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隔離措施下普通人群壓力／抑郁狀態及影響因素

發布時間：2021-04-20所屬分類：醫學論文瀏覽：1次

摘 要： 【摘要】目的：探究疫情嚴格隔離措施下普通人群壓力/抑郁狀態及其影響因素，為今后隔離措施的優化提供科學的理論依據。方法：在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流行中后期部分人群開始復工的時間段，對經歷社區居家隔離的人群進行線上無記名形式問卷調查。問

　　【摘要】目的：探究疫情嚴格隔離措施下普通人群壓力/抑郁狀態及其影響因素，為今后隔離措施的優化提供科學的理論依據。方法：在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流行中后期部分人群開始復工的時間段，對經歷社區居家隔離的人群進行線上無記名形式問卷調查。問卷包括人口基本信息、疫情對生活的影響、感知壓力量表(PSS-10)、貝克抑郁量表第二版(BDI-Ⅱ)。結果：學生群體(Mann-WhitneyU=19809，P<0.001)、青少年群體(Mann-WhitneyU=10436，P<0.001)、出門頻率較低群體(Mann-WhitneyU=9852，P=0.016)和主觀判斷疫情較為嚴重的群體(Mann-WhitneyU=6041，P=0.012)壓力水平顯著較高，未復工群體抑郁水平顯著較高(Mann-WhitneyU=1174，P=0.028)。結論：學生、青少年、主觀認為疫情嚴重的群體可能是疫情期間壓力或抑郁的易感人群，需要獲得適當的關注和及時的心理疏導和政策支持。復工有利于降低疫情隔離產生的不良情緒;適當外出有助于降低壓力水平，而網絡社交、運動則沒有顯著效果。

　　【關鍵詞】新冠狀病毒肺炎;感知壓力量表;貝克抑郁量表第二版;隔離;普通人群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ronavirusdisease2019，COVID-19，簡稱新冠肺炎)疫情迅速演變成國際公共衛生緊急事件。截至2020年5月30日，全球累計新冠肺炎確診病例達到5819962例，死亡人數達到362，786人[1]。我國作為較早受到波及的國家，采取了嚴格的隔離防疫措施，不惜一切代價保護人民生命安全，對遏制疾病傳播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在這場史無前例的全民防疫過程中，人民的生產生活不可避免地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響。已有大量研究表明，疫情流行期間住院、集中隔離的COV-ID-19患者和醫療健康工作者更加容易面臨精神健康問題，表現出更加普遍的焦慮、抑郁癥狀[2-5]。與此同時，未感染新冠肺炎或也不曾是密切接觸者的普通大眾則較少受到研究者的關注。但其作為堪稱人類現代史上波及范圍最廣的一次公共衛生事件，傳播速度之快、感染范圍之廣、防控難度之大，引發了全球許多國家/城市的社交隔離、停工、停學、封城等舉措，極大地改變了人民的生活。在此次疫情中，除了疾病對生命健康的直接威脅之外，不斷推遲的復工復學時間、居家隔離等特殊時期的生活安排也可能給社會中的每一個個體帶來不容忽視的影響。這種廣泛的影響可能會改變社會中每個個體和家庭生活質量，也和整個社會的健康發展息息相關[6-7]。因此，在隔離措施嚴格實施的情況下，對普通人群精神壓力和精神健康問題的關注及其影響因素的分析對于個人以及整個社會的健康發展有著極為重要的意義。

　　本研究通過分析居家隔離措施實施中期普通民眾的情緒狀態以及不同因素對壓力、抑郁水平的影響，為在持續抗疫期間應該給予哪類人群更多的關注及社會支持提供參考，為優化防疫措施提供理論依據。

　　1對象與方法

　　1.1對象

　　本研究于2020年3月8-14日COVID-19疫情流行中后期進行問卷調查，研究對象為只經歷居家隔離的普通人群，研究利用問卷星企業版平臺制定自評問卷，線上自愿無記名形式發放問卷。

　　1.2方法

　　1.2.1人口學特征信息本研究收集了研究對象的性別、年齡(>16歲)、所在地區、是否有慢性病、所在行業等人口學特征信息。

　　1.2.2疫情環境下的生活狀態信息本研究采集被試對自身所在地區的疫情態度，對返校復工的渴望程度，附近的疫情情況，出入村莊或小區的頻率，對COVID-19新聞的關注度，每天活動時間分配等信息。

