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19-06-18所屬分類：文史論文瀏覽：1次
摘 要： 摘要：清代著名史學家全祖望是沈光文接受史上承前啟后的關鍵人物，為沈光文作品的搜集、保存以及沈光文事跡的評介、宣揚作出了重要貢獻�！渡蛱蛡鳌肥抢^季麒光《沈光文傳》之后成就最高、影響最大的一篇沈光文傳記，該傳對沈光文生平事跡的敘述更為細致、
摘要：清代著名史學家全祖望是沈光文接受史上承前啟后的關鍵人物，為沈光文作品的搜集、保存以及沈光文事跡的評介、宣揚作出了重要貢獻�！渡蛱蛡鳌肥抢^季麒光《沈光文傳》之后成就最高、影響最大的一篇沈光文傳記，該傳對沈光文生平事跡的敘述更為細致、生動，增補了此前沈光文傳所缺載的信息，揄揚了沈光文的遺民氣節，奠定了沈光文“臺灣文獻初祖”的崇高地位，對后世產生了深遠影響，堪稱沈光文接受史上里程碑式的重要文獻。
關鍵詞：沈光文;全祖望;《沈太仆傳》;接受史
全祖望(1705-1755)，字紹衣，號謝山，浙江鄞縣人，世稱“謝山先生”，清代杰出的史學家，清代浙東學派的代表人物。“明季遺民，莫如甬上”。明清易代之際，全祖望的家鄉浙東寧波地區成為抗清斗爭最為激烈的“忠義之區”，甬上遺民或投身義軍抗清，或抗節不仕。在父祖輩的影響下，全祖望素負民族氣節，他雖生于清代統治已相當穩固的康乾盛世，卻鄙薄仕宦名利，傾其一生心力搜輯、整理晚明桑梓文獻、表彰故國忠義，其《鮚埼亭集》就是寄托作者遺民心魂的一部不朽之作。
全祖望曾感慨道：“吾鄉殘明遺臣，葬于閩中者三：錢忠介公在古田，尚稱內地;陳光祿在鼓浪嶼，則瀕海矣;沈太仆在諸羅，則海外矣。……夫三公之勛業有大小，其名亦有顯晦，然其依戀故國則一也。”[1]對沈光文這位堅持抗清二十余年、卒“以東寧片壤，寄其首陽之節”的明末鄉賢，全祖望極其重視與崇仰，一直渴慕得到沈公文集，曾囑托巡臺御史張湄以及同鄉友人李昌潮為其尋訪，并將搜集到的沈光文詩歌選錄31首輯入《續甬上耆舊詩》。
除盡力搜求輯錄沈光文詩文作品，全祖望還作有《沈太仆傳》《沈太仆光文》《明太仆斯庵沈公詩集序》，對沈光文之生平事跡、遺民氣節與文化成就進行介紹與揄揚。全祖望所作的《沈太仆傳》，堪稱乾隆時期有關沈光文研究的最為重要的一篇文獻，也是沈光文接受史上影響深遠的里程碑式的傳記。本文試以《沈太仆傳》為中心，論述全祖望對沈光文接受史的貢獻。
一、增補此前沈光文傳缺載信息
在三百余年的沈光文接受史上，最早為沈光文作傳的是沈光文的晚年知交、清朝臺灣諸羅縣首任縣令季麒光。季麒光所作的《沈光文傳》，收錄于其《蓉洲詩文稿》中;其所作《沈光文列傳》，收錄于蔣毓英、季麒光、楊芳聲修纂的《臺灣府志》(蔣志)之中。嗣后，《諸羅縣志》以及乾隆年間所修的劉志、范志、余志等多部臺灣方志中皆有沈光文傳。
在《沈太仆傳》問世之前，篇幅最長、記述最詳的沈光文傳記當屬季麒光所作的《沈光文傳》，全文六百余字。而全祖望的這篇《沈太仆傳》，全文近千字，增添了許多此前沈光文傳中缺載的內容，對沈光文生平事跡的敘述也更為細致、生動，在不失史傳真實性的基礎上又富有鮮明的文學性，堪稱清代沈光文接受史上篇幅最長、對沈光文事跡敘述最為詳細的一篇傳記。
與此前的沈光文傳相比，此文增添的重要信息有：第一，對沈光文來臺之前在大陸抗清斗爭的記載更為詳細。如“乙酉豫于畫江之師，授太常博士”。[2]又如沈光文辭卻李率泰征聘之事，季麒光的《沈光文傳》云：“督院李公聞其名，遣員致書幣邀之，斯庵不就。”[3]《沈太仆傳》所記則更為詳細：“閩督李率泰方招來故國遺臣，密遣使以書幣招之。公焚其書，返其幣。”[2]
