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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菅原道真是日本平安時期的冠冕詩人，其詩作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了白居易的影響，中唐興盛時期的詩歌也通過《白氏文集》流入了日本，也影響了日本平安時代的漢詩創作。菅原道真是使用詩注的日本詩人，在詩注語言模式，結構謀篇，情注結合中對白氏詩注也有一定
菅原道真是日本平安時期的冠冕詩人，其詩作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了白居易的影響，中唐興盛時期的詩歌也通過《白氏文集》流入了日本，也影響了日本平安時代的漢詩創作。菅原道真是使用詩注的日本詩人，在詩注語言模式，結構謀篇，情注結合中對白氏詩注也有一定的見解，也引入了獨特的文章，對編者的思想意識和自評意識也提出了創新性觀點。
關鍵詞： 菅原道真,白居易,詩歌自注, 《白氏文集》
一、菅氏自注對白氏自注的接受
據日本學者后藤昭雄考證，“平安朝詩史最初隆盛期磋峨朝弘仁期，除《經國集》所收詩有注記以外，《凌云集》、《文華秀麗集》、《性靈集》都無詩注……詩注最早出現在島田忠臣詩中，《田氏家集》中有首有詩注。都良香一與紀長谷雄一詩中皆有注，并從道真以后詩作者自注較為常見”[3]104-120。通觀《菅家文草》，可以看到菅氏對白氏詩歌自注進行了充分的學習。
1.語言模式
菅原道真詩中的自注語言模式與白居易的詩注中的語言模式頗有類似之處，以下擇出三類加以略述。
按創作時間對作品進行劃分的“以下……首，……作”的語言模式在菅氏詩歌中共出現17處，其風格頗似白居易詩注中“自此后詩……時作”。例如《菅家文草·卷一》中《九日侍宴同賦鴻雁來賓各探一字得葦應制》詩題后有“自此以下十九首，進士及第之作”的詩注，《菅家文草·卷三》中《早春內宴聽宮妓奏柳花怨曲應制》詩題后有“自此以后，贊州刺史之作。向后五首，未出京城之作”的詩注，《菅家文草·卷四》中《題驛樓壁》題后有“自此以下八十首，自京更向州作”等。在《菅家文草》中此種詩歌自注語言模式已經頗為常見，單條注釋所涵蓋的詩歌數量甚至多達80首。
在《白氏文集》中此種語言模式的自注亦有《放魚》詩題后“自此后詩到江州作”，《招王質夫》詩題后“自此后詩，為周至尉時作”，《遣懷》詩題后“自此后詩，在渭村作”，《酬張十八訪宿見贈》詩題后有“自此后詩為贊善大夫時所作”等。在此種語言模式的詩歌自注中，菅原道真與白居易兩位詩人在官職、時間、地點等方面進行了相應的界限劃定，且日本其他詩人很少使用這種語言模式的自注，所以我們可以直觀地感受到菅氏對白氏的學習。
對詩歌詩句意義進行直接解讀的“……故云”的語言模式在菅氏詩歌中共出現21處，亦有幾處“……故有謝詞”、“……故有此句”等變體，這種語言模式的自注在白居易詩歌中亦是常見。例如在《菅家文草·卷一》中《觀王度圍棋獻呈人》一詩中有“世有大唐王積薪棋經一卷，故云”的自注，《菅家文草·卷五》中《感金吾相公冬日嵯峨院即事之什聊押本韻》一詩中有“予不得追陪相公之游覽，故云”的自注，《菅家后集》中《九月十日》一詩中有“宴終晚頭賜御衣。今隨身在笥中，故云”的自注，其他各卷亦有此種類型的自注，在菅氏詩歌中此類自注占有相當的比例。
