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業高質量發展：數字賦能與實現路徑

發布時間：2022-03-01所屬分類：農業論文瀏覽：1次

摘 要： 摘要：實現農業現代化，關鍵在于走農業高質量發展之路。本文從產業體系、生產體系和經營體系三個方面分析了中國農業高質量發展的現狀及痛點，總結了數字技術助推發達國家農業高質量發展的經驗，并在此基礎上構建了市場需求與數字技術共同促進農業高質量發展的分析框架

　　摘要：實現農業現代化，關鍵在于走農業高質量發展之路。本文從產業體系、生產體系和經營體系三個方面分析了中國農業高質量發展的現狀及痛點，總結了數字技術助推發達國家農業高質量發展的經驗，并在此基礎上構建了市場需求與數字技術共同促進農業高質量發展的分析框架。研究發現，市場需求為農業高質量發展指明了改革方向，以數字技術為依托的“數字鄉村”建設為農業高質量發展提供了新動能。實現“數字鄉村”助推農業高質量發展的關鍵在于：一要圍繞五大發展理念、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農業產業興旺找準“數字鄉村”服務農業高質量發展的建設著力點;二要善于利用“數字鄉村”戰略挖掘農業發展潛能，強化農業科技創新，賦能農業要素市場，優化政策評估機制。

　　關鍵詞：農業 高質量發展 數字鄉村 數字賦能 實現路徑

　　一、引言

　　中國糧食總產量已連續五年超 6.5 億噸，肉蛋菜果魚等農產品產量穩居世界第一，農業綜合生產能力顯著提高，對保證國家糧食安全和重要農產品有效供給發揮了重要作用。然而，從中國農業生產的現實條件來看，水資源稀缺、耕地地力下降、青壯年勞動力大量外流、產地污染及環境安全問題日益凸顯(萬寶瑞，2016)，支撐農業持續增產提質的生產要素約束進一步趨緊，農業生產成本高漲和產品質量提升緩慢并存，以家戶為單位的分散經營模式對農業標準化生產和規�；�經營的制約日趨突出(王志剛、于濱銅，2019)。伴隨著居民消費質量的提升，消費者需求從“吃飽”向 “吃好”再到“吃得安全”轉變。家庭及個人食物消費結構的優化，以及人們對商品和服務的多樣化、個性化需求的增長，為農業高質量發展提供了新的契機(鐘鈺，2018)。從國際競爭形勢來看，發達國家以高水平農業技術和農業補貼支持為載體，以資本流動與市場擴張為依托，客觀上形成了對發展中國家農業產業發展的擠壓和控制。因此，中國要想在資源環境約束下保障農業穩步發展，就必須轉變農業發展方式，走農業高質量發展之路，將農業發展的主動權緊緊握在自己手中，從而實現由農業大國向農業強國的轉變。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必須堅持質量第一、效益優先，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推動經濟發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①。在此背景下，如何推動農業高質量發展成為學界、政界關注的重點、熱點問題。從發展實踐來看，農業高質量發展主要表現為產業體系完備、市場競爭力增強、資源配置趨優、產能結構合理、各類主體活力十足(張務鋒，2018)�？梢哉f，全面促進農業高質量發展，已成為中國有效推動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必須完成和不可規避的現實任務。

　　實現農業高質量發展是一項復雜、嚴峻的系統性工程，不但面臨著資源環境的現實約束，也亟待尋找新動能。在農業發展的不同歷史階段，其支撐動能具有不同的實現方式和條件，或者存在不同的模式(李國祥，2017)。長期以來，為了保障農產品總量供給安全，中國農業主要通過增加農業化學品投入、土地資本要素投入、機械投入等常規動能來實現“總量平衡、豐年有余”，甚至出現了結構性過剩，農業產出不能被及時消化，造成了資源的浪費(鐘鈺，2018;梁書民、于智媛， 2016)。同時，通過常規動能實現農業發展所帶來的污染也令人擔憂，在以高產優良種子為中心并配合以灌溉和施肥技術改進的農業發展模式下，農業生產可能付出較大的環境代價(李谷成，2014)。