第二，此前包括季麒光《沈光文傳》在內的諸篇沈光文傳，均未記載沈光文來臺初期(荷據時期)情況，對沈光文與鄭成功的關系，也僅以“及鄭大木掠有其地，斯庵以客禮相見”簡略及之，《沈太仆傳》則首次明確交代了沈光文入臺在鄭成功復臺之前，并詳細記載了荷據時期沈光文的生活狀況：“時鄭成功尚未至，而臺灣為荷蘭所據。公從之，受一廛以居，極旅人之困，不恤也。遂與中土隔絕音耗，海上亦無知公之生死者。”[2]
對沈光文與鄭成功關系的記載，也較此前的傳記更為詳細，突出了鄭成功對沈光文的禮遇與善待：“辛丑，成功克臺灣，知公在，大喜，以客禮見。時海上諸遺老，多依成功入臺，亦以得見公為喜，握手勞苦。成功令麾下致餼，且以田宅贍公。公稍振。”[2]第三，首次記載沈光文與諸羅縣令季麒光的交往情況：“而諸羅令李麟光，賢者也，為之繼肉繼粟，旬日一候門下。”[2]遺憾的是，作者將“季麒光”誤作“李麟光”。第四，首次記載了沈光文與清初在臺官員同組詩社的情況：“時耆宿已少，而寓公漸集。
乃與宛陵韓文琦、關中趙行可、無錫華袞、鄭廷桂、榕城林奕丹、吳蕖輪、山陽宗城、螺陽王際慧結社，所稱福臺新詠者也。”[2]全祖望所生活的雍乾時期距離明清之際已歷百年之久，當時抗清義士的文獻資料已經極為稀少難尋，為使鄉邦忠義之士的遺文不致“與塵草同歸澌沒”，全祖望竭盡畢生心力搜討、發掘和整理。
梁啟超論及全祖望對先賢事跡的記述稱：“從他們立身大節起，乃至極瑣碎之遺言佚事，有得必錄，至再至三，像很怕先輩留下的苦心芳躅從手里頭丟掉了。”[4]沈光文自漂泊臺灣之后，就與大陸音信隔絕，因而對其生平資料的搜集較之其他明季鄉賢更費周折，全祖望在《沈太仆光文》中云：“予求公集久矣!張侍御鷺洲巡臺時，嘗以書屬之而未達。今之臺守乃鄞人，然狙獪下流，不足語此，行當博訪閩之號古者。”[5]
在其《明故太仆斯庵沈公詩集序》中，更詳細談及其搜求過程云：太仆居海外者四十余年，竟卒于島，吾里中知之者少矣，況有求其詩者乎?吾友張侍御柳漁持節東寧，其歸也，為予言太仆之后人頗盛，其集完好無恙。予乃有意求之。適里中李生昌潮客于東寧，乃以太仆詩集為屬，則果鈔以來。
予大喜，為南向酹于太仆之靈。嗚呼!陳宜中、蔡子英之遺文，尚有歸于上國者乎?是不可謂非意外之寶也![6]全祖望對李昌潮、張湄等輾轉從臺灣訪查到的沈光文詩文格外珍視，視之為“意外之寶”，不忍其脫落，將沈公詩作錄于《續甬上耆舊詩》中，又據所得到的訊息撰寫《沈太仆傳》，收錄于《鮚埼亭集》，對此前文獻中沈光文事跡的記載作了重要的補充與完善，有助于后人更為完整、客觀地認識和評價沈光文其人其事。
二、褒揚沈光文遺民氣節
《鮚埼亭集》是以表彰南明忠烈、褒揚民族氣節為主旨的。《鮚埼亭集》不僅謳歌了張蒼水、王翊、沈廷揚等仗節死義的忠烈之士，對黃宗羲、顧炎武、傅山等隱逸之士事跡與精神的刻畫，同樣曲折盡情，感人至深。全祖望之所以費盡周折、不遺余力地百般搜求與尋訪沈光文的事跡與詩文，其根本原因就是出于對沈光文遺民氣節的欽敬，不忍其昭昭耿耿之心為歷史風塵所淹沒。
故此，他的《沈太仆傳》不僅對沈光文事跡的記敘最為詳細，對其遺民氣節的贊美也最為熱誠。在這篇傳記中，謝山分別從傳主自身、歷史人物、傳記作者三個不同角度著眼，強調與贊美了沈光文的遺民氣節：其一，通過傳主自身的言行表現其遺民氣節。如以“焚其書，返其幣”這一細節詳述沈光文辭卻閩督李率泰征聘之事，凸顯了傳主“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凜然正氣。
