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1-05-29所屬分類：工程師職稱論文瀏覽：1次
摘 要： [摘要]基于市場機制演進的必然性與數字技術賦能的可行性，作為外生沖擊的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從工業經濟就業范式向數字經濟工作范式的轉型，這種新工作范式主要體現在從組織型就業向自主型工作轉換，從集中型就業向分布型工作轉換，從單一型就業向多元型工作
[摘要]基于市場機制演進的必然性與數字技術賦能的可行性，作為外生沖擊的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從工業經濟就業范式向數字經濟工作范式的轉型，這種新工作范式主要體現在從組織型就業向自主型工作轉換，從集中型就業向分布型工作轉換，從單一型就業向多元型工作轉換。新工作范式推動了新工作政策框架的形成發展與優化完善，新工作政策框架主要著力于創造更加稠密的工作市場和促進更加便利的工作匹配，著力于包容更加多元的人力資本關系和提升更加專業的工作技能，著力于提供更加普遍的社會保障和保護更加全面的工作權利，從而能夠真正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
[關鍵詞]新冠肺炎疫情;就業模式;新工作范式;政策框架
一、引言
2020年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給我們習以為常的主流就業模式投下了一個巨大陰影，而在這個陰影中卻閃爍著明亮的點點星光，照亮了我們通往陽光燦爛的路徑。這個主流的適應于以大機器生產為核心的相對穩定的工業技術經濟范式下的就業模式的最本質特點是：以雇主組織為中心的集中單一型就業。這種就業范式的成熟性并因此而產生的相當大的“穩定性”無法對倍速發展的技術經濟條件變化和動態的環境不確定性作出快速有效的反應。這個內在缺陷在重大外部沖擊下導致了巨大的工作市場波動，造成“就業硬著陸”的巨大風險，讓勞動者個人、企業以及社會經濟都遭受了重創。而以現代數字技術為核心的數字經濟體系則通過構造一個全新的生產經營與組織管理模式而相當程度上降低了甚至免于這場重大疫情的侵襲，而且它正在從市場交易服務向組織管理、生產制造領域縱深挺進，一個全新的數字經濟范式日益成型。伴隨著在這次重大疫情中各類勞動力市場主體與各級政府部門在就業促進方面所作出的應急創新，得力于數字技術應用的長期積累和長足進展，茁壯成長的數字經濟范式正在加速推動“工業化”就業模式向“數字化”工作范式轉型，呈現出“自主型、分布型與多元型”的典型特征，并推動了一個新工作政策框架的形成和完善。
二、新工作范式及其特征
基于對全球就業市場動態發展的觀察，特別是基于對中國企業、平臺公司和人力資源服務機構的訪談和實地調研，①我們初步歸納出這種由“工業化”就業模式向“數字化”工作范式轉換呈現出一個清晰的本質特征和三個典型的形式特征。從本質上說，這個轉換是從“就業”向“工作”的轉換。形象地表述，工作就是一種顆粒度更加精細化的就業，而且是一種“質變”后的就業。按照克里斯坦森的觀點，“工作”是對“就業”的一種破壞性創新。[1]“工作”表現出來的已經不再是“就業”模式下一個勞動者去承擔一個崗位的全部職責，而是一個勞動者的不同技能或能力來完成一個崗位中的不同工作任務�；蛘哒f，我們過去考察就業時所用的勞動者個體、崗位、工作日、薪酬等標準開始變成勞動者技能或能力、工作任務、工作小時乃至分鐘、工作價格等全新的標準。更重要的是，因為顆粒度的精細化，“工作”不再像“就業”那樣受到時空的嚴格限制而具有更好的擴展性與流動性以及更強的可交付性與可交易性。正是這個本質特征決定了它的三個典型的形式特征，即這種工作范式轉換表現為從組織型、集中型與單一性就業模式向自主型、分布型與多元型工作范式的轉換。