　　新經濟增長理論認為，推動經濟增長的核心動力是技術進步，而現代農業技術的每次演進都離不開信息化的強力支撐，農業信息化已經成為推動農業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動力源(朱秋博等，2019)。農業大數據、云計算、移動互聯網、農業物聯網、人工智能等農業信息技術的進步與滲透推動了數字經濟在農業領域的發展，利用數字技術賦能農業，有助于提升農業生產效率與發展質量(沈瓊， 2016)。隨著農村網絡基礎設施的不斷普及和信息產業的快速發展，基于數字技術的信息紅利不斷向農村地區和農業領域快速擴散。已有研究表明，信息技術能夠提高人力資本、提升農戶的市場對接能力、激發互聯網消費、創造就業、改善農業產業組織體系，為農業產業發展模式和組織形態重塑帶來新的機會，給鄉村振興以及農業高質量發展提供新的歷史機遇(曾億武、郭紅東，2016;韓旭東等，2018)。為此，2019 年 5 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數字鄉村發展戰略綱要》，進一步明確要“著力發揮信息技術創新的擴散效應、信息和知識的溢出效應、數字技術釋放的普惠效應，加快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②。

　　已有文獻從不同角度，圍繞農業政策調整、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農業增長動能轉換等進行了研究，為農業高質量發展提供了理論基礎及政策導向。但是，伴隨著數字技術向農業農村領域的擴散，以“數字鄉村”建設為依托的數字新動能如何推動農業高質量發展的理論邏輯和現實路徑還不夠明晰。鑒于此，本文在系統梳理國內外農業高質量發展實踐的基礎上，試圖探討數字技術驅動農業高質量發展的內在機理，進而提出通過“數字鄉村”建設助推農業高質量發展的實現路徑。

　　二、農業高質量發展的現狀和痛點

　　高質量農業是一個包含產業體系、生產體系、經營體系的有機整體。其中，產業體系是高質量農業的結構骨架，生產體系是高質量農業的動力支撐，經營體系是高質量農業的運行保障。產業體系和生產體系體現的是生產力的要求，而經營體系體現的是生產關系的要求。本文將從這三個方面來闡述中國農業高質量發展的現狀和痛點。

　　(一)產業體系

　　1.農業產業結構失衡，高質量農產品供給不足。目前，在中國糧食豐產背景下，稻谷、玉米等大宗農產品的市場供給總量過剩，價格總體上處于低位運行，市場需求趨于飽和狀態。對大宗農產品精深加工和綜合利用產能布局缺乏有效監測分析，對化解轉移過剩產能和加快建設短缺產能的引導不足，優化農業產業結構與產業鏈布局已成當務之急。同時，伴隨著國內居民消費結構升級，面對市場對高品質農產品的需求，現有農業經營主體往往缺乏動態適應能力與靈活反應能力，難以及時調整農業生產結構，導致市場所需的優質化、多樣化、專用化農產品供給不足，確保供給總量安全與結構平衡的難度不斷加大。以蘋果為例，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蘋果生產國，蘋果生產規模占全球的 50%以上，但高端蘋果年產量僅占全國蘋果產量的 25%左右，且主要以紅富士單一品種為主。由于進口蘋果在整體品質上仍優于國產蘋果，所以在中國仍有較大市場需求。據統計，中國蘋果進口總量由 1993 年的 1048.76 噸增長至 2016 年的 6.71 萬噸，增長了近 63 倍。

　　2.產業融合路徑不暢與產業銜接方式單一并存，農業產業鏈效益較低。就目前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現狀而言，中國第一產業存在后端延伸不足問題，以向其他產業供給原材料為主，產銷之間的鏈條不健全;農村第二產業兩頭連接不夠緊密，農產品以粗加工和簡單加工為主，精深加工能力有限，后端副產物綜合加工利用能力和利用程度不足，農產品價值增值較低;農村第三產業發育不足，農村生產生活服務能力不強，產業融合層次低，對鄉村文化價值和鄉村功能的挖掘不充分，新業態、新模式與農村第一產業、第二產業間的結合不足，農戶與企業之間的利益聯結機制不暢。上述問題的存在造成農業產業鏈片斷化、分割化，使得農業價值鏈長期低端化，加大了農業資源實現優化配置以及產業鏈實現延伸的難度(姜長云、杜志雄，2017)。

　　3.生產要素成本持續高漲與國外農產品低價擠壓并存，主要農產品市場競爭力下滑。隨著勞動力、土地等生產要素成本的攀升，以及環境成本、質量安全成本的顯化，農業生產成本快速上升，中國農產品價格優勢逐步喪失，農產品國際競爭力下降。由表 1 可知，中國大豆、玉米和稻谷的生產成本逐年上升，成本增幅較大;中國農業生產的人工成本高于美國 6～25 倍，土地成本高出美國 10%～130%。在農業生產成本不斷抬高以及農產品國內外價差增大的共同作用下，國內主要農產品難以實現隨行就市、順價銷售，農產品出口利潤受到嚴重擠壓，導致了當前“高產量、高庫存、高進口”的現實困境(鐘鈺，2018)，中國主要農產品市場競爭力下降。

