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16-06-14所屬分類：文史論文瀏覽：1次
摘 要： 這篇文化產業論文發表了在科學與人文之間，當代“兩種文化”沖突的意義，科學既已被視為人類所掌握的前所未有的利器，可以用它來研究一切事物，那么它本身可不可以被研究?進一步的挑戰科學的權威。這就直接導致“兩種文化”的沖突。然而這兩種文化的沖突卻有
這篇文化產業論文發表了在科學與人文之間，當代“兩種文化”沖突的意義，科學既已被視為人類所掌握的前所未有的利器，可以用它來研究一切事物，那么它本身可不可以被研究?進一步的挑戰科學的權威。這就直接導致“兩種文化”的沖突。然而這兩種文化的沖突卻有著深遠的影響和意義。
摘 要：科學已經獲得的輝煌勝利是以往任何一種知識體系都從未獲得過的。這些勝利也催生了唯科學主義的觀點。但是隨著科學獲得越來越大的權威，對這種權威的懷疑也逐漸產生了�？茖W與人文這“兩種文化”的沖突，具有深遠的影響和意義。
關鍵詞：文化產業論文,科學,人文,唯科學主義
近幾百年來，整個人類物質文明的大廈，都是建立在現代科學理論的基礎之上的。我們身邊的機械、電力、飛機、火車、電視、手機、電腦……，無不形成對現代科學最有力、最直觀的證明。科學獲得的輝煌勝利是以往任何一種知識體系都從未獲得過的。
由于這種輝煌，科學也因此被不少人視為絕對真理，甚至是終極真理，是絕對正確的乃至唯一正確的知識;他們相信科學知識是至高無上的知識體系，甚至相信它的模式可以延伸到一切人類文化之中;他們還相信，一切社會問題都可以通過科學技術的發展而得到解決。這就是所謂的“唯科學主義”觀點。而80年前那場著名的“科玄論戰”，則至少為此后中國社會中唯科學主義的流行提供了某種象征。
來自哲學的先見之明?
正當科學家對科學信心十足，豪情萬丈，而公眾對科學一見鐘情，虔心頂禮之時，哲學家們卻也沒有閑著。
哲學家的思考往往是相當超前的。哈耶克(F. A. Hayek)早就對科學的過度權威憂心忡忡了，他認為科學自身充滿著傲慢與偏見。他那本《科學的反革命——理性濫用之研究》(The Counter-Revolution of Science: Studies on the Abuse of Reason)，初版于1952年。從書名上就可以清楚感覺到他的立場和情緒。書名中的“革命”應該是一個正面的詞，哈耶克的意思是科學(理性)被濫用了，被用來反革命了。什么是革命?革命就是創新，反對創新，壓抑創新，就是“反革命”。哈耶克指出，有兩種思想之間的對立：
一種是“主要關心的是人類頭腦的全方位發展，他們從歷史或文學、藝術或法律的研究中認識到，個人是一個過程的一部分，他在這個過程中作出的貢獻不受(別人)支配，而是自發的，他協助創造了一些比他或其他任何單獨的頭腦所能籌劃的東西更偉大的事物。”
另一種是“他們最大的雄心是把自己周圍的世界改造成一架龐大的機器，只要一按電鈕，其中每一部分便會按照他們的設計運行。”
前一種是有利于創新的，或者說是“革命的”;后一種則是計劃經濟的、獨裁專制的，或者說是“反革命的”。
哈耶克的矛頭似乎并不是指向科學或科學家，而是指向那些認為科學可以解決一切問題的人。哈耶克認為這些人“幾乎都不是顯著豐富了我們的科學知識的人”，也就是說，幾乎都不是很有成就的科學家。照他的意思，一個“唯科學主義”(scientism)者，很可能不是一個科學家。他所說的“幾乎都不是顯著豐富了我們的科學知識的人”，一部分是指工程師(大體相當于我們通常說的“工程技術人員”)，另一部分是指早期的空想社會主義者及其思想的追隨者。有趣的是，哈耶克將工程師和商人對立起來，他認為工程師雖然對他的工程有豐富的知識，但是經常只見樹木不見森林，不考慮人的因素和意外的因素;而商人通常在這一點上比工程師做得好。
