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19-06-24所屬分類：文史論文瀏覽：1次
摘 要： 摘要:全球人口結構的老齡化將是本世紀最重要的社會變革之一。這種勢不可擋的人口結構變革是所有工業化國家應對的社會挑戰，也將成為發展中國家無法回避的問題。西方國家早于我國進入人口老齡化時代，他們創造性地融匯了科學、技術與社會(STS)各要素于一體，
摘要:全球人口結構的老齡化將是本世紀最重要的社會變革之一。這種勢不可擋的人口結構變革是所有工業化國家應對的社會挑戰，也將成為發展中國家無法回避的問題。西方國家早于我國進入人口老齡化時代，他們創造性地融匯了科學、技術與社會(STS)各要素于一體，通過運用科學技術輔助支持老齡人口生活，對緩解老齡化所帶來的危機發揮了重要作用，對我國解決好人口老齡問題具有積極的借鑒意義。應當給予我國人口老齡化存在的“未富先老”的特殊性以高度重視，積極推動科學技術在科學處理老齡化問題中的運用，化解人口老齡化所帶來的危機、以期實現“積極老齡化”的戰略目標。
關鍵詞:科學、技術與社會;積極老齡化;適老科技;社會工作
一、問題的提出
當今世界人口的預期壽命在不斷延長、出生率持續下降，致使全球人口結構趨于老齡化。據聯合國的數據顯示，2017年，世界上60歲及以上的人口數量大約為6.62億，占全球人口的13%，而且正以每年約3%的速度增長，增長速度超過所有其他年齡的群體。就地區分布而言，截止目前，歐洲的60歲及以上人口在世界范圍內所占的比例最高，達到了25%。
相較之下，世界其他地區也將出現快速而深度的老齡化。預計到2030年，世界老年人口數量將達到14億，2050年將達到21億，并有可能在2100年達到31億。①誠然，全球人口的老齡化即將成為本世紀最重要的社會變革之一。這種勢不可擋的人口結構變革，不僅對勞動力、醫療、住房、交通、社保等社會各方面產生深遠影響，而且對微觀的家庭內部的親屬結構、代際關系等帶來深刻變化。
對此，一些學者早在上世紀末斷定，②人口的老齡化是所有工業化國家面臨的社會挑戰，也將成為發展中國家無法回避的問題，尤其是那些所謂“未富先老”的發展中國家，所面臨的挑戰將更為嚴峻。在一味追趕世界潮流的奮進中，發展中國家人口結構的老齡化絕非是一個好兆頭，不僅僅會影響整個國家的現代化轉型，也會關系到未來的國計民生和社會的穩定發展。面對澎湃的銀色浪潮，許多人把它看成是一個嚴峻的挑戰，③而也有人將之視為難得的機會。④
但無論是挑戰還是機會，世界各國都積極面對并謹慎處理。在此背景下，第二屆老齡問題世界大會(TheUnitedNationsSecondWorldAssemblyonAgeing)倡導“積極老齡化”(ActiveAgeing)理念———旨在樹立和維持正常的身體、精神與社交活躍的生活方式。①盡管社會各界對該理念有不同的理解②，但主要聚焦于“健康，參與和安全”③三個方面，換言之，無論年紀多大，老年個體仍然可以在社會中發揮作用，同時享受更好的生活質量。
可以說，老齡化是一個多面向的復雜問題，涉及各種不同的社會組織，如政府、企業、醫護、家庭、鄰里，當然還有本文即將討論的科學技術領域。事實上，在過去的數十年中，科學技術的干預和輔助技術的運用，諸如信息溝通技術、衛生(護理)技術，康復技術，自主和安全技術以及人工智能等技術，對緩解和消除老年個體因年齡而引起的身心健康、社會參與等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這一點已經在美國、日本、德國等西方發達國家已有成功案例。因此，科學技術作為支持積極老齡化的關鍵力量得到越來越多的認可。
