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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發展論文中國在東亞地區的地緣文化戰略

發布時間:2016-10-16所屬分類:文史論文瀏覽:1

摘 要: 這篇文化發展論文發表了中國在東亞地區的地緣文化戰略,論文從地緣文化的視角分析了東亞一體化過程中國的對外戰略,論文擬從地緣文化的嶄新視角分析東亞一體化過程中中國的對外戰略。那么東亞一體化進程中存在哪些文化因素呢?

  這篇文化發展論文發表了中國在東亞地區的地緣文化戰略,論文從地緣文化的視角分析了東亞一體化過程中國的對外戰略,論文擬從地緣文化的嶄新視角分析東亞一體化過程中中國的對外戰略。那么東亞一體化進程中存在哪些文化因素呢?
 

文化發展論文

  摘 要:地緣文化作為構成綜合國力的重要因素之一,影響著國家的對外戰略和政策,已日益成為國際政治地緣政治理論研究的嶄新視角。在東盟社會文化共同體建設進程中,中國應當充分地運用各種文化因素,制定合理的、符合當今國際關系特征的對外文化戰略,積蓄文化“軟權力”,實施外向型文化發展戰略,積極推動各種形式的文化外交,提升文化貿易規模與水平,在開展文化交流的同時維護我國文化安全。

  關鍵詞:文化發展論文,東盟,地緣文化,建構主義

  在國際政治理論領域, 20世紀80年代之后興起的批判理論顛覆了傳統理論對文化的忽視。后現代主義理論指出,權力制造了知識,權力與知識之間存在著相互連接關系,知識領域在一定程度上服務于權力關系。批判理論打破了主流理論的思維定式,揭示出主流理論忽略社會和文化因素的缺陷。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認為冷戰后全球政治在歷史上第一次成為多極的多文化的,西方文明是獨特的,但不是普世的,多元文化的世界是不可避免的,文明的差異是今后國際沖突的根源。約瑟夫·奈的“軟權力論”把價值標準、市場經濟和西方文明定義為軟權力的因素,提出文化和意識形態的無形吸引力勝于軍事強制力,推進了人們對文化作用的認識。建構主義則認為:信仰、規范、觀念等文化內容,建構了國際政治的基本結構。

  一、地緣文化與國際關系

  近來,地緣文化與國際關系的研究開始進入研究者的視野。學者普遍認為,地緣文化是國際政治斗爭的工具或手段,其表現有三:

  第一,地緣文化是構成綜合國力的重要因素之一。地緣文化是國際關系研究中的一個重要因素,但在世界歷史進程中,政治、經濟、軍事等因素在確定國家實力、制定對外戰略方面占據了主導地位,而文化因素沒有引起人們的足夠重視。自美國哈佛大學亨廷頓教授1993年提出的“文明沖突論”之后,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從文化角度去研究國際政治。冷戰結束后,地緣文化一詞成為國際關系理論中頻繁出現的概念,地緣文化以“軟實力”的形式越來越在一國的綜合實力的構成中占有重要位置。如美國的克林頓政府就曾明確提出,“政治和經濟聯系由于美國文化對世界的吸引力而得到補充,這是一種新的我們可以利用的‘軟力量’”①。

  第二,地緣文化影響一個國家的對外戰略和政策。地緣文化深刻影響著國家對外政策的制定,在國家層面上影響對外政策的內容,在個人層面上影響決策者的對外決策方法,從而地緣文化影響著一個國家的對外戰略和政策的制定和實施。首先,地緣文化影響國家對外政策的內容和目標。這是早期研究文化與對外政策關系的學者所普遍強調的,即一個民族的文化特性決定這種文化載體在對外政策中的特定文化價值觀念。冷戰結束以后興起的建構主義理論認為,文化不僅影響國家行為的各種動機,而且還影響國家的基本特征,即所謂的國家的認同。文化的定位功能為確定對外政策提供了觀察世界及自身的視角;文化的定向功能決定了對外政策的價值追求;文化的規范功能為對外政策的選擇限定了范圍;文化的認同功能為對外政策中確定與別國的關系提供了文化基礎。其次,地緣文化影響決策者并通過決策者影響一個國家的對外政策。外交政策是由能夠代表一個國家的文化和民族性的人來制定的。地緣文化會潛移默化地影響在特定的文化氛圍中長大的,能夠成為這個國家利益代表的國家領導人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反過來,代表國家制定對外政策的領導人則反映了地緣文化需求。他們在制定對外政策的過程中必然有意無意地把存在于他們意識深層的地緣文化價值觀體現出來。再者,地緣文化影響對外政策制定的機制和過程。地緣文化影響一個國家基本政治體制和政治制度,而后者則制約著這個國家總的對外政策制定的機制和過程。最后,地緣文化影響到一個國家外交政策執行和實施的方式和手段,從而使一個國家的外交政策擁有獨特的文化和民族特色。