　　1.2.3壓力水平本研究應用中文版感知壓力量表(PerceivedStressScale，PSS-10)測量被試壓力水平[8]。PSS-10簡體中文版共10個條目，每個條目分為0(從來沒有)到4(非常常見)5級評分。其中1、2、3、6、9、10為危機知覺因子測量條目，進行正向計分;4、5、7、8為應對能力知覺因子測量條目，進行反向計分。量表分為各條目分的總和(0～40分)，總分與感受到的壓力呈正相關。中文版的應激感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與效度，全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數為0.91，兩周后重測相關系數為0.69[9]。

　　1.2.4抑郁狀態本研究應用貝克抑郁量表第二版(BDI-Ⅱ)測量被試抑郁情緒[10]。共21個項目(考慮到被試中有學生群體，本問卷刪除了最后一條關于性的問題)，每個項目分為0～3分共4個等級，評分量表總分為20個條目的評分總和，采用秩和檢驗檢測各組差異。

　　1.3統計處理

　　統計軟件采用了SPSS20.0和MATLABR2018b。采用Kruskal-WalisH檢驗、Nemenyi法檢驗、Mann-WhitneyU檢驗、Pearson相關等，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間不同人群的抑郁和壓力水平及其影響因素進行分析;另一方面，使用Excel軟件自帶的統計分析功能對相關數據進行描述性統計和分析。

　　2結果

　　2.1人口學特征

　　共計回收問卷354份，其中有效問卷346份。所有被試者均知情同意參與本研究。與前人結果類似[11]，被試BDI-II量表得分和PSS-10量表得分間存在顯著正相關(r=0.556，P<0.001)，壓力量表得分越高的人群平均抑郁水平越高(圖1)�；�本人口學特征見表1。

　　PSS-10得分在不同年齡組間差異較大，累積分布圖(圖2)顯示青少年(<30歲)組較之中老年(>40歲)組在較低壓力水平分布較少，在較高壓力水平分布較多的特征。青少年組(PSS-10得分16.68±0.33)整體壓力水平高于中老年組(PSS-10得分12.29±0.68，Mann-WhitneyU=10436，P<0.001，2-tailed)。且青少年組的危機知覺因子得分與應對能力因子得分均顯著高于中老年組(危機知覺得分：青少年組=9.91±0.29vs.中老年組=7.33±0.48，Mann-WhitneyU=9727，P<0.001，2-tailed;應對能力得分：青少年組=6.77±0.18vs.中老年組=4.95±0.37，Mann-WhitneyU=10042，P<0.001，2-tailed)。

　　學生組的PSS-10得分(16.85±0.37)顯著高于非學生組(13.90±0.40，Mann-WhitneyU=19809，P<0.001，2-tailed)。其中學生組在壓力感知因子(學生組：10.00±0.33vs.非學生組：8.57±0.31，Mann-WhitneyU=17837，P=0.001，2-tailed)和應對能力因子(學生組：6.97±0.20vs.非學生組：5.32±0.21，Mann-WhitneyU=20595，P<0.001，2-tailed)上的得分均顯著高于非學生組。為排除年齡影響，單獨選取20～30歲年齡組進行學生組和非學生組間的比較，結果PSS-10得分仍然存在一定的差異(學生組：16.62±0.54vs.非學生組：15.50±0.68，Mann-WhitneyU=2171，P=0.083，2-tailed)，且兩組應對能力因子間存在顯著差異(學生組：6.71±0.28vs.非學生組：5.64±0.29，Mann-WhitneyU=2339，P=0.009，2-tailed)。

　　2.2疫情環境因素的影響

　　本研究調查的疫情相關因素包括：工作群體的復工情況、對復工的渴望程度、自行評估所在地區疫情的嚴重程度、對復工/即將復工期間面臨感染風險的擔憂、附近是否有確診患者、出入小區/村莊頻率和對疫情新聞的關注程度，見表2。

　　按照報告確診病例數目(截止3月7日)將地區劃分成4類，見表1。未發現處于疫情嚴重程度不同地區的人群存在PSS-10壓力或貝克抑郁量表得分的差異。然而主觀認為疫情不嚴重人群PSS-10量表得分(15.67±0.45)顯著低于其他人群(17.05±0.44，Mann-WhitneyU=6041，P=0.012，2-tailed)。