基于此，本文主要以西方國家的“老齡化與科技”實踐為主題，考察科學技術如何輔助與干預老齡化社會生活，對該方面的研究成果和政策制定進行梳理。同時，結合人類學的內外交織的視角，筆者將對老年群體參與老齡化科技的研究與開發，探討技術民主化與老齡化的互動實踐，并對科技倫理作一番檢視。總之，本文借助對科學、技術與社會觀照下的老齡化的深層解讀，旨在正視我國未富先老所帶來的危機與挑戰，并為促進和推動我國的科學技術與老齡化的結合提供借鑒。
二、“STS”聚焦老齡化
融“科學、技術與社會”(Science，TechnologyandSociety，縮寫為STS)為一體的研究源起于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后，④一些歷史學家、社會科學家和自然科學家對科學知識、技術系統和社會之間的關系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尤以美國科技哲學家托馬斯·庫恩(ThomasS.Kuhn)的經典著作《科學革命的結構》⑤的出版而受人矚目。
在他的影響下，西方學術界逐漸開辟了一系列新的跨學科研究領域，其中就包括了STS項目。盡管同屬于科學與技術研究的范疇，⑥、但“科學、技術與社會”區別于對科學技術的性質和實踐的研究，而更多地涉及科學和技術的影響和控制，特別關注科學技術對社會、安全、倫理、醫療、環境帶來的可能風險、利益和機遇的研究和評估。因此，STS一般被認為是研究科學和技術如何影響社會、政治和文化的學術領域，反之亦然。該領域發展至今，已經涵蓋了社會、政經、文化、理學、工程、醫療、城市規劃以及人工智能等方面，成為了一個“聯合學科”。
顯然，本文所討論的老齡化問題也理所當然是該領域研究的重點主題。事實上，老齡化是人類身體中發生的自然性與階段化的過程。⑦伴隨著這個過程，人的一生由發育、成長、成熟、衰老等幾個階段組成。相應地，人類的身體、感官和認知能力在遺傳、生活方式和社會環境等因素的影響下由弱小變成熟、由成熟走向衰竭。對于每一個體而言，年老往往增加個體的健康風險，①譬如老年個體患上糖尿病、心腦血管疾病和癌癥等幾率增大。
這些慢性非傳染性疾病常常影響身體能力和認知功能。②縱然老年個體的身體健康狀況良好，并無疾病纏繞，但越來越多的研究表明，隨著年齡的增長，老年人的心理認知功能也受影響。③然而，依靠STS成果的介入支持，老齡人口的生活質量往往能夠最大限度地維持原有的行動自主與人格尊嚴的水準。例如，考慮到老年人口身心的實際狀況，美國、歐洲、日本和澳大利亞等國家在過去數十年中，一直推崇居家養老的做法。④這不但有助于降低機構護理成本，減輕醫療保健系統的財務和資源負擔，而且滿足了老人穩健地頤養天年的愿望。⑤
然而，若僅僅依賴傳統的常規做法來監測和維護老齡人口的身心健康，保障他們自由行動的安全、信息交流的通暢和認知水平的保持，恐怕難以勝任。⑥為了解決這些局限性，西方國家選擇了科學技術作為支持與干預的措施。在STS研究理念的倡導下，科研機構和技術公司正視老齡化社會帶來的挑戰，⑦與老年學、社會學、人類學、醫療(護理)等學科交叉合作，開發了眾多科技輔助技術產品。譬如，幫助老年人與外界信息交流需要的信息和溝通技術;保障老年人獨立地完成生活起居等日常行動的獨立生活支持技術;有效地防止老人因腿腳無力與不便而導致跌倒的預防跌倒干預。