  第三,地緣文化差異是引起國家間關系對立和沖突的動因之一。隨著冷戰時代的結束,意識形態的堅固壁壘迅速破解,社會理想的訴求和社會制度的認同逐漸被現實的民族———國家利益追尋所取代,民族主義情緒普遍高漲。在新一輪的世界秩序重構和各自角色認定的過程之中,依附于文明形態的民族文化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以意識形態和超級大國關系確定的結盟讓位于以文化和文明確定的結盟,重新劃分的政治界線越來越與種族、宗教、文明等文化的界線趨于一致,文化共同體正在取代冷戰陣營,文明間的斷層線正在成為全球政治沖突的中心界線。②所以在20世紀90年代全球性的認同危機和令人眼花繚亂的分化重組過程當中,我們真切地感受到了文化親緣性的杠桿作用,一切價值判斷、行動準則及其正義性,莫不以文明形態的親疏遠近為依歸,這差不多成了當代國際關系中人人心知肚明的原則。在亨廷頓看來,文明是利益政治的過濾器,文化實體借助政治實體實現自身伸張,政治實體把所歸屬的文化價值的伸張視為自身的利益。也有的學者指出地緣文化既不是國際政治的充分條件,也不是必要條件,更不是主要條件。地緣文化只為國際政治活動提供背景材料和活動舞臺,誠然,關于地緣文化與國家間關系問題,仍是一個剛剛展開的論題,但是地緣文化差異是引起國家間關系對立和沖突的動因之一,已經被大部分學者接受并認可。

  二、東亞一體化進程中的文化因素

  中國在當代國際社會中的身份和角色也悄悄發生了改變。無論是亨廷頓“文明沖突”論中的7種文明劃分,還是貝克“當代文化的空間分布構型假說”中的辯證———“三態世界”③ ,中國都被定義為儒教國家,并且和更大區域的東亞社會聯系在一起。在相當普遍的認知當中,儒教已成為中國新的陣營標簽。近年來,學術界提出過“東亞經濟圈”、“華人經濟圈”、“漢字文化圈”之說。北京大學羅榮渠教授在其主持的現代化進程研究的系列成果中進一步闡述了東亞發展中的文化因素,使得東亞研究進入一個新領域,即文化推動社會經濟發展的再認識。實際上,華人經濟圈也好,漢字文化圈也好,都不同程度地蘊藏了中華傳統儒學的歷史基因。在東亞的發展過程中,在置身于這種發展的社會的人的思維中,除了政治、經濟等因素之外,的確需要正視這個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歷史基因的存在。

  與此同時,我們應該注意到事實的兩個方面。一方面反映東亞崛起的幾個主要國家和地區,哲學上受儒學思想影響,在行為上均表現出擺脫西方殖民主義統治和西方價值觀束縛的強烈愿望,另一方面,儒家文化在離開其發源地的本土之后,在新的自然、人文環境下,突出了“和為貴”的儒家寬宏風范,與當地的傳統文化融合一體,迅速形成的日本儒學、韓國儒學、南洋儒學等,猶似移枝嫁接,成為同宗的不同品系,而且這些品系都是當地社會文化的重要構成,而不是游離于主流社會之外的幽靈(個別國度里確有幽靈式的存在,當然也只是在非主流社會的人群中悄然推動著歷史的發展) ,它們當之無愧地成為所在國的思想和文化財富,而在表現形式上則可以完全不同于歷史和現實的中國思想文化。因為真正優秀的文化,是可以而且應該在不同的社會制度條件下為人類的進步、繁榮作出貢獻的。據此,筆者認為:第一,無論是儒家文化圈,還是漢字文化圈,都體現了一種超乎國界的價值內涵,只要甩掉政治的和民族的偏見,這種價值便會在社會、經濟發展中得到應有的體現。第二,只要真正認識到這種價值,經歷過數千年的磨礪、蕩滌洗禮的古老的中華文明便會在任何新的環境中煥發青春。第三,為了體現上述價值,承傳優秀的古典文明,為了我們所在國度的更快發展,讓更多的人(尤其是青少年一代)通過漢字了解儒家思想精髓和文化內涵,是我們崇高的義務和歷史的責任。經歷了數百年貧窮、落后,飽受天災人禍、戰亂入侵和西方列強歧視蹂躪的東亞各國(曾以掠奪他國充實自己的日本例外) ,正在或已經走出曲折的迷途,轉入現代化發展的軌道。由于他們共同的歷史背景,加上分布在南洋各半島、群島上的數千萬具有漢字文化傳統的僑民及其后裔,使東亞各國在經濟發展上的互補性愈見加強。應該說,這是一種獨特的優勢。日本早已充分地利用了這個優勢,歐美澳等發達地區的國家也越來越多地注意并有意識地移植儒學思想精華。可見,在世界范圍內,漢字及其所依附的文化之發揚光大,遇到了難得的機遇。

