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14-04-22所屬分類：文史論文瀏覽：1次
摘 要： 本文繼續了作者以往對全球化問題的全方位研究，試圖從文化的視角集中對這一研究課題在當今國際學術界的現狀作出評述和總結，并結合全球化在中國文化中的實踐對這一現象作出理論描述和建構。作者認為，全球化現象雖然起源于經濟領域，但作為一個歷史過程和文化
內容提要：本文繼續了作者以往對全球化問題的全方位研究，試圖從文化的視角集中對這一研究課題在當今國際學術界的現狀作出評述和總結，并結合全球化在中國文化中的實踐對這一現象作出理論描述和建構。作者認為，全球化現象雖然起源于經濟領域，但作為一個歷史過程和文化建構，至今已經有了一百多年的發展，它已廣泛涉及政治、社會、法律和文化諸領域，并對文學研究產生了積極的和消極的影響。既然有著不止一種形式的全球化，對之的研究也就應當是多維度和全方位的。從跨文化的理論視角探討全球化理論與文學研究的關系已經成為當今的國際比較文學和文化研究領域的一個新課題，在這一大的框架之下，有必要對產生于全球化過程中的身份政治和流散文學等當代社會的獨特現象作出理論探討和學術研究。
關鍵詞：全球化,文化研究,文學研究,流散文學,全球本土化
對于全球化這一經濟、社會和文化現象的研究，最近十多年來已經成為整個國際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內的一個熱門課題。就我本人目前所參與的幾個重大國際合作項目而言，這個課題幾乎吸引了所有活躍于政治、經濟、社會理論和文化界的主要學者的注意。不少國家的科研機構或基金會撥出巨款讓學者們對之進行系統的多學科研究，以便從跨學科和跨文化的視角建構出一種全球化的理論(a theory of globalization)或文化(a culture of globalization)(2)。當然就目前已經取得的研究成果而言，要對全球化這個概念作出令大多數人都滿意的界定實在是比較困難的。但是對全球化現象及理論的研究仍在繼續，而且有著概覽總結的趨勢。但介入這一研究和討論的大多數學者都認為，經過近十多年的理論爭論和實際操作，全球化現象的存在和發展已經得到人們的普遍認可，因此人們一方面試圖從理論和學科的層面對之進行研究，另一方面則試圖從各個不同的角度對之進行修正、反撥和批判。這樣一來，伴隨著全球化這一術語的頻繁使用，另一些衍生甚至杜撰出來的術語"全球性"(globality)、"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反全球化"(anti-globalization)、"變異的全球化"(alter-globalization)、"解全球化"(de-globalization)等也就應運而生了。正如英國學者楊·阿特·肖爾特(Jan Aart Scholte)最近所中肯地指出的，"盡管定義并非一切，但一切都包含著定義。對全球化的認識實際上有著界定世界的作用。因此對全球化的每一種研究都應當包括對這一術語的仔細的并帶有批判性的審視和考察。"正是本著這一目的，本文首先從對全球化的界定和描述入手。
既然馬克思主義創始人最先對全球化現象予以了關注，我們還是應當首先從他們的有關論述中找到分析全球化現象的出發點。早在1848年，當世界資本主義仍是一個正在崛起的新興力量并處于發展期時，馬克思和恩格斯就窺見了其中隱含著的種種矛盾，分析了全球化在經濟領域內的運作規律，并且結合其在文化生產中的后果，頗有遠見地指出: "各民族的精神產品成了公共的財產。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為不可能，于是由許多種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學形成了一種世界的文學." 