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18-09-27所屬分類：法律論文瀏覽：1次
摘 要： 【摘要】話語體系的危機已經成為我國哲學社會科學界不得不正視的重大問題，因為它直接關系到實現中國自主性這一宏旨。我國的政治學研究在話語體系方面同樣存在不容忽視的諸多問題。學界現有的討論未能清晰區分三個不同層面的問題:中國主位意識、學術發展階段
【摘要】話語體系的危機已經成為我國哲學社會科學界不得不正視的重大問題，因為它直接關系到實現中國自主性這一宏旨。我國的政治學研究在話語體系方面同樣存在不容忽視的諸多問題。學界現有的討論未能清晰區分三個不同層面的問題:中國主位意識、學術發展階段和學術話語權。中國主位意識是話語重構的前提，但離開學術發展階段決定的研究水平的支撐，不僅話語重構難以完成，政治學的話語權也將難以有效拓展。這三個層面不可或缺而又互相聯系，構成我們反思政治學話語體系的三個維度。就我國政治學現有的概念、理論和方法狀況而言，也可以從這三個維度展開具體剖析，進而明確后續學術研究應該轉型的方向。當然，在這一努力中，也應保持清醒的頭腦，既要尊重學術共同體和學者的自主性，也要尊重政治學學術發展的內在規律。
【關鍵詞】政治學,話語重構,中國主位,話語權,概念,理論,方法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人文社會科學得到了全面的恢復和發展。與此相伴隨的，一是學術主管部門和知識界共同推動的學術規范化，其中以20世紀90年代開始鄧正來等人倡導并實踐的學術規范化運動為代表;二是由部分研究者倡導并逐漸為學術界所熟知的社會科學本土化，該取向與黨和國家提倡的哲學社會科學的中國化形成了呼應。從話語的角度看，無論是學術規范化，還是社會科學本土化，都意味著話語呈現方式和話語本身的某種重塑。
特別是本土化方面，更能體現學術話語的重構訴求。就政治學而言，諸多學者都認識到了政治學研究本土化的必要性及其面臨的問題�？梢园l現，學術界的這種努力來自學者自發的反思，體現了一定的學術自覺和文化自覺。這種反思和自覺，其實也正是我國提倡的理論研究基本原則。黨和國家的官方話語一貫強調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來分析并解決中國的現實問題;不是簡單地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某些教條，而是強調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與中國實際相結合。
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等黨和國家的理論結晶，均意味著政治理論的中國化，中國主位和中國的主體性都得到了強調。而黨和國家倡導的“洋為中用”的“拿來主義”，以及“古為今用”的現實取向，無不是我國一貫提倡的學術原則。這就是說，不管是黨和政府倡導與促進的學術研究基本取向，抑或是學術界部分學者的自覺努力，哲學社會科學的本土化一直都在進行當中，哲學社會科學的話語體系也一直在重構當中。那么，中央近年來為何專門強調哲學社會科學的話語體系問題呢?這種強調在什么意義上是全新的?
