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19-11-26所屬分類:管理論文瀏覽:1次
摘 要: 摘要:基于高管團隊風險視角,本文首次提出制度支持高管團隊冒險傾向公司創業的路徑作用過程,檢驗了行業增長這一重要行業特征在整個作用機制過程中所起到的調節作用,京津冀地區五個城市227家企業樣本的實證研究結果支持了所提出的有中介的調節模型:制度支持
摘要:基于高管團隊風險視角,本文首次提出“制度支持—高管團隊冒險傾向—公司創業”的路徑作用過程,檢驗了行業增長這一重要行業特征在整個作用機制過程中所起到的調節作用,京津冀地區五個城市227家企業樣本的實證研究結果支持了所提出的有中介的調節模型:制度支持能夠顯著提升公司創業,高管團隊冒險傾向在其中發揮了部分中介作用,行業增長對制度支持與高管團隊冒險傾向、制度支持與公司創業之間的關系以及高管團隊冒險傾向的中介作用都具有顯著的正向調節作用。
關鍵詞:制度支持;高管團隊冒險傾向;公司創業;行業增長
1引言
基于對創業活動在應對快速變化、為企業注入新活力、促進經濟增長等方面重要作用的考量,越來越多的研究開始致力于公司創業活動的驅動因素研究[1,2],但遺憾的是,現有有關公司創業前因變量的研究大部分都聚焦于企業內的個體因素,企業層面的組織因素或企業外部的環境特征因素,如企業高管的環境感知、CEO的變革型領導行為、高管團隊要素、戰略、人力資源實踐、環境動蕩性等[2,3];忽略了作為轉型經濟中最重要制度因素的政府對公司創業的影響[4,5],政府及其相關部門作為“游戲規則”制度的制定者、關鍵要素資源的掌控者和配置者,為減少轉型經濟過程中正式制度不完善對企業所造成的不利影響所提供的制度支持[6],能否以及如何影響企業的創業行為有待深入探究。
同時,高管團隊冒險傾向作為高管團隊參照系特征的重要組成部分[7-9],一方面可能受到外部制度環境的影響,另一方面又是企業有選擇性解讀制度環境信息做出伴隨著巨大復雜性和模糊性創業戰略選擇的認知基礎[7-9],其能否成為制度支持等制度環境特征作用于企業創業行為的橋梁值得進一步探討。
基于此,本研究以制度支持為切入點探索政府及其相關部門如何通過高層管理團隊冒險傾向促進公司創業,并檢驗行業增長這一重要行業特征對“制度支持—高管團隊冒險傾向—公司創業”整個作用過程中所起到的調節作用。
2研究設計
2.1研究假設
2.1.1制度支持與公司創業
制度支持是指政府部門及其行政機構在何種程度上為企業提供支持,以減少轉型經濟過程中正式制度不完善對企業所造成的不利影響[6],包括政府及其相關部門為企業提供的信息、研發補貼、稅收減免、各種許可等各種支持。基于資源基礎理論和創業理論的研究指出企業是否進行公司創業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創業機會的豐裕度、創業資源的可獲得性和合法性以及企業的創業意愿[1,2]。在轉型經濟中,制度支持不但能夠減少創業過程中的資源約束和經營風險,增加創業活動的制度合法性,還蘊含了各種創業機會。同時,獲得制度支持在企業內外具有信號傳遞作用,會增加內部員工對本企業發展的信心進而主動致力于機會搜索、新產品開發等旨在保持增長和競爭優勢的創業活動,還會向外部市場和機構傳遞本企業具有重大價值的信號進而有助于企業獲得創業所需資源。因此,制度支持對企業是否做出公司創業這種重要的戰略選擇有重要影響。
假設1:制度支持與公司創業正相關。
2.1.2高管團隊冒險傾向與公司創業
