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0-04-14所屬分類：管理論文瀏覽：1次
摘 要： [摘要]核事故的應急管理工作涉及大量的人員和部門。因為認知結構、偏好和利益動機不同，各決策主體必然會在決策行動中產生一定的沖突與合作。對各決策主體之間這種沖突與合作的關系進行分析有利于應急管理者在沖突的環境中做出正確的決策。文章運用演化博弈
[摘要]核事故的應急管理工作涉及大量的人員和部門。因為認知結構、偏好和利益動機不同，各決策主體必然會在決策行動中產生一定的沖突與合作。對各決策主體之間這種沖突與合作的關系進行分析有利于應急管理者在沖突的環境中做出正確的決策。文章運用演化博弈理論，構建了核事故應急管理中地方政府與核電企業間的決策行為博弈模型，分析了其決策行為的影響因素，從而為核事故應急決策提供政策建議。從演化博弈分析結果可以看出:通過建立地方政府與核電企業關于核電廠運行情況的信息共享機制，有利于地方政府在必要的時候及時對核事故應急管理進行積極整合。通過降低核電企業事故處置的成本，有利于核電企業將公眾和環境安全放在事故處置的第一位。
[關鍵詞]核事故;應急管理;演化博弈
核事故應急管理指的是針對核電廠可能發生的核事故，進行控制、緩解、減輕核事故后果而采取的緊急行動。核事故屬于一種非常規性突發事件[1]，具有突發性、衍生性、耦合性、破壞性、持續性和影響重大等特征，重大的核泄漏事故全世界范圍內也只發生過3次，中國甚至沒有發生過一次需要進行場外應急的核泄漏事故，社會缺乏對核事故演化規律和處置措施的認識。核事故應急管理工作也因為缺乏實戰演練，在實際處置過程中出現各種各樣的管理失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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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核事故應急為三級管理體制[2](如圖1所示)，即國務院、地方(省、直轄市、自治區)政府和核設施營運單位，分層次對相應的核事故應急管理工作負責。核事故應急管理涉及眾多的部門和人員，僅僅國務院下屬的協調委員會成員單位就多達20個，一旦發生核事故，幾乎是牽一發而動全身，需要各個部門與各級政府間相互合作來共同應對。但是在實際的核事故應急管理中由于各個決策主體的認知結構、偏好和利益動機的不同[3]，往往會導致一些行動偏差，引發集體非理性的行為。加上突發事件的不確定性和時間緊迫性的特點，導致應急管理效率低下，突發事件應急管理陷入集體行動的困境[4]。
在核事故應急管理中，應對事故最關鍵的主體就是核設施應急指揮部和省級核應急委員會，分別對應為核電企業和地方政府。核電公司直接管理核電廠的一切事務。地方政府在中央政府和核電企業中間起到一個上傳下達的作用，具有監督的職責。國防科技大學教授王群等[5](2012)在分析導致日本福島核事故的原因時，特別提到在核事故發生之后的應對方面，日本政府雖然已經獲悉核電廠出了問題，但是沒有意識到事故的嚴重性，所以并沒有對東電公司處置這次核事故成立專門的應急機構進行介入，而東電公司也為了經濟利益沒有采取對昂貴的堆型進行海水降溫的措施，貽誤了戰機，導致了嚴重的核泄漏事故。所以對核事故應急管理中的地方政府與核電企業相互影響下的決策行為進行研究具有實際意義，對核事故應急管理工作具有指導與借鑒作用。本文在分析核事故應急管理主體中地方政府與核電企業之間決策行為的博弈關系的基礎之上，建立演化博弈模型，進行穩定性分析，根據演化博弈結果給出相應的對策建議，為政府應對核電廠核事故或其他突發事件的應急管理提供決策方面的參考[6]。
一地方政府與核電企業間的博弈關系
