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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傳播的哲學反思文學期刊征稿

發布時間:2014-10-21所屬分類:文史論文瀏覽:1

摘 要: 本文從當代反思社會學與傳播理論研究的結合角度,論述了反思性的社會實踐與信息傳播的關系,特別指出在現代性境況中這一關系所具有的尖銳的根本的性質。本文評述了受反思社會學影響的傳播循環理論,重點論述了馬克思恩格斯關于交往形式的唯物史觀以及關于大眾

  論文提要:本文從當代反思社會學與傳播理論研究的結合角度,論述了反思性的社會實踐與信息傳播的關系,特別指出在現代性境況中這一關系所具有的尖銳的根本的性質。本文評述了受反思社會學影響的傳播循環理論,重點論述了馬克思恩格斯關于交往形式的唯物史觀以及關于大眾傳播與人民自我意識的觀點,分析了從馬克思主義創立以來各種基于批判立場的理論學派對于傳播和人的反思性問題的關切和解釋,以及當代傳播境況的新特點。

  本文選自:《赤峰學院學報》系《中國學術期刊綜合評價數據庫》來源期刊,《中國期刊網》、《中國學術期刊(光盤版)》全文收錄期刊!冻喾鍖W院學報》是由內蒙古自治區教育廳主管、赤峰學院主辦、國內外公開發行的綜合性學術理論刊物(月刊),主要發表哲學、社會科學各領域的研究成果。報刊提倡嚴謹的學風,堅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堅持相互尊重的自由討論。語 言:中文,主辦單位:赤峰學院,國內刊號:CN15-1343/N,國際刊號:ISSN1673-260X

  《赤峰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是經國家新聞出版總署批準、由內蒙古自治區教育廳主管、赤峰學院主辦的國內外公開發行的哲學社會科學類綜合性學術理論月刊。


        本文認為人的活動是在實踐行動結構、認知結構和傳播(交流、交往)結構中展開的。傳播結構具有反身的和外拓的兩種存在方式。其反身存在方式將傳播導向內在交流活動,形成同主體的認知結構的張力運動,形成反思性循環;外拓存在方式尋求主體際,與其他主體建構交往共同體。人的傳播結構受制于人的環境,特別是同客觀化的媒介結構形成了近似于同構的關系。實踐、認知、傳播三個結構互為影響作用、互為滲透轉化,呈現為不斷的循環。驅動這些結構發生循環的是主體的意向性、反思性和能動性。傳播技術的進步并非必然帶來傳播體制和傳播秩序的合理化,也并非必然帶來人的反思性的提升。對于健全的社會發展和人類解放的目標來說,利用傳播技術的成果,捍衛并提升人的反思性的實踐自覺,應當是當代傳播理論的進步的主張。

  關鍵詞:傳播理論,反思性,現代性,交往形式

  一、現代性境況中的人的反思性

  在最近十幾年的國際傳播學的研究文獻中,圍繞現代性問題的討論十分熱烈。與此同時,在社會學、經濟學、文化人類學、心理學等關系密切的相關學科領域,學者們都把大眾傳播及多種新媒體構成的全球化信息交流網絡作為現代社會人類生存與發展的基本情境予以高度關注。傳播境況的深刻而廣泛的變化正是現代性問題的焦點之一。

  社會學家A·吉登斯(Anthony Giddens) 對于“現代性”(modernity)的解釋有三層含義。首先指在后封建時代的歐洲所建立的而在20世紀日益成為具有世界歷史性影響的行為制度與模式,這大略地等同于“工業化”的概念。工業化不僅指物質生產的特點,尤其是指蘊含于生產過程中由于科學技術的廣泛應用所體現出的社會制度與社會關系。其次,現代性指的是資本主義體系,日趨全球化的商品生產體系。其三是組織化權力的大量增長,即利用信息對社會實行整體性監控的制度,F代民族-國家里,組織化的權力控制機制,滲透在個體成長的全過程和個體日常行為的各個不同場域。對社會實行整體性監控主要利用信息傳播的復雜系統來實現。因此,吉登斯修正了馬克斯·韋伯(Max Weber)將現代組織的特征歸結為科層制度的論斷,認為其現代的主要性質不在于規;蚩茖又,而在于集中式的反思性監控(reflexive monitoring)。