在《白氏文集》中此種類型的自注亦有《和錢員外早冬玩禁中新菊》中“錢嘗居藍田山下，故云”，《舟行阻風寄李十一舍人》中“李十一好小酎酒，故云”，《錢虢州以三堂絕句見寄》中“予早歲與錢君同習讀《金剛三昧經》，故云”，《楊柳枝二十韻》中“楊柳枝，洛下新聲也。洛之小妓有善歌之者，詞章音韻，聽可動人，故賦之”等。這種語言模式的自注是對詩歌詩句內旨的直接解釋或者補充，對于直接了解詩歌的意義與內涵有著重要作用，是詩注指向詩歌深層意義與內蘊的表征之一。作為中唐純熟運用詩注的代表人物之一的白居易，自然將此種有助于情感深化表達的自注模式充分運用到詩歌中。菅原道真是日本平安時代第一個大量運用詩注的詩人，其詩作明顯有效仿了白居易詩歌的自注。
對詩作的創作年齡、自身境遇甚至背景事件進行說明的“于時……”的語言模式在菅氏詩歌中一共出現了11處，例如在《菅家文草·卷一》中《殘菊詩》詩題后就有“于時年十六”的注釋，同卷《寄巨先生乞畫圖》中詩題后則有“于時先生為神泉苑監，適許游覽。仍獻乞之”一句，《菅家文草·卷五》的《隔壁聽樂》中則有“時侍雅院”的注解，此類詩歌注解對了解詩歌創作背景極為重要，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對詩歌情感表達起著重要的補充作用。
在《白氏文集》中則有《奉酬李相公見示絕句》中的“時初聞國喪”一注，《寄山僧》詩題后則有“時年五十”的自注，《湖上招客送春泛舟》一詩中則有“時崔湖州寄新箬下酒來，樂妓按《霓裳羽衣曲》初畢”的注釋。此類語言模式的注解在《白氏文集》中極為常見�！遁鸭椅牟荨贰ⅰ遁鸭液蠹泛汀栋资衔募返木幹闆r相同，都是作者自己的自編集，菅原道真在自己的詩作中對此種說明創作年齡、境遇、背景的注釋模式亦多有模仿與學習。
以上三種“以下……首，……作”、“……，故云”、“于時……”語言模式的運用在白居易《白氏文集》很常見，菅原道真《菅氏文草》亦是如此，不難看出菅氏對白氏詩歌自注語言模式的學習吸收與運用。
2.組詩寫注
在《菅氏文草》中亦可以看到菅氏在為組詩作注的結構謀篇方面對白氏詩歌自注的學習。
在《菅家文草·卷二》中有組詩《晚秋二十頌》，其詩題后有“九月廿六日，隨阿州平刺史，到河西之小莊。數杯之后，清談之間，令多進士題二十事。于時日回西山，歸期漸至。含毫詠之，文不加點。不避聲病，不守格律，但恐世人嘲弄斯文，才之拙也”的詩注，在這里作者不僅點明了這二十首詩的創作時間、地點、事由，而且敘述了這組詩作“不避聲病，不守格律”的韻律方面的情況，并表達了擔心世人嘲笑自己才拙的憂思。
《菅家文草·卷三》中有組詩《寒早十首》，其詩題后亦有“同用人、身、貧、頻四字”的詩注，對這組詩每首的四聯落韻所用之字做了說明，首聯用“人”字，頷聯用“身”字，頸聯用“貧”字，而尾聯用“頻”字。在《菅家文草·卷四》中《北溟章》、《小知章》、《堯讓章》三首詩之前亦有“予罷秩歸京，已為閑客。玄談之外，無物形言。故釋逍遙一篇之三章，且題格律五言之八韻。且敘義理，附之題腳。其措詞用韻，皆據成文。若有諳之者，見篇疏決之”的注解，不僅交代了自己此時閑居無職，常談玄說理，還對詩作的體式、韻律、用詞等情況進行了說明，并表達了一種希望遇到知音的期望。在《菅家文草·卷五》中亦有兩處組詩整體的詩注，結合《菅家文草》與《菅家后集》中組詩的數量，可以說組詩寫注在菅氏詩歌中亦是經常出現的情況。
這種對組詩進行整體做注的情況在《白氏文集》中更為常見。白居易組詩《酬和元九東川路詩十二首》詩題后有“十二篇皆因新境追憶舊事，不能一一曲敘，但隨而和之，唯予與元知之耳”的注解，這表明十二首詩皆為懷舊之作，酬和元稹的詩作;《和元八侍御升平新居四絕句》詩題后有“時方與元八卜鄰”的自注，表明此組詩的背景，作者這時剛與元宗簡結鄰;《潯陽春三首》有著對整體的“元和十二年作”的背景注解，直截了當地點明作詩時間。組詩《山中五絕句》、《池鶴八絕句》、《自戲三絕句》等中亦有此類組詩寫注的情況，由《白氏文集》中組詩總數量來看，組詩寫注情況在組詩中亦占據著相當大的比例。