高管團隊冒險傾向是指高管團隊愿意從事具有高度不確定性但對企業有重大影響行為的程度[7,8],是高管團隊參照系特征重要組成部分,對伴隨著巨大復雜性和模糊性戰略選擇有重要影響[8-10]。創新、風險活動和戰略更新等公司創業活動不但需要持續耐心的投資,還在其收益分布已知以前伴隨著巨大的風險和不確定性,但也可能帶來相當可觀的回報[11]。具有冒險精神的高管團隊可能對不確定性的感知較小并聚焦于公司創業活動帶來的潛在收益,進而更傾向于在結果能夠被充分認知之前對公司創業活動投入資源承諾。相反,厭惡風險的高管團隊可能表現謹慎并過度夸大公司創業所伴隨的巨大不確定性和潛在損失,進而導致整個企業墨守成規失去創業機會。此外,高管團隊對風險的高容忍度,還會向下傳遞到各層級員工那里,進一步支持和強化企業的創業傾向,F有研究已證實高層管理團隊對于增長機遇風險偏好越高,企業越傾向于進行公司創業。Gilley等[7]指出高管團隊冒險傾向對企業創新有顯著的積極影響。Simsek[8]發現高管團隊冒險傾向能夠提升企業的公司創業水平。
假設2:高管團隊冒險傾向與公司創業正相關。
2.1.3高管團隊冒險傾向的中介作用
高管團隊冒險傾向不但取決于團隊成員的個體特質,還受到企業和環境因素的影響[8],合理的風險,對問題的熟悉度和資源冗余度都會降低個體對潛在損失和/或損失概率的感知[12]。在轉型經濟制度情景下,從制度視角看,獲得隱含某些“游戲規則”的制度支持,會加深高管團隊成員對外部環境的認知度和熟悉度,降低戰略選擇可能面對的制度不確定性和不可預見風險,減輕高管團隊對承擔此類風險的焦慮和擔憂。從資源視角看,諸如信息、行業準入等稀缺資源的獲得[6],會降低企業的資源束縛,增加資源冗余度,使得高管團隊能夠更好地對風險舉措進行協調、培訓和支持,對偏離自身經歷較遠的大風險行動進行更全面的評估和檢驗[8],從而將所承擔的風險最大程度的限定在合理范圍內,降低承擔風險所可能面對的實際損失和/或損失的概率。此外,獲得制度支持在企業內外具有信號傳遞作用,會增加高管團隊成員對未來的信心,提升高管團隊的個人和團隊效能,從而增強高管團隊對風險增長機遇的追求意愿[13]。因此,制度支持可以提升高管團隊對增長機遇的共同風險偏好。
假設3:制度支持與高管團隊冒險傾向正相關。
高管團隊處于企業的邊界位置,在感知外部環境,收集和處理使企業行動的信息上處于十分特殊有利的位置,是企業鏈接外部環境和內部行為的橋梁[14]。高階理論指出,戰略選擇是高層管理人員基于自身參照系認知并有選擇性解讀內外部環境信息后做出的[10],從這個意義上講,外部環境變量必須通過高管團隊成員的感知才能影響企業的戰略選擇。Ireland等[1]指出外界環境因素變化會首先被企業內的高管團隊成員感知,進而引發企業的創業行為。基于此邏輯,本研究認為作為高管團隊參照系重要組成部分的冒險傾向在制度支持與公司創業的關系中可能扮演著重要的中介角色。一方面,制度支持作為政府引導和影響企業行為的重要手段,是企業重要的外部“環境和資源”,獲得制度支持意味著制度不確定性和經營風險的雙重降低,能夠增強高管團隊的冒險傾向;另一方面,高管團隊作為企業戰略決策的主要制定者,是“環境和資源”作用于“企業決策、戰略和行動”的“黑箱”,高管團隊冒險傾向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企業在合理風險范圍內追求公司創業戰略的意愿,制度支持這種重要的外部“環境和資源”很可能是通過高管團隊冒險傾向這個媒介來提升公司創業的。
假設4:高管團隊冒險傾向在制度支持與公司創業之間的關系中起到了中介作用。
2.1.4行業增長的調節作用