(一)從組織型就業轉向自主型工作
工業經濟范式決定了以雇主組織為中心的就業模式。按照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已故芝加哥大學經濟學家科斯的解釋，在工業經濟條件下，由于市場交易成本太高，組織型就業實際上是一種帕累托均衡。在組織型就業模式之下，勞動者個人依其與組織所簽訂的雇傭合同，集聚于組織大廈之內，嵌入科層制的管理體系之中，聽從組織的計劃指揮控制，接受組織的培訓開發，履行崗位職責，交付產品與服務，換取工資報酬和福利保險。但是，勞動者將其所在的組織視為最大的客戶，而非他們生產的產品或服務的直接消費者，無法形成客戶導向的職業規范，不僅提高了組織的管理成本，也隔斷了勞動者與消費者經由他們的產品或服務而建立起的社會聯系。更重要的是，勞動者因受制于嚴格的“泰勒科學管理規則”而缺乏自主性從而不斷挫傷他們的積極性與創造性。
伴隨著日新月異的數字技術發展，工業經濟時代的技術經濟條件禁錮正在不斷被突破，這為勞動者自主型工作范式奠定了技術條件。自主型工作并不是排斥組織型就業，而是基于勞動者個人的自由選擇而確定更適合自己的工作形態，表現為從雇主組織的就業決定權轉向更多的勞動者個人工作自主權。在自主型工作范式下，勞動者既可以繼續按部就班地為一個組織工作，成為組織型就業模式中的一員;而且即便如此，也可以借助數字技術的強大力量在組織授權范圍內擁有更大的自我決策權限與自主空間。勞動者個人也可以作為像“愛彼迎”“小豬短租”那樣的民宿房東借助于強大的數字技術平臺賦能來當一個獨立自主的“準創業者”。勞動者個人還可以作為一個自由工作者在各類不同的數字平臺上尋找自己擅長并感興趣的工作任務來做，例如外賣騎手、網約車司機、在線醫生等。更為神奇的是，勞動者可以同時為就業模式下的組織與為工作范式下的客戶工作，例如一個大學教師既可以作為大學的全職教師，也可以在業余時間作為網約車司機去為乘客服務。這種新工作范式對組織也是同樣有利的，數字技術平臺不僅可以實時開展數據分析監控經營狀況幫助企業降低對人員的依賴，而且通過在線交付工作成果降低突發事件的風險和組織管理的成本，賦能企業更多地關注勞動者所交付的結果質量和客戶的滿意度。當然，這必然對雇主組織的人力資源管理體系變革提出全新的要求。
(二)從集中型就業轉向分布型工作工業
經濟范式下就業模式的最大特點就是集中型就業：工作時間集中、工作地點集中、工作過程集中、工作交付集中。這意味著勞動者必須在特定的時間點上、時間段內以及時間節奏聚集于雇主組織所確定的工作地點，遵循同樣嚴格受控的工作流程，執行生產、管理、服務任務并交付工作成果。在工業技術經濟條件下這種完全的雇主導向而非勞動者導向的集中就業模式也是最優的，雖然這種在同一時間、同一地點、基于現場交付的集中型就業不只是無法經受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影響，也會受到突發自然災害的重創，而且一旦線性的生產流程設計出現問題就會導致整個生產過程的停頓。
顯然這并不是企業本身希望如此，而是工業經濟范式固有的特點，是由技術經濟條件約束確定的。數字技術可以突破集中型就業模式的工業技術約束而向分布型工作范式轉換。在企業方面，數字技術平臺已經高效地通過業務數據監測、物流追蹤、精準營銷、在線支付等服務幫助企業優化市場經營，而且通過移動遠程辦公、在線招聘、人工智能甄選、薪稅支付等服務幫助企業優化組織管理，正在通過工業互聯網、人工智能、材料科學與納米技術、3D打印等幫助企業優化生產制造流程，開始打造一個不僅能夠實現最終產品或服務準時交付與質量控制而且可以最大限度地回避外部環境不確定性影響的數字化分布型商業模式。這個新商業模式成長的過程也是傳統的集中型勞動力管理模式變革的過程。在勞動者方面，數字技術平臺則可以幫助勞動者根據企業的工作安排與個人的實際情況選擇工作時間、地點、交付的最優組合，既能夠讓勞動者(也包括企業)獲得最大的自由度和自主性，同時還能夠保證最大的勞動生產效率，降低通勤時間與財務成本，降低突發事件對集中型就業模式下的安全健康風險和連續生產風險。