菅原道真在這種組詩寫注的結構謀篇上運用得頗為自如，明顯帶有《白氏文集》自注影響的影子與痕跡。
3.情注模式
據魏娜《中唐詩歌新變研究》載，詩歌自注有觸媒、強化、補充三種情注關系模式[4]。菅氏詩注在這方面也有充分體現，如《菅家文草·卷二》中《有所思》，詩后題注“元慶六年夏末，有匿詩。誹藤納言。納言見詩意不凡，疑當時之博士。余甚慚之。命矣，天也”不僅介紹了詩歌創作的背景，而且對于詩歌的表情達意有著重要作用，此處的詩注充當了感情的觸媒;《菅家文草·卷二》中《夢阿滿》對于“讀書諳誦帝京篇”一句又進行了“初讀賓王古意篇”的注解，不僅塑造了一個聰穎懂理的孩子形象，更加重了因孩子早夭作者深沉又洶涌澎湃的哀痛之情，這處自注無疑通過對阿滿聰慧的闡述強化了作者在詩中抒發的情感;《菅家后集》中有《秋夜子》一詩，詩后有注“童子小男幼宇，近曾夭亡”，對于詩作情感的表達起到了至關重要的補充作用，寒雁凄蛩的悲秋之音使得道真視聽里面盡是蕭瑟的秋景，但是聽得見秋天萬物之聲卻獨聽不到幼子的讀書聲，讓悲秋情感上又補充了傷悼懷人的情感，完整地表達了作者內心的思想情感。
白居易作為中唐時期的代表詩人，其詩作中亦有對此三種情注關系模式的全面運用，譬如《馴犀》中詩題后有“貞元丙子歲，南海進馴犀，詔納苑中。至十三年冬，大寒，馴犀死矣”一注解，即說明了本首詩創作的緣由及為何有感而發，而《慈恩寺有感》中“時杓直初逝，居敬方病”的自注，對于理解詩文中“惆悵”之感起到了強化作用，而《談氏小外孫玉童》中的“談氏初逝”則在贊頌談氏父、女、孫三代的同時，補充說明了對談氏去世的惋嘆之情。由此可知菅氏詩歌中情注關系模式的全面運用亦有著白居易詩注情注關系模式的影響。
綜合以上論述，可以看到在詩注語言模式、組詩詩注結構、情注關系模式運用上，菅原道真深受白居易詩歌自注的影響，其學習詩歌自注運用情況起點頗高，亦為后來的日本漢詩詩歌自注的大量運用樹立了典范。
二、菅氏自注對白氏自注的創新
在看到菅氏自注對白氏自注多有承襲的同時，我們應該看到菅氏已經擁有足夠純熟的詩歌自注技法和相當強的詩歌自注的自主意識，在詩歌自注中加入了新的因素，完成了詩作中自注的個性化。
1.文章入注
相較于白居易詩歌中普遍的簡短凝練的詩歌自注來說，菅氏詩歌中的詩歌自注則出現了長篇大論的情況。
《菅家文草·卷二》卷二中的“釋逍遙”的《北溟章》、《小知章》、《堯讓章》三首詩詩題后分別有相關鯤鵬、小知、堯帝的論述，而《菅家文草·卷五》中《題吳山白水詩》、《劉阮遇溪邊二女詩》、《徐公醉臥詩》、《吳生過老公詩》四首后面更是用大段文字分別記述了取自《列仙傳》、《幽明錄》、《異苑》、《述異記》中的四個故事。這種在《白氏文集》中沒有出現的注釋類型，一方面是因為兩國文化差異不同造成的，為了讓更多沒讀過相關書籍的日本人了解與知曉相關的背景知識，以此洞悉詩歌所要表達的意義與詩旨，另一方面是菅原道真自己熟練運用詩注之后進行創新的結果。
再如《菅家文草·卷五》中有“一時應十首之作”，這十首詩之前的詩注如下：“七年暮春二十六日，予侍東宮，有令曰，聞大唐有一日應百首之詩。今試汝以一時應十首之作。即賜十事題目，限七言絕句。予采筆成之，二刻成畢。雖云凡鄙，不能燒卻。故存之。”這種論述已是長段論述，不再是零星的只言片語以點明創作的時間、地點、緣由等，而是將之組合成段，頗有文章之體，而這種成段說明此些情況的詩歌自注在《白氏文集》中是非常少見的，類似的還有《余近敘詩情怨一篇呈菅十一著作郎長句二首偶然見詶更依本韻重答以謝》等詩后或者組詩前注解。