哈耶克筆下的這種對立，實際上就是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的對立。而且在他看來，計劃經濟的思想基礎，就是唯科學主義——相信科學技術可以解決世間一切問題。計劃經濟思想之所以不可取，是因為它幻想可以將人類的全部智慧集中起來，形成一個超級的智慧，這個超級智慧知道人類的過去和未來，知道歷史發展的規律，可以為全人類指出發展前進的康莊大道。哈耶克反復指出：這樣的超級智慧是不可能的;最終必然要求千百萬人聽命于一個人的頭腦。[v] 而這樣做的結果如何，如今世人早已經領教夠了。
“兩種文化”的提出
面對科學獲得的越來越大的權威，如果說哈耶克1952年的《科學的反革命》是先見之明的警告，那么斯諾1959年的《對科學的傲慢與偏見》就是順流而下的呼喊。
斯諾(C. P. Snow)1959年在劍橋做了一次著名的演講，取名《對科學的傲慢與偏見》。他當時認為科學的權威還不夠，科學還處于被人文輕視的狀況中，科學技術被認為只是類似于工匠們擺弄的玩意兒。這倒很有點象中國古代的情形——工匠階層是根本不能與士大夫們平起平坐的。斯諾是要為科學爭地位，爭名份，要求讓科學能夠和人文平起平坐。他的這種主張，自然在隨后的年代得到科學界的熱烈歡迎。
從那時到現在已經過去了40多年，斯諾去世(1980年)也20多年了。歷史的鐘擺擺到另一個端點之后，情況就不同了。斯諾要是生于今日的中國，特別是那些以理工科立身的大學中，他恐怕就要作另一次講演了——他會重新為人文爭地位，爭名份，要求讓人文能夠和科學平起平坐。
哈耶克的上述思想，可以說是有大大的先見之明。在哈耶克發表他這些思想的年代，我們正在閉關自守，無從了解他的思考成果。就連7年后斯諾發表的演講，我們也幾十年一無所知。而近20年前，當我們熱烈歡迎斯諾《對科學的傲慢與偏見》的中譯本時，實際上是從唯科學主義立場出發的。
科學與科學哲學·“怎么都行”
哲學中原有一路被稱為“科學哲學”，這是專門研究科學的哲學(類似的命名有“歷史哲學”、“藝術哲學”等等)。這些科學哲學家們有不少原是學自然科學出身，是喝著自然科學的乳汁長大的，所以他們很自然地對科學有著依戀情緒。起先他們的研究大體集中于說明科學如何發展，或者說探討科學成長的規律，比如歸納主義、科學革命(庫恩、科恩)、證偽主義(波普爾)、研究范式(庫恩)、研究綱領(拉卡托斯)等等。對于他們提出的一個又一個理論，許多科學家只是表示了輕蔑——就是只想把這些“討厭的求婚者”(極力想和科學套近乎的人)早些打發走(勞丹語)。因為在不少科學家看來，這些科學哲學理論不過是一些廢話而已，沒有任何實際意義和價值，當然更不會對科學發展有任何幫助。
然而后來情況出現了變化。“求婚者”屢遭冷遇，似乎因愛生恨，轉而開始采取新的策略。今天我們可以看到，這些策略至少有如下幾種：
1、從哲學上消解科學的權威。這至遲在費耶阿本德的“無政府主義”理論(認為沒有任何確定的科學方法，“怎么都行”)中已經有了端倪。認為科學沒有至高無上的權威，別的學說(甚至包括星占學)也應該有資格、有位置生存。
