信
0引言
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在國內經濟社會等各領域取得了長足發展，同時“一帶一路”建設順利實施，新型大國關系逐步構建，全球治理不斷完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逐步走向世界，中國的國際影響力也不斷提升。中國十分重視哲學社會科學的研究及其對實踐的指導作用，財政投入、科研隊伍、成果數量等方面均位于世界前列，但因歷史及現實的諸多因素，加之受“西方中心主義”對學術話語權的控制，中國的哲學社會科學研究仍然“有理說不出，說了傳不開”，與中國的大國定位不相稱。2016年5月17日，習近平在全國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就曾指出：“要按照立足中國、借鑒國外，挖掘歷史、把握當代，關懷人類、面向未來的思路，著力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在指導思想、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等方面充分體現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1]
傳統的中國學術較為忽略學科的概念，是建立在“感性”與“整體”基礎之上的以“文史”為中心的知識集合，中國的社會科學理論體系百年來整體移植于西方的社會科學理論，中國的檔案學也是受西方圖書館學影響產生于20世紀二三十年代，并于新中國成立后先后受蘇聯及歐美檔案學界影響而完善，具有明顯的舶來化特征。因此，為繁榮中國哲學社會科學，提升中國哲學社會科學國際學術影響力及學術話語權，自主構建中國特色、中國立場的檔案學術話語體系問題就顯得尤為重要并亟待解決。
1內涵與外延：話語體系與檔案學術話語體系
1.1 話語體系
“話語”一詞在最近一版《辭海》(2009年第六版)
中被解釋為：“運用中的語言”;其英文詞源“discourse”在最近一版《牛津詞典》(2018年第九版)中被釋義為：“被研究的語言”。中外對“話語”一詞定義的側重點略有不同，但中心詞都為“語言”—即“話語”是“語言”的一種，是傾向于具有實際交流“運用”或“研究”價值的一種“運動態”下的語言。馬克思曾說：“語言是思想的直接現實。”[2]話語作為一種動態交流中的語言，更是思想的承載媒介及物質外殼，因而，話語即是話語發出者的思想體現、情感表達及觀念理論。
“話語體系”是“體系化”反映話語發出者思想意識的“話語”。“話語之方式乃思維之方式，話語之構建乃精神之構建”[3]，外化的話語表達即是對人類精神世界的外化。也就是說，當話語表征的是話語發出者單個的思想意識時，則稱之為“話語”;當話語表征的是話語發出者系統的、體系的思想意識時，則稱之為“話語體系”，話語及話語體系的不同即是整體與部分在當量及構成形態上的不同。
1.2 檔案學術話語體系
話語體系是體系化了的思想語言系統，根據其思想內容—即話語分別的特殊性，可大體分為如下三種話語體系屬概念：即政治話語體系、學術話語體系及日常話語體系。對于該三種話語體系在表達主體、具體內涵、階級屬性及表現形態等方面的具體區分，如表1所示。
學術話語體系在表達主體方面以專家學者為信息發出主體，不同于以統治階級為發聲主體的政治話語體系，也不同于以社會公眾為發聲主體的日常話語體系。在具體內涵方面，學術話語體系是以學術問題的概念、范疇、表述、理論等為核心構成的，既非政治話語體系中心的國體、政體等政治概念，也非圍繞民眾生活的經驗、體驗等感性概念。同時，話語體系也區別于理論體系，理論體系側重于學術理論的組織形態;而話語體系則側重于學術理論問題的概念表述及話語表達，并最終表現為學術話語權。在階級屬性及表現形態方面，學術話語體系強調以非自然科學外的一切科學(社會科學、人文科學、藝術)為建構對象。在表現形態方面，學術話語體系呈現為在一元化指導下的多元化形態。
