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13-05-13所屬分類：文史論文瀏覽：1次
摘 要： 蘇哈多(Suharto)下臺以后，有關媒體控制的法律逐漸寬松，最近印尼已經廢除了新聞審查法。但是，印尼要實現真正的新聞自由，還需要走漫長的路。首先，新聞傳播者必須有良好的新聞紙業道德，所有媒體人員必須尊敬 “公眾宗教性和道德規范”。其次、針對印尼是
[摘要]蘇哈多(Suharto)下臺以后，有關媒體控制的法律逐漸寬松，最近印尼已經廢除了新聞審查法。但是，印尼要實現真正的新聞自由，還需要走漫長的路。首先，新聞傳播者必須有良好的新聞紙業道德，所有媒體人員必須尊敬 “公眾宗教性和道德規范”。其次、針對印尼是個多民族國家，媒體在報道關于宗教和民族的問題應該慎重，國家應該對此做出限制。再次，政府應該對新聞傳播提供較好的法律保護，包括對新聞自由的保障和新聞傳播者的人身保護。未來, 希望印尼新一代的年輕人可以改善印尼媒體的規則, 使印尼媒體可以得到更廣的自由空間。
[關鍵詞] 印尼媒體，新聞自由, 發展與改革，政權, 宗教, 民族 、審查
Abstract: After suharto quitted the scene, the law‘s control over media has been gradually released, and Indonesia has abolished news censor law lately. But there‘s a long way to go for Indonesia to realize real news freedom. Firstly, news communicator must have good news work ethic, and all of them should respect public religion and ethic. Secondly, Indonesia is a multi-ethnic-group nation. Media should be cautious when reporting the religious and ethnic issues, and government should make some restrictions on it. Lastly, government should offer better law protection for news communication, including the protection for news freedom and person protection for news communicators. In the future, it‘s expected that the new generation young people in Indonesia will improve the rules of Indonesia media and have it enjoy broaden free space.
Key words: Indonesia Media; News Freedom;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Regime; Religion; Ethnic Group; Censor
一、印尼新聞自由歷程的回顧 (1945年至2001年)
在西方國家的民主主義社會來說, 政治與文化經常都被看為不同領域的現象: 高級的文化是高于政治, 而低級文化是底于政治的。有關于文化的研究經常都論述一些理論來詳細地描述文化與政治之間的關系。
在印尼來說, 文化與政治似乎都分不開的。在學校, 老師在解釋文化時經常也會說了些政治的觀念。所以, 從小開始, 印尼人民已經把文化與政治混在一起來理解了。
印尼的政治歷史被分為舊制度(Old Order)和新制度(New Order)。所謂的舊制度, 就是印尼第一任總統蘇喀諾 (Sukarno) 統治印尼的那段時間 (1945年至1966年); 而新制度就是印尼第二任總統蘇哈多 (Suharto) 統治印尼開始直到現在。
在蘇喀諾(Sukarno)最后幾年的統治之下, 他試著利用各種各樣的文化來幫助宣傳他所謂的極端的民主主義政治。他的政治主義有另外一個稱號, 叫做”準則民主主義” (Guided Democracy)�！∷退�”準則民主主義”(Guided Democracy)把媒體看成是一種可以以只傳播有關政府正面的報道, 來控制人民的思想。這引起了現代文化的支持者的反感。
新制度期間, 蘇哈多(Suharto)建議了一種觀念。他覺得一個國家的強大是要依靠著國家媒體的發展。所以身為國家媒體, 應該只傳播有利國家發展的訊息、新思想的創新和人民的意見和思想。這樣一來, 就可以幫助國家強大起來。自1970年開始, 政府已經盼望新聞工作者, 就像其他的平民, 來支持國家發展的努力。