又如，《沈太仆傳》記沈光文逃禪期間的狀況云：“山旁有目加溜灣者，番社也，公于其間敎授生徒。不足則濟以醫。嘆曰：‘吾廿載飄零絕島，棄墳墓不顧者，不過欲完發以見先皇帝于地下，而卒不克，其命也夫!’[2]此前所有的沈光文傳都有對其在鄭經治臺期間逃禪避禍的記載，但這句“自嘆”之語卻為此前文獻所未載，可見此語定為全祖望聽友人從臺灣查訪沈光文事跡后轉述而來，因其體現了沈光文的遺民節操而被全祖望載入傳記。
其二，通過姚啟圣對沈光文的評價表現其遺民氣節。關于姚啟圣與沈光文的關系，季麒光《沈光文傳》云：“總督少保姚公昔于會稽后海同王老人舉事，與斯庵友善，后知斯庵尚在，許贈資回籍。姚公死，其事遂寢，斯庵亦遂不能作歸計矣。”[3]而全祖望《沈太仆傳》所記更詳：“癸丑，大兵下臺灣，諸遺臣皆物故，公亦老矣。閩督姚啟圣招公，辭之。啟圣貽書訊曰：‘管寧無恙?’因許遣人送公歸鄞。公亦頗有故鄉之思。會啟圣卒，不果。”[2]
不僅記載了沈光文辭卻姚啟圣征召之舉，更通過姚啟圣之口表彰了沈光文的人格風范。姚啟圣之所以將沈光文比作漢末渡海避亂遼東、屢辭辟命的著名隱士管寧，一方面是對沈光文終身不仕清廷的遺民忠義氣節的肯定，另一方面也是對沈光文在海外蠻荒之地的臺灣教化之功的稱頌。姚啟圣是沈光文的浙東同鄉，又是謀劃清廷復臺的決策者，在當時可謂炙手可熱的實權人物，這樣一位與沈光文“道不同不相為謀”的歷史人物對沈光文的評價，無疑更為有力地印證了沈光文的人格氣節與歷史功績。
其三，對沈光文遺民氣節的稱頌。在沈光文接受史上，第一位在傳文中稱贊沈光文遺民氣節的是季麒光，他在《沈光文傳》一文中云：“斯庵之間關險阻，飄搖棲泊，視文履善、陸君實之徒，大略相似。迄于今，以悲涼去國之身，為海外遺民，斯庵之志苦，而其遇亦艱矣。”[3]嗣后，從清初蔣毓英、季麒光主纂的《臺灣府志》到乾隆四十年(1775)余文儀主纂的《續修臺灣府志》，清代官修臺灣方志中的沈光文傳，因是官方意識形態的體現，均只有對沈光文生平事跡及著述的客觀、簡短、平實的記載，看不到作者的主觀評價，更絕無一言稱許其遺民氣節。
而全祖望在其《沈太仆傳》中，卻飽含深情、濃墨重彩地對沈光文的遺民精神予以熱情洋溢的贊美：嗚呼!在公自以為不幸，不得早死，復見滄海之為桑田;而予則以為不幸中之有幸者。咸淳人物，蓋天將留之以啟窮徼之文明，故為強藩悍帥所不能害;且使公如蔡子英之在漠北，終依依故國，其死良足瞑目。然以子英之才，豈無述作?委棄于氈毳，亦未嘗不深后人之痛惜。公之巋然不死，得以其集重見于世，為臺人破荒，其足稍慰虞淵之恨矣。[2]
“咸淳”是宋度宗趙禥的年號，“咸淳人物”是指不肯仕元的南宋遺民，蔡子英則是元末明初堅決不肯仕明的元遺民，全祖望使用這樣兩個典故，顯然是對沈光文遺民氣節的稱頌。在沈光文接受史上，全祖望堪稱繼季麒光之后第二位大力揄揚沈光文遺民氣節的傳記作者，他對沈光文遺民氣節的贊許也得到了后世諸篇沈光文傳記的繼承。民國時期著名史學家連橫在其編輯的《臺灣詩萃》“詩存”中輯錄沈光文遺詩69首，在詩集前的跋文中，連橫全文抄錄了全祖望的這段文字并加以評論說：“嗚呼!謝山之論斯庵當矣!謝山雖為清人，而眷懷故國，景仰賢遺。忠義之士，其所著作，悉為收存而表彰之，以發揚潛德，亦天下之有心人也。”[7]對全祖望在沈光文接受史上的貢獻作了充分肯定。
三、奠定沈光文“海東文獻初祖”地位