  后工業時代的來臨使原本在資本主義體系中包含的社會反思性問題突顯出來。市場經濟體系愈是走向全球化,科學技術的影響力愈是深刻而廣泛,民族-國家與世界的共存關系愈是緊密,生活的世界就愈是充滿了更多的不確定性或潛在危機。全球貿易金融體系,與全球政治秩序遠非穩固,缺少自動監測修復的機能,甚至某一企業的生產環節的疏漏,或者某個電腦病毒制造者的惡作劇都可能造成全球范圍的極大的恐慌和損失。這說明現代性也意味著從個體生存到民族-國家的前所未見的脆弱性。迫于現代性生存的壓力,利用信息傳播媒介進行社會反思性監控就是必然的選擇。

  實施社會反思性監控便于更有效地控制和配置物質資源和生產權力性資源。在現代經濟體系中,物質資源迅速流動、轉換和組合,其配置過程需經過信息優化和信息控制。信息是影響到物質生產和分配效率及其合理性調整的靈敏程度的最重要的資源?刂坪团渲梦镔|資源的方式就是社會體制的基本性質。社會體制,體現為這些體制內部及各個體制之間的分享信息的方式。 W·梅洛蒂(William Melody)在討論體制與傳播的內在聯系時寫道:“體制是從分享信息的需求和渴望的發展中創造出來的,所以,互動的培養模式,也就是傳播或信息交換的模式。以特定的方式取得所需的信息流量促成了體制結構的形成。不論何種原因,當傳播進程和信息流量改變之時,體制的結構也發生改變。而當最初保持暢通的信息傳播線路阻塞之時,體制就會死亡。體制可以根據其信息傳播的性質予以描述。” 梅洛蒂肯定了體制、效率和傳播的一體化,具備高度的反思性監控效能。但他也提出疑問,為什么有些最成熟最復雜的決策系統,采用了大量信息,卻未見作出更正確更靈敏的決策?大量信息匯集如海,而體制依然盲目,其修正和預見能力被淹沒了?梢娦畔鞑ゼ夹g并不能最終決定反思性監控的效能。新的信息傳播技術究竟是有助于增進人們理解,還是會造成信息泛濫令社會更加復雜和不穩定?更進一步,在資源的配置方面,信息傳播技術不僅剌激了競爭,也同時加強了形成壟斷的力量。根據布羅代爾(Fernand Braudel)和華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看法,資本主義就是從市場經濟里生長出的追求壟斷、窒息自由競爭的力量。這就是說,信息傳播技術在加速市場發展的同時未必使社會資源配置更加合理,更加有利于自由競爭。正如R·杜波夫(Richard DuBoff)在分析19世紀中下葉電報對于美國市場體制的影響時指出的,電報改進了市場的功能,加強了競爭,但是也刺激了壟斷的形成。大規模的商業運作、保密效能、空間控制的集中都作為電報傳播的結果產生出來。借助于電報技術,資本帝國攫取壟斷利潤才有可能。 當今的情形在本質上是一樣的。不同的是信息傳播技術極大地提高,而壟斷程度則早已突破了空間的限制,壟斷利潤也更為驚人。

  事實上有兩個不同層面的反思性。一個是行動主體為占有或控制資源的目標,利用信息傳播,對于階段性行為實踐的效能作反思監控;另一個是行動主體對社會整體的資源配置的合理性作價值評估。效能性反思和價值性反思即是基于工具理性的反思和基于價值理性的反思,F象學家M·梅洛-龐蒂(M·Merleau-Ponty)曾經提出兩個層面的現象學反思。他的第一現象學反思就在于企圖觀察、描述被感知的現象世界,或稱生活世界,不加任何科學認知的解釋或哲學上的先入之見;第二現象學反思就是試圖說明我們與現象的聯系,使這種反思指向現象世界與主體之間的關系。 如果應用這種方法來看傳播現象,第一層反思就是觀察、描述被感知的信息傳播現象,即由純粹技術運用所形成的傳播的范圍、規模、頻密度、持續時間、冗余度、保真度等等。第二層反思就是指向信息傳播的世界與行為主體之間的關系。上面所述的基于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的反思似都應歸納于第二現象學反思。應當說,傳播學的經驗主義學派比較注重傳播流程現象的研究和效能性反思;批判學派卻注重于揭示傳播流程的價值性反思。在近10年的傳播學研究的整合趨勢中,這兩個方面開始辯證地聯系起來了。