另外，智慧之家系統能夠使家庭能源和電器處在隨時可操控的安全范圍內;設備適應技術保障了失能者提高或替代身體功能的發揮。⑧STS的研究成果在居家老人家庭的廣泛使用，有效地減輕了老齡人口獨立生活中許多復雜的實際負擔，成為支持積極老齡化的重要力量。盡管老年人口的身體健康、行動獨立和認知能力是關注的重要方面，然而一些機構的研究表明，金融生活的安全也與他們的主觀幸福感和生活質量關系密切。⑨
由于老年人口易受認知能力衰退的影響，銀行業利用STS的成果，通過語音和面部識別等生物識別技術的成像檢查和“數字生物識別手觸”等，來幫助老人取代PIN和密碼的使用。而且為了預防老年人被詐騙，銀行系統運用地理定位系統，幫助銀行系統準確定位與識別老年顧客的位置和身份信息。而保險行業專門聘用了STS研究人員，瑏瑠為老年客戶提供室內感應技術、可穿戴跟蹤設備、遠程患者監測、遠程醫療服務和認知健康技術，以監控老年人的危險行為并及早發現事故，或者監測生命體征，督導老年人按時服用藥物，或者及時診斷危及生命的健康狀況。
并運用收集來自這些設備的數據，保險公司進一步評估保單持有人的健康風險狀況和相關保險費用，大幅度地降低了公司的索賠成本，并有效提高了老年人經濟生活的質量。隨著機器人技術、智能傳感器、神經接口等新生技術的陸續誕生，人工智能將成為老齡化社會服務的中堅力量的夢想已不再遙遠。事實證明，無論是信息技術、通訊工具、護理輔助技術、還是機器人伴侶、人工智能，在緩解老齡化帶來的危機方面科學技術的確發揮了巨大作用。正如一些學者認為的那樣，在過去的幾十年里，STS與老齡化的結合不僅能夠主動地應對人口結構的變化，努力改善老年人口的生活質量，①而且也為科學技術的發展開辟了一個嶄新的研究方向。②
三、內外視角交織的技術民主化
盡管STS對老齡化的研究在當下西方國家顯得愈加成熟，③然而在20世紀末之前，人們對老齡人口的看法或想象卻并非那么正面和積極。④即使到了后來，人們借用“老當益壯”和“生活富足”的形象來消除以往的負面印象，也被證明是徒勞的，原因在于這兩種看法都沒有真正認識到老齡化的復雜性。而當這種偏見或是誤解形成之后便難以消除，以至于影響到老年輔助與支持技術的研究和開發思路。在這種認識下，所開發的產品從局外人看來，或許已經滿足了老人的實際需求。
然而，老年群體卻對這些貌似完美的產品意見頗多。⑤即使如此，設計和開發部門始終固執地認為老年人無法適應甚至抵制新技術，完全歸因于他們性格古板、思想僵化、態度消極以及適應能力下降所致。⑥隨著西方社會消費主義和個人主義的結合，越來越多的研究機構不得不尋求消費者的客戶體驗，重視反饋的調查和分析成為了研發部門的工作之一。
同樣，政府部門也越來越強調老年群體參與老齡科技研發的重要性，⑦鼓勵尋求老齡群體的體驗，以使產品與服務更具實用性。而作為主要用戶群的老齡群體，參與研發服務自身的技術產品不僅表達了對自己生活的控制需求，而且滿足了對草根式參與研究的愿望。事實上，之所以讓老齡人口參與科技產品的開發，這完全出自于人口老齡化本身所包含的復雜性所致。無論人們對老群體的看法如何，但必須承認老齡人口的確是一個充滿多樣化的群體。
由于老年人口各自的經歷和狀況不同，包括經濟收入、教育水平、社會地位、性別差異、關系網絡、住房條件等等存在異質性的特征，⑧因而無法簡單地用“老年人的需求”概而化之。即便是經歷狀況相似的老齡人口，他們在身體、心理、性情、疾病、基因等方面也有所差異，因為每一個人都是獨立地個體存在。因此，考慮到老齡群體的異質性，科技的研發和設計關注產品所具有的包容性，換句話說，多少比例的老齡人口能夠從這款產品中獲益，產品的需求量又有多大。如果付諸研發，那么僅僅依賴設計研發人員的外部視角大概會缺乏全面性的①，因此還需參考老年群體的內部需求。