由于在核事故應急管理中，各決策主體的認知結構、偏好和利益動機不同，必然會在決策行動中產生一定的沖突。從核事故應急的角度來看，地方政府和核電企業的博弈關系本質上是“無沖突的合作博弈”，即雙方具有相同合作的態度來對待亟待解決的問題[7]。但是針對具體問題的解決方案，因對問題考慮的角度和方式不同，會出現“有沖突的合作博弈”。
布坎南[8]認為:政治家的行為跟平常人并沒有什么不一樣，政治家也是理性的“經濟人”。地方政府不僅代表了所管區域的公共利益，也代表了其組織成員的利益[9]，當社會公共利益影響到地方政府利益的時候，“天然”的自利動機可能會致使領導者做出不利于社會公共利益的行為。核電企業除了所承擔的社會責任以外，其主要的目標仍然是企業的經濟利益。當核電企業的經濟利益與社會公共利益相一致時，核電企業會與政府共同合作，選擇積極的措施，自覺地為了社會公共利益而奮斗。但是當兩者的利益相沖突時，自利動機就會促使前者做出不利于社會公共利益的行為，即選擇消極的措施[10]。
因地方政府與核電企業的目標不同并存在利益的差異，還需進一步考慮兩者在應急管理中的合作基礎、合作方式等問題[11]。因此，從某些角度，地方政府和核電企業屬于“有沖突的合作博弈”
二地方政府與核電企業間演化博弈分析
(一)模型假設與符號說明
假設1:有限理性假設。地方政府與核電企業群體均是有限理性的參與人，即參與人不能對信息變化迅速地做出最優化反應，參與人可以通過學習、改正錯誤等動態調整過程做出決策。
假設2:策略空間。地方政府的策略空間(積極整合、消極整合)。核電企業的策略空間(積極共享、消極共享)。在有限理性的條件下，當核事故發生之后，地方政府和核電企業在采取決策時無法立即確定自己的收益最大化的策略。地方政府的策略空間為積極整合與消極整合，積極整合的方式包括發布公告、成立專門的應急機構和懲罰核電企業處置不力等。核電企業的策略空間為積極共享與消極共享，積極共享意味著核電企業要付出高昂的成本，但是它既能夠完全控制住非嚴重核事故(即設計基準事件)，也能夠完全控制嚴重核事故(即堆芯嚴重損壞事故);消極共享意味著較低的成本，但是它只能夠完全控制住非嚴重核事故，對嚴重核事故只能部分控制。
假設3:博弈得益。本文基于宋瑤[12]的研究，結合場外應急特征進行假設，當核電廠發生運行異常事件時，因為內部以及外部的一些不穩定的因素，事故可能只是一般的設計基準事件，但是也有一定概率造成堆芯嚴重損壞的嚴重事故，假設核事故演變成嚴重事故的概率為。
核事故發生后，當政府選擇監督策略時，政府的積極整合成本為h。當核電企業選擇積極共享策略，核電企業需要付出成本c1，同時政府會獲得收益(社會收益)w，并且中央政府會給予核電企業應急補貼j;選擇消極共享時，核電企業需要付出成本c2(c2
當政府選擇積極整合，而核電企業選擇消極共享時，政府會征收核電企業罰款s。當發生了嚴重核事故，而政府選擇了消極整合，且核電公司選擇消極共享時，政府公信力受損為g，同樣因為核電企業對核事故沒有完全控制，需要承受額外的損失p。
假設4:行為策略采用比例。假設核事故應急管理中涉及的地方政府選擇“積極整合”策略的概率為x，那么“消極整合”即為1-x;核電企業選擇“積極共享”的概率為y，那么“消極共享”即為1-y。其中x，y∈(0，1)。
綜合上述假設與分析，我們可以建立核事故應急管理中地方政府與核電企業的博弈收益矩陣。如表1所示:
(二)模型的建立與求解
根據上述博弈模型的描述與假設，采用演化博弈論中常用的非對稱復制動態演化博弈方法求解，該方法描述了某一特定策略在一個博弈種群中被采用的頻數或頻度的動態微分方程。而本文采用的非對稱演化博弈的復制動態則是傳統單種群向多種群的擴展，即考慮兩個相互影響且具有一定規模的種群(地方政府與核電企業群體)，每個種群的成員被隨機選出后配對進行博弈，不同群體中的成員有不同的策略集，不同的群體平均支付和不同的演化速度。本文是研究隨著時間推移地方政府和核電企業中群體策略的演化規律，所以該方法具有適用性。