  二、從個體反思性到社會反思性

  人類的社會實踐活動,基于人類作為能動主體所具有的反思性能力。社會實踐的發展,是以連續的反思性監控、校正和調適作為前提條件。社會實踐在既定時空領域里的延展,同時也是連續的階段性的反思調控過程。反思性是行動-認知主體的意識間離,即自我的認知與自我的行為的間離。這使主體能夠用審視他者的眼光審視自我,從而實現對行動的持續監控。反思性監控是以理性化為基礎的。

  在梅洛蒂提出的疑問中,包含著傳播本質的深刻的悖論。社會實踐主體即吉登斯所稱的“能動者”(agent),在實踐過程中不斷地對實踐行為作反思性監控,必須依賴信息傳播的條件。然而信息流量也會干擾障蔽主體的反思能力。這一矛盾在第一代控制論的傳播理論中,被區分為有效信息和噪音來加以解釋。如果說這一模式適用于研究物理信號的傳輸規律,那么,用于解釋人類傳播現象就顯得過于簡單。信息的真確程度和價值水平乃是由主體的認知結構來決定的。人類傳播過程中的“噪音”相對于主體的實踐-認知判斷和價值判斷,因而是相對的。

  80年代初期美國傳播學者從韋伯(Weber)的解釋社會學、舒茨(Schuiz)的現象學、卡芬柯(Garfinkel)的人類學方法論、克利(Kelly)的個體心理學的理論中吸取有關反思性的觀點,將其融入對意義和傳播的分析。 90年代K·克雷賓多夫(Klaus Krippendorff)作為第二代媒介理論的原創性理論家, 提出了傳播的多重循環模式。他的理論框架跨越了第一代信息控制論,摒棄了媒介中心主義和形式主義,將行動主體的反思性監控和社會實踐的概念引入傳播控制過程。他是信息理論家和內容分析方法論學者,而他的傳播理論有著廣闊的視野。他吸取了M·米德(Margaret Mead)反身控制的角色意識理論 、H·R·馬特雷納(Humberto R.Maturana)的認知理論以及吉登斯的反思社會學。米德在文化研究中創用“前喻文化、并喻文化、后喻文化”和“第一意識、第二意識、第三意識”的概念,描述文化人格形成的復雜過程中的反身控制的意識活動。 馬特雷納認為,一切所言皆為觀察者所言。人既是言說者又是觀察者。 克雷賓多夫指出人們總是在其認知能力的連續性中控制其理解的。從接受傳播信息到知識理解的建構便在一個反思性的循環中進行。進入反思循環的東西并非是物理性傳播的刺激,而是對于主體的理解結構的挑戰或者附合。按第一代信息傳播理論,理解是對于文本的正確解釋或者對于編碼信息的正確解碼?死踪e多夫認為,“理解”不是關于某一事物的理解(of),而是說理解就是事物本身。整個認知理解是在反思環之中運演主體的認知結構,而同時又借助外在于反思環的客觀化的媒介,與他人發生雙向纏繞的交流實踐。因此信息傳播理論的重心,從對信息的正確編碼-解碼,轉向由主體反思性牽引的動態的認知結構。

  克雷賓多夫并不否定信息的實在性和傳播的客觀性,他的主要貢獻是描述出傳播與反思性相結合的循環,強調理解的中心性。他提出傳播的客觀化,不是主體自我的外化,而是指是在主體的理解視界之外,為主體提供了反思性監控背景條件的媒介?死踪e多夫的傳播循環理論至少是對傳播本質的悖論的一個自圓其說的解釋。由于傳播媒介外在于主體的反思循環,媒介的技術進步只是為人們的交流實踐提供了更充足的條件,卻并不能直接影響反思性的水平。同樣,信息的極大豐富只能說是對主體的理解壓力和認知結構的挑戰,從而導致反思性循環的內在張力的加劇,也不能直接決定主體的反思性水平?死踪e多夫提出了人類傳播的基本的循環概念:“人類傳播乃是在一種傳播建構的循環的非閉合方式中自動形成的。這一結構乃是由參與者(包括他人在內)來掌控的,并使參與者進入雙向的實踐,參與者以其交流存在的方式認識并作出解釋。” 這一概念將人的反思性和傳播實踐之間的聯系和轉化作了清晰的邏輯說明。

