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17-12-14所屬分類：文史論文瀏覽：1次
摘 要： 山東民歌不僅形式豐富多樣，而且地區色彩也十分濃重，這恰恰是源自山東地區獨特的方言語言文化，可以說山東地區的方言是影響民歌作品旋律的重要因素。因此，本文基于山東民歌的方言語言背景，結合山東民歌的基本概況，重點分析了山東方言對山東民歌旋律的影
山東民歌不僅形式豐富多樣，而且地區色彩也十分濃重，這恰恰是源自山東地區獨特的方言語言文化，可以說山東地區的方言是影響民歌作品旋律的重要因素。因此，本文基于山東民歌的方言語言背景，結合山東民歌的基本概況，重點分析了山東方言對山東民歌旋律的影響，以期為相關研究者提供參考借鑒。
關鍵詞：方言,山東民歌,民歌旋律
所謂的民歌，就是指流傳于某一地區民眾中間并形成獨特文化的歌曲，其最為顯著的特征就是充分展現了勞動人民的情感和愿望，從中可知，民歌與當地的文化之間存在著密切關聯，而作為區域文化的核心部分的方言自然也會對民歌產生重要影響。因此，本課題對于方言對山東民歌旋律影響的研究具有積極意義。
一、山東民歌的方言背景
從地域角度來看，山東方言就是指山東地域內的地方語言。而從語言學角度來看，根據相關的語言研究資料可知，山東方言可劃分為東西兩大區域，而兩大區域又可劃分為兩片，東西兩大區域以北面的萊州灣南岸為界，東面即為東區，而西面則為西區。其中，東區可劃分東萊和東濰兩片，并以膠萊河為分界線，而西區可劃分為西齊和西魯兩片，西齊包括了濟南、泰安、德州以及淄博等地，西魯涵蓋了曲阜、棗莊、菏澤以及濟寧等地[1]。每一區域內都形成了具有當地方言特色的民歌，例如東萊中的膠東山歌和秧歌、東濰中的膠州秧歌、西齊中的聊城花鼓調和臨清時調以及西魯中的微山湖端宮腔和成武秧歌等。
二、方言對山東民歌旋律的影響
(一)語調——以《祁蒙山小調》和《黑妮做媳婦》為例
所謂的語調，就是指人們講話時的語氣、聲調和抑揚頓挫。語調與字調之間存在著十分緊密的關聯，我們可從語調的強弱、長短、斷連以及高低中感悟內在情感的變化，即喜、怒、哀、樂等感情色彩的變換。對于山東方言而言，其語調最為顯著的特征就是下行，以《沂蒙山小調》為例，該首就是典型的語調下行的山東民歌，各句唱詞的后半部分都呈現下行趨勢，句末的落音規律表現為“2、1、6、5”。而該種語調形式在山東民歌中出現得較為普遍，例如，《猜調》與《沂蒙山小調》的落音規律相同;《掛紅燈》的句末落音規律為“2、1、5、5”;而《茉莉花》的落音規律則為“5、1、6、5”。上述所提及的山東民歌都表現出了統一特點，那就是語調的下行[2]。
除此之外，山東民歌在語調方面還存在著一大特點，那就是重音。這是因為山東方言的用語較重，聲音往往比較高亢洪亮，日常對話時往往會出現較多的強調音，從而使得山東方言形成了“侉”這一大特點。以平度地區的代表性民歌《黑妮做媳婦》為例，該首民歌主要講述了一個生活小故事，即大澤山中有一個黑山溝，黑山溝中住了一對老夫婦，他們有一個閨女叫做黑妮子，雖然黑妮子長相俊俏，但卻從頭黑到腳趾頭，直到十八九歲也沒找到好人家，這就讓老兩口愁白了頭。所幸的是，黑妮子最后找到了黑小，并成了一對天造地設的黑倆口。在這首民歌中，加重了很多字的語氣色彩，例如，黑山溝的“溝”字就添加了滑音，而腳趾頭的“頭”字的上滑音則由5提升到了6，從而形成了幽默風趣的民歌特色。通過語調的變化刻畫了個性鮮明的人物形象，這首歌的演唱就好像是講故事一樣，使得整首歌的表演極為生動詼諧。若是依照一般的四聲語調進行演唱，就難以突顯這首民歌的故事性，進而導致該首作品失去生活氣息和情感表達。與《黑妮做媳婦》這首民歌相類似的音樂作品還有很多，例如，樂陵縣的民歌《大實話》以及惠民地區的民歌《饞大嫂》等。上述民歌作品都具有極強的生活氣息，刻畫了一個個生動有趣的人物形象。
(二)音調——以《婦女五更》《專打日本鬼》和《小五更》為例
眾所周知，漢字雖然均表現為單音節，但其卻用四個音調進行區分，即使是同一個字或者同一句話，但在吐字發音時所采用的音調不同，最終所表達的意思也會截然不同。民歌的產生和傳播均是起源于勞動人民在日常生活勞動中的情感變化，一般情況下，我們將在勞動過程中產生的歌曲稱為勞動號子，在日常生活中為慶祝節日而產生的歌曲稱為花鼓或者秧歌，由多個曲牌式小調有機構成的且主要內容為我國經典的神話故事的大型套曲稱為民歌套曲，而類似于說唱音樂作品的敘事性歌曲稱為說唱式民歌。除此之外，民歌還包括了小調、山歌以及兒歌等多種形式[3]。