  歷史的經驗昭示我們:經濟與文化是相互依存的,超國界的中華文化,推進了諸多東亞國家和地區的發展,反之,經濟的發展必可帶動文化向深層次演進。只要有這樣的清醒認識,我們所從事的中華文化傳播、華文教育、華文文學等事業,就一定會克服重重困難,漸漸繁榮、興盛起來。一個國家的地緣戰略不僅需要可支配的物質資源作支撐,同樣需要文化的支持和道統詮釋賦予的合理性;厮輾v史我們看到,西方列強無不采用文化手段推行其殖民或霸權政策,牟取國家利益,例如“文化殖民”、“文化帝國主義”、“文化擴張主義”、“文化霸權”等形式的政治擴張,無不是西方列強在推行強權政治時所制定的文化戰略形式,西方的強權擴張因此披上了“神圣的”文化外衣。我們奉行的是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文化外交也是如此,截然不同于歷史上西方國家推行的文化戰略,但是文化戰略在地緣戰略中的地位不容忽視,文化戰略成為地緣戰略中一個特殊渠道和特殊領域。鑒于文化戰略的重要性,因此我們應當充分地運用各種文化因素,制定合理的、符合當今國際關系特征的對外文化戰略,積蓄文化“軟權力”,并以我國具有巨大影響力和優勢的儒家傳統文化,用有利于人類整體利益的價值理念展示我國先進文化的風采;同時也應以坦誠的胸懷去吸納世界文化寶庫中的豐富營養,“文化世界性與民族性的統一,文化的自我保護與自覺揚棄相結合才是文化健康發展的必由之路”④。

  三、中國在東亞地區地緣文化戰略東亞各國目前也非常注重文化合作,例如東盟在建設經濟共同體的同時,也正致力于建設“社會—文化共同體”。2008年12月正式生效的“東盟憲章”明確規定東盟共同體將由東盟經濟共同體、東盟安全共同體、東盟社會文化共同體組成。東盟公民通過歷史聯系和文化遺產的共同體意識而相互交往,通過共同的地區認同結合在一起。為此我們必須制定東亞地緣文化戰略,這是我們各項文化戰略的一個方向。

  (一)實施外向型文化發展戰略

  堅持以走出去為主,以當代為主,以進入國際主流社會為主,大力實施中華文化外向型戰略。目前,我國與已建交的145個國家簽訂了文化合作協定,簽署了七百五十多個文化交流執行計劃,與近千個國際文化組織和機構有著不同形式的文化往來,這是指全球范圍而言。東亞地區,是我國儒家傳統文化最有影響力的地區,東亞的歷史、文化、政治,甚至東亞經濟現代化都深受我國儒家文化影響,因此在東亞地區,我們更應該貫徹文化走出去戰略,積極、廣泛地開展戰略性文化交流,增進與東亞各國的互信和了解,尤其是宣傳并取得東亞各國對我國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了解和支持。近幾年的“中國熱”是中華文明恒久魅力的真實寫照,更是中國國際地位顯著提高的充分體現。“中國熱”是弘揚中華文化的良機,也是化解“中國威脅論”的有效途徑。目前,一些國家別有用心地鼓吹“中國威脅論”,我們除了用和平發展的無可辯駁的事實來回應這些無稽之談外,更應該注重用文化交流的手段,用歷久彌新的中華文化展現中國人民寬廣博大的胸懷,用洋溢著東方神韻的哲學和智慧表明我們歷來珍愛和平的愿望,化解無知和偏見帶來的矛盾,把我們求和平、謀發展、促合作的信息傳達出去。面向東亞各國主流社會,面向東亞各國公眾,把一個真實客觀、和平發展、朝氣蓬勃的中國介紹給東亞人民,只有這樣,才能發揮文化交流滴水穿石、潤物無聲的功能,才能讓東亞各國正確地認識中國、了解中國、理解中國并喜愛中國。