  傳播更進一步地涉及到主體際的交流。個體話語何以可能是共在主體或一般主體的話語?人的意向如何能超越自我而達至他人?個體的反思性監控何以可能成為社會的反思性監控?或者說,個體的反思性監控是經由權力支配機制而擴張為社會的反思性,還是經由交流中介建構主體共同體而形成社會整體的反思性?這個問題對于傳播理論來說,是最根本的問題;而它又是同20世紀哲學的最大難題聯系在一起,即“主體際的困境”。 胡塞爾曾經試圖借助“移情作用”的審美心理學理論解釋主體際。后來他又放棄了心理學策略,轉求于類似康德的絕對先驗自我,認為絕對先驗自我當中即包含了一切主體的先驗本性,因而主體際就是先驗自我在經驗空間的展開。先驗主體共同體是傳播交流的基礎。海德格爾從個體的“此在”出發,經過主體際而轉化為“共在”。從索緒爾到列維-斯特勞斯、喬姆斯基結構主義語言學,強調語言能指的深層結構的共同性,以此作為溝通可能性的基本前提設定。阿佩爾提出以“先驗語言游戲”建構交往共同體。后期的維特根斯坦轉而求助于日常生活的語用學,認為語言的意義不再僅僅取決于語言的邏輯,而在于語言的用法,即在生活實踐中自我的意義轉變為公共的意義。但是他仍舊困惑于可傳達的和不可傳達的邊界。對于不可傳達的,他主張保持沉默。伽達默爾從文本解釋學的路徑上開出“解釋的循環”和“視界融合”的設定。哈貝馬斯則認為合理的主體際結構只能通過交往性行為來達到。 困擾著20世紀哲學的問題,即主體際何以可能成立?人與人何以可能交流?人與人何以可能通過交流建立多極主體共在的共同體?幾十年來在人類傳播的經驗層面進行探索的傳播學界,不能不注意到哲學的困惑對于建構傳播學基礎理論的意義。

  從語言研究轉向交往行動研究也是社會學和社會心理學的路線。G·米德說:“我們所稱的‘交流’的重要性就在于,事實上它提供一種行為形式,使得有機體或個體可以成為他自己的對象。”從而他將自我分解為主我和客我。這中間已經含有了某種反思性的意義。而對于交流過程如何成為社會共同體建構的基礎問題,他使用了參與、投射之類的說法。自我向社會的投射和他人對自我的參與。 迪爾凱姆十分注重社會聯合的有組織形式、價值認同和共同規范,認為這“既是集體的,又是累世創造的,”“不只是在表達所有參與的個人情感之中共有的東西,而是來源于公共生活之中,是個人意識之間交互影響的作用和反作用的產物。” 帕森斯則以“社會交往”定義生活世界。人們通過運用“廣義交換符號媒介”而進行交往互動,以達成適應、整合,形成相對穩定的模式即“制度化”。然而上述社會思想家在探討社會共同體的建構時采取的仍是“主體-客體”、“個體-群體”的兩極思維模式,把社會共同體的構成作為矛盾運動的穩態、和諧狀態或目標狀態來描述。因此傳播(交往、交流)活動是為了(for)達至社會共同體,而不是說這一活動本身就是(is)社會共同體。“主體-客體”、“個體-群體”的兩極思維模式,在布爾迪厄、吉登斯和哈貝馬斯等人的理論中被取代為“多極主體”模式,雙向交往轉為多維交往,交往共同體被描述為充滿矛盾張力的“場域”(field----布爾迪厄 )、開放的“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哈貝馬斯)、“結構二重性”(duality of structure)、“情境性”(contextuality)、“社會整合與系統整合”(social integration/system integration——以上為吉登斯概念)。這些觀念的共同點在于肯定社會制度、結構、文化系統和共同體等等都不是外在于人的超然之物,也不是揚棄了個體性的團塊式的群體,它們是多極主體連續的反思性行為和交性行為的中介和結果。當然,在哈貝馬斯和吉登斯的思想中,仍含有對交往共同體的價值肯定的意思。哈貝馬斯主張“交往性行為的合理化”,他將人的社會互動區分為以達成互動雙方理解為指向的交往性行為、在互動中謀求功利的戰略性行為和非真實性的符號性行為。他試圖通過交往性行為的媒介傳播作用,調解沖突,建構世界觀的同一性和新的社會一體化的形式。