三結論
核事故作為一種非常規性突發事件，具有突發性、衍生性、耦合性、破壞性、持續性和影響重大等特征，核事故的應急管理主體涉及大量的人員和部門。因為各決策主體的認知結構、偏好和利益動機不同，必然會在決策行動中產生一定的沖突與合作。對各決策主體之間這種沖突與合作的關系進行分析有利于應急管理者在沖突的環境中做出正確的決策，以利于在核事故應急管理中實現社會公共利益的最大化。
在核事故應急管理的眾多決策主體中，地方政府與核電公司是直接面對事故最關鍵的兩個主體。本文運用演化博弈理論，通過對核電廠核事故應急管理中地方政府和核電企業間的演化博弈進行分析，建立了核事故應急決策信息政企共享博弈模型，得到核事故應急決策信息地方政府和核電企業的二維復制動力系統，分析了演化穩定策略(ESS)達到理想狀態的穩定條件。從上述分析結果可以看出，通過建立地方政府與核電企業關于核電廠運行情況的信息共享機制，有利于地方政府在必要的時候及時對核事故應急管理進行干涉。通過降低核電企業事故處置的成本，有利于核電企業將公眾和環境安全放在事故處置的第一位。
目前，我國政府在核事故應急管理方面對信息共享的動機與能動性比較強，但是在加強信息整合能力，進一步建設完善信息共享體系方面還需加強。核事故應急管理政府信息整合能力不僅與基礎設施和應急信息系統技術的完善程度相關，政府的執政能力和政策選擇也是至關重要的影響因素�；谝陨戏治觯瑸榻⑼晟频暮耸鹿蕡鐾鈶睕Q策信息政企共享合作模式，特提出以下政策建議。
(一)降低地方政府信息整合成本
政府應急決策信息整合成本偏高的主要原因是信息的利用和整合低效，現有的核事故應急管理信息系統不能夠滿足突發性核事件。針對這種情況，地方政府應成立核事故應急決策信息管理部門，并將其作為核事故應急決策快速應對的信息驅動。除此之外，還需搭建核事故應急決策信息整合“云平臺”，通過云計算技術將待處理的程序自動拆分成無數個小程序，然后交給龐大的系統進行計算和處理。這樣可以極大提升信息資源的利用率，達到成本低、效率高的目的。
(二)控制應急信息共享風險
推進信息共享法規制定和信息安全環境建設，加大信息安全和信息共享系統的研究投入，保障核事故應急決策信息各主體的權利和義務。
(三)簽訂核事故應急決策信息共享協議
在日本福島核事故應急過程中，負責整個核事故應急事務協調工作的原子力災害對策本部因核事故指揮信息系統的破壞，以及前往核電站現場的安全檢查員現場信息收集不夠，原子力災害對策本部失去對事故現場信息的掌握，從而無法了解到東電公司的響應情況，導致決策失誤。為避免此種情況發生，地方政府應與核電企業規定信息共享風險分擔條例，建立監督機制，并以書面形式承諾，促進政企平等合作。促進應急決策信息流動，杜絕信息壟斷。
(四)利用外國核事故應急相關監測信息，完善核事故應急信息獲取渠道
日本福島核事故發生后，美國能源局通過外交部向日本文部科學省和原子力安全保安院遞交了美國空軍收集的空氣監測數據，但未受到文部科學省的重視，且沒有與官邸共享這些監測數據。因此，政府應當與國外有監測能力的國家與地區簽署合作協議，并且將外國的監測數據信息納入到核事故應急智慧信息系統的范疇當中，這樣可以充分保障信息的獲取、共享和使用。
綜上所述，對核事故應急管理中地方政府和核電企業間進行演化博弈分析有利于在核事故處置過程中地方政府與核電公司形成良好的合作，且對分析核事故應急管理中其他決策主體之間的關系與改善應急管理工作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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