　　(二)生產體系

　　1.科技支撐能力有待提高，農業科技社會化服務體系亟需完善。中國農業現代化建設已經到了加快轉變發展方式、促進高質量發展的新階段，必須更加依靠科技實現創新驅動、內生增長。2009 年至今，中國農業科技投資額增長較快，農業科技進步貢獻率達到 58.3%。但相關成果以常規農業科技成果為主，以前沿技術、關鍵共性技術、核心技術、系統集成技術等為主的具有重大應用價值和自主知識產權的突破性科技成果還較缺乏。農業科技社會化服務體系雖逐步建立，但是，農業科技服務的有效供給能力和效能還明顯不足。構建適應產出高效、產品安全、資源節約、環境友好發展要求的農業技術體系和開放競爭、多元互補、協同高效的農業科技社會化服務體系，已是推動農業高質量發展的緊迫任務。

　　2.耕地資源約束趨緊，農業可持續生產面臨較大挑戰。改革開放以來，農業生產中農藥和化肥施用量不斷增長，土壤酸化板結問題日益嚴重，同時隨著“離土又離鄉”現象的出現，農村地區耕地疏于管理，耕地拋荒現象嚴重，也導致耕地質量惡化。2016 年，全國 31 個省(區、市)耕地面積 20.24 億畝，與 2015 年底相比，全國農用地面積凈減少 493.5 萬畝，其中，耕地面積凈減少 115.3 萬畝。全國耕地質量總體不高，優等地、高等地、中等地、低等地面積比例分別為 2.90%、26.59%、 52.72%、17.79%，不宜開展大規模耕作的坡耕地和陡坡耕地占耕地總面積的 26.9%，耕地資源約束進一步趨緊，農業可持續生產面臨較大挑戰。

　　(三)經營體系

　　1.土地流轉交易緩慢，農戶經營規模較小。長期以來，中國農村土地流轉規�；�本保持穩定，其占家庭承包耕地的比例總體保持在 4.40%～5.40%。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以后，全國各地農村土地流轉速度逐步加快，流轉面積逐年擴大，土地利用效率逐漸提升。盡管如此，由于農村醫療和養老保障水平還較低，且部分外出農民工難以留城轉化為市民，不少農民出于對未來生活的擔憂，寧愿進行兼業化生產而不愿意轉出農地，導致土地分散化經營的格局難以得到明顯改觀，中國家庭經營規模長期維持在較低水平(羅必良，2016)。據第三次農業普查數據顯示，中國現有農戶 2.3 億戶，戶均土地經營規模在 10 畝以下的農戶占到了 91%左右。

　　相關期刊推薦：《中國農業信息》雜志(月刊)由農業部主管，中國農學會農業信息分會、中國農業科學院農業資源與農業區劃研究所共同主辦，是我國目前全方位登載國內外農業產前、產中、產后信息，面向國內外公開發行的國家級期刊，旨在溝通農業信息，預測市場動向，服務科教興農，指導農業生產，促進經濟發展。

　　2.農業經營者整體素質不高，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發展質量有待提升。改革開放以來，受城市工業、服務業部門高收入的吸引，大量農村青壯年勞動力加速向城市轉移，以獲得更好的生存和發展環境。而回流到農村的農民工，大多是在城市中已失去競爭力的群體，從而形成了農業生產主體以老人、婦女為主的格局(李秀美，2012)，農業經營者的整體素質不高。為緩解這一問題，政府出臺了《關于加快構建政策體系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意見》等文件，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類型逐步增加，規模迅速擴大。截至 2018 年底，中國依法登記的農民專業合作社已達 214.8 萬家，其數量遠超家庭農場 6 倍以上。不過，現實中農民專業合作社的功能仍十分薄弱，虛化和異化現象嚴重。

　　三、數字技術助推國外農業高質量發展的主要實踐

　　農業高質量發展是實現農業現代化的內在要求，也是推進鄉村振興的必由之路。在世界范圍內，一些發達國家通過實施數字農業，逐步形成了符合本國國情的農業高質量發展模式，對其實踐經驗進行梳理，能夠為中國農業高質量發展提供借鑒。