  (二)積極推動多形式文化外交

  第一,設立專門文化推進機構,根據東亞各國的特征,戰略性地制定有效的政策。以中央為指導,地方為生力軍,駐東亞各國使領館和海外中國文化中心為前方陣地,樹立全國一盤棋的意識。中央方面可以以簽訂各種協定的方式,從整體上提高中國和東亞地區文化交流與合作的水平和檔次。例如, 2005年5 月,中國與東盟簽署了《東南亞國家聯盟成員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文化合作諒解備忘錄》,雙方承諾將加強在文化領域的交流合作、共同研發和信息共享!秱渫洝愤規定各國應鼓勵和支持對文化遺產的保護、開發和培養文化領域的人力資源以及加強文化企業的合作。這個《備忘錄》的簽訂對中國意義重大。

  第二,推行對東亞地區文化外交,重視、推進教育領域的交流與合作。“文化外交”,可以定義為圍繞國家對外關系的工作格局與部署,為達到特定目的,以文化表現形式為載體或手段,在特定時期、針對特定對象開展的國家或國際公關活動。“文化外交”的突出使命就是在推動國家關系發展的進程中,發揮錦上添花或雪中送炭的作用。2007年,中國在東亞文化交流又有大手筆,例如“2007 中韓交流年”和“2007 年日本中華年”,很好地宣傳了中國燦爛文化,增進了與相關國家人民之間的了解和信任。況且,中國在東亞各國,尤其是日、韓兩國的文化年和其他形式的文化交流有著得天獨厚的優勢,各國同屬儒家文化圈,歷史文化傳統相似,不畏巨浪東渡扶桑的鑒真和尚,日本一批批的“遣唐使”,以及吟誦著唐詩的新羅文人,都證明了各國歷史上與中國文化交流的不朽業績。中國目前致力于建設的“和諧世界”,可以說既是中國傳統優秀文化的必然結果,也傳承了東亞文明中“和合文化”的傳統。“和而不同”,不僅是中日韓文化外交的原則,也是中國東亞地緣文化戰略的指導原則。文化交流潤物無聲、潛移默化的影響,也將極大助推東亞各國的政治、經濟融合。中國的文化戰略秉承開放包容、互利共贏的精神,引導東亞各國共同致力于東亞區域合作。

  教育交流是文化外交中一個重要的方面。以日本為例,目前,日本在華留學生數量不到兩萬人,中國留日學生八萬人左右,教育部表示將制訂一系列政策促進中日學生、教師進行交流學習,并鼓勵中日雙方共同培養留學生,為中日兩國政治、經濟、文化交流創造良好的環境。國與國之間的合作,說到底是人與人的合作,是人民與人民之間的互信、互利的合作,從官方和民間雙重角度促進中日教育、文化等領域的交流合作,將為中日關系朝著持續改善的方向穩定發展而添加新的動力。這同樣適用于中國與東亞其他各國的教育交流。

  第三,普及漢語、傳播傳統文化與現代藝術相結合,提高漢文化的影響力。現在漢語在亞洲尤其是東亞的地位在不斷提高,并逐漸成為東亞地區外交和貿易領域的通用語言,有比肩英語的趨勢。2004年起,我國教育部開始在境外建設漢語推廣機構“孔子學院”,通過與國外的大學或者教育機構合作的方式,主要在國外招收學習漢語的人。這些孔子學院目前遍布全球二十多個國家,其中包括東亞的韓國、新加坡等國家,促進了漢語和漢文化的傳播和普及。東亞各國逐漸認識到中國日益增強的影響力和漢語的重要性,積極開展漢語教學。中國政府應泰國政府的請求,將協助其培養和建設高水平的泰國籍對外漢語教師隊伍,派遣中國教師去泰國學校工作,并且免費提供教材。

  (三)提高文化貿易規模與水平

  國內外學者一般把文化貿易分為硬件貿易和軟件貿易兩種。一般來說,硬件指用來生產、儲存、傳播文化內容的器物工具和物態載體,如攝影器材、視聽設備、影視器材、舞美設備、游戲和娛樂器材、藝術創造和表達的工具等,軟件則指文化內容和文化服務,包括廣播電視節目、電影動畫片和故事片、印刷品、出版物、視聽藝術、表演藝術、載有文化藝術內容的光盤、視盤和多媒體、娛樂、會展等,本文所指文化貿易主要側重于軟件方面。

