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稻農氣候變化適應行為影響因素分析——基于蘇皖兩省364戶稻農的調查數據

發布時間：2022-01-12所屬分類：農業論文瀏覽：1次

摘 要： 摘 要 氣候變化使農業生產條件發生了重大改變, 不僅威脅糧食安全, 而且導致農戶收入風險增加。因此, 探討戶主特征、家庭特征、社會資本等因素對農戶氣候變化適應行為的影響, 了解農戶適應行為的決策機制, 對政府科學制定農業應對氣候變化政策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本研

　　摘 要 氣候變化使農業生產條件發生了重大改變, 不僅威脅糧食安全, 而且導致農戶收入風險增加。因此, 探討戶主特征、家庭特征、社會資本等因素對農戶氣候變化適應行為的影響, 了解農戶適應行為的決策機制, 對政府科學制定農業應對氣候變化政策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本研究以江蘇和安徽兩省水稻主產區為研究區域, 通過當面訪談方式, 獲取 364 個農戶調查問卷數據。采用泊松回歸方法, 使用 STATA 統計分析軟件, 分析氣候變化背景下農戶種植行為的適應機制及其影響因素。結果表明, 農戶最可能采用的氣候變化適應措施是采用優良品種, 其次是轉向非農就業、修繕灌溉溝渠、改變灌溉頻率、調整插播時間、購買農業保險、采用保護性耕作技術、多樣化種植、調整施肥施藥行為和改種其他作物。農戶采用氣候變化適應性措施的項數介于 0~8 之間, 平均為 4.49 項。沒有采用任何氣候變化適應措施的首要原因是適應成本較高, 其次是不知道如何適應, 最后是勞動力數量有限。模型結果顯示, 戶主性別、受教育年限、家庭規模、收入結構、種植規模、社會資本、氣象信息和農技服務等因素對農戶適應氣候變化行為具有顯著影響。為提高農戶適應氣候變化的能力, 宜從政府政策和農戶自身兩方面著手。前者需要政府從農業補貼、農業保險、農村基礎設施建設、耕地流轉、糧食收購價格、農業科技服務體系等方面給予政策引導, 后者需要農戶自身加強包括社會網絡、社會信任和社會規范方面的建設, 從根本上提升應對自然風險的能力。

　　關鍵詞 氣候變化 農戶 適應措施 泊松回歸 南方稻區

　　氣候變化對農業的影響以及農戶適應行為是當前農業與氣候變化研究的重大挑戰。氣候變化對農業生產的不利影響長期備受國內外學術界的關注。在東南亞地區, 氣候變化造成農業生產率明顯下降, 其中泰國下降 15%~26%, 越南下降 2%~15%, 菲律賓下降 12%~23%, 印尼下降 6%~18%[1]。在中國, 若不考慮 CO2 的肥效作用, 到 2020 年, 水稻、玉米和小麥將分別減產 5.3%、11.3%和 10.2%[2], 到 2030 年若不采用任何措施, 農業生產率在總體上將可能下降 5%~10%[3]。氣候變化對中國南方地區水稻產量存在顯著的負面效應, 水稻生長期平均氣溫上升 1 ℃將導致水稻產量下降 2.52%~3.48%, 平均降水量增加 10 mm 將導致水稻產量下降 0.40%[4]。氣候變化使農業生產條件發生了重大變化, 不僅威脅中國及世界糧食安全, 而且也導致農戶收入風險增加。在全球致力于減緩氣候變化背景下, 探討農戶適應氣候變化行為的決策機制不僅是國際社會的關注焦點, 也是中國政府落實可持續發展戰略的迫切需求。