全祖望在詳細敘述了沈光文的生平事跡后，對其文化成就給予了高度評價：公居臺三十余年，及見延平三世盛衰。前此諸公述作，多以兵火散佚。而公得保天年于承平之后，海東文獻，推為初祖。所著《花木雜記》《臺灣賦》《東海賦》《檨賦》《桐花賦》《芳草賦》古今體詩。今之志臺灣者，皆取資焉。[2]關于沈光文的著述情況，自清初以來的沈光文傳記中多有記載，而“今之志臺灣者，皆取資焉”則不見于此前任何一篇沈光文傳記，這反映了全祖望對沈光文著作之方志特征與文獻價值的高度肯定與重視，說明直到全祖望所生活的乾隆時期，沈光文的相關著述仍為臺灣方志修纂所需的重要參考文獻。
而“海東文獻，推為初祖”八個字，則言簡意賅，極為精煉地概括了沈光文之于臺灣文化史的地位與貢獻。全祖望的這一評價，實與季麒光在《跋沈斯庵〈雜記詩〉》中對沈光文詩文的評價一脈相承。在《沈太仆光文》一文的結尾部分，全祖望特意摘錄了季麒光的這段評論：諸羅季大令麟光序公詩曰：“從來臺灣無人也，斯庵來而始有人矣。臺灣無文也，斯庵來而始有文矣。斯庵學富情深，浮沉于蠻煙瘴雨者三十余年，凡耳目所及，無巨細皆有記載。
其間如山水、津梁，禽魚、果木，大者記勝尋源，小者辨名別類，真有心人哉!斯庵在臺以一賦寓譏刺，幾蹈不測，故著述多晦而不彰。及予來尹是邦，每出其藏以相示，謂予能讀其文，而惟予能知其人也。幼常覽《西京雜記》載上林令虞淵花木簿，使人興盧橘蒲萄之感。今斯庵此詩，備從前職方所未有。
則是詩也，即古《國風》矣，烏可以不傳?”③[5]《跋沈斯庵〈雜記詩〉》收錄于季麒光的《蓉洲詩文稿》中，在《蓉洲詩文稿》長期失傳的情況下，這段文字幸藉康熙五十六年(1717)《諸羅縣志》的收錄而得以流傳，全祖望當是在稽考《諸羅縣志》時發現了季麒光這一評論的價值，故特意將其抄錄于《沈太仆光文》一文的結尾部分，這充分表明了全祖望對季麒光這一評價的肯定與重視。從《續甬上耆舊詩》對沈光文作品的收錄情況來看，也印證了全祖望對沈光文“海東文獻初祖”地位的重視。在《續甬上耆舊詩》所收錄的31首沈光文詩作中，列于最前面的四篇依次為：《釋迦果似菠蘿蜜而小，種自荷蘭。味甘膩微酸，夏秋間熟，亦名梨》《半線諸山中有公孫橘，與中土種異，大如金橘，肉酸皮苦，色黃可愛》《椰子類栟櫚，子十數穗，累累下垂，重疊無間。
外裹粗皮如棕，內結堅殼，白肉附之，味如牛乳，中含漿曰椰酒，臺人制之為油》《有柑亦由荷蘭來，與橘同，狀稍大，肉酸皮苦色黃，荷蘭夏月飲水，取以和鹽，排搗作酸漿，如吾內地所云梅水者》，這四篇詩作均具有鮮明的“海外記異”、“海東文獻”的鮮明特色，反映了全祖望對沈光文“海東文獻初祖”之文化史地位的高度重視。季麒光《跋沈斯庵〈雜記詩〉》云：“從來臺灣無人也，斯庵來而始有人矣;臺灣無文也，斯庵來而又始有文矣。”[8]全祖望將此論斷概括為更為精粹簡練的八個字：“海東文獻，推為初祖”。此言一出，一錘定音，遂成為贊譽沈光文文化成就的不刊之論，幾為后世所有沈光文傳所稱引，奠定了沈光文“臺灣文獻初祖”的崇高地位。
《沈太仆傳》問世之后，清代與民國時期絕大多數方志及史乘，如陳壽祺《福建通志·臺灣府》、李元度《國朝先正事略》、徐兆昺《四明談助》、孫靜庵《明遺民錄》、連橫《臺灣通史》中的沈光文傳，都引用了“海東文獻，推為初祖”八個字，作為對沈光文文化開臺之功績的稱頌。可以說，沈光文作為臺灣文獻初祖的歷史地位，奠基于季麒光，而確立于全祖望。
四、對后世沈光文接受的深遠影響
《沈太仆傳》問世后，成為對后世影響最大的一篇沈光文傳記。由于全祖望在清代史學界的崇高地位，全氏此文一出，幾乎影響了道光之后所有方志與史乘中的沈光文傳記。從道光十年(1830)李瑤《南疆繹史·摭遺》之《沈光文傳》，直到民國七年完稿的連橫《臺灣通史》中的沈光文傳、民國十八年完稿的《清史稿》之沈光文傳，皆以《沈太仆傳》為基礎。具體來看，后世方志、史乘對全祖望《沈太仆傳》的師承又可分為兩種情況：一是在全氏之文的基礎上稍加改動，如同治初年李元度《國朝先正事略》中的《沈斯庵事略》、光緒年間薛紹元與蔣師轍合著《臺灣通志稿本》中的《沈光文傳》。
