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14-07-18所屬分類：法律論文瀏覽：1次
摘 要： 論文摘要：《刑訴法》是進行刑事訴訟活動的程序法，能否做到訴訟公正，關系到案件能否得到正確、及時、公正的處理。受傳統觀念的影響，我國司法工作者重實體，輕程序的思想有一定的普遍性，因此，程序違法引起的侵權行為時有發生。 嚴禁刑訊逼供是我們黨和國
論文摘要：《刑訴法》是進行刑事訴訟活動的程序法，能否做到訴訟公正，關系到案件能否得到正確、及時、公正的處理。受傳統觀念的影響，我國司法工作者“重實體”，“輕程序”的思想有一定的普遍性，因此，程序違法引起的侵權行為時有發生。
“嚴禁刑訊逼供”是我們黨和國家一貫的刑事政策，也是我國刑事司法活動的重要指導原則。隨著我國刑事立法的不斷完善，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的不斷完善，這一政策被法律化而成為法律條文，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刑訊逼供的發生。但個別地方的公安、司法機關仍然存在刑訊逼供的現象，一些地方的問題還很嚴重，這有其發展的歷史、社會原因及政治、經濟、法律等原因。在實施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制國家的今天，它是維護訴訟公正不可缺少的手段之一;是建設社會主義法制國家的內在要求;是完善社會主義法制的一項艱巨任務。
“嚴禁刑訊逼供”是我們黨和國家一貫的刑事政策，也是我國刑事司法活動的重要指導原則。隨著我國刑事立法的不斷完善，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的不斷健全，這一政策被法律化而成為法律條文�！吨腥A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以下簡稱《刑訴法》)第四十三條規定：“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為了確保其得到實際的遵守和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以下簡稱《刑法》)第二百四十七條規定：“司法工作人員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實行刑訊逼供或者使用暴力逼取證人證言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人傷殘、死亡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四條、第二百三十二條的規定定罪從重處罰。”問題是，盡管政策與法律明令禁止刑訊逼供，各級公安、司法部門，尤其是公安機關制定了一系列的規章制度，加大了專項治理的力度，但是刑訊逼供的現象卻屢禁不止，一些地方的問題還是十分嚴重，這與其復雜的歷史、社會原因及政治、經濟、法律等原因。在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制國家，注重人權保障的今天，嚴禁刑訊逼供，治理刑訊逼供就顯得尤為重要和十分必要，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一、嚴禁刑訊逼供，是維護訴訟公正不可或缺的
《刑訴法》是進行刑事訴訟活動的程序法，能否做到訴訟公正，關系到案件能否得到正確、及時、公正的處理。受傳統觀念的影響，我國司法工作者“重實體”，“輕程序”的思想有一定的普遍性，因此，程序違法引起的侵權行為時有發生。
(一)、糾正依賴口供的心理，保證司法公證
辦案人員在辦理刑訊案件的過程中總認為有了口供好破案，能按圖索驥收集其他證據;有了口供好定案，有了口供定案才能踏實。因為這種方法簡單、省事，有立竿見影的效果，導致部分民警認為刑訊逼供是辦案的“絕招”、“捷徑”。而現實中的無數事例已反復證明：刑訊逼供是造成冤假錯案的總禍根。眾所周知的民警馮成軍致死大學生一案，便是一例。案發當天，正值馮一人值班，正是在這種思想的支配下，馮成軍帶頭幾名治安員在沒有任何證據的情況下，將剛剛畢業兩個月的大學生楊某強行帶回派出所，并且非逼著他承認自己有流氓強奸行為，楊某沒有任何違法犯罪行為便極力為自己辯解，馮成軍等人不僅不進一步弄清事實，糾正自己的錯誤，反而以為楊在狡辯，于是就用電警棍活活將其打死。
我國《刑訴法》規定：“只有被告人供述，沒有其他證據的，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和處以刑罰;沒有被告人供述，證據充分確實的，可以認定被告人有罪和處以刑罰。”但在具體執行中，往往是沒有口供不定案，把口供當作最有效的證據,用通過刑訊的方式取得口供來定罪判刑,認為這樣定案才覺得有底，才算鐵案。而實踐中，只要口供在后來的庭審中查證屬實，即作為定案的依據。而刑訊逼供者除少數致人死亡的，一般是不會追究刑事責任的，使刑訊逼供行為受到了保護。加上由于少數公安、司法工作者業務素質、政策水平低，缺乏對黨和人民高度負責的精神，辦案中過多考慮個人得失，怕丟面子，往往用感情代替法律。個別領導又往往在事實上予以默認、姑息，甚至縱容。有的領導則認為刑訊逼供如同一塊臭豆腐，“聞著臭”，“吃起來香”，造成教育、處罰不及時，助長了刑訊逼供的惡習，使這個問題成了老大難的頑癥。
(二)、正確對待律師介入，保證司法公證。這無疑給犯罪嫌疑人加上了一層法律保護網，使辦案人員不能認為律師是幫助壞人說話的，干擾了偵查活動，加大了辦案難度，不利于我們工作的開展。我們應當正確認識律師的職責，是維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權益，是受法律保護的。我們在工作中嚴格依法辦案，不授人以柄充分認識到律師的監督，可以促使我們提高自身的業務素質和辦案水平，保證辦案質量，還可以使我們少犯刑訊逼供的錯誤，也保護了自己。如1998年7月，原遵義市紅花崗區公安分局刑警趙金元、屠發強為逼取口供將犯罪嫌疑人熊先祿隔離關押并施以種種肉刑，致使熊先祿因外傷、劇痛、失水、饑餓、緊張等過度性刺激而休克死亡。1999年12月，貴州省高級人民法院做出最終判決，以故意殺人罪分別判處趙金元、屠發強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和無期徒刑。據稱，這是我國《刑法》自1979年實施以來,判得最重的一起刑訊逼供案。
二、嚴禁刑訊逼供，是我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內在要求
我國已進入“依法治國”的偉大歷史時期，一切工作都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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