其中直接針對的問題和最主要的訴求又是什么?梳理習近平同志的專門講話，①可以發現這其中的考慮，即中央此次強調哲學社會科學的話語體系問題，有著一個非常明確的訴求，即明確宣示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和表達中的中國主體性，并強調哲學社會科學為中國的主體性服務。這是一個統攝性的訴求，下面有具體的要求和指向。從政治學的角度仔細分析這種主體性訴求，可以發現，它至少意味著我國的哲學社會科學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因而意味著批判現代自由主義民主的理論范式;是中國式的馬克思主義，是與中國革命、改革和建設實踐相呼應的政治話語;是與中國崛起的現實和大國需要相匹配的學術話語;堅持中國本位的立場而非以“他者”眼光為主，接續中國歷史和傳統，將中國的政治實踐和發展道路更自主、更自信、更充分地向世界表達和呈現。
這種對中國主體性的宣示和強調，顯然是一個政治導向，具有濃厚的政治意蘊，因為它是追求話語領導權的國家行為，意味著國家對知識和學術的某種再造。中央如此強調這個問題，至少說明兩點:一是中央對改革開放近四十年哲學社會科學的研究，尤其是其話語狀況有重構的需求;二是中央對哲學社會科學的發展，尤其是其話語體系的創新方向是明確的。對政治學的學術話語來說，這兩點的針對性無疑是非常明顯的。
一、成為“問題”的政治學話語
正是因為要明確地追求并貫徹中國的主體性，我國當前的政治學學術話語才成為問題，或者說，才是一個急需改觀的問題。需要說明的是，為使本文的討論比較集中，本文只關注政治學學術話語，也就是在政治學界使用和建構起來的話語體系。而就學術話語而言，簡單地說，主要包括概念(范疇)、理論(理念，范式)與方法(路徑，技術)三大板塊。
回顧我國政治學恢復并發展的歷史，可以發現，我國政治學在概念、理論和方法這三個方面均實現了相當的積累，取得了相當的成績。但如果以中國主體性這一尺度來審視，我們又不得不承認政治學學術話語存在的問題。具體到概念，政治學作為一門獨立而成熟的社會科學門類，其最經常使用的概念具有鮮明的專業特征和學科特征。
一旦一個概念成為政治學的常用概念，它就具有了政治學特有的內涵取向和側重。因此，政治學本身的知識譜系會產生一些具有政治學學科特色的概念，如權力、國家、政體、自由、民主，等等;另一方面，我們也會看到，一些概念雖然來自其他學術范疇，或是借用了其他學科的部分概念，但在政治學的學術使用上已經實現了內涵上的轉化，如結構—功能、合法性，等等。在國內出版物中，諸多工具書性質的“百科全書”、“手冊”和政治學著作，對政治學基本概念都作有梳理和解釋。顯然，這些概念及相關解釋，受到歐美學術話語的重大影響，我們很難在國內政治學討論中看到基于中國歷史和現實而原創的核心概念。
這與政治學作為現代學術的一個分支產生于西方的事實密切相關，但也與我國學者在錘煉和傳播本土概念上的不足有關。在理論建構上，所謂“理論”，就是基于事實或推演而形成的對事物間關系的一種判斷。理論有宏觀理論、中觀理論和微觀理論之別，也有大理論和小理論之別。形成理論、建構理論并讓理論為讀者和同行所接受，這是學術研究在發現事實之外的更為重要的目標。在每一個學科的發展史上，都會凝練出一些廣為人知、影響深遠的理論或命題，這些理論或命題由于與該學科所研究的基本問題相關，并深刻揭示了相關問題的內在邏輯和本質，因此成為后來者接受或討論的焦點話題，對該學科的知識積累和學術成長起到非常關鍵的作用。
關于政治學學科基本的理論和定理，國內外不少著作均已有相應的梳理和總結。同樣，這些理論及其建構邏輯，歐美學術話語同樣具有重大影響。我們很少見到中國傳統或當代的政治理論作為政治學的主流理論或基本理論而存在。就算我們也有一些努力和貢獻，但要么很少體現為大理論或宏觀理論上的貢獻，要么只是具有地域性(主要是中國國內)影響的微觀或中觀理論。
在方法或方法論上，似乎不應過于強調國別意義上的主體性，而只有方法或方法論上的成熟與否，以及運用程度上的差異。但實際上，具體的某一或某幾種方法同樣也會限制我們的研究，甚至會扭曲我們的解釋，進而影響我們對政治事實客觀全面的把握。政治學研究中存在不同層面和類別的方法。有哲學(認識論)意義上的方法(如形而上學、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有理論范式意義上的方法(如行為主義、理性選擇與新制度主義)，有分析路徑意義上的方法(如政治系統論與結構—功能路徑、國家—社會路徑、國家—政黨—社會—市場的分析框架)，還有研究技術和分析技術意義上的方法(如問卷調查、統計分析、深度訪談、田野觀察等)。