檔案學術話語體系，作為以文、史、哲、經、管、法、教、藝八大人文社會科學及藝術門類為主要對象的學術話語體系建構客體，屬于其中的管理學門類。就中國檔案學術話語體系而言，張斌、楊文[4]對其基本界定為：“能夠解釋檔案及檔案現象的中國特色檔案學術體系、理論體系、學科體系、思想體系、方法體系等一套中國檔案學表達系統。”中國檔案學術話語體系的自主建構，立足于中國管理學的學科定位，符合于中國學術話語體系建構的整體規劃，遵從于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發展的頂層設計，服務于中國經濟建設及社會治理的實際需要，著眼于中國國際話語權及國際戰略規劃的合理布局，同時也是中國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并最終表現為文化自信的集中體現。
2自在與自為：中國檔案學術話語體系建構的必要性
“自在”與“自為”的概念由德國古典哲學家G.W.F.黑格爾最早提出，“自在”即為潛在、存在之意，“自為”即為內在、本質之意。中國檔案學術研究的自在現實，表現為“中國”話語的逆差、“檔案”定位的迷失及“學術”厚度的不足的三大結構性矛盾，因而“中國”“檔案”“學術”話語體系建構勢在必行。
2.1“西方中心主義”下“中國”話語的逆差
世界近代科學誕生于文藝復興后期，以17世紀牛頓經典力學的建立(1687年牛頓出版《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以及機械自然觀和實驗數學方法論的形成為標志，也開啟了“西方中心主義”對世界學術話語權的控制時代。資本主義的發展，使得西方價值體系下的近代科學，隨著數次帝國擴張、宗教傳播及商業貿易傳播至近代中國，并使東方從屬于西方。同時，也開啟了東方“師夷長技”，西方科學技術、學術理論大量涌入中國的時代，即“學術逆差”[5]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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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學作為社會科學的分支學科，其理論體系及話語體系，隨中國社會科學各學科的發展一道，整體移植于西方社會科學理論。包括檔案學在內的各歐美發達國家的論文、著作被大量翻譯，中國社會科學理論體系被快速搭建。檔案學萌芽于16—18世紀的歐洲(馮拉明根等)，確立于19世紀的法國(1885年郎格魯提出檔案學)。中國檔案學專有學術名詞—“全宗”翻譯自蘇聯“芬特”，“三大支柱理論”的來源原則起源于法國，形成于德國，論證于荷蘭，確立于比利時，發展于英國、美國、德國、蘇聯等國;文件生命周期理論提出于英、美，其變式文件連續體理論發展于澳、加等國;檔案價值及鑒定理論也是在以邁斯奈爾、希拉里詹金遜、謝倫伯格等為代表的德國、英國、美國等國家中被提出。中國檔案學界仿佛成了西方理論的跑馬場，前沿檔案學研究成果，很多翻譯自西方檔案學著作或論文，很多學者成了西方理論的“二道販子”。學界也存在著把中國檔案工作當病灶，把西方學者當醫生，把西方理論當良藥的殖民文化心態，理論的“水土不服”也使得理論引入越豐富，中國形象越模糊，因而基于文化自信的“中國特色”檔案學術話語體系的自主建構勢在必行。
2.2“信息技術革命”下“檔案”定位的迷失
受信息網絡技術發展及西方檔案學學科歸屬影響，1998年教育部《高等學校專業目錄》中，檔案學從歷史文獻學分出，歸入圖書情報科學，組成圖書情報與檔案管理一級學科，隸屬于擁有五大一級學科的管理學門類。近年來，以電子文件、政府信息資源管理、檔案信息技術等為代表的“管工”結合的檔案學研究方向興起，數字人文、大數據、區塊鏈、AI、ML等概念成為學界研究熱點，檔案學學科定位呈現“史—管—工”的學科演進及融合趨勢，與此同時也出現了“檔案”定位迷失的問題。