顯然，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的這段經典性論述至今仍為我們在不同的場合引用和討論，這同時也是我們今天探討全球化和文學研究的出發點。確實，全球化作為一個歷史過程，曾在西方歷史上的兩個層面有所表現：其一是1492年始自歐洲的哥倫布遠涉重洋對美洲新大陸的發現, 它開啟了西方資本從中心向邊緣地帶的擴展，也即開始了資本主義現代性的宏偉計劃，在這一宏偉的計劃下，許多經濟不發達的弱小國家不是依循歐美的模式就是成為其現代性大計中的一個普通角色; 其二便是馬克思恩格斯所預示的"由許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學形成了一種世界的文學"的現象，這實際上也預示了文化上出現全球化趨勢的可能性，為我們今天探討全球化與文學研究這個課題定了基調。當然，對于文化上是否存在全球化的現象，人們有著不同的認識，有人認為根本不存在這樣一種可能;而另一些人則認為，這已經成為一種不爭之實，例如大量移民的遷徙和流落他鄉所帶來的文化混雜性和多元性，英語在全世界范圍內的普及和變異、麥當勞餐館在全世界各國的落戶和變形、美國好萊塢影片對另一些弱小民族文化和電影的沖擊、大眾傳媒及國際互聯網的無所不及之影響，等等。這一切事實都說明，文化上的全球化趨勢正在向我們逼近，它迫使我們必須思考出某種積極的對策。不承認這一點就不是實事求是的態度;反之，認為文化上的全球化趨向只表明一種趨同的傾向而忽視其文化的復雜性以及有此而導致的多樣性和差異性，也容易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
既然我們試圖從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來討論全球化與文化和文學研究，那么我們的當務之急就是從閱讀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的原著開始。在上述引文中有一個關鍵詞：世界文學(Weltliteratur)。眾所周知，"世界文學"這個概念最先是由歌德于1827年正式提出的，后來馬克思主義創始人根據當時的政治、經濟形勢以及對文化知識生產的影響提出了新的"世界文學"概念，這對比較文學這門新興的學科在19世紀后半葉的誕生和在20世紀的長足發展都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但是對于"世界文學"這個概念，人們也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和解釋。在我看來，從文化差異和多元發展走向這一辨證的觀點來看，這種"世界的文學"并不意味著世界上只存在著一種模式的文學，而是在一種大的宏觀的、國際的乃至全球的背景下，存在著一種仍保持著各民族原有風格特色的、但同時又代表了世界最先進的審美潮流和發展方向的文學。這樣一來，與經濟上由西向東的路徑所不同，文化上的全球化進程也有兩個方向：其一是隨著資本的由中心地帶向邊緣地帶擴展，(殖民的)文化價值觀念和風尚也滲透到這些地區;但隨之便出現了第二個方向，即(被殖民的)邊緣文化與主流文化的抗爭和互動，這樣便出現了邊緣文化滲入到主流文化之主體并消解主流文化霸權的現象。對于這后一種現象，我們完全可以從原先的殖民地文化滲透到宗主國并對之進行解構以及中國文化的發展史上曾有過的西進過程見出例證，而在當今時代，這種東西方文化的相互影響和滲透更是日益明顯。所以，在這一歷史進程中，文化上的全球化不可能不受到另一種勢力--文化本土化的抵制，而從長遠的觀點來看，未來世界文化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就取決于全球化與本土化的互動作用，或者說是一種"全球本土化"的發展趨向。從這一基點出發，我們完全可對當代社會各種復雜的文化和文學現象作出理論分析了。
全球化、文化研究與文學研究