  三、交往形式、傳播境況與反思性

  早在一百五十多年前馬克思和恩格斯就預見到資本主義的出現開辟了真正意義上的“世界歷史”。這是以世界范圍的資源、市場劃分、勞動分工為內容的新時代。這一切都根源于生產力和交往形式的革命。他們在《德意志意識形態》等著作中深刻闡述了對人類生產-交往方式發展的唯物史觀。 [25] 馬恩所用的“Verkehr交往”一詞,含義廣泛,有交往、交通、流通、運輸、往來等意思,“交往形式”概念中包括了人與人的交往、信息與文明的傳播、資本財產所有制、商品和貨幣流通體系以及語言交流、思想交流等等,可以說以“生產關系”的內涵為主,但指涉義域更廣。按照馬恩的觀點,在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基礎之上,人們建立了物質交往、語言交往和精神交往的方式。任何個人之間的交往,都不是純粹個人之間的交往,而是在一定的社會歷史條件下的交往。交往是歷史地積累起來的形式。馬恩指出:生產和交往是互為決定作用的,生產以一定的交往形式為前提,而一定的交往形式又決定了生產和需求。“它們在整個歷史發展過程中構成一個有聯系的交往形式的序列,交往形式的聯系就在于:己成為桎梏的舊的交往形式被適應于比較發達的生產力,因而也適應于更進步的個人自主活動類型的新的交往形式所代替;新的交往形式[又]會變成桎梏并為別的交往形式所代替。”他們天才地預見到,“只有隨著生產力的這種普遍發展,人們之間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來”。 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就意味著全球范圍的新的交往形式的產生。到了晚期資本主義的今天,我們更可看到交往(特別是信息交流、知識創新的交往)己經成為生產力的主導性的因素。

  馬恩還深刻地剖析了資本主義的交往特征:一、由于強制的分工,人們喪失了自主的活動而被動交往,交往形式成為異己的力量。二、交往的實質物欲化、功利化、偶然化。“貨幣使任何交往形式和交往本身成為對個人來說是某種偶然的東西。”“在現代,物的關系對個人的統治、偶然性對個性的壓抑,己具有最尖銳最普遍的形式”。 三、人們被迫進入的交往范圍越是廣闊,他們越是不能夠以完整的全面發展的個人自由地交往。四、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特殊集團或統治集團利益與被統治的人民的利益形成尖銳的矛盾,這一矛盾無法在資本主義的交往形式內解決。五、由于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間的這種矛盾,國家權力表現為虛構的交往共同體。六、因此資本主義的交往形式本質上仍然是異己的權力統治形式。“這種力量現在卻經歷著一系列獨特的、不僅不以人們的意志和行為為轉移的,反而支配著人們的意志和行為的發展階段。”

