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13-05-24所屬分類：文史論文瀏覽：1次
摘 要： 從艫丕爾一沃爾夫假說、奧斯汀的言語行為理論以及符號學理論的運用探討女性主義語言學的發展特色
論文摘要：從艫丕爾一沃爾夫假說、奧斯汀的言語行為理論以及符號學理論的運用探討女性主義語言學的發展特色。
論文關鍵詞：女性主義語言學；解構主義；言語行為理論；二元論；男權
Saul，Jennifer(2005)認為女性主義語言學主要是批評語言本身和語言哲學，在評論的基礎上呼喚語言變化。Gorny(TracyWeanr，2002)給女性主義語言學作了定義：女性主義語言學是旨在提倡性別公正的一種語言批評。
一、女性主義語言學的哲學理論基礎
女性主義理論的兩個哲學基礎是二元論和解構主義，從20世紀60年代到9o年代，女性主義語言學研究是建立在性別研究的二元對立模式之上的，這一理論暗含著男性的支配地位，即所有男性統治所有女性。其實，差異論(differencetheory)，支配論(dominancetheoyr)缺陷論(deifciencytheoyr)等女性主義理論的極端發展導致了女性主義激進派的出現。
90年代后，在女性主義語言學領域占統治地位的是解構主義思想。解構主義女性主義理論家反對普遍化理論，原因是普遍化理論認為男性是企圖維護自己的男權地位，女性則被排除和被錯誤地展現。普遍化理論忽視了性別的不穩定性和婦女間的差異，如用白人中產階級女性代指第三世界國家女性和黑人女性。這也是一種形式上的帝國主義。而且它承認太多形而上學的女性范疇，普遍化理論反而讓女性掉進了男權的陷阱以致不能質疑男女二元論(Ca-meron，1992)。這一時期的主流女性主義語言學理論代表是社團實踐論(communitiesofpractice)(Lave&Wenger，1991)，依據社團實踐論的解釋，男女在言語行為上所表現的差異與變體，首先說明他們是分別來自兩個不同社會文化群體，體現了不同的社團關系與身份認證。社團論在解釋語言性別差異的成因上有了突破性的進展，它將社會性別的建構視為一個社會過程，用發展的，聯系的眼光看待性別差異。另一個女性主義語言學理論是表演論(performancetheory)，其代表人物是JudithButler，她的批判跨越了多年來的陛別平等’，‘性別差異’的爭論，超越了社會性別二元論，指出性別不是預定的，性別角色和性別特征是靠表演決定的。男性和女性在交際過程中表演著自己的性別，性別身份在表演過程中不斷被協商，但永遠沒有終結。
二、女性主義語言學的理論途徑
(一)薩丕爾一沃爾夫假說的女性主義運用
薩丕爾一沃爾夫假說認為，語言形式決定著語言使用者對宇宙的看法，語言怎樣描寫世界，我們就怎樣觀察世界，世界上的語言不同，所以各民族對世界的分析也不相同。薩丕爾曾說：“人并不是獨自生活在客觀世界之中，也不是像平常理解的那樣獨自生活在社會之中，而是受著已經成為社會交際工具的那種語言的支配。”沃爾夫認為，“背景性的語言系統，不僅僅是表達思想的一種再現工具，而且是思想的塑造者，是一個人思想活動的大綱和指南，被用來分析自己的種種印象，綜合大腦中的一切東西。”90年代以前的女性主義理論家運認為，語言決定我們的思想、觀點和我們的現實，那么，正如在男性社會中控制其他資源一樣，男性控制了語言，并決定著語言的運用方式、語言的定義，以致最終讓語言把男性奉為神圣，對女性則導致了厭惡女性的世界觀。激進的女性主義理論家認為，婦女在語言運用中被置于不利地位的情況下，她們就要力圖用男性的語言來表達思想，這樣就會導致其實踐和觀點不合真實。如果她們盡力地更真實地表達自己，她們在這個過程中就會發現缺少適合女性的語言來源，找不到恰當的女性話語。男性語言不是幫女性了解這個世界，而是一個束縛，是把女性經驗放入一個不適合的范疇，正如把灰姑娘姐姐的丑陋的腳放在水晶鞋里一樣(Cameron，1992)。激進女性主義者Spender(1980)認為：薩丕爾一沃爾夫假說的絕對論是正確的。她說：語言是我們的區分，是調整這個世界的方式，即調控我們現實的方式，意義規則一部分是語言的，非自然的……，在這關健的潛在的規則中，世界被劃分為‘男性’和‘非男性’(+mlae，一male)范疇，這是男權的結構秩序，我們就降生在這個符號秩序中，成為社會的一員，進入了這些符號所代表的意義中，開始幫助建構這個世界，男性由于創造了語言而控制了語言，進而由男性語言控制了我們的思想，控制了我們的現實。
激進的女性主義認為女性除了解放別無他途。但是也指出其不足：女性自己創造的女性語言L&adan如市井行話一樣，只局限在很小范圍內使用，根本沒有政治斗爭的意義，是烏托幫式的女性極權主義，而且一部分女性的模式是不同于所有女性的模式的，不能代表所有的女性群體。女性創造一種新的語言是不可能的，因為女性不能與男性共用一種語言，這種烏托幫式的語言又怎能被其他女性共用呢?