　　(一)利用數字技術助推產業深度融合，實現農業產業體系優化

　　以互聯網、大數據等為代表的數字技術已融入發達國家農業產業的各個領域，助推一二三產業間的跨界融合實踐不斷推陳出新，帶來了農業產業的規模經濟效應和資源集聚效應(王樂君、寇廣增，2017)，實現了農業產業體系的優化。以美國和加拿大為例，兩國將數字技術融入農業產業，拓寬和延伸農業產業鏈條，推動了農村一二三產業深度融合和農業產業體系優化。其實踐主要包括以下三個方面：一是依靠科技創新和龐大資金支持等加快數字技術研發，支撐融生產、加工、銷售終端為一體的全產業組織體系的構建，利用產業組織協作和專業化生產，實現農業全產業鏈條升級改造(劉麗偉、高中理，2016);二是利用數字信息平臺及時、準確、連續地獲取農產品價格和銷售等市場信息，并適應性地調整農業生產結構和農產品銷售策略，實現農業生產、交易、服務環節的互通互融，減少農產品無效供給，保證農產品實現價值增值(張曉雯、眭海霞，2015);三是鼓勵科研單位、農業合作組織和私人企業研發“農業數字技術”，構建農業科技成果展示、交易、推廣平臺，推進科技成果與農業產業的有機銜接，確保農業全產業鏈各環節均使用先進農業科技成果，提升農業產業國際競爭力①。通過這一系列實踐，美國僅憑占總人口比例不到 1%的務農人員，發展為世界糧食出口第一大國，糧食出口量占世界糧食出口總量的 34%;加拿大則僅憑占國土面積 16% 的耕地，成為世界第五大農產品出口國和第二大小麥出口國。

　　(二)利用數字技術助推農業生產智能管控，實現農業生產體系重構

　　數字技術在農業生產中的廣泛應用，不僅能有效促進生產主體間信息互通，還能實現農業生產的智能管控、精準運行和科學管理，促進農業生產能力的穩步提升(郭永田，2016)。以法國、德國等西歐農業發達國家為例，兩國利用數字技術實現農業生產智能化管控，保障農業生產高效，實現了農業生產體系重構。其實踐主要包括以下兩個方面：一是利用農業物聯網數字技術推動農業“精確化”生產，通過研發掌上農業管理、土壤探測技術、農田遙感監測等智慧農業管理系統，建立農業生產“互聯網”，協助農戶完成智能噴水、精準撒藥、合理施肥等精細化操作，實現農業精準管控，合理調整農業生產布局，降低農業生產成本(李瑾等，2015);二是各級政府機構成立農業信息收集部門，建立涵蓋農業生產領域的數字信息庫，將高新技術研發、市場咨詢、農業社會服務供給等信息服務納入其中，利用生產環節外包實現農產品標準化和專業化生產，拓寬農產品種植空間，優化農業種植結構，提升農產品供給質量(蔣璐聞、梅燕，2018)。通過這一系列實踐，法國成為歐洲糧食生產第一大國和世界糧食出口第二大國;德國僅靠占總人口4%的農業從業人員實現了80% 農產品的自給，成為歐盟最大的農產品出口國。

　　(三)利用數字技術助推農業經營決策便捷化，實現農業經營體系高效化

　　數字技術帶來的信息完整性、決策科學性與資本積聚性，不僅能改變傳統經營要素的集約程度與配置關系，還能實現農業經營方式由粗放式向精細化、智能化轉變，降低農業經營中的不確定風險(韓旭東等，2018)。以日本、以色列為例，兩國將數字技術嵌入農業經營決策，有效提升了農業經營決策速度，保障了經營決策的科學性，實現了農業經營體系的高效化。其實踐主要包括以下三個方面：一是通過大力支持數字技術進入農業經營領域，搭建數字信息決策系統，依靠對海量數據的搜集與精準判別，實現經營主體的快速響應，提高決策實施靶向，保障農業經營體系高效運轉① ;二是利用數字技術對農業情報和經營信息進行系統化整合，將農業前沿技術、市場變動等信息向農業經營主體實時公開，提高農業經營主體利用數據信息的便捷性和數據信息的準確性，有效規避農業經營風險(楊麗君，2016);三是利用數字技術架構農業培訓平臺，建立農業經營人才多元培訓體系，開發多層次、廣覆蓋、高質量的遠程培訓課程，切實幫助農業經營人員“足不出戶”地提升經營知識水平和決策分析能力②。通過這一系列實踐，日本已有一半以上農戶選擇使用農業物聯網技術，不僅大幅提高了農產品生產效率與流通效率，而且穩步提升了農產品國際競爭力;以色列則僅以人均 0.058 公頃的耕地面積，實現了農產品 95%以上的自給率，成為世界重要的農產品出口國。——論文作者：夏顯力 陳 哲 張慧利 趙敏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