首先是文學語言或話語喪失的問題，對此我曾在另外的場合作過詳細論述，(22)在此不再贅言。我這里僅想再次指出，近幾年來，關于"古代文論在當代的轉化"以及文學批評理論中出現的中國文論"失語"的爭鳴已經向我們提出了這個問題，足以促使我們靜下心來思考積極的對策。當然，要想在一個廣闊的國際論壇上發出我們自己獨特的聲音，我們就必須對前人和同時代的國際同行的已經取得的研究成果有所了解，這樣我們的理論建構才具有真正意義上的創新。 有人認為"理論熱"在中國已經成為歷史，下一步應該怎么辦?我認為，"理論熱"并沒有消退，只是這種單向度的"理論的旅行"--從西方到東方-應該掉轉一個方向，從東方向西方運動。因此，在這個問題上，我們首先要搞清楚，在文學理論和文化研究方面，與國際接軌，并不意味著與西方接軌，而是意味著與西方進行平等對話，通過這種對話，來逐步達到理論和學術的雙向交流，在這種交流的過程中，我們中國學者的研究成果已經逐步對西方的學者產生某種潛移默化的影響，中國的文學成就也已經引起了歐美主流學者的注意。美國的兩部寫于80年代和90年代的文學史，就有相當的篇幅就描寫了亞裔文學，甚至相當的篇幅描寫了華裔文學在美國的崛起，并且對美國主流文學的沖擊，甚至有少數的文學作品已經成為了文學經典，并且已經載入了史冊。所以認為中國的文學理論患了"失語癥"的說法至少是片面的。中國文學理論在國際理論爭鳴中暫時的"失語"現象并不會長久，如果我們能夠借助于西方的語言媒介來發出自己的獨特聲音，來表達自己的理論建樹的話，建構自己獨特的研究話語，那么，我們就將對中國的文化思想在全世界的傳播和推廣起到更為積極的作用。在當今這個全球化的時代，幾乎人人都在學習英語，試圖用這種具有世界性特征的語言來表達自己的聲音，那么我們的人文社會科學學者將有何作為呢?我們都知道，在自然科學領域中，我們科學家已經非常自覺地要把自己的科研成果用英語在國際權威刊物上發表出來。在我們的中國人文社會科學領域，有相當一大批的學者還不能夠和國際學者進行直接交流，要取決于翻譯的中介。我們知道理論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譯的，這些翻譯不僅會漏掉很多東西，而且在更大程度上屬于一種改寫和建構。所以說我們要想使得中國的人文社會科學迅速地進入國際前沿，我們在很大一部分程度上也要借助于英語。我認為，在與國際學術界進行交流的時候，即使我們有的時候是用的全球普遍使用的語言--英語，但是話題的內容和觀點卻是中國的，也就是本土的，那么這就并不意味著我們的文化會被西方文化殖民，與其相反，倒是會更為有效地使我們將中國文化學術的一些觀點逐步介紹到全世界，從而一方面使得中國人文學者在國際論壇上的聲音越來越強勁，另外一方面讓越來越多的人了解中國，了解中國文化的博大精深。
其次一個重要問題就是文學研究中的身份問題，對此我也曾多次作過論述，在此我也只想強調指出，由于全球化現象的出現導致了人的身份的不確定。曾經確定的一種身份已經歷了某種程度的裂變而成為多重或多種身份(multiplying identities)，(25)因此在學術界討論后人文主義也成了一個熱點課題。我們都知道在全球化的時代，市場經濟的作用越來越大，就使得人的主觀能動性，在很多一部分程度上也受到了挑戰，就是人類創造出了自己的高科技產品，這些高科技產品在某些方面又使得人本身受到一種制約，所以這么一來，人的作用就受到大大的限制。但是另外一方面，人本身要把自己被壓抑的主觀能動性繼續再發揮出來，所以這樣就使得人的作用與啟蒙時代、文藝復興時代的突出人和以人為中心的人文主義的時代，大大不同。所以我們稱之為后人文主義，特別是這個時代，我們還發現，機器人，還有對人的克隆，使得把人性本身給扭曲了。另外一方面我們也感覺到，人的身份問題，身份本身也充滿了很多復雜的因素，過去我們都知道人對國籍戶口是看得很重的，但是今天由于這個全球化的作用已不那么重要了。民族的身份是如此，文化的身份認同更是如此。認為可以返回某種"純而又純"的中國文學理論話語至少在這個全球化的時代是一種"天方夜談"。