(二)奧斯汀的言語行為理論的女性主義運用
女性主義語言學的主要理論途徑之二是運用言語行為理論。Austin(1962)提出的言語行為理論認為，人們說話時不只是傳遞信息或描述事物，通常以言行事。根據的Austin觀點，說話可以在三種事上被看成做事。第一種發話行為(10-cuifonaryact)：我們說話的時候，要移動發音器官，發出按照一定方式組織起來，并賦予了一定意義的聲音；第二種是說話者意義：語境意義或附加意義，即言外之意(illocutionaryact)；第三種是涉及話語對聽話人產生的效果，即取效行為(perlo-cutionaryact)(胡壯麟2002)。Austin的言語行為理論可以幫助我們理解男性話語對女性的不利方面。根據言語行為理論，話語讓婦女沉默并處于隸屬地位，話語本身不僅僅是話語，而是一種行為。Langton(1998)指出，猥褻語(opmogra·phy)在言外之意會使女性沉默，在取效行為上可能會導致強奸行為的發生。Langton(1998)提出了下列三種行為觀點：說出有特定意義的話語(theactofutteringwordsthathaveparti-cularmeanings)；說出有特定效果的話語(theactofutteirngwordsthathaveparticulareffects)；言外之意就是說話行動本身。Langton認為，根據以上三種話語行為，面對猥褻語就有三種對應的沉默：(1)一個人如果嚇得不敢說話或者不讓說，那就是發話沉默；(2)如果她不能執行她在想做的行為，那就是言外沉默；(3)如果她的話沒有達到她預其的效果，那就是取效沉默。
在女性主義者看來，猥褻語是一種性強迫，是性別政治的實踐，是性別不平等的一個組成。由此看來，猥褻語連同它介入的強奸和賣淫構成了男性對性的最高權威。Catharine MacKinnon(1997)認為，猥褻語本身就是一種性暴力行為，應該被看作現代女性主義的核心問題。猥褻語引發了以下三種女性主義觀點：
一是激進的女性主義觀點。其觀點是，不管有什么樣的文化差異，都有不可打破的男性對女性的壓迫。因為男性和女性有著利益沖突，是分開的的對的兩個范疇，男性的利益由稱做男權的資本結構表達和維持。男性通過話語和社會意象(imagesfosociety)來建構女性的性(sexuality)。法國哲學家Foucauh稱這些話語和意象為“社會語篇”。即通過猥褻語，男性定義女性的性，此定義決定了女性在社會生活各方面的作用。要結束男性對女性的壓迫，就要摧毀男權和它的社會語篇。RobinMorgan，是一個突出的反性(nati—sexfeminist)的女性主義者。她認為猥褻語就是理論，強奸就是實踐(if”pornographyisthetheory，[then]rapeisthepractice)。這些女性主義者主張取消所有色情的東西，希望能把女性從性壓迫中解放出來。
二是贊成性的女性主義者(Sex—positivefeminism)觀點。此觀點于上世紀八十年代回應反性運動(nati—sexmove．ment)而產生。她們認為自由的原則是：“女人的身體，女人的權力”。女性對自己身體的選擇應受到充分的法律保護。女性有參與和消費黃色音像制品的自由。
三是親審查女性主義者(pro—censorshipfeminists)觀點。這些女性主義者認為，猥褻語及其分支如黃色音像制品是女性受壓迫的主要來源。應該用美德的道德掃帚來清理那些猥褻話語的玩笑及黃色音像制品。
(三)符號學的女性主義運用
女性主義語言學的主要理論途徑之三是運用符號學。索緒爾創立了現代符號學。其符號學的特點是將單一符號(sign)分成能指(signifier)和意指(signified)兩部分。能指是符號的語音形象；意指是符號的意義概念。由這兩部份組成的一個整體。稱為符號。