但是在實行當中卻發生了許多的矛盾。新制度的審查法律只允許報道政府正面消息、支持蘇哈多 (Suharto) 政體的媒體。新聞工作者只可以寫對政府有利的報道。誰敢寫一些社會腐敗的事實、讓政府失去面子的新聞, 都會接受法律的制裁。在蘇哈多(Suharto) 領導印尼時, 以侮辱政府的罪名, 就有很多的新聞記者被關入監獄。自然地, 這引起了人民, 尤其是大學生的不滿。 但是在那時候, 很少會發生大學生示威, 因為大家都怕被送入監獄。面對這些問題時, 政府卻形容印尼媒體是個“自由但負責任” (“free but responsible”) 的媒體。這樣的說法,就讓他們似乎擁有權利和義務去識別和確認怎樣才算是屬于“負責任”的新聞。 [1]
這個問題也反駁了蘇哈多(Suharto)他本身曾規定的新聞界條例。在1982年第21號的新聞界基本法里寫著 (UU Pokok Pers No.21 Tahun 1982): “媒體絕對有建設性的控制、批評、和改正的權利” (“Pers mempunyai hak kontrol, kritik, dan koreksi yang bersifat konstruktif”)。而且這條國家新聞界條例也被保證在同一個基本法里第5號: “除了保證外, 對人權并不會進行審查和控制”(“Tiadanya sensor dan pembreidelan selain jaminan sesuai dengan hak asasi Warna Negara”)�！2]
但是還是有一班人勇敢地站出來表示他們的不滿和想法。在1993年12月14日, 印尼大學(Universitas Indonesia)的21位大學生在雅加達的印尼國會大樓前為此事示威。很理所當然地, 他們就以”破壞政府的名譽”而被捕。第二天, 印尼大學的幾位高級教師被叫到國家教育部來接受審問。這件事震撼了全國, 也驚醒了熟睡已久的大學生們。21位大學生的示威和它的隨后真實的報道被視為印尼媒體自由的一個轉折點。[3]
在蘇哈多(Suharto)的年代, 多數的媒體是以政治為主題的。當然, 內容寫的是政府正面的報道。這也是蘇哈多(Suharto)政體里的其中一個政策。
自從在1998年蘇哈多(Suharto)下臺開始, 正式已認識到之前的政治有多么腐敗的印尼媒體,開始察覺到媒體自由在一個走向自由主義社會的重要性。蘇哈多(Suharto) 的衰落目擊了嚴厲審查法律和當時控制媒體的國家信息部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的廢止。
蘇哈多(SUHARTO)下臺以后, 接下來的十個月, 哈比比(HABIBIE)總統取消了特許制度。他規定了, 任何人妨礙了新聞自由就應該受到法律制裁。他也規定了新聞界的自由規范。雖然直到新聞界的道德規范建立了, 它用于新聞界的管理制度卻面對了不少的矛盾。
哈比比（HABIBIE）在1999年某一天的新聞記者會里, 再一次強調說他決不會干涉新聞界的自由。但是如果我們根據以往的經驗, 并不是新聞傳播又會再受到干涉。也許會有其它的方面和事情會為新聞自由帶來不良的影響。假如政府保護的所謂的新聞界的自由而忽視了各種各樣社會的需要,政府也有可能會受到巨大的壓力。1999年的新的新聞界法規 (INDONESIAN PRESS LAW) 批準了700多個新的媒體的建立, 比在印尼慶祝第54周年國慶時多了兩倍。但從本質來看, 媒體的增加對民眾的新聞自由的實現還是不是很明顯。因為, 現在在印尼每天的媒體多數只報有關示威的新聞, 和出現了很多沒有品質保證的報紙、雜志、和政治漫畫。這證明了這條新的法規并沒有太大的用處。但在印尼人民的日常生活里, 還是很多提議說不但只有新聞界可以獲得發言的自由, 人民也應該得到同等的待遇。
瓦希德(ABDURRAHMAN WAHID)總統在1999年上臺后, 曾經在5月3日的UNESCO和東南亞新聞聯盟(THE SOUTHEAST ASIAN PRESS ALLIANCE)典禮上說了這樣的一段話:“政府應該保護媒體使它不要受到不想得到自由的各方面力量的干擾。我的行政會盼望著新聞界自由的現象。”(“THE GOVERNMENT HAS TO PROTECT THE PRESS FROM THE MANY FORCES WHO DO NOT WANT FREEDOM. MY ADMINISTRATION LOOKS WITH RELISH ON THE EMERGENCE OF A FREE PRESS.”)。[4]
只是在瓦希德(ABDURRAHMAN WAHID)總統確認新聞界自由的三天后, 準軍事部隊和瓦希德 (ABDURRAHMAN WAHID)多年以來領導的基層穆斯林組織卻攻擊了國家的一家最大的日報, 印尼泗水(SURABAYA)發行的《爪哇報》(JAWA POST)。這使《爪哇報》(JAWA POST) 在那天被必關閉了一天。《爪哇報》(JAWA POST)之前有登出一片批評瓦希德(ABDURRAHMAN WAHID)與他親戚的文章就激怒了這些好戰的年輕人組織。之后, 《爪哇報》 (JAWA POST) 在報紙封面登出了該報的認錯和道歉, 但是瓦希得 (ABDURRAHMAN WAHID) 卻為那些組織辯護。
雖然在2000年里沒有發生過印尼新聞工作者被被捕, 但是很多關于攻擊和威脅的報道。政治性組織與宗教性組織, 包括警察和軍隊在示威當中還是回使用暴力。根據東南亞新聞聯盟的消息,現在的警察只負責對媒介使用暴力的20%。在當年東南亞新聞聯盟(THE SOUTHEAST ASIAN PRESS ALLIANCE) 收到了幾百封關于誹謗和不正確的報告的投訴信。