實際上，我們完全可以這樣認為，經過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洗禮，中國現代文學的理論話語已經成為一種自滿自足的、"不中不西"的混雜體：它既不屬于中國的傳統，也不完全是西方的"泊來品"，而是傳統的中國文化和文論與西方文化和文論的交往和對話而產生來的一個"第三種"成分。同樣，在今天的西方文學理論話語中，第三世界的混雜理論話語也比比皆是，我們已經很難分清哪些是道地的西方話語，那些是后殖民理論家的混雜話語。我想這種現象的出現為我們中國文學理論家的迅速步入國際文學理論前沿鋪平了道路。
最后一個就是關于流散寫作和離散文學的研究，對此我認為應該在下一節中專門予以討論。
流散文學：全球化時代文學研究的新課題
"流散"(Diaspora)一詞又譯做"離散"或"流離失所"，對這一現象的研究便被稱為"流散研究"(diasporic studies)。雖然對流散寫作或流散現象的研究始于90年代初的后殖民研究，但進入全球化時代以來，由于伴隨流散現象而來的新的移民潮的日益加劇，流散研究以及對流散文學的研究已經成為全球化時代的后殖民和文化研究的另一個熱門課題。毫無疑問，在這一大的框架下，"流散寫作"(diasporic writing) 則體現了全球化時代的一種獨特的文學現象。
有人也許會問，研究流散文學現象是否可以納入廣義的國外華裔文學或海外華文文學研究的范圍，我認為，上述兩種研究都屬于比較文學研究的大范圍，由于流散文學現象涉及到兩種或兩種以上的文化背景和文學傳統，有些還涉及兩種不同的語言的寫作，因此自然屬于比較文學研究的范圍，因此應當納入跨文化傳統的比較文學研究的視野。就近20年來的中國文學創作而言，我們不難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在創作界幾乎每隔五年左右就為當下流行的文學理論批評思潮提供一批可以進行理論闡釋的文本。比如說，在1978年之后，當中國文學理論界沉溺于關于現代主義的討論中時，創作界便出現了一大批具有先鋒意識的作家，他們的創作往往走在理論的前面，結果使理論界的"滯后性"相形見絀。但是在討論后現代主義時，一些具有后現代先鋒意識并掌握了后現代主義寫作基本技法的作家的創作卻基本上和理論批評同步，因而使得中國的后現代主義文學實踐迅速地得以進入與國際同行進行平等對話的境地。因此我覺得，這說明了我們的文學在一個開放的時代正在走向世界，并且日益具有了全球性，和國際水平縮短了時間差。而在后殖民主義寫作領域，這方面的典型作品則比較少，好在后殖民主義很快就淹沒在廣義的文化研究和全球化研究的大背景之下，因此我們完全可以在散居在海外的華裔作家的創作中找到優秀的文本。最近我們非常欣喜地讀到一些出自海外華裔作家之手筆的作品，并自然而然想到把他們叫做中文語境中的"離散作家"(diasporic writers)。當然這個詞過去曾譯成"流亡作家"，但用來指這些自動移居海外但仍具有中國文化背景并與之有著千絲萬縷聯系的作家似乎不太確切，因而有人認為叫離散作家為好。但這些作家又不僅是離散，有些近似流亡散居或流離失所，因此我認為譯作"流散文學"比較貼切。也就是說，這些作家中有相當一部分是自動流落到他鄉散居在世界各地的，他們既有著明顯的全球意識，四海為家，但同時又時刻不離自己的文化背景，因此他們的創作意義同時顯示在(本文化傳統的)中心地帶和(遠離這個傳統的)邊緣地帶。另一個不可忽視的現象是，我們若考察近20 多年來的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便同樣可以發現一個有趣、然而卻不無其內在規律的現象：80年代以來的獲獎者大多數是后現代主義作家，90年代前幾年則當推有著雙重民族文化身份的后殖民作家，到了90年代后半葉，大部分則是流散作家。當然對流散作家的研究，我們可以追溯其廣義的流散文學和狹義的專指全球化過程所造就的流散文學現象。我們不難發現這一過程的演變也有著自己的傳統和發展線索。