行業增長,作為企業環境的一個重要特征,很大程度上代表了行業的成長機會、吸引力和盈利能力[15],是決定環境容裕度一個主要因素[16]。當行業增長較快時,機會豐富,面對的競爭和報復更少[15],企業的高管團隊往往對行業前景有著非常積極的判斷,對企業未來存在非常強的信心,越有可能愿意承擔更大的風險對政府所提供的制度支持做出回應。同時,這些支持所帶來的合法性、信息、相關許可等稀缺戰略性資源會減少高管團隊所面對的制度和資源束縛,增強他們承擔風險的意愿。因此,在增長較快的行業中,制度支持對企業高管團隊的冒險傾向影響更大。相反,當行業增長較慢時,市場常常趨于飽和,競爭激烈,行業前景不明確,感知到威脅的高層管理團隊往往更關注風險可能帶來的損失,進而對制度支持采取保守態度,且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及其相關部門出于政績考慮很可能拒絕伸出援助之手。朱松,杜雯翠,高明華[17]調查發現在行業不景氣的情況下,即使政府雪中送炭對中小企業伸出援助之手,企業也不會進行有風險的擴張行為。
假設5:行業增長會加強制度支持對高管團隊冒險傾向的積極作用。
創業的本質就是對環境的創造和利用[15],環境的創造和開發依賴于對市場差異的察覺和/或獲得創造這種差異所需資源和機會的把握。首先,與增長乏力的行業相比,處于高增長行業的企業更容易得到制度支持,朱松,杜雯翠,高明華[17]調查發現行業景氣程度與政府對中小企業的支持力度正相關,這意味著在高增長行業從事創業活動比在低增長行業更容易獲得所需的關鍵資源。其次,快速增長的行業環境,往往富含新產品/新市場開發等各種創業機會,感知到增長機遇的企業更傾向于將制度支持所帶來的各種稀缺資源投入到前景較好的創業活動中去。Li[15]指出行業增長與新企業的創建和成長存在顯著正向關系。相反,當行業增長速度較低,感知到威脅的企業很難將制度支持這種稀缺性資源投入到風險高、前景不明朗的“破壞性創新”活動中去,制度支持對公司創業的驅動作用無從談起。
假設6:行業增長加強制度支持對公司創業的積極作用。
2.1.5有調節的中介
基于上述假設,本研究提出一個有調節的中介模型(見圖1),認為制度支持通過高管團隊冒險傾向對公司創業所產生的間接作用受到行業增長的影響,具體來說:
假設7:行業增長會加強高管團隊冒險傾向在制度支持與公司創業之間的關系中起到的中介作用。
2.2研究方法
2.2.1樣本及調研程序
本研究采用了問卷調查的數據收集方法,從1名總經理和2名副總經理兩組參與者處取得了調查數據,其中制度支持,行業增長,CEO任期,技術不確定性和市場不確定性由1名總經理填寫,高管團隊冒險傾向,公司創業由2名副總經理填寫再合成為企業層面數據。
本研究共向京津冀地區5個城市(北京、天津、保定、唐山、廊坊)的550家企業發放了問卷,回收了351家企業的問卷(63.8%的有效回收率),剔除答題不完整和無法配對的問卷,最終獲得了227家企業的樣本數據。其中,企業成立年限以7-8年和9-12年為主,分別占39.65%、33.48%,在1-3年、4-6年、12年以上的比例分別為6.61%、15.42%、4.85%;來自北京、天津、保定、唐山、廊坊的企業比例分別為28.63%、36.56%、11.01%、11.89%、11.89%;企業規模以100-500人的企業為主,占39.21%,在100人以下、500-1000人、1000-2000人及2000人以上的企業比例分別為20.26%、16.30%、11.89%與12.33%;企業所有制以私營企業為主,比例為42.29%,國有獨資企業、中外合資企業、外商獨資企業、集體企業以及其他的企業比例分別為14.98%、9.69%、21.59%、4.41%、7.05%;企業所屬非高科技行業的比例為51.98%,高科技行業的比例為48.02%。T檢驗結果顯示,回應企業和非回應企業在規模、成立年限、所有制和產業之間不存在顯著差別,樣本不存在嚴重的非回應偏差問題。2.2.