這里順便稍討論一下費耶阿本德的學說。[vii] 就總體言之，他并不企圖否認“科學是好的”，而是強調“別的東西也可以是好的”。比如針對“科學不需要指導——因為科學能夠自我糾錯”的主張，他就論證，科學的自我糾錯只是更大的自我糾錯機制(比如民主)的一部分。諸如此類的論證，當然是和他的“怎么都行”的方法論一致的。他的學說消解了科學的無上權威，但是并不會消解科學的價值。任何一個頭腦清醒的人，知道科學并非萬能，并非至善，只會更適當地運用科學，這將既有助于人類福祉的增進，對科學本身也有好處。既然如此，費耶阿本德當然也就不是科學的敵人——他甚至也不是科學的批評者，他只是科學的某些“敵人”的辯護者而已。
據說作為一個哲學家，“不怕荒謬，只怕不自洽”，似乎費耶阿本德也有點這樣的勁頭，所以宣稱要“告別理性”——我想應該理解為矯枉過正的意思，不可能真正告別理性。為什么要矯枉過正呢?因為自從科學獲得了巨大的權威以后，不僅“只站在科學的立場上，當然很可能會認為科學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就是許多人文學者，也在面對科學的時候日益自慚形穢，喪失了平視的勇氣。他們經常在談到科學的時候先心虛氣短地說：我對科學是一竅不通的啊……;而不少科技工作者或自命的科學家，如果談到文學的時候，卻不會心虛氣短。有的人甚至對人文學者傲然宣稱：我的論文你看不懂，你的論文我卻看得懂。所以，有些“傲慢與偏見”，事實上是雙方共同培養起來的。
再說，“理性”也可以有不同的定義，這就要用到分層的想法了。技術層面的理性，誰也不會告別，因為這是我們了解自然、適應自然、改善生活最基本的工具。費耶阿本德要“告別”的“理性”，應該是在價值層面的一種“理性”——這種“理性”認為，自然科學是世間最大的價值，而其它的知識體系或精神世界，比如文學或歷史等等，與之相比則是相形見絀、微不足道的。由于現代科學在物質方面的巨大成就，它確實被一些頭腦簡單的人認為應該凌駕于所有的知識體系或精神世界之上。
2、關起門來自己玩�？茖W哲學作為一個學科，其規范早已建立得差不多了(至少在國際上是如此)，也得到了學術界的承認，在大學里也找得到教職�？茖W家們承不承認、重不重視已經無所謂了。既然獨身生活也過得去，何必再苦苦求婚——何況還可以與別的學科戀愛結婚呢。
3、更進一步，挑戰科學的權威。這就直接導致“兩種文化”的沖突。
“兩種文化”的沖突
科學已經取得了至高無上的權威，并且掌握著巨大的社會資源，也掌握著絕對優勢的話語權。而少數持狹隘的唯科學主義觀點的人士則以科學的捍衛者自居，經常從唯科學主義的立場出發，對來自人文的思考持粗暴的排斥態度。這種態度必然導致思想上的沖突，就好比在一間眾聲喧嘩的屋子里，一位人文學者(比如哲學家)剛試圖對科學有所議論，立刻被申斥：去去去!你懂什么叫科學?這里有你說話的地方嗎?哲學家當然大怒——哲學原可以研究世間的一切，為什么不能將科學本身當作我們研究的對象!我們要研究科學究竟是怎樣在運作的、科學知識到底是怎樣產生出來的。
這時原先的“科學哲學”也就擴展為“對科學的人文研究”，于是“科學知識社會學”(SSK)、“建構論”等等的學說就出來了。宣稱科學知識都是社會建構的(用通俗的話說，也就是少數人在房間里商量出來的)，并非客觀真理，當然也就沒有至高無上的權威性。
這種激進主張，理所當然地引起了科學家的反感，也遭到許多科學哲學家的批評(比如勞丹就猛烈攻擊“強綱領”)。著名的“科學大戰”[viii]、“索卡爾詐文事件”[ix] 等等，就反映了來自科學家陣營的反擊。對于喝著自然科學乳汁長大的人來說，聽到有人要否認科學的客觀真理性質，無論如何在感情上總是難以接受的。