(三)從單一型就業轉向多元型工作
“工業化”就業模式的單一型表現在勞動者就業的“單一雇主、單一崗位、單一關系，單一期限”。“單一雇主”就是勞動者不僅是組織型就業，而且在一個特定的時間段甚至整個人力資本生命周期內只為一個雇主組織工作。“單一崗位”是指雇主組織基于科學管理的設計實行嚴格的人崗匹配制度，勞動者因為職業教育或普通教育而專長于特定的崗位職責所要求的任職資格，并在此崗位上長期工作而形成崗位專用性人力資本，從而構成其一生一成不變的職業生涯路徑。雇主會在組織內部設立職業發展通道幫助勞動者獲得縱向的職位晉升。“單一關系”意味著勞動者與雇主只存在唯一的基于勞動合同的勞動雇傭關系，而它的歷史也只不過百年的時間。“單一期限”則是主流的就業范式提倡長期雇傭乃至終身雇傭，各國勞動雇傭法律政策似乎都推崇“無固定期限雇傭合同”而持續加持單一的長期型就業。這種單一型就業模式對雇主和勞動者都是剛性約束。對勞動者而言，它不僅缺乏工作廣度與深度，工作世界體驗單一，難以激活個體潛能，缺乏豐富性、滿意度與幸福感，而且不利于勞動者眼睛向外，適應工作市場的動態變化。對雇主而言，它不僅無法最優配置人力資本，而且難以靈活地應對瞬息萬變的市場競爭。
在數字技術急速發展的經濟體系中，單一型就業模式既不是企業發展的穩定器，也不是勞動者職業發展的保障網，更不是我們社會所追求的“穩就業”的避風港。一旦環境發生劇烈變化，反而更有可能會引發“就業硬著陸”——新冠肺炎疫情所帶來的就業緊張形勢便是這種情形的真實寫照。由于數字技術賦能，多元型工作范式不僅能夠得以順利實現，而且能更好地滿足企業和勞動者的最大利益。多元型工作是一種更加包容性、更具靈活性的工作形態。在多元型工作范式下，勞動者依然可以只為一個雇主組織工作，也可以同時服務于多個不同的雇主，甚至可以以一個雇主為主業，而同時以服務多個客戶為輔業。勞動者既可以終其一生在同一個崗位上兢兢業業，打造個人干凈純粹的職業生涯，也可以嘗試完全不同的工作任務，編織個人豐富多彩的職業人生。勞動者既可以繼續維持與雇主緊密的長期的勞動雇傭關系，也可以與一個或多個雇主組織建立起工作關系、合作關系、合伙關系、社群關系等更加五彩繽紛的人力資本關系。①
三、新工作范式的形成機制
這種全新的“自主型、分布型與多元型”工作范式，是三股力量交互作用的結果：
(一)像新冠肺炎疫情這樣的外生沖擊是這種新工作范式轉換的基本推動力量，構成新工作范式的必要性
無論是勞動力需求方，還是勞動力供給方，還是就業的政府主管部門，都要規避這種極具不確定性的“勞動力市場殺手”：突發重大公共衛生事件通過直接威脅人類基本生存安全而實際上消滅了傳統的勞動力市場，勞動者不敢出門尋找工作從而沒有有效的勞動力供給，雇主組織因無法承受員工感染疾病的結果也不敢招聘員工從而沒有有效的勞動力需求，隨之而來的是社會沒有就業崗位的創造，甚至也沒有了經濟活動。對比而言，金融危機(經濟危機)乃至自然災害只是更多地摧毀了勞動力市場的需求側，導致按照正常的市場機制已無法產生充分的有效需求，但是政府可以通過政策措施來創造和釋放有效就業崗位需求。新冠肺炎疫情等重大公共衛生事件則是經由破壞勞動力市場的基本前提——勞動力人口的生命健康安全而導致同時摧毀勞動力市場的供給側與需求側，從而摧毀了勞動力市場本身。前者經由短期的勞動力需求管理能得以緩解，而后者則必須解決基本前提問題才能“復活”。更嚴峻的形勢是，倘若短期的公共衛生事件(如新冠肺炎疫情)變成了長期的常態性的社會生活環境本身，那么就需要徹底改變社會經濟范式以及就業范式�；谖锢砀綦x與數字賦能而產生的“自主型、分布型、多元型”新工作范式不僅可以有效阻隔疫情傳播和自然災害侵襲，而且可以確保高效的遠程工作交付。這將是回應像新冠肺炎疫情這樣的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唯一有效且可靠的解決方案，除非人類一勞永逸地具備免疫能力。當然，如果集中化現場工作流程仍然需要的話，無人智能化工作則是必然選擇。