　　農業適應氣候變化的目的主要是規避氣候變化產生的不利因素或充分利用氣候變化帶來的有利因素。在已有的關于農戶適應氣候變化行為的實證研究中, Maddison[5]利用 Heckman 兩階段模型分析了埃塞俄比亞尼羅河流域農戶適應氣候變化行為的影響因素, 表明農戶對氣象屬性(氣溫和降水)的感知與受教育年限相關, 是影響氣候變化適應行為的關鍵因素; Nhemachena 等[6]利用多分變量 Probit 模型分析了南非農戶適應氣候變化行為的決策機制, 結果顯示, 信貸和技術服務獲取能力及氣候變化感知程度是影響農戶氣候變化適應行為的關鍵因素; Wang 等[7]利用中國 28 省 8 405 個農戶樣本考察了氣候變化對農戶灌溉和作物選擇的影響, 研究發現, 當氣溫偏低或降雨偏少時, 農戶將傾向于多灌溉, 并且會增加對玉米和油料作物的種植, 同時減少蔬菜和水稻等作物的種植; 呂亞榮等[8]、朱紅根等[9] 分別利用 Probit 模型、Heckman 兩階段模型分析了農戶適應氣候變化行為的影響因素, 發現農戶對氣候變化的認知水平、年齡和受教育程度對其是否采用適應性行為影響顯著。

　　總體而言, 關于中國農戶適應氣候變化行為的研究還不多, 特別是對水稻產區農戶適應氣候變化行為的研究更是缺乏。此外, 以往對農戶適應行為的界定研究局限于是否對氣候變化做出響應和選擇何種措施進行適應, 忽略了農戶同時選擇多種適應措施的復雜行為, 因而分析結論還有待商榷。從微觀角度而言, 農戶作為適應氣候變化行為的主體, 準確把握其適應氣候變化的行為決策機制, 對于政府科學制定旨在提升農業應對氣候變化能力的政策措施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為此, 本文以蘇皖兩省水稻產區的農戶調查數據為基礎, 借鑒國內外學者的研究思路, 在理論分析的基礎上, 使用泊松回歸模型實證考察農戶適應氣候變化的行為選擇與影響因素, 與以往研究相比更符合現實情況。

　　1 理論框架及研究假說

　　1.1 理論框架

　　農業適應氣候變化具有多種措施, 包括作物種植多樣化、畜禽養殖和作物種植相結合、使用高產抗逆作物品種、改變作物播種和收獲時間、采用節水灌溉技術等[10]。這些措施大致可以歸為兩類: 一是事前適應, 通過多樣化策略減緩氣候變化的不確定性沖擊, 其依據是不同作物品種所受的氣候變化影響存在差異性; 二是事后適應, 通過調整農業生產實踐使作物生長的關鍵期和成熟期避開自然災害多發期, 如旱季增加灌溉、改善土壤結構和物理性質以減少水分蒸發等。農業適應氣候變化的行為包括政府宏觀和農戶微觀兩個層面。政府宏觀層面適應主要關注全國或區域范圍內的農業生產情況及其與國內外政策的關聯, 而農戶微觀層面適應則重點考察的是農戶為適應氣候變化所做出的行為決策調整[6]。

　　1.2 研究假說

　　依據分析框架及已有的研究成果, 本文選取戶主年齡、性別、受教育年限、家庭規模、收入結構、種植規模、社會資本、氣象信息和農技服務等可能影響農戶適應氣候變化行為的因素進行實證分析。 1.2.1 戶主年齡已有研究表明, 戶主年齡對農戶適應氣候變化行為決策的影響不確定。例如, Wegayehu 等[11]研究發現戶主年齡對農戶參與水土保持實踐沒有顯著影響, 而 Nyangena[12]的研究卻顯示戶主年齡對農戶參與水土保持實踐有顯著負影響。事實上, 戶主年齡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農戶具備的農業生產經驗。相比之下, 農業生產經驗豐富的農戶在獲取氣象信息及技術信息方面的能力更強, 采用氣候變化適應性措施的概率更高。Nhemachena 等[6]、Deressa 等[13] 的研究表明農業生產經驗會增加農戶采用氣候變化適應性措施的概率。本文假設: 戶主年齡對農戶適應氣候變化行為具有正向影響。

　　1.2.2 戶主性別

　　一些研究認為, 受社會傳統意識影響和約束, 女性獲取信息、耕地及其他資源的能力較為有限, 與男性相比, 其在耕地和水資源保護等方面的行為意識相對較弱[14]; 也有一些研究認為, 在傳統農村社區, 女性長期承擔著農業生產的絕大部分活動, 積累了豐富的實踐經驗, 與男性相比, 她們更清楚如何通過調整農業生產實踐來適應氣候變化[6]。因此, 在當前農業勞動力“女性化”背景下, 本文假設: 與男性相比, 女性更能采用氣候變化適應性措施。