二是傳記字數雖大為減少，但基本內容未出《沈太仆傳》之外，如李瑤《南疆逸史》摭遺卷四《浙東監國諸臣》、同治年間陳壽祺的《重纂福建通志》、徐鼐的《小靦紀傳》以及民國初年趙爾巽《清史稿》中的沈光文傳。全祖望的這篇《沈太仆傳》，盡管存在一些瑕疵，①卻是繼清初季麒光《沈光文傳》之后沈光文接受史上最重要、最有價值的一篇文獻，對后世產生了持久而深入的影響。人們對沈光文“臺灣文獻初祖”的崇高評價，正是肇端于這篇傳記。
然而，意欲否定沈光文文化史地位的學者，卻將這篇《沈太仆傳》作為批駁的靶子，認為全祖望在“沈光文神話”的建構中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如有學者認為：《沈太仆傳》對于沈光文入臺時間的記載(順治八年辛卯或順治九年壬辰，即1651或1652)是錯誤的，正是這一“小小的破綻”導致了一個“天大的誤解”——“據全祖望《沈太仆傳》而以為沈光文早在鄭成功收復臺灣前十年左右就已去臺灣，乃是一個天大的誤解”;[9]全祖望乃是出于“同鄉情結”與“政治關懷”而有意識“將沈光文的到臺時間提前十多年，②將他的在臺經歷和對臺灣文化教育發展的有限影響無限神化”，[10]從而將沈光文供上了神壇，而《沈太仆傳》則是“這一造神運動的邏輯起點”。
《沈太仆傳》對沈光文的述評究竟是客觀公正的，還是出于“同鄉情結”或“政治關懷”而有意識地“造神”?《沈太仆傳》對沈光文事跡的敘述是相當謹嚴的，對沈光文之文化成就的贊譽也是允當的，體現了全祖望作為一代史學大家的嚴謹風范。如在沈光文的身世問題上，黃叔璥《臺海使槎錄》卷四《赤嵌筆談·雜著》所引季麒光《蓉洲文稿》中的《沈光文傳》中云：“四明故相文恭公世孫，字文開，別字斯庵。”全祖望很可能是參閱了黃叔璥《臺海使槎錄》之后，并不認可關于沈光文身世的這種說法，因此才有“或以為文恭公之后，非也”這種判斷，而對于“或曰布政司九疇之后”，他因沒有確切的證據，因此亦未置可否。對于沈光文來臺時間這一重要問題，筆者認為，仔細審讀《沈太仆傳》，不應從中得出沈光文是在辛卯或壬辰(1651或1652)年來臺的判斷。因為“辛卯”是沈光文“由潮陽航海至金門”的準確時間，但后文所敘“閩督李率泰方招來故國遺臣，密遣使以書幣招之。
公焚其書，返其幣”，以及“挈家浮舟，過圍頭洋口，颶風大作，舟人失維，飄泊至臺灣”等都是“辛卯”年之后發生的事件，而并非“辛卯”之年發生的事情。更重要的是，全祖望在“飄泊至臺灣”一句之后特意強調：“時鄭成功尚未至，而臺灣為荷蘭所據。”也就是說，全祖望雖不能明確指明沈光文來臺的具體年份，但他可以肯定的是沈光文來臺要早于鄭成功復臺。換言之，他已經明確：沈光文來臺是在辛卯之后到鄭成功復臺之前，即1651-1661這十年之間的某個年份。因此，認為全祖望是出于“同鄉情結”與“政治關懷”而有意識將沈光文供上神壇，故意在《沈太仆傳》中將沈光文來臺時間“造假”為辛卯或者壬辰(1651或1652)，這一論斷對全祖望是有失公允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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