  在馬恩作出上述論斷之后一個半世紀中,資本主義的交往形式增加了新的特點。首先現代交往形式因為信息傳播技術的廣泛應用,呈現出時空分離的狀態。物質交往、語言交往和精神交往毋需依賴共同在場的情境。信息傳播的速度和跨度改變了人們的時空意識,加深了人們對于歷史傳統和親歷生活世界的疏離,偶然性、平面感、當下性、直觀式成為現時交往方式的切身經驗。時空分離導致的另一個影響就是異域參與感的提升,生活的拼貼畫效應,歷史感和思維深度模式的消解,以及反思能力的退化。某種程度上說是空間對時間的占領,偶然對必然的占領。其次,主要的交往實踐集中于對權力性資源的占有和利用。權力性資源指生成支配他人行動的權力所需要的信息、知識、體制、人緣、話語符號、媒介、身份形象等資源。權力性資源較之物質資源來說,更加敏感而深刻地依存于傳播和交往方式。在今天的社會中,權力不只是體現為國家法權、暴力機器,還體現為在不同場域里建構運作機制的知識能力,對他人行動和情感的控制影響力,以及在權力的生成-維系-擴充的過程中的監控力。隨著生產的發展,個體的生活行為的自由度似乎是擴大了,然而社會通過不斷生成權力資源、劃分新的權力場域并使權力多元化、支配形式隱蔽化而加強了對個體行為的監控。其三,在社會制度的建構方面更依賴于符號權力。符號權力是通過占有符號資本而取得支配社會資源和他人行為的權力。符號權力一般為國家和合法化的知識專家所壟斷。20世紀的激烈動蕩的不同社會制度的實驗,反映了人們尋求合理的新的交往形式的痛苦過程。誠如馬恩所說,“現存制度只不過是個人之間迄今所存在的交往的產物。”在民族-國家內部,當選擇建構“總體性制度”時,國家便以社會整體利益面目出現,以總體性的承諾取得對社會實施總體監控的合法性,以總體性的認同規范和行為紀律,壓抑社會成員個體的自由的反思性。當選擇建構“自由開放制度”時,權力便轉化為形形色色的專家建議、權威統計、推廣訴求,淹沒或迷惑社會成員個體的自由的反思性。當涉及建構國際政治經濟秩序時,新的交往形式充滿了支配與反支配、依附與反依附的矛盾斗爭。

  馬克思主義在本質上是批判的。這是20世紀社會反思性力量的思想泉源。青年馬克思在《萊茵報》工作期間為反對普魯士國家的書報檢查令而進行的斗爭,揭露了統治階級總是千方百計使其壟斷媒介資源,謀求符號暴力的行為合法化。人民總是努力爭取更多的傳播空間,建立自由的公共領域。馬克思認為,自由報刊本質上就是人民的社會反思的方式。他寫道:“自由的出版物是人民精神的慧眼,是人民自我信任的體現,是把個人同國家和整個世界聯系起來的有聲的紐帶”。“自由的出版物是人民在自已面前的公開懺悔,……是人民用來觀察自己的一面精神上的鏡子,而自我認識又是聰明的首要條件。……它是從真正的現實中不斷涌出而又以累增的精神財富洶涌澎湃地流回現實去的思想世界。” 人民通過自由報刊而獲得的自我意識和社會反思性是經由多元信息渠道、多種聲音最終匯合而成。他揭露普魯士國家的書報檢查官以“保護公民的最高利益”為名,“一直在進行非法的活動”,“因為它不僅調整個別公民的行為,而且調整社會精神的行為。” 馬恩堅定認為,資產階級法權中關于言論和出版自由的規定是生產和交往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對于無產階級和人民來說,“毫無疑問能夠要求資產階級徹底實行自己的原則,”借助它爭得自己的政治權益。馬克思也主張報刊的多元化,“在人民報刊正常發展的情況下,總合起來構成人民報刊實質的各個分子,都應當(起初是單個地)表現出自已的特征。這樣人民報刊的整個機體便分裂成許多各不相同的報紙,它們具有各種不同而又相互補充的特征,……只有在人民報刊的各個分子都有可能毫無阻礙、獨立自主地各向一面發展并各成一行的條件下,真正‘好的’人民報刊,即和諧地融合了人民精神的一切真正要素的人民報刊才能形成。……但要使報刊完成自己的使命,首先不應該從外部施加任何壓力,……即承認它具有自己的內在規律,這種規律它不能而且也不應該由于專橫暴戾而喪失掉。”毫無疑問,自由報刊應當是無產階級和人民從資產階級社會里繼承的文明成果,而言論自由和新聞出版自由的原則應當由無產階級和人民予以徹底實現。無產階級和人民通過這一自由完成自我教育和對社會的反思批判。