　　1.2.3 受教育年限

　　通常情況下, 受教育年限長的農戶不僅更有能力獲取與氣候變化有關知識及信息, 而且也更了解氣候變化的適應性措施。Maddison[5]認為農戶對氣象屬性(氣溫和降水)的感知與其受教育年限緊密相關 , 會直接影響氣候變化的適應性措施選擇。Deressa 等[13]也證實受教育年限能夠顯著促進保護性耕作技術、改變作物播種時間等氣候變化適應性措施的使用, 并且對于所有的適應性措施, 文化程度的邊際效應都為正值。本文假設: 受教育年限與農戶適應氣候變化行為之間呈正相關關系。

　　1.2.4 家庭規模

　　家庭規模對農戶適應氣候變化行為的影響可以從兩個角度來看。一方面, 家庭規模大的農戶會將部分勞動力資源通過外出務工的形式配置到非農產業, 目的是賺取更多收入來緩解家庭消費壓力[15]; 另一方面, 家庭規模大的農戶擁有充裕的勞動力資 源 , 從而保證了農業生產活動的正常進行。 Aymone[16]研究發現家庭規模大的農戶傾向于采用保護性耕作技術、增加施肥等勞動密集的氣候變化適應性措施。盡管也有研究表明, 對于絕大多數的氣候變化適應性措施, 家庭規模并不能帶來采用概率的顯著上升, 但是, 其影響方向卻都為正[13]。本文假設: 家庭規模對農戶適應氣候變化行為具有正向影響。

　　1.2.5 收入結構

　　家庭收入能夠表征家庭財富狀況, 通常可以假設新技術采用需要有足夠的資金作為保障[17]。家庭收入高的農戶不僅對風險厭惡的程度較低, 而且獲取技術信息的能力也更強, 采用農業新技術的概率較高[18]。值得注意的是, 家庭收入可以分為農業收入和非農收入兩部分。已有研究發現, 農業收入對農戶氣候變化適應性措施采用的影響更多表現為正向, 而非農收入對農戶氣候變化適應性措施采用的影響則更多表現為負向[9,13]。為了弄清家庭收入結構對農戶適應氣候變化行為的影響, 本文選擇了非農收入占家庭收入比重作為解釋變量, 并且假設: 非農收入占家庭收入比重對農戶氣候變化適應性措施的采用具有制約效應。

　　1.2.6 種植規模

　　許多學者的研究表明, 種植規模對農業技術采用的影響具有不確定性, 既可能表現為正向, 也可能表現為負向[10]。Feder 等[19]認為種植規模對農戶采用灌溉技術的影響顯著為正; 但 Deressa 等[13]指出種植規模對農戶適應氣候變化行為的影響為負, 原因是氣候變化適應性措施的選擇及采用主要是受耕地特征的影響, 隨著種植規模擴大, 農戶采用氣候變化適應性措施的難度將變大。本文假設: 種植規模對農戶適應氣候變化行為的影響為負。

　　1.2.7 社會資本

　　社會資本在農業技術采用中主要起 3 個方面的作用: 第 1, 社會資本起到融通資金的作用; 第 2, 社會資本可加快信息傳遞; 第 3, 社會資本可增加合作機會, 克服技術采用風險[20]。朱紅根等[9]研究發現可借款人數、與村民交流和來往親戚數等表征社會資本的變量對農戶適應氣候變化行為具有顯著正效應。Deressa 等[13]的研究也證實, 來往親戚數量對農戶氣候變化適應性措施的采用具有正向顯著影響。本文假設: 社會資本對農戶適應氣候變化行為具有正向影響。