檔案學的史學研究相對稚嫩，多數以論文及專著為依據而對文書檔案學史進行研究，并未利用第一手史料(檔案)，且檔案史學研究越發不受檔案學界重視。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及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主辦的《歷史檔案》及《民國檔案》少見檔案學者的研究成果，但從某種程度來說，檔案學專業學術期刊屬檔案管理期刊，《歷史檔案》《民國檔案》等為真正的檔案期刊，其以歷史檔案資源公布為主。檔案學的“去歷史化”使得以“編史修志”為中心的傳承千年的中國特色檔案學研究根脈被斬斷，使檔案學研究領域大為“縮水”，檔案學對檔案信息的研究“事實弱化”，這與當下歸入信息科學，注重檔案信息資源的研究立場呈現“一重悖論”。與此同時，數字技術促使檔案行業業態轉型，國家“新文科”戰略和數字人文等概念的興起，及受西方檔案學學科定位與研究熱點的影響，國內檔案學研究重點逐步向技術研究傾斜，項目資助橫跨自然科學基金及社會科學基金。但更多檔案學者及論文作者無自然科學學科背景和知識基礎，相當數量的研究因學者無法駕馭而淪為“過家家”式的自娛自樂，加之LAM圖檔博或圖情檔的深度融合，“檔案”的學科定位越發迷惑。因而，屬于中國“檔案”學界的學科話語體系的構建，對厘清學科定位，提高學科存在度及話語權具有重要作用。
2.3“三大支柱理論”下“學術”厚度的不足
科學嚴謹且深厚扎實的體系化的理論內核是一個學科獨立存在的前提和基礎，具有抽象揭示性的基礎理論研究，是社會科學學科的研究重點和成果核心。我國有悠久的檔案及檔案工作歷史，以官方編史修志為中心的檔案文獻編纂工作生成了融入古代經、史、子、集四部的以文學和歷史為中心的學術研究中，但并未生成現代意義上的檔案學。現代檔案學萌芽至今有近500年的歷史，中國檔案學產生也有近100年的歷史，歷史演進中逐漸形成了基于檔案組織形態、文件運動規律及檔案鑒定規則為中心的“三大支柱理論”，但該理論體系除具有明顯的“舶來化”特征之外，相較于其他社會科學學科，還具有明顯的“薄弱性”特征，理論厚度及體系性較為欠缺，且理論構成具有拼湊性。
第一，從來源原則來看：來源原則雖是檔案學的一項中心原則，也是作為社會活動軌跡原始記錄的檔案—實踐本體的檔案，區別于知識本體的圖書的一項基本組織原則，但該原則的內核可以大致通俗的用一句話概括：即同一機構生成的文件組成一個全宗(整體)。基于理論內核的單薄，學界將來源原則的演進歷史—法國的尊重全宗原則、德國的登記室原則、荷蘭手冊的理論論證、布魯塞爾大會的普遍確認及英美的組合思想、德國的自由來源原則、蘇聯中國的體系化全宗理論的發展作為其理論體系的基本構成。第二，從檔案鑒定理論來看：它與來源原則的構成邏輯恰好相反，相較于強調理論發展歷史—“縱深”的來源原則，檔案鑒定理論“橫寬”跨度較大。檔案鑒定理論是由零散的單個理論，如年齡鑒定論、職能鑒定論、行政官員決定論、文件雙重價值論等的簡單描述所聚合構成的松散的理論體系，單個理論也基本可以用一句話概括，因各單個理論之間的“連接鍵”脆弱，致使整個理論體系事實也較為松散且單薄。第三，從文件生命周期理論來看：相較于前二者，文件生命周期理論的體系性較強，由主要適應紙質文件運動規律的文件生命周期理論，及其變式—主要適應電子文件運動規律的文件連續體理論構成。文件生命周期理論闡釋文件運動具有現行、半現行、非現行三個階段，各階段各自對應不同的空間位置、服務對象及價值形態，且全過程的理論描述貫通檔案管理的八大環節。發端于文件生命周期理論的文件連續體理論則構建起了一個基于形成者、業務活動、檔案形態及表現價值四個坐標軸，且向外擴展的四維四層同心圓模型，相較于前兩大支柱理論更為系統化。但總的來看，三大支柱理論的整體構成較為松散拼湊，就頂層設計而言，其對理論間相互邏輯關系的構造欠缺，且描述性成分多于揭示性成分，因而中國檔案領域的“學術”話語體系的建構就顯得尤為必要。——論文作者：唐 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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