　　在工作人群中是否復工對被試的抑郁程度存在影響。已復工人群的貝克抑郁量表得分(6.30±0.97)顯著低于未復工人群(10.67±1.93，Mann-WhitneyU=1174，P=0.028，2-tailed)。

　　出門頻率對PSS-10壓力量表得分存在著顯著影響。至少3天出門1次的被試(14.88±0.47)較之大于3天出門的被試(16.52±0.35)壓力得分顯著較低(Mann-WhitneyU=9852，P=0.016，2-tailed)，其中壓力感知得分在兩組間無顯著差異(U=10704P=0.187);而壓力應對得分出門較頻繁組(5.65±0.26)顯著低于出門頻率低組(6.70±0.19，Mann-WhitneyU=8758P<0.001)。

　　2.3居家活動的影響

　　本研究調查的居家活動因素包括：每天健身、看影視劇、使用社交軟件、打游戲和學習時間，見表3。

　　在各項因素中發現，觀看影視劇和使用社交軟件會對被試的壓力情況產生一定的影響(影視�。篕ruskal-WallisH=9.217，P=0.01;社交軟件：Kruskal-WallisH=6.844，P=0.033)。觀看影視劇<0.5h組PSS-10量表得分(14.69±0.57)得分顯著低于0.5～1h組(16.50±0.58，Nemenyi檢驗P=0.05)和>1h組(16.36±0.39，Nemenyi檢驗P=0.02)，且<0.5h組的壓力感知分量(8.45±0.47)也顯著低于0.5～1h組(10.14±0.50，Nemenyi檢驗P=0.01)和>1h組(10.06±0.32，Nemenyi檢驗P<0.01)。使用社交軟件時長<0.5h組PSS-10量表得分(14.55±0.55)得分顯著低于>1h組(16.71±0.42，Nemenyi檢驗P=0.04)，其中<0.5h組的壓力感知分量(8.42±0.51)顯著低于>1h組(10.33±0.34，Nemenyi檢驗P=0.01)。

　　相關期刊推薦：《中國健康心理學》(月刊)創刊于1993年，是中國科學技術協會主管、中國心理衛生協會主辦的國內外公開發行的國家級學術期刊。主要欄目：論著、綜述與講座、不同年齡階段的心理健康研究、不同群體的心理健康調查研究、變態心理研究、性心理研究、心理治療、心理咨詢。

　　進一步在長期居家人群(大于3天出一次門)中分析運動和社交的影響，各組PSS-10、BDI-Ⅱ量表得分均無顯著差異，見表4。

　　3討論

　　新冠肺炎疫情自國內爆發以來，各省均啟動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一級響應，居民居家進行社交隔離。三月上旬疫情的擴散已基本遏止，但是很多行業仍處于停工停產的抗疫特殊狀態，學生返校時間也持續推遲。小區和村莊持續施行限行令，人們長時間處于固定且封閉的居家隔離的狀態，面對活動空間狹小、面對面社交缺乏、及個人的日常生活節奏被改變等問題。因此，居家隔離時期人們可能更加容易產生壓力、抑郁等負面情緒。聯合國秘書長安東尼奧·古特雷斯在2020年5月13日發布的關于2019冠狀病毒病與精神衛生的政策簡報表示，COVID-19疫情不僅侵害人們的身體健康，喪親的悲戚、失業的沖擊、隔離和行動限制等也帶來了更大的精神壓力和精神健康問題，給家庭和社群都造成沖擊。因此，他敦促各國政府、衛生當局和其他各方等緊急攜手合作，加強關注并解決這場大流行病所帶來的精神衛生問題[12]。本研究通過對經歷近一個半月居家隔離的人群進行心理健康調查，將為今后隔離措施的優化提供科學的理論依據。