二、民主主義與印尼媒介
最近的印尼的媒介民主化已經看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 它在政治和印尼民主主義里, 到底扮演了什么樣的角色? 之前, 媒介的角色是很確切的, 它必須反映出政府好的一面, 否則它就要接受嚴重的后果了。所謂嚴重的后果就是記者被送入監獄、甚至被殺或者在傳媒界里受到禁止。當中的例子: 一位印尼記者, 西亞富路頂 (FUAD MUHAMMAD SYAFRUDDIN), 因為他寫了政府貪污的調查報告, 而失去了寶貴的生命。另外一個例子就是, 在蘇哈多時代, 有三個雜志被封閉了包括了最著名的新聞雜志: 時代(TEMPO)。時代(TEMPO)，此是因為當時登出了關于政府買了前東德的戰船的爭論, 而被禁止的。就算現在審查法律已被取消了, 媒介的角色還是很含糊的。
新制度(NEW ORDER)的媒體是被政府控制的、透過正式與非正式的法律過程、甚至于被政府所擁有。十多年前的新制度(NEW ORDER) 之間, 政府對媒體的控制并不像現在那么厲害。由于科技與經濟不斷地改變, 所以政府對媒體的控制也增加了。
很多人人為1998年蘇哈多下臺的原因, 不只是因為亞洲金融風暴。當時媒體的醒目和越來越強硬的態度也是當中的原因的。雖然, 一個自由的媒體可以供給人民訊息, 而且也可以幫助決定一個理性的選擇, 但是還是不會有太多關于媒體與一個民主主義國家基礎的關系的證據。
一位印尼媒體的高級領導, 威圖拉兒(WIMAR WITOELAR), 曾經說過這樣的話: 他的同事還是在一間沒有屋頂的屋子里蹲著, 擔心著隨時會落下的雨。因此, 他們必須繼續寫有關政府的報道, 而且也必須“決定他們是要真正的客觀, 還是在基礎的正面改造情況下才會變得客觀” (“DECIDE WHETHER THEY REALLY WANT TO BE OBJECTIVE OR WHETHER THEY WANT TO BE OBJECTIVE IN THE SENSE OF BASICALLY BEING PRO-REFORM”)。[5]
三、印尼新聞界的改革
最近控制印尼媒體的法律并不是很多。事實上, 因為缺少政府條規, 道德的界限基本上是自覺性的。因此, 印尼媒體變成了一個缺乏經驗的團體。這影響到了媒體的自由, 和它不再需要經過國家信息部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的嚴厲審查的作品�！∷�, 這引起了一個問題: 如果媒體都在看著每一個人, 那么, 到底是誰在看著媒體呢? 審查法律的廢除對西方國家的觀察者來說, 會導致所有的后果必須是有建設性的; 自由發言權會導致一個自由社會的建立。盡管如此, 自由化不是適合每個國家, 而且它導致的后果也不一定是好的。
經過了幾十年的抑制, 印尼媒體的重生是件值得慶幸的事情, 但同時又是一個艱難的任務的開始。沒有了審查法律, 媒體報道公正新聞的責任增加了, 尤其是它們的觀眾、聽眾、或者讀者因為之前沒接觸過沒有被束縛的報道, 他們的反應會是不同的。自由的媒體會讓眾人從不同的訊息來源來發表他們自己的想法。這樣一來, 印尼媒體至少會像西方國家的觀察者所希望的那樣, 就是變成真一個正自由的媒體。正如歐樂(Olle) 所建議的:在新制度之下, 為了要減少和西方國家媒體的差異,“從字里行間體會隱含之意”(“reading between the lines”) 是印尼媒體必須擁有的技術�，F在, 受眾也必須擁有同樣的技術來估計哪些報道是不必或者需要注意的�！6]
一個自由的媒體, 特別是在一個發展中的國家里,對該國家會的穩定會帶來兩種影響: 正面和負面的影響。西方國家通常都認為自由的媒體會讓大眾可以提高他們個人的能力來建立自己的想法, 同時也能夠尊敬其他人的意見。CPJ提議, 1999年平安夜發生的基督教堂爆炸案, 證明了 “盡管有怎樣的危機氣氛, 新聞報道的猛擊帶來了鎮定的影響” (“the rush of media coverage had a soothing effect, despite the atmosphere of crisis.”)的事實。 這件事所指示的是, 媒體啟發了事件和避免了謠言的傳播。[7]
但是在許多的亞洲國家里, 宗教徒之間和民族之間的沖突一天比一天更加緊張。新制度其間, 媒體是被禁止報道有關宗教或民族的�！�1999年的印尼新聞界法規 (Indonesian Press Law) 只是規定了“新聞工作者必須尊敬大眾的宗教和道德規范” (“respect religious and moral norms of the public”)�！8] 這又是成了另外一個矛盾: 這樣一來, 政府和軍隊很有可能又再進行之前的 “任務”去限制印尼媒體的報道自由。
雖然CPJ(2000)提議媒體應該在一個危機的氣氛里造出鎮定的影響,
但在另外一方面,一個曾經被政權埋沒的媒體自由, 現在卻有煽動沖突的可能性。由于一些障礙和媒體可以自己謹慎地確認一個報道的真實性, 媒體看來可以在一個既不穩定, 又含有挑戰性的環境里找到新的自由。但是還是要記得: 毫無根據的宗教和民族的報道可以煽動沖突。