　　1.2.8 氣象信息

　　廣泛的氣象信息獲取能夠增加氣候變化適應性措施采用的概率[56]。氣象信息是影響農戶采用不同適應性措施的重要因素。缺乏氣象信息將使農戶采用適應性措施的風險增加。及時獲取氣象信息能夠幫助農戶更好地選擇作物生產實踐, 從而提升氣候變化適應能力。Deressa 等[13]研究發現氣象信息服務對農戶轉換作物品種等氣候變化適應行為具有顯著的正向效應。朱紅根等[9]的研究也表明氣象信息服務對農戶適應氣候變化行為決策有顯著正向影響。本文假設: 氣象信息與農戶氣候變化適應性措施采用之間具有正相關關系。

　　1.2.9 農技服務

　　農技服務能夠降低農戶搜尋與氣候變化適應性措施有關的信息成本以及與采用有關的成本。 Nhemachena 等[6]研究發現農技服務對種植品種多樣化、調整農業生產實踐等多種農戶氣候變化適應性措施的采用都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Deressa 等[13] 的研究也表明, 農技服務對農戶適應氣候變化行為具有正向效應。本文假設: 農技服務對農戶氣候變化適應性措施采用的概率具有正向影響。

　　1.3 變量說明

　　對因變量“適應行為”的測度, 本研究所采用的方法與呂亞榮等[8]、朱紅根等[9]研究直接向農戶詢問 “是否(愿意)采用氣候變化適應性措施”不同, 而是事先列出所有可能的氣候變化適應性措施, 包括改種其他作物、采用優良稻種、多樣化種植、調整插播時間、轉向非農就業、改變灌溉頻率、修繕灌溉溝渠、調整施肥施藥行為、采用保護性耕作和購買農業保險等, 共計 10 項, 然后向農戶詢問采用了其中的哪幾項氣候變化適應性措施, 最后再使用采用的總項數來反映農戶氣候變化適應行為。需要說明的是, 農戶采用上述某些適應性措施的目的可能是為了追求利潤最大化, 而非為了適應氣候變化。但即便如此, 本研究仍假設, 上述適應性措施被采用的目的就是為了適應氣候變化, 這和 Maddison[5]、 Deressa 等[13]研究的假設一致。

　　模型中因變量和自變量的名稱、具體定義及預期影響方向具體見表 1。

　　2 數據來源及描述統計

　　2.1 數據來源

　　本文研究所用數據來自 2013 年 7 月高校本科生和研究生對江蘇、安徽兩省水稻種植戶的問卷調查。江蘇和安徽是我國東部重要的水稻產區。據統計, 2011 年, 江蘇省水稻種植面積和稻谷產量分別為 2.249×106 hm2、1.864×107 t, 分別占全國總水平的 7.5%和 9.3%; 安徽省水稻種植面積和稻谷產量分別為 2.230×106 hm2、1.387×107 t, 分別占全國總水平的 7.3%和 7.0%。此次調查共發放問卷 400 份, 其中江蘇 200 份, 安徽 200 份, 調查區域涉及江蘇 15 個縣 (市)、安徽 18 個縣(市) , 經過整理, 獲得有效問卷共 364 份, 其中江蘇 172 份, 安徽 192 份, 樣本有效率 91.0%。調查涉及戶主基本特征、家庭特征、水稻經營特征、氣候變化適應性措施等內容。另外值得說明的是, 所有的被調查者都是負責或從事水稻生產活動的家庭成員, 并且他們對調查問題有較好的理解和把握, 因而調查數據具有較好的代表性和可信度。

　　2.2 描述統計

　　2.2.1 氣候變化適應性措施采用情況

　　調查發現, 農戶最可能被采用的氣候變化適應性措施是采用優良品種, 接下來依次是轉向非農就業、修繕灌溉溝渠、改變灌溉頻率和調整插播時間等(表 2)。農戶采用的優良品種主要是雜交水稻品種, 它不僅產量高, 而且具有抗旱、抗倒伏和抗病害等優良特征。統計結果表明, 農戶采用氣候變化適應性措施的項數介于 0~8, 平均為 4.49 項。通過調查還發現, 沒有采用任何氣候變化適應措施的最主要原因是適應成本較高, 其次是不知道怎么適應, 最后是勞動力數量有限。