2變量測量
制度支持:采用了Li和Atuahence-Gima[6]所使用的包括4個題項的量表。高管團隊冒險傾向:在Gilley等[7]和Simsek[8]所使用量表的基礎上,采用了一個3個題項量表。公司創業:采取了Zahra[11]開發的量表,包括創新、風險活動和戰略更新三個維度16個題項。行業增長:參考了Li[15]所使用的3題項量表。
控制變量:本研究將企業成立年限取平方根使之符合正態分布;將所有制形式以國有企業作為參照組設置了一個虛擬變量;將行業以非高科技企業為參照組設置了一個虛擬變量;運用企業員工人數來測量企業規模(其中0代表中小企業,員工人數小于500人,1代表大企業,員工人數大于500人);CEO任期以年限為單位,技術不確定性和市場不確定性參考了Chen等[18]使用的量表。
期刊推薦:《科研管理》雜志創刊于1980年,是國內外公開發行的學術性刊物,本刊被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管理科學部遴選和認定為20種中國管理科技重要期刊之一。被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研究評價中心認定為《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CSSCI)來源期刊。中國人文社會科學核心期刊;被《中國學術期刊文摘》收錄為源期刊;被“中國社會科學期刊精品數據庫”。有投稿需求的作者,可以直接與期刊天空在線編輯聯系。
3實證結果
3.1樣本的信效度分析
本研究所使用量表均為國內外現有文獻已經廣泛驗證過的量表,題項均以Likert六級量表來衡量,1代表完全不同意,而6代表完全同意,制度支持、高管團隊冒險傾向、公司創業、行業增長、技術不確定性和市場不確定性Cronbach’sα系數分別為0.82、0.79、0.93、0.78、0.90、0.80,均大于0.7,所有量表都具有良好的內部一致性。
主要變量的驗證性因子分析結果顯示各題項均于假設的因子結構相對應,所有的因子載荷是可以接受的,擬合優度指標(χ2(284)=683.82,p<0.05;CFI=0.96,RMSEA=0.078,NNFI=0.93,IFI=0.96)都達到了可接受范圍,測量模型具有較好的擬合度。
3.2描述性統計
表1顯示所有變量兩兩之間的相關系數均小于0.65,變量間判別效度比較高,不存在嚴重的多重共線性問題。
3.3主效應檢驗
表2顯示:(1)模型6與模型5相比,制度支持對公司創業的回歸系數顯著為正(β=0.23,p<0.01),且能夠額外解釋高達4%(△R2=0.04,p<0.01)的公司創業變異,假設1得到支持。(2)模型7與模型6相比,高管團隊冒險傾向的回歸系數顯著為正(β=0.23,p<0.001),且能夠額外解釋4%(△R2=0.04,p<0.001)的公司創業變異,假設2得到支持。(3)模型2與模型1相比,制度支持的回歸系數顯著為正(β=0.19,p<0.01),且可以額外解釋3%(△R2=0.03,p<0.01)的高管團隊冒險傾向變異,假設3得到支持。
3.4中介效應檢驗
對比模型7和模型6,制度支持的回歸系數雖都顯著為正,但從(β=0.23,p<0.001)下降到(β=0.18,p<0.05),這種顯著減小表明,加入公司創業這個中介變量后,制度支持對企業績效的正向影響雖然沒有完全消失,但是顯著降低,部分中介作用而不是完全中介作用得到驗證,假設4得到部分支持。
為了進一步檢驗中介作用的效應值的大小,本文使用基于拔靴法(bootstrapping)的PROCLIN程序來直接估計中介作用的效應[19],結果表明,制度支持通過公司創業到企業績效的間接效應值為0.10,在0.05顯著性水平上的置信區間為[0.05,0.17],置信區間不包含0,假設4得到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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