  中國目前的文化貿易還處于起步階段,規模和水平都比較低。以2007年為例,我國出口總值為26 616億美元,出口商品的種類集中在工業制成品、化工產品、機械及運輸設備等,服務貿易的出口總值為333. 4 億美元, 占出口總值的0. 01% ,這其中電影和音像的出口總值為0. 3億美元,僅占整個服務貿易出口總值的0. 1% ,所占比例微乎其微。就世界總體看,文化貿易強國多為西方發達國家。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有關資料顯示,過去二十多年間,全球文化貿易總額一直在持續增長。印刷品、文學作品、音樂、視覺藝術、攝影、廣播、電視、游戲和體育用品等文化貿易的年貿易額迅猛增加。但是,這些貿易絕大部分在美國、日本少數發達國家之間進行。進入21世紀以后,文化貿易的進出口大國排序有所更替,然而總體格局并沒有變化。東亞各國除了日本、韓國文化貿易能力較強以為,其他各國的文化貿易能力都比較低,但是市場廣大,因而潛力巨大。

  加快發展對東亞的文化貿易,對于我國東亞地緣文化戰略和我國東亞整體地緣戰略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發展對東亞文化貿易,有助于傳播中國的文化理念,促進東亞各國對中國的了解,樹立中國的良好國際形象。文化產品和文化服務具有一般商品和文化特殊商品的雙重屬性。對于國家的對外文化貿易,不僅僅具有經濟價值,而且具有外交、外宣功能,傳播了它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念。這就要求中國的文化企業不能只在國內發展,更要走出去,首先瞄準東亞市場。這就要求我們做大做強一批具有較強實力和國際競爭力的大型文化企業和企業集團,同時,提高從事對外文化交流人員的能力,學好用好世界貿易基本規則。只有這樣,才能為我國文化產業的自我崛起爭取國內發展空間,使中華文化在東亞乃至世界文化市場上占有一席之地。我們黨關于中國正面臨著一個重要戰略機遇期的科學判斷為我國在東亞的文化戰略提供了契機,文化交流的任務是一方面緊緊圍繞國家改革發展穩定和對外整體工作大局,發展與世界各國的文化關系,鞏固友誼、增進了解、促進合作、共謀發展;另一方面牢牢抓住戰略機遇期,大力發展對外文化產業,以創新體制、轉換機制、面向市場、增強活力為基本方向,支持和鼓勵我國文化產品的出口,推動中國文化產品參與東亞國際競爭。

  (四)切實維護我國文化安全

  國家文化安全一般是指國家的文化主權和文化利益得到維護,個性化的文化傳統和文化擇得到尊重,“個性文化”得到獨立自主的健康有序的發展。有著鮮明的民族、國家和制度烙印的“個性文化”大體上可分為意識形態和民族文化兩類。所以國家文化安全包括兩個基本層面,即意識形態安全和民族文化安全。針對文化安全兩方面的內容,我們在與東亞各國文化交流與合作的同時,也應當注意保護我國文化安全:第一,在對東亞經濟文化交往過程中,堅持馬克思主義在社會主義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努力推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特別是在文化層面的中國化,將主流意識形態融入民族文化之中,用民族文化解讀馬克思主義,也用馬克思主義改造民族文化,這是增強國家文化力,維護國家文化安全的一個戰略要點。”第二,正確對待各種非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和異質文化。與東亞各國文化交流與合作的目的就是互相學習先進文化,增進了解和信任,并非以意識形態劃分交往對象和領域,因此應當正確地對待非社會主義文化和異質文化。文化的矛盾與沖突在所難免,應該寬容地對待異質文化的價值觀、理念、傳統、習俗和生活方式,尊重東亞各國人民的選擇和追求,建立平等對話、溝通的機制,最大限度地減少文化的矛盾與沖突。

  注 釋:

  ①王曉德. 試論冷戰后美國對外“輸出民主”戰略[ J ]. 世界經濟與政治, 1995, (12) : 28.

 、诤嗤㈩D. 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M ]. 周 琪,等譯. 北京:新華出版社, 1998.

  ③貝 克. 文明:從“沖突”走向和平[M ]. 吳向宏,譯.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8.

 、軓垺◇K,桑 紅. 文化:國際政治中的“軟權力”[ J ]. 社會主義研究, 1999, (3) : 41.

  推薦期刊:《芳草.小說月刊》文學月刊系由武漢市文聯主辦,原為《武漢文藝》,1980年改為現名。《芳草》一貫堅持純文學辦刊方針和卓爾不群的高雅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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