索卡爾詐文事件的意義，其實就在于通過這樣一個有點惡作劇的行動，向世人展示了，人文學術中有許多不太可靠的東西。這對于加深人們對科學和人文的認識，肯定是有好處的�？茖W不能解決人世間的一切問題(比如不能解決戀愛問題、人生意義問題……等等)，人文同樣也不能解決一切問題，雙方各有各的使用范圍，也各有自己的長處和短處。在寬容、多元的文明社會中，雙方固然可以經常提醒提醒對方“你不完美”、“你非全能”，但不應該相互敵視，相互詆毀。我想只有和平共處才是正道。
如果舊事重提，那么當年圍繞著斯諾的演講所發生的一系列爭論，比如“斯諾—利維斯之爭”，[x] 在今天看來也將呈現出新的意義。十多年來，國內的科學史和科學哲學界的人士也沒有少談“兩種文化”，但在很長一段時間里，科學和人文，這兩種文化不僅沒有在事實上相親相愛，反而在觀念上漸行漸遠。而且有很多人已經明顯感覺到，一種文化正在日益侵凌于另一種文化之上。
眼下最嚴重的問題，在于工程管理方法之移用于學術研究(人文學術和自然科學中的基礎理論研究)管理，在于工程技術的價值標準之凌駕于學術研究中原有的標準。按照哈耶克的思想來推論，這兩個現象的思想根源，也就是計劃經濟——歸根結底還是唯科學主義。
科學本身已經取得了并且還將繼續取得巨大的成就，這是無可否認的。“科學的負面效應”這種提法也是不妥的，與其說“科學的負面效應”，不如說是濫用科學帶來的負面效應。因為科學本身迄今為止是非常成功的，幾乎是無可挑剔的，問題出在認為科學可以解決人世間一切問題的信念和嘗試——這就是唯科學主義和哈耶克所說的“理性濫用”。
改革開放以來，科學與人文之間，主要的矛盾表現形式，已經從輕視科學與捍衛科學的斗爭，從保守勢力與改革開放的對立，向單純的科學立場與新興的人文立場之間的張力轉變。這一判斷或許并不十分準確，但無疑是富有啟發性的。
中國的兩種文化的總體狀況比較復雜。一是科學作為外來文化，與中國傳統文化存在著巨大差異，科玄論戰的矛盾基礎依然存在。二是中國的科學基礎仍然薄弱;但是唯科學主義卻已經經常在社會話語中占據不適當的地位。三是科學及技術尚未發揮足夠的作用，但是技術所造成的社會問題(如環境問題等)卻已經出現。
公眾理解科學
在西方，學術的政治或意識形態色彩比較淡，講究的是標新立異，各領風騷三五年，因此各種新奇理論層出不窮，原在意料之中。對于“建構論”等學說出現的原因，也應作如是觀。上面想象的場景，當然帶有一點“戲說”色彩。但是，這些在西方已經有二十多年歷史的學說，并不是完全沒有道理的。
首先，科學——以及人類的一切其它知識——的最終目的，應該是為人類謀幸福，而不能傷害人類。因此，人們擔心某種科學理論、某項技術的發展會產生傷害人類的后果，因而要求質疑，展開討論，是合理的。畢竟誰也無法保證科學永遠有百利而無一弊。“兼聽則明，偏聽則暗”，其實就是這個道理;“如果我們有缺點，就不怕別人批評指正，不管是什么人，誰向我們指出都行，只要你說得對，我們就改正，你說的辦法對人民有好處，我們就照你的辦”，其實也是這個道理。無論是對“科學主義”的質疑，還是對“科學主義”立場的捍衛，只要嚴肅認真的學術討論，事實上都有利于科學的健康發展。
其次，如今的科學，與牛頓時代，乃至愛因斯坦時代，都已經不可同日而語了。一個最大的差別是，先前的科學可以僅靠個人來進行，一個人在蘋果樹下冥想，也可能作出偉大發現(這是關于牛頓的這個傳說最重要的象征意義之一)。事實上，萬有引力和相對論，都是在沒有任何國家資助的情況下完成的。但是如今的科學則成為一種耗資巨大的社會活動，要用無數金錢“堆”出來，而這些金錢都是納稅人的錢，因此，廣大公眾有權要求知道：科學究竟是怎樣運作的，他們的錢是怎樣被用掉的，用掉以后又究竟有怎樣的效果。