  馬恩是在印刷媒介和電報通訊的傳播技術背景下作出上述分析和論述的,其革命人道主義、階級啟蒙和社會批判意識成為留給后世的偉大的思想遺產。但是他們所預言的“人民自由報刊”與“人民自我意識”似乎仍是人類交往的理想。隨著由科技進步給世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帶來的根本變化,革命時期的人民自我意識和階級覺悟的命題轉化為日常生活中個人和社會的反思性命題。當代的傳播理論學者通過追索那些摧毀社會反思性力量的根源,以尋求建全的富于人文關懷的社會理性。

  文本分析理論將社會反思性面臨的危脅歸于主要來自新的文本、語言行為結構和信息編碼方式。后期的羅蘭·巴特(R.Barthes)的本文閱讀理論把本文看作開放的無窮無盡的象征空間,意義在本文中隨著不同的讀解流轉、擴散、轉換和增值。德里達(J.Derrida)提出消解中心和移置中心的解構的策略。在本文里不存在理論意義的中心,只存在著意義鏈。文本不是一個既定的“在場”,而是二元對立不斷轉化的不在場的共在。符號的意義有不確定的特征。符號在不斷的區分和延擱中產生新的意義,暗示了意義的無限性。意義的傳達不是指向一個中心,也不是直線性的,而是呈彌散、零亂和不完整的樣態,本文與本文之間形成了“互為本文性”。波斯特(M.Poster)認為德里達的文本解構理論非常適合于數碼電子文本的寫作、編導、傳播和閱讀情形。現代電子傳播的文本在兩個方面均是過往的傳播方式無可企及的。這就是重構現實和分解認知結構。“電子信息文本不是培育出自主的、理性穩定的個體,而是游戲的、耽于幻想的、多面的自我”。這導致了知識傳達系統和存儲系統的解構。

  權力話語分析認為大眾傳播和新的電子信息媒體隱含著權力體制,并與個體的反思相敵對。采取這一視角的學者主要根據?(M.Foucault)的理論,將當代數據庫比擬為類似于Panopticon(圓形監獄)的權力監視系統,對社會全體成員實施持續的、全方位的、隱蔽的監控。多倫多學派史邁斯(D.W.Smythe)將其研究的焦點放在引導和管理媒介技術的機構和體制方面。他努力揭示出傳播技術如何引起權力體制的改變,如何適應了權力不斷增長的要求。

  文化研究認為資本主義文化工業所制造出來的大眾文化、商業文化將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滲透到核心家庭、個體生涯規劃和行為偶像之中,直至通過全球文化市場擴張于全世界。從本杰明(W.Benjamin)、阿多諾(T.Adorno)直到伯明翰學派的威廉斯(R.Williams)、莫雷(D.Morley)、霍爾(S.Hall)等人的研究揭示出被文化工業籠罩的現代社會的個體身居于一個使他們自說自話的符號結構中。在控制之下的身體并非從屬于自己。在趨向于未知的短暫過程里,他們可能發現深層的自我,既不能成為可以自由選擇風格、策略和規約的自我,也不能成為由外在場域和話語所定位的自我。 英·安(Ien Ang) 將文化研究理論與依附理論結合,分析了全球化電視文藝文本對個體反思性的壓抑直至對世界多元文化的排擠,以及由此導致的文化認同危機。

  面對即將跨入的21世紀,在日新月異的科技發明的推進下,新的生產-交往方式將為人類開啟新的生活世界。人們面臨機遇和風險、自由和束縛、認同和疏離的矛盾將表現出新的形式。傳播學科一方面追求對人類傳播經驗有更加客觀的豐富的科學的認識,另一方面也在批判中對于傳播環境有更深的洞察,便能更自覺、更有勇氣地利用、矯正和發展它來拓展人類的自由。弘揚人本關懷和社會合理性,必須持久地揭露和反抗來自物質的、權力的和迷信的精神奴役。傳播技術的進步并不等于傳播體制、傳播秩序和傳播實踐的合理性。我們只能利用這種迅速發展的客觀力量來培育人類精神的成長,提升反思性的實踐自覺,而不是瓦解這一人類借以自救的智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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