　　2.2.2 解釋變量的描述性統計

　　根據表 3 給出的統計結果, 樣本農戶的戶主年齡介于 20~67 歲, 平均為 47.46 歲; 戶主性別為女性的占 9.06%; 接受正規教育的年限平均不足 8 年, 最高的也僅有 12 年; 家庭人口數量最少的有 3 人, 最多的有 8 人, 平均為 4 人; 家庭收入結構中, 非農收入所占的份額平均為 0.54, 最多的為 0.90; 樣本農戶水稻種植規模介于 0.07~1.00 hm2 之間, 平均不足 0.35 hm2; 在農忙季節, 表示鄰里會相互幫忙的農戶有 102 戶, 占 28.02%; 表示經常會從電視、廣播、手機等信息媒介收聽天氣預報的農戶有 228 戶, 占 62.64%; 表示從農技推廣站、合作社等組織獲得過農技服務的農戶有 151 戶, 占 41.48%。

　　3 結果與分析

　　3.1 檢驗模型

　　因變量是農戶采用氣候變化適應性措施的項數, 為受限因變量的一種。因為因變量是計數變量, 線性模型不適合這類因變量, 對于計數因變量, 泊松回歸是一個合適的選擇[21]。

　　3.2 估計結果分析

　　運用 STATA 統計軟件對調查數據進行泊松回歸處理, 具體結果見表 4。分析中采用對數似然比檢驗模型的整體擬合效果, 在給定的顯著性水平下, 若統計量對應的對數似然比檢驗的顯著性指標值小于 0.1, 則解釋變量總體上對被解釋變量有顯著的影響。從表 4 中的卡方統計值和對數似然值來看, 模型整體擬合的效果較好, 達到了 1%的顯著性水平, 可以作進一步分析。除了種植規模, 其他解釋變量的影響方向基本符合預期。其中, 文化程度、收入結構、社會資本、氣象信息和農技服務對因變量具有顯著影響, 并且驗證了前文的研究假說。

　　可以采用多種表達方式來解釋估計結果, 通常有變化倍數法、變化百分比法和邊際效果等。本研究采用變化百分比法來解釋各個解釋變量對農戶氣候變化適應行為的影響, 在其他條件保持不變的情況下, 解釋變量 i x 變化  個單位, 期望計數(E)變化的百分比計算公式如下:

　　受教育年限與農戶氣候變化適應行為之間呈正相關關系。在其他條件保持不變的情況下, 受教育年限越長的農戶采用的氣候變化適應性措施類型就越多。具體來講, 若受教育年限增加 1 年, 適應性措施的期望計數提高 1.4%; 若受教育年限增加 3 年,適應性措施的期望計數提高 4.3%; 若受教育年限增加 6 年, 適應性措施的期望計數提高 8.8%。

　　收入結構對農戶氣候變化適應行為有顯著的負向影響。在其他條件保持不變的情況下, 非農收入占家庭收入的比重越高, 農戶采用的氣候變化適應性措施類型越少。具體來講, 若非農收入占家庭收入之比增加 10.0%, 適應性措施的期望計數減少 6.7%; 若非農收入占家庭收入之比增加 20.0%, 適應性措施的期望計數減少 12.8%; 若非農收入占家庭收入之比增加 50.0%, 適應性措施的期望計數減少 28.9%。

　　種植規模對農戶氣候變化適應行為有顯著的正向影響。經調查發現, 種植規模大的農戶, 不僅家庭勞動力資源配置到水稻種植的數量相對較多, 而且他們從事水稻種植所能帶來的收益也更為重視, 為了緩解氣候變化對水稻產量的不利影響, 他們采用氣候變化適應性措施的激勵也就更強。

　　社會資本對農戶氣候變化適應行為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在其他條件保持不變的情況下, 與社會資本缺乏的農戶相比, 擁有較高社會資本的農戶傾向于采用更多類型的氣候變化適應性措施。具體來講, 與社會資本缺乏的農戶相比, 擁有較高社會資本的農戶采用的適應性措施的期望計數要高出 11.3%。調查發現, 農村社區社會資本缺乏的原因之一是市場經濟的滲透使得農戶間的參與網絡減少, 必要的合作行為及互惠準則日益缺失, 最終導致適應氣候變化的集體行動很難達成。