曾經有過一個關于賄賂的報道。記者, 卡拉哈斑 (Hoesin Kalahapan), 寫了重造森林資金誤用的報道后, 就被綁架, 被折磨了至少三次, 然后成功地逃到了印尼首都雅加達。這證明記者在激怒的大眾之下, 是不會得到法律保護的。很多人把這件殘酷的事實看成是自由媒體的其中一個負面的后果。
專家威圖拉兒(Wimar Witoelar)意識到了最近的媒體作品是處于 “初期困難”, 因為媒體正在從無限的壓制走向完全的自由。威圖拉兒(Wimar Witoelar) 覺得最近的媒體就像 “剛從嚴厲的學校畢業的孩子們, 在放假的第一天, 他們跑完了所有的沙地。在那其間, 他們雖然會遭到一些小麻煩, 但是他們還是覺得很自由。”(“It’s like kids being let out of a very tough school and on the first day of vacation, they’re running all over the place sand in some cases a little bid of trouble, but basically people are feeling very free.”)。[9]
所以, 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了, 新媒體報道規定的缺乏對國家帶來了正面性和負面性的影響�？梢远嘧屓嗣窠⒆约旱南敕ㄊ敲襟w自由的正面影響。但是, 媒體的自由也會導致在某些人些地方的民族之間和宗教之間的沖突, 這樣一來, 也會導致國家的分裂。
雖然在1998年, 蘇哈多下臺后, 多數的正式禁止已經被取消了, 但是印尼媒體如果要找到真正的自由還是要經過漫長的掙扎。從之前的不同的觀點和意見來看, 還有考慮到現在國內的新聞協會的指示, 印尼媒體必須要代表廣泛的社會文化的交叉才會真正地找到完全的媒體自由。在政府少許的插手之下, 希望印尼的新聞協會可以幫助印尼媒體的改革, 同時也能夠發展國家的文化和結合國家的種族。
結 論
1998年5月蘇哈多總統下臺后, 印尼的新聞界經歷了許多的改革。雖然印尼新聞界比以前自由了許多, 但同時也要面對各種各樣的問題。“自由”的后果不一定永遠都是好的。新聞工作者本身也不完全受到法律的保護, 他們也經常會受到暴力攻擊。
人民希望新聞界得到自由后, 會對社會與國家的結合帶來貢獻。差不多每天發生的示威, 和許多新媒體作品的出現, 證明了新的印尼媒體政策對社會也有相當的影響。
印尼政府還需要盡力解決國內最敏感的問題, 就是宗教之間和民族之間的沖突。這個問題已經成了國際的焦點。最令政府懊惱的是, 政府不能偏于任何的民族和宗教, 所以誰對誰錯是個很難判斷的事情。新聞工作者因此也還不能太直接了當地寫出有關宗教和民族的實情和評論。
印尼新聞界在未來的發展, 很重要的一點是看政府能不能對新聞傳播提供較好的法律保護，包括對新聞自由的保障和新聞傳播者的人身保護。如果政府能保證新聞工作者的安全, 相信對媒體本身和國家的發展會帶來巨大的幫助。但是, 自由也一定帶有負責任。自由的媒體必須對國家要有好處, 而不是對國家有害。
注釋：
[1]
he 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 In the Censor’s Shadow: Journalism in Suharto’s Indonesia. East Timor: Dili, 1991, p.1.
[2]
Kingsbury, D. Culture and Politics: Issues in Australian Journalism on Indonesia, 1975-1993. Sydney: Griffith University, 1997, p.25.
[參考文獻]
[1]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 (CPJ). Country Report: Indonesia, 2000.
[2]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 (CPJ). Journalism in Suharto’s Indonesia. East Timor: Dili, 1991.
[3]Cowan, Edward. New Freedom: Indonesian Journalists Tread Lightly, IPI Report, No. 4, 2000.
[4]Freedom House. Press Freedom Report, ‘Indonesia’, 2000.
[5]Kingsbury, D. Culture and Politics: Issues in Australian Journalism on Indonesia, 1975-1993. Sydney: Griffith University, 1997.
[6]Olle, John. Sex, money, power, Inside Indonesia, 61 (Jan-March),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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