上述所提及的民歌作品都是以地方方言為基礎，結合當時實際的勞動或生活場景而產生并流傳下來的，因而民歌作品中的字音變化也極為明顯。在我國戲曲作品的創作過程中，往往強調的是按字行腔，而民歌的創作原則也不例外。以臨清地區的知名民歌《婦女五更》的第一句唱詞為例，第一句唱詞的具體內容為：舊社會的壓迫實實在在的不能夠提。其中，這句歌詞中的“迫”字，應念作pèi而不是pò，另外，“實實”兩字也是用山東方言演唱，即用山東方言中的下聲字替代了普通話中的陽平字，因而特地在旋律中添加了下滑標注。
根據上述可知，由于受地理和文化等因素的影響，各個區域的方言存在著較大的差異，因此，東萊、東濰、西齊和西魯四大片區內的發音咬字也不盡相同。其中，山東地區的兒化音應用就十分普遍，如菏澤地區最為常見的方言現象就是兒化音，在演唱帶有兒化音的歌曲時，不能過分追求兒化音的咬字發音，往往是輕輕帶過。通過使用兒化音，可大大提升民歌音樂作品的幽默性和風趣度。以菏澤地區的童謠《專打日本鬼》為例，具體歌詞如下所示：小小日本鬼兒，喝涼水兒，翻了船，沉了底兒，歪了汽車，砸斷腿兒，坐飛機，挨炮子兒，打了罐子，賠了本兒，大人小孩來呀都瞄準兒，人人都打日本鬼兒，嘎勾!又如膠東民歌《趕集》，前兩句唱詞為：我那天(兒)去到家莊(兒)把集(兒)趕(哎噓)，遇見了情(哥兒)(哥兒)在買鋤鐮(兒)。其中，天、莊、哥和鐮的普通話發音分別為tiān、zhuāng、gē和lián，而膠東地區的方言發音則為tiàn、zuàng、guò和liān，同時也要特別注意兒化音，以此來形成獨具特色的唱法�？偟膩碚f，這首民歌的音調與普通話和山東其它片區的音調都截然不同，歌曲的演唱給人一種圓潤之感。此外，旋律也添加了裝修音，以此來更好地滿足方言的發音需求，從而使得地區特色更為濃烈。
除此之外，以菏澤地區的民歌《小五更》為例，該首民歌隸屬于西南地區，歌曲內容主要描繪了當地的日常生活情況，而我們也可從歌曲的旋律中把握菏澤地區的方言特點。例如，普通話中，一、眠和哥的發音分別為為yī、mián和gē，而魯西南方言的發音則為yǐ、miàn和gě，由此我們可以說，魯西南地區的方言特色直接決定了該地區的民歌旋律特點。在不倒字的基礎上，添加波音或者下滑音等裝飾音，使得旋律更貼近日常生活，進而形成了自成一派的民歌風格。
(三)語言特色——以《趕集》《天上有嘛?》和《繡荷包》為例
要想區別各個地區的方言語言，語言特色，即語言習慣也是其中一個不容忽視的重要因素，而其也極大影響了民歌作品的旋律，例如，習慣性用語、兒化音、口頭禪以及特定的語氣助詞等。以膠縣的代表性民歌《趕集》為例，在這首民歌作品中出現了諸多兒化音，如集兒、人兒、話兒等，若將其中的兒化音去掉，那么這首作品的幽默性和趣味性就會大打折扣，進而也就喪失了膠縣特有的語調色彩。
又如陵縣的民歌作品《天上有嘛?》，前幾句唱詞為：天上有嘛?天上有星。窩兒里有嘛?窩兒里有水兒。地上有嘛?地上有窩兒?水兒里有嘛?有蛤蟆兒。這是一首在魯北陵縣廣為流唱的兒歌作品。“嘛”用普通話來講就是“什么”，其中的星、窩、水以及蛤蟆等都運用了兒化音。通過該種語言形式的運用，極為生動地展現了兒童嬉戲的場景，若去掉兒化音，就會顯得極不自然，即不符合兒童的語言習慣。
再如蒼山地區的民歌《繡荷包》，在這首民歌作品中，運用的最多的就是“呀就”“啦依”以及“好好呢”等襯詞，而這恰恰是因為上述幾個用詞都是蒼山地區民眾在日常交往中常用的習慣用語。在該首民歌作品中添加此類用語，則更好地展現了女兒家嬌羞和俏皮的情態，而且在表演過程中也要求在唱這幾個詞時應輕柔，以突顯地區的語言特色。
三、結語
總而言之，由于山東各個地區方言語調、音調以及語言特色的不同，使得山東民歌的旋律具有多樣化的特性，充分展現了山東獨特的地域色彩。筆者認為，我國民歌之所以具有多元化特點，恰恰是因為各地方言的不同，因此，只有做好我國地方方言的保護工作，才能促進我國民歌的發展，才能真正弘揚民歌文化。
參考文獻：
[1]商曼.從山東民歌中看語言對其曲調的影響[D].濟南：山東大學，2013年.
[2]張兆磊.山東方言對中國藝術歌曲在演唱中吐字的影響[D].濟寧：曲阜師范大學，2015年.
[3]仝云蛟.淺析山東民間小調的方言風格特色[J].科技風，2010，(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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