(二)作為外生沖擊的新冠肺炎疫情突顯了數字化新工作范式的必要性，而數字技術則保障了新工作范式的可行性
以先進的云計算、大數據、移動通信、社交、人工智能、物聯網、機器人、虛擬現實、全球定位系統GPS、區塊鏈等為代表的數字技術，不僅造就了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的奇跡，而且快速滲透到各行各業以及企業組織內部，啟動了全國范圍內全產業、全組織的經濟社會數字化轉型。根據國家發改委和國家統計局的信息，在推進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中，數字經濟發揮了不可替代的積極作用，遠程辦公、在線教育、智能施工、無人配送等新模式的快速發展，云計算、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新技術的快速發展，以及數字經濟、智能制造、生命健康等新產業的快速發展，成為推動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和新工作范式轉型的新引擎。[2]數字技術發揮的核心作用不僅是通過提高通信速度和強度而極大地降低工作市場交易成本，而且能夠提供超大容量工作交易所需要的更小單位但更加完整的數據信息，這使得一個更加自主、更加自由的工作市場所面臨的兩個關鍵障礙得以解除。當前數字技術的發展已經不僅可以讓這個全新的工作范式變成現實，而且可以在新工作范式中促進數字技術的不斷演進，從而形成良性循壞，并最終形成完全不同于工業經濟范式下就業模式的新工作范式。
(三)在必要性與可行性之下隱含著市場機制演進所確定的新工作范式的必然性
市場機制是指在資源稀缺的前提下各勞動力市場主體(需求方、供給方)基于成本有效性分析而采取的實現最大化目標的行為機制。以企業為代表的勞動力需求方不僅在資本與勞動之間選擇，而且在勞動雇傭關系與工作關系、合作關系、合伙關系之間選擇，還在現場集中工作與遠程分布交付之間選擇，甚至在時間點A與時間點B之間選擇，并且在這些不同的選擇之間進行選擇。作為勞動力供給方的勞動者亦同樣如此選擇：將自己的不同技能(人力資本)根據其市場價格按照不同的人力資本關系最優地配置到不同的工作任務上。數字技術的出現不僅可以改變上述的每一個選擇，而且還創造出更多的、更豐富的、更復雜的可能選擇。經由漫長的歷史過程，我們不斷在外生沖擊的約束下和技術進步的賦能下以市場機制持之以恒地推動我們尋求最切合勞動力需求方和勞動力供給方需要的工作范式。早期農業時代的生存型就業(甚至不能稱之為就業)、工業經濟時代的雇傭型就業都是那個時代的最優選擇。自主型、分布型與多元型工作范式是數字經濟時代的必然選擇，它不僅幫助我們有效應對像新冠肺炎疫情這樣的外生沖擊，而且還更好地滿足了勞動力供求雙方的需要。[3]因此，市場機制與技術機制都不僅僅是一個效率機制，而且還是一個倫理機制。當然，我們還需要一個新的政策設計來保障新機制的良好運行。——論文作者：楊偉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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