科技人員的外部視角和老齡人口的內部視角相結合的思路，在文化人類學里被稱作“內外視角的交織”。作為人類學學科里最重要的方法論之一，內外交織視角出現于20世紀80年代。該方法發展至今存在很多形式，但主要還是以格爾茨的內外經驗交織和西敏司(SideyMintz)的政經與文化交織為主要代表。②格爾茨認為，人類學的研究出自于外來的研究者和內部的在地人之間，日常持續互動而逐漸產生的視野交織的結果。
而西敏司則指出，地方的文化及其蘊含的意義，是地方社會與外部宏大的政治經濟結構在碰撞過程中逐漸產生的。盡管兩種形式存在發生學上的差異，但在內部和外部觀念的交織作用的看法上卻是一致的。無論是能動的結果還是客觀的影響，內外視角的交織能夠讓我們看清人類學田野調查的地方所發生的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明白地方社會中的人們行動的文化邏輯與意義，并反身性地比較和思考研究者自己的社會與文化，真正做到對社會、對文化的理解與領會。
因此，從老齡科技開發的發展來看，他們已經在實踐人類學內外視角交織的方法論了，或許已經聘請了人類學家幫助他們出謀劃策了。③在人類歷史進入現代社會以來，科技成為了發展的第一生產要素。而在科技發展的道路上，科學研究者和技術工程師等精英們始終主導著科技創新和發展。正如費恩伯格④所指出的那樣，人類所發展的技術中始終看不到弱勢群體的訴求表達，但卻或明或暗地體現了技術霸權群體的利益和價值。這種技術微觀政治學表明，科學技術歷來被少數精英分子所操縱和利用，普羅大眾被排斥在公眾決策之外，以至于阻滯了技術民主的前進。⑤
對此，費恩伯格反對少數精英控制和支配技術的統治論，闡述“技術民主化”的觀點，認為現代科學技術與民主實踐之間存在著張力。在科技日益滲透日常生活的現代社會，普通民眾參與技術決策的機會逐漸增多。無論他們的參與方式如何，但呼喚著能把操控技術的權力歸還公眾，發揮技術開發與利用的內部潛能。在此基礎上，我們強調老齡化是一個多維度的概念。它不僅僅限于生物醫學方面的身體衰老現象，還涉及心理狀況、社會參與、政經貢獻等其他方面的衰退。
而且，老齡人口是充滿多元的異質性群體，并非千人一面的同質性人群。每一個體的年齡、身體狀況、心理狀態、經濟收入、社會地位、受教育水平等等，均存在較大差異，不能籠統地使用“老年群體”一概而論。因此，在從事STS有關老齡化的研究時，應當認識到群體內部的多元性和老齡狀態的多維度，重視納入不同學科的重要性，有效呈現人類生命整體性觀念，有針對性關注和滿足他們的多樣化的需求，避免提供單一化和同質性的產品和服務。
那么，如何做到既關注到老齡人口的多維度的狀況，又能夠照顧到他們多元化需求?這就需要發揮STS跨學科的優勢，尤其要借助人類學中的內外視角交織的方法，從科技、政治、社會發展的外部看待人口老齡化的問題，從老齡人口的內部認識他們的需求。在此基礎上，研發團隊不但應當涵蓋科技人員、社會學家、人類學家、生物醫療學者、護理專家、心理學家、政策制定者、市場營銷者等專業人員，而且應當將產品使用主體的老齡人口納入進來，讓老齡群體充分表達訴求和需要。如此的多元主體集思廣益、共同合作，為提高老齡人口的生活質量和主觀幸福感，為應對老齡化的挑戰，為實現健康中國戰略而做出切實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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