　　氣象信息對農戶氣候變化適應行為有顯著影響。在其他條件保持不變的情況下, 與氣象信息掌握不及時的農戶相比, 氣象信息掌握及時的農戶傾向于采用更多類型的氣候變化適應性措施。具體來講, 與氣象信息掌握不及時的農戶相比, 氣象信息掌握及時的農戶采用的適應性措施期望計數要高出 10.4%。調查發現, 氣象信息掌握不及時的原因并不是當地缺乏氣象信息發布源, 而是這些農戶沒有形成從電視、廣播等媒介收聽氣象信息的習慣, 最終造成氣候變化適應行為的滯后。

　　農技服務對農戶氣候變化適應行為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在其他條件保持不變的情況下, 與沒有獲得農技服務的農戶相比, 獲得農技服務的農戶傾向于采用更多數量的氣候變化適應性措施。具體來講, 與沒有獲得農技服務的農戶相比, 獲得農技服務的農戶采用的適應性措施期望計數要高出 21.8%。方差分析的結果也說明, 沒有獲得和獲得農技服務的農戶相比較, 兩者采用的適應性措施平均項數有顯著差異, 沒有獲得農技服務的農戶采用的適應性措施類型平均為 3.75 項, 獲得過農技服務的農戶采用的適應性措施類型平均為 5.54項, 在 1%水平上差異顯著。

　　4 結論及啟示

　　通過對蘇皖兩省水稻產區的農戶調查發現, 農戶適應氣候變化采用最多的措施是使用優良品種、轉向非農就業和改變灌溉頻率, 農戶沒有采取任何氣候變化適應性措施的主要原因是適應成本較高、不知道怎么適應和勞動力數量有限。農戶采用的氣候變化適應性措施項數介于 0~8, 平均為 4.49 項。通過實證研究進一步發現, 戶主性別、受教育年限、家庭規模、收入結構、種植規模、社會資本、氣象信息和農技服務等因素對農戶適應氣候變化行為都具有顯著性影響。其中, 戶主為女性、受教育年限較長、家庭規模較大、擁有較高社會資本、氣象信息掌握及時、獲取農技服務的農戶, 氣候變化適應能力相對較強; 非農收入占家庭收入之比較高、種植規模較大的農戶, 氣候變化適應能力較弱。此外, 本文研究還發現, 戶主年齡對農戶氣候變化適應能力不存在顯著性影響。

　　根據上述分析結果, 本文認為政府應在以下方面盡最大努力引導和幫助水稻產區的農戶適應氣候變化: 1)發揮農業補貼的引導和調控作用, 對農戶采用氣候變化適應性措施的行為進行補貼, 以規避氣候變化風險, 實現農業可持續發展; 2)指導農戶采取購買農業保險、使用新技術、改善農田周邊生態環境、加強基礎設施建設等氣候變化適應行為, 做好適應氣候變化, 特別是應對極端氣候事件的準備; 3) 加強農村基礎教育與培訓, 構建和完善多元化的教育培訓體系, 提高農民對氣候變化知識和適應性措施的認識, 為主動適應氣候變化行為創造前提條件; 4)加大對土地流轉所需資金的扶持力度, 引導和鼓勵農戶對土地實行集中連片流轉和長期穩定流轉, 支持規模經營主體發展, 提高耕種規模, 促進農戶采用氣候變化適應性措施; 5)在現有基礎上適度提高稻谷收購價格, 加大對種糧農戶的財政補貼力度, 以此提高種糧收入在農戶家庭收入結構中的比重, 增強農戶采用氣候變化適應性措施的積極性; 6)擴大農村的社區網絡范圍, 加強農戶間的合作和信任, 豐富農戶的社會資本, 以此提高農戶適應氣候變化的信息交流能力, 降低采用適應性措施的風險; 7)加快建立、健全農業科技服務體系, 提高農戶對氣候變化的認知水平和適應能力, 為有效適應氣候變化創造良好的技術保障。——論文作者：吳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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