就中國主體性這個維度看，我國政治學研究方法的問題，至少有如下幾點值得提及:部分政治學者對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略有生疏或回避，而直接接軌現代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由此產生對中國具體問題的局部解釋，而無法形成對中國政治體系與政治發展道路的縱深洞察和總體判斷;在具體的研究方法上，要么方法陳舊老套，無法跟上國內外政治生活的新現實，要么一味追求分析技術上的前沿和新潮，而忽視中國語境下政治事實的本來面目;在研究路徑和分析方法上，要么將中國作為一個普通的個案，運用通用方法來驗證已有的政治學理論，要么將中國作為一個另類政體，而只傾向于問題化地研究中國政治，進而忽視了研究方法的適切性。
總之，從中國主體性的高度審視，我國政治學學術話語中的概念、理論和方法都存在結構性的缺陷。在我國政治學研究中，自主生產概念、建構理論、創新方法的能力總體上偏弱，而簡單采用來自歐美的概念、理論和方法的現象依然嚴重。
問題是，現成的政治學概念、理論和方法本來有其獨特的經驗基礎，并不一定能很好地解釋中國政治的內在邏輯或運用于對中國政治的分析中，更不能有效地支持中國政治的未來建構。特別是在采用那些明顯具有價值偏好或意識形態色彩的概念或理論時，我們在不知不覺中簡單采用了“他者”的立場，對中國政治的特殊性未能充分審視，對中國政治的正當性未能充分認知。
由此導致了政治學的學術表達與政治現實之間的巨大裂痕:要么無法呈現政治事實，要么片面呈現政治事實，要么虛構了并不存在的政治事實。而在政治學學術話語與中國政治實踐和政治經驗的關系上，解釋性話語明顯不及批判性的話語，政治學話語的正當化功能尤顯不足。雖然不能否認學者的研究應該獨立，并應具有一定的批判性，但批判應該在全面而深入地了解事實之后進行，而不是純粹從理念或分析框架出發，簡單地批判現實并建構中國政治的未來。
不可否認，面對黨和國家的急切需要，面對國內外政治諸領域的現實變化，我們的政治學學術話語多少顯得供給乏力，或是供給錯位�，F有的政治學話語，對中國政治發展道路的解釋力不足，對黨和國家政治決策的貢獻度有限，對其他社會科學學科的影響力有限，對社會輿論和公眾的引導力更是微弱。特別是在某種意義上，政治學學術話語最集中地體現了我國在“挨罵”問題上的被動性。也就是說，本來我們在政治上做對了很多事，但在話語上依然沒有有效地研究和呈現。因此，對黨和政府來說，要解決“挨罵”的問題，就有必要倡導重構政治學話語;就政治學界來說，要使研究實現真正的轉型與升級，同樣需要重構學術話語。
當前，在我國的哲學社會科學界，話語體系的創新和重構正在轟轟烈烈地推進著。如本文前面所檢視的，我國的政治學話語在中國主位意識、研究水平和話語權三個層面，均存在亟待反思和正視的問題。因而，需要在政治學話語體系中的概念、理論和方法上作相應的改進。只有這樣，才能創新政治學話語體系，貢獻于國家的政治話語權。但也要看到，目前追求話語權、促進話語重構的過程，也容易使學術研究具有偏向性和選擇性。這樣也可能會形成對西方政治世界的新偏見，和對本國政治的封閉的自我認知。這無疑是值得警惕的。
同時，在研究的積累性、傳承性和學理性不足的情況下，短期內拔苗助長地推動話語體系更新，可能會立不住，沉淀不下來。這里尤其需要尊重學術共同體的自主性和學者的自主性，并對政治學話語體系的創新保有充分的信心和耐心。學術探索有自身的周期和規律，外力的刺激或干預并不能脫離這種周期和規律的制約。社會科學的學術探索既要全面深入地梳理、反思前人的研究成果，又要深入到研究對象本身，作大量的調查研究或文本解讀，更需要獨立的思考和廣闊視野下的比較。
只有這樣，才有可能發現新的事實，提煉新的概念，構建新的理論。而無論是學術探索的哪一個環節，都需要長期的積累。話語重構若要真正經得起時間和學術共同體的檢驗，就要有相當的耐心和尊重。特別是對政治學的話語重構和研究轉型而言，小到概念和提法上的變化，中到機制分析，大到政治理論的建構，都不能拔苗助長，通過急功近利的各種方式去刺激。
實際上，政治學學術共同體若能夠基于學術研究自身的規律，不斷地探索和積累，基于話語重構的研究轉型就會水到渠成。否則，那種通過人為“打造”和“制造”的話語重構，特別是沒有相應學術積累的偽研究，將不僅損害政治學者和政治學共同體的良性成長，從長遠來看更會損害國家的文化軟實力。
SCISSCIAHC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