至于哲學家們的標新立異，不管出于何種動機，至少在客觀上為上述質疑和要求提供了某種思想資源，而這無疑是有積極意義的。
對新理論成果的大膽接納
為了協調科學與人文這兩種文化的關系，一個超越傳統“科普”概念的新提法——科學傳播——開始被引進�？茖W傳播的核心理念是“公眾理解科學”，即強調公眾對科學作為一種人類文化活動的理解和欣賞，而不僅是單向地向公眾灌輸具體的科學和技術知識。事實上，這既符合“弘揚科學精神，傳播科學思想，介紹科學方法，普及科學知識”的主體屬性原則，也契合了傳播學中的貼近法則和創新法則。這一理念必將為進一步發展的受眾市場所支持和證明。
另一方面，“科學知識社會學”等學說，在興起了二十多年后，大致從2000年開始，許多這方面的重要著作被譯介到中國學術界。2001年，東方出版社出版了五本這方面的西方著作：《知識和社會意象》(布魯爾)、《制造知識：建構主義與科學的語境性》(諾爾-塞蒂娜)、《科學與知識社會學》(馬爾凱)、《科學知識與社會學理論》(巴恩斯)、《局外人看科學》(巴恩斯)。在此前后，江西教育出版社也出版了《書寫生物學》、《真理的社會史》、《科學大戰》等著作。已經出版中譯本的至少不下十幾種。
與此同時，在中國高層科學官員所發表的公開言論中，也不約而同地出現了對理論發展的大膽接納。
例如，科技部部長徐冠華，在2002年12月18日的講話中說：
我們要努力破除公眾對科學技術的迷信，撕破披在科學技術上的神秘面紗，把科學技術從象牙塔中趕出來，從神壇上拉下來，使之走進民眾、走向社會。……隨著科技的迅猛發展和國民素質的提高，越來越多的人們已經不滿足于掌握一般的科技知識，開始關注科技發展對經濟和社會的巨大影響，關注科技的社會責任問題。……而且，科學技術在今天已經發展成為一種龐大的社會建制，調動了大量的社會寶貴資源;公眾有權知道，這些資源的使用產生的效益如何，特別是公共科技財政為公眾帶來了什么切身利益。[xi]
又如，中國科學院院長路甬祥，在前不久的一次講話中認為：
科學技術在給人類帶來福祉的同時，如果不加以控制和引導而被濫用的話，也可能帶來危害。在21世紀，科學倫理的問題將越來越突出�？茖W技術的進步應服務于全人類，服務于世界和平、發展和進步的崇高事業，而不能危害人類自身。加強科學倫理和道德建設，需要把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緊密結合起來，超越科學的認知理性和技術的工具理性，而站在人文理性的高度關注科技的發展，保證科技始終沿著為人類服務的正確軌道健康發展。[xii]
所有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這是中國科學界、學術界在理論上與時俱進的表現。這些理論上的進步，又必然會對科學與人文的關系、科學傳播等方面產生重大影響。2002年年底，在上海召開了首屆“科學文化研討會”(上海交通大學科學史系主辦)，會后發表了此次會議的“學術宣言”，[xiii] 對這一系列問題作了初步清理。隨后出現的熱烈討論，表明該宣言已經引起學術界的高度重視。
推薦期刊：《人民文學》(月刊)1949年創刊，是國家一級文學期刊。主要刊登小說、散文、詩歌和報告文學等純文學作品。
SCISSCIAHC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