　　3.1學生及青少年群體壓力水平顯著高于中老年群體

　　青少年群體壓力感知和應對能力得分均顯著高于中老年群體。青少年時期是人類高級認知功能和社會、情感行為的神經生物學機制成熟的關鍵時期，負責高級認知的腦區功能在青少年期和成年期也存在著顯著的差異[13]。青少年所面臨的身體上、認知上和社會心理上的發展不同步可能會限制他們恰當的風險感知和判斷。而且青少年基本都還在學校學習或者剛剛踏入社會，正在逐步形成獨立的人格、建立起負責任的行為和成熟的個人價值體系[14]，不能夠像已經有較多物質和經驗積累的中老年群體一樣成為家庭和社會的中堅力量，因此在面臨突如其來的疫情時顯得更加手足無措。同樣學生群體壓力得分顯著高于非學生群體。學業壓力和心理上、外界環境上(疫情傳播、隔離條件下的網絡學習等)的巨大改變都可能成為青少年和學生群體在疫情隔離狀態下感知壓力較大的原因。因此，在疫情期間對青少年群體的關注顯得尤為重要。國家可以大力宣傳相關知識，以便家長和老師及時給予青少年恰當的支持和指導，并在必要時及時尋求專業人士的幫助。

　　3.2待復工群體抑郁水平顯著高于已復工群體

　　已復工群體抑郁水平得分顯著低于待復工群體，該結果表明復工有利于降低疫情隔離產生的抑郁情緒。疫情期間待復工群體抑郁水平較高的主要原因可能為失去收入預期、經濟陷入窘境等。多國研究表明家庭低收入與包括抑郁在內等多種精神障礙及自殺企圖顯著相關[15-16]。我國已采取點對點專列政策幫助各行各業盡快復工復產，并發放消費券對民眾進行消費補貼。在今后與疫情的持久戰中，短時間的停工停產狀態仍可能出現，相關政府工作人員需要及時關注停工者的精神狀態，并對產生抑郁情緒的群體進行有效干預。

　　3.3長期居家者壓力水平顯著高于外出較頻繁者(至少3天出門1次)

　　長期居家者壓力得分顯著高于外出較頻繁(至少3天出門1次)者，且兩組間對壓力的感知得分無顯著差異，但是長期居家組壓力應對得分顯著高于外出較頻繁組，表明適量外出有利于人們應對壓力。進一步的分析顯示：在長期居家者中，不同運動量、社交頻率組間在壓力得分上并無顯著差異。因此，本研究者認為運動和社交可能并不是該群體壓力異常的主要因素。前人研究表明，較低的外出頻率是認知障礙發生的重要預測因子[17-18]，因此，本研究中較低外出頻率人群中較高的壓力應對得分可能與認知障礙之間存在一定的相關性。在今后的疫情管控期間，社會應當適當關注長期居家給人們精神上帶來的壓力，可以嘗試鼓勵大家偶爾走出家門，在社區內人煙稀少的地方進行適量活動。

　　3.4疫情期間感知壓力水平受主觀因素的影響或大于客觀因素

　　相對于身邊是否有新冠確診患者、所在城市(湖北省或其他省份)等客觀因素，自評所在地區疫情嚴重程度、是否擔心復工期間感染等主觀因素與感知壓力得分的相關性更強。因此，即使是遠離疫情爆發中心城市的居民也很有可能受到個人心態影響而感受到較大的壓力，在進行疏導時不應忽視此類人群。前人研究表明，社會支持可以有效緩解對于社會壓力的主觀反應[19]，因此可以嘗試對此類人群進行適當的心理援助。

　　新冠疫情從發現至今，從各個方面考驗著每一個國家。疫苗雖然在快馬加鞭地研發中，但是短時間內消滅病毒難度巨大，各個國家都要做好打持久戰的準備，長期或者間歇性地隔離、停工不可避免，隨之帶來地精神問題需要盡早引起關注。本研究表明：學生、青少年、主觀認為疫情嚴重的群體可能是疫情期間壓力或抑郁的易感人群，需要獲得適當的關注和及時的心理疏導和政策支持。復工有利于降低疫情隔離產生的不良情緒;外出適當活動有助于降低壓力水平，而網絡社交、運動則沒有顯著效果。我國已經推出了很多政策來減輕民眾的生活壓力。在今后的持續抗疫過程中，可以參考相關研究結果對特定人群進行疏導，并應用電視等新聞媒體向大眾普及專業的防疫知識，提升大家對戰勝疫情的信心。——論文作者：王珍妮劉皖龍樓詩昊馬驍張欣欣郭徽馬晨辰陳文靜楊昱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