相比《白氏文集》中的詩注，此類長篇大論帶有敘事性的詩注大量出現，對于詩注指向詩歌更深層次的意蘊及思想感情和了解作者創作心態、動機有著重要的推動作用。
2.編者意識
菅原道真在詩文集《菅家文草》及《菅家后集》的詩注中也透露出了濃重的編者意識，這種編者意識不是單純地指明作詩時間或地點或背景等，而是一種進行增刪編訂成冊的主體形象的顯現，這在《白氏文集》中是不多見的。
如《菅家文草·卷一》開篇第一首《月夜間梅花》詩題后有“于時年十一。嚴君令田進士試之，予始言詩。故載編首”一注解，“故載編首”四字則直白地表現出了作者這是以編訂者身份出現的，其《賦得赤紅篇》后則有“自此以下十首，臨應進士舉，家君每日試之。雖有數十首，采其頗可觀，留之”的注解，“一時應十首”之組詩注中也有“雖云凡鄙，不能燒卻。故存之”之語，而在應制“取當時二十物重要”的組詩詩注“經數十日，要寫一通，近習少年，斷失三首。初不立案，無處尋覓。一十七首，備于實錄云爾”中更有這種濃厚的編者意識。
相比白居易編訂《白氏文集》，菅原道真在詩注中顯現出的進行刪改編訂的形象更加明顯與突出，這對于探究菅氏詩文集的編訂心態有著重要作用。
3.自評意識
在菅氏自注中我們同時可以看到作者濃厚的自我評價意識，這種評價不僅是對自己的詩文或者自己還包括自己的家族。
如《賦得赤紅篇》中“有數十首，采其頗可觀”，《晚秋二十頌》中的“含毫詠之，文不加點。不避聲病，不守格律，但恐世人嘲弄斯文，才之拙也”等都是菅氏對自己文章的評價;《謁河州藤員外刺史聊敘所懷敬以奉呈》中“江、菅二氏，元是一族”，《講書之后戲寄諸進士》中“文章博士非材不居。吏部侍郎有能惟任。自余祖父降及余身，三代相承，兩官無失”等則是作者對自己家族的追述與評價，以凸顯其家學淵源、詩書傳家;《余近敘詩情怨一篇呈菅十一著作郎長句二首偶然見詶更依本韻重答以謝》中“余，心無一德，身有三官。總而言之，事緣恩獎”，《予曾經以聞群臣賦花鳥共逢春之詩寄上前濃州田別駕別駕今之不遺遠辱還答詩篇之外別附書問予先讀消息詩云書云不覺遠淚更用園宇重感花鳥》中“余此冬秩滿，功過難知”等是對自身的評價。
在《白氏文集》中此種自我評價意識很少見，菅氏這種自評意識或許和其編者意識及獨特的家世出身人生經歷相關，而且這種自評意識對于了解菅氏自身的經歷及各階段的心態亦有重要作用。
三、結語
菅原道真的詩注在語言模式、體例結構、情注模式運用上多受白氏自注的影響，但是菅氏自注同樣帶有文章入注、濃重的編者意識、自評意識等特點，這也是詩注和化的必然結果。關于菅原道真對《白氏文集》受容情況的研究對于把握平安時代漢詩對《白氏文集》受容情況有著重要作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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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日]金子彥二郎.平安時代文學與《白氏文集》[M].東京：培風館，1943.
[3][日]后藤昭雄，著.高兵兵，譯.日本古代漢文學與中國文學[M].北京：中華書局，2006.
[4]魏娜.中唐詩歌新變研究[D].杭州：浙江大學，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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