在Lacan的理論中，意義秩序(symbolicorder)就是一個符號系統(sing—system)，Lacna指出symbolicorder(symbol與signiifer／singifed的關系)是社會文化實踐的總和。lacna認為意義秩序(symbolicodrer)是男權制的，置身于文化中就是從屬于男權制下，而意義是話語與所指物之間的關系，lacan認為意義是語境的社會結構和互動的功能，同時又是社會結構和互動的自我建構。意義是在一定的語境下在個人基礎上被創造出來的，而又限定了文化和主體位置(subject—opsi-tion)。主體性是意義的結果。成為社會主體性的過程就是學習語言和把自己置身于語言的過程(Cameron，1992)。女性主義理論者對lacna理論的女性主義解釋為：在這個場所中，男性和女性兒童就進入了不同的意義秩序(symbolicodrer)，二者不同的原因就是菲勒斯(phallus)的關健的位置(crucialopsition)，這是控制整個order的symbol(象征符號)，也是性別差異的標志。
Lacan的這種觀點啟發了解構主義女性主義者，一個是LuceIrigary，另一個是JuliaKristeva。LuceIrigary做了一個心理分析實驗，分析了在不同話語中男性和女性的實際話語，包括一些心理分析的學術研討會的錄音，她得出這樣的結論：(1)女性不象男性那樣使自己成為談話主體，男性開始寫句子時更多地使用代詞I(je法語)開始。(2)女性很難發話(speak)，在談話中總是不能清析地展示自己，基于此，她反對用語言性別差異中性化的方法來解決女性問題，而要在語言、文化和社會中找到兩性間更好的平衡。Juliakristeva的興趣在于改變現狀，認為女性符號語言的瓦解可以帶來社會變革。她認為一個人的主體位置在進入symbolicorder時，男性可以獲得一個女性位置，而女性也可獲得男性位置。那么JuliaKristeva就認為：女性要爭取自由平等權力就得溶入這個社會秩序(symbolicorder)而不是被邊緣化(Cameorn，1992)。
四、中國的女性主義語言學研究
九十年代以來，我國語言學界對“性別語言”雖然有些進步，總體而言，仍進展緩慢表現出以下特點：
一是我國的女性主義語言學發展狀況基本上還處在80年代的發展水平，即分析男女性別的差異階段，也是二元論階段女性主義理論的主要特征，我國的女性主義研究只是屬于社會語言學的一個方面，而沒有自己的理論研究和發展空間。還有些社會語言學者在其社會語言學專著中探討了語言與性別問題。有的從語音、用語交談等方面論述了男女語言表達差異，并簡單地綜述了國內外性別研究狀況。
二是分析性別語言差異并引入西方女性主義語言學理論。楊永林(2004)在《社會語言學研究一功能，稱謂，性別篇》中詳細綜述了西方的性別理論發展史，論述了性別差異現象在英語中的具體表現，并從社會學，話語分析，跨文化等方面論述了男女性別差異，這些仍然是傳統的性別差異模式，只是強化了人們對女性話語劣勢的偏見。楊永林指出，“女性承擔著生兒育女的社會職責，將對子女的話語行為產生重要影響，研究年輕女性的話語行為有助于語言學家對于語言變化的前景的預示”。他還認為，女性應“承擔著生兒育女的社會職責”反映了很大_部分社會語言學家的態度。慈麗妍在(2006)論述了女性主義理論家克里斯蒂娃在符號學和心理學基礎上的女性主義理論。魯玉玲(2002)論述克莉斯蒂娃的符號學理論對父權制的男女二元對立的顛覆性意義及其女權主義的意義。
三是中國的女性主義語言學理論遠遠落后于實踐。新文化運動以后，馬克思主義進入中國，“民主”和“科學”成為時代潮流。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先進分子，既批復古又反對把婦女解放引向資產階級女權主義軌道上去，提出了馬克思主義婦女解放的理論體系。他們主張以提高婦女社會地位為根本出發點，以建立社會主義自由平等的社會制度為根本目標，以政治革命為根本途徑，以勞動婦女為根本依靠力量，將婦女解放運動收編為民族解放運動的一個方面軍。新中國成立后，婦女在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和社會生活各個方面均享有與男子平等的權利，從此開創了中國婦女解放的新時代。但是我國的女性主義語言學理論仍然停留在語言性別的差異分析以及介紹西方的女性主義語言學理論上，沒有大的突破。
四是同國際上的女性主義研究者的性別結構一樣，我國的女性主義研究者也主要是女性。研究者的性別建構很單一，不利于女性主義語言學理論的發展。
SCISSCIAHC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