早期的流散文學并沒有冠此名稱，而是用了"流浪漢小說"(picaresque novelists)或"流亡作家"(writers on exile)這些名稱：前者主要指不確定的寫作風格、尤其是讓作品中的人物始終處于一種流動狀態的小說，如西班牙的塞萬提斯、英國的亨利·菲爾丁和美國的馬克·吐溫等作家的部分小說就屬此范疇，但這并不能說明作家本人是處于流亡或流離失所的過程中;后者則指的是這樣一些作家：他們往往由于其不同的政見、或過于超前的先鋒意識、或鮮明的個性特征而與本國的文化傳統或批評風尚格格不入，因此他們只好選擇流落他鄉，而正是在這種流亡的過程中他們卻寫出了自己一生中最優秀的作品，如英國的浪漫主義詩人拜倫、挪威的現代戲劇之父易卜生、愛爾蘭意識流小說家喬伊斯、英美現代主義詩人艾略特、美國的猶太小說家索爾·貝婁、前蘇聯小說家索爾仁尼琴以及出生在特立尼達的英國小說家奈保爾等。他們的創作形成了自現代以來的流散文學傳統和發展史，頗值得我們的文學史家和比較文學研究者仔細研究。而出現在全球化時代的流散文學現象則是這一由來已久的傳統在當代的自然延伸和發展。
對于流散或流離失所以及所導致的后果，當代后殖民理論大師愛德華·賽義德有著親身的經歷和深入的研究。這些體會和富于洞見的觀點均體現在他出版于上世紀末的論文集《流亡的反思及其他論文》(Reflections on Exile and Other Essays, 2000)一書中。在收入書中的一篇題為《流亡的反思》的文章中，他開宗明義地指出，"流亡令人不可思議地使你不得不想到它，但經歷起來又是十分可怕的。它是強加于個人與故鄉以及自我與其真正的家園之間的不可彌合的裂痕：它那極大的哀傷是永遠也無法克服的。雖然文學和歷史包括流亡生活中的種種英雄的、浪漫的、光榮的甚至勝利的故事，但這些充其量只是旨在克服與親友隔離所導致的巨大悲傷的一些努力。流亡的成果將永遠因為所留下的某種喪失而變得黯然失色。"(26) 毫無疑問，這種流亡所導致的精神上的創傷無時無刻不縈繞在他的心頭，并不時地表露在字里行間中。那么他本人究竟是如何克服流亡帶來的巨大痛苦并將其轉化為巨大的著述之動力的呢?賽義德一方面并不否認流亡給個人生活帶來的巨大不幸，但另一方面，他又認為，"然而，我又必須把流亡說成是一種特權，只不過是針對那些主宰現代生活的大量機構的一種不得不做出的選擇。但畢竟流亡不能算是一個選擇的問題：你一生下來就陷入其中，或者它偏偏就降臨到你的頭上。但是假設流亡者拒不甘心在局外調治傷痛，那么他就要學會一些東西：他或她必須培育一種有道德原則的(而非放縱或懶散的)主體。從上述兩段發自內心的表述來看，賽義德也和不少被迫走上流離失所之路的第三世界知識分子一樣，內心隱匿著難以彌合的精神創傷，而對于這一點，那些未經歷過流亡的人則是無法感受到的。對個人情感十分敏感的人文知識分子固然如此，專事人的心靈和性格刻畫的作家當然更不例外。我們在閱讀流散作家的作品時，往往不難感覺到他們的那種種難以言表的矛盾心理：一方面，他們出于對自己祖國的某些不盡人意之處的不滿甚至痛恨，希望在異國他鄉找到心靈的寄托，另一方面，由于其本國或本民族的文化根基難以動搖，他們又很難與自己所生活在其中的民族國家的文化和社會習俗相融合，因而不得不在痛苦之余把那些埋藏在心靈深處的記憶召喚出來，使之游離于作品的字里行間。由于有了這種獨特的經歷，這些作家寫出的作品往往既超脫(本民族固定的傳統模式)同時又對這些文化記憶揮之不去，因此出現在他們作品中的描寫往往就是一種有著混雜成分的"第三種經歷"。這種第三種經歷的特征正體現了文化上的全球化所帶來的文化多樣性，頗為值得我們從跨文化的理論視角進行研究。由于流散文學作為一種正在發展的當代現象，對之的進一步深入研究還有待于另文專述，本文的目的只是提出全球化語境下的一個新的研究課題和方向。
SCISSCIAHC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