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1-12-30所屬分類：農業論文瀏覽：1次
摘 要： 摘 要 以地處青藏高原東緣的甘南高原為研究區，基于農戶調查數據，分析了農戶的氣候變化感知對其適應意向的影響，為制定有效的氣候變化適應政策提供依據.結果表明: 純農戶、兼業戶、非農戶對氣候變化的嚴重性的感知依次降低，但適應功效感知依次增強，且與非農戶、純農
摘 要 以地處青藏高原東緣的甘南高原為研究區，基于農戶調查數據，分析了農戶的氣候變化感知對其適應意向的影響，為制定有效的氣候變化適應政策提供依據.結果表明: 純農戶、兼業戶、非農戶對氣候變化的嚴重性的感知依次降低，但適應功效感知依次增強，且與非農戶、純農戶相比，兼業戶的可能性感知、自我效能感知與適應成本感知均較高; 純農戶、兼業戶、非農戶對氣候變化的積極適應意向趨于增強; 氣候變化風險感知、適應功效感知促使農戶產生積極適應意向，而適應成本感知促使其產生消極適應意向.同時，農戶擁有的耕地面積、牲畜數量、收入水平以及性格樂觀程度與積極適應意向發生概率呈顯著正相關，而固定資產擁有量、無償現金援助機會、親戚網及幫助網規模與其呈顯著負相關.最后，提出了促使農戶產生積極適應意向的對策建議及未來研究中需關注的問題.
關鍵詞 農戶; 氣候變化; 風險感知; 適應感知; 適應意向; 甘南高原
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 IPCC) 報告指出，自 1880 年以來全球經歷著明顯的氣候變化，1880— 2012 年間全球平均地表溫度升高了 0.85 ℃，其中， 1951—2012 年間全球平均地表溫度的升溫速率 ( 0.12 ℃·10 a-1 ) 幾乎是 1880 年以來升溫速率的 2 倍[1].這些變化影響著生態系統及人類的發展，對食物、水安全、公共健康、自然資源和生物多樣性等造成嚴重威脅，尤其加劇了以自然資源為生計基礎的貧困農業人口的脆弱性[2].適應作為一種減輕氣候變化負面影響的政策選項，已引起全社會的廣泛關注，探索有效的適應對策及適應模式成為氣候變化適應性研究的前沿領域和核心內容.目前，雖已開展了從關注假設行動如何減緩未來氣候變化情景的影響到局地層面適應性實踐方案開發的大量研究[3]，但氣候變化適應決策的形成機制仍不明確[4].
適應并非純粹理性的技術過程，而是嵌入在一定社會背景中有價值取向的高度主觀過程，人們無論經歷什么風險或沖擊，只有感知到行動的需要、能力，產生適應意向，才會做出適應決策.其中，意向更是引起適應的決定性要素，許多有意識的適應決策都需要適應意向[5-6].公眾感知與適應意向作為理解人文響應行動的基礎，為探明氣候變化適應機制與適應過程提供了一種新思路.當前，國內外學者已圍繞農戶的氣候變化感知與適應開展了一系列研究[7-8]，發現氣候變化感知是影響農戶適應決策的關鍵因素[9]，農戶對干旱等極端氣候的適應措施選擇與其感知強度有關[10]，當感知到的與氣候變化相聯系的風險與適應能力較低時，農戶參與適應實踐的可能性就會降低[9].但目前，仍未探明農戶的氣候變化感知對適應決策的作用機制，尤其較少關注氣候變化感知在農戶適應意向形成中的作用.
地處青藏高原東緣的甘南高原既是典型的高寒生態脆弱區，也是氣候變化的“感應器”和“敏感區”，氣候變化已使該區農戶的生計遭受嚴重影響，當前急需深入理解農戶對氣候變化的適應機制與適應過程，以便制定有效的適應政策.為此，基于農戶調查數據，本文以氣候變化感知為切入點，分析了甘南高原農戶氣候變化感知對其適應意向的影響，旨在為探明高寒生態脆弱區農戶對氣候變化的適應機制與適應過程奠定基礎，并為高寒生態脆弱區制定有效的適應政策提供科學依據與借鑒.
1 研究地區與研究方法
1. 1 研究地區概況
甘南高原地處青藏高原東緣，氣候寒冷濕潤，年均溫普遍低于 3 ℃，年降水量 400 ～ 700 mm，植被以高寒草甸、灌叢和山地森林為主，擁有 8.59×107 hm2 亞洲最優質的天然草地，自古以來就有“羌中畜牧甲天下”之稱.境內水系發達，黃河干流、洮河、大夏河 3 條河流在該區的流域面積達 3.057×104 km2 ，多年平均補給黃河水資源 65.9×108 m3 ，從而使該區成為黃河上游重要的水源補給區，其蓄水、補水功能對我國黃河流域、乃至整個北方地區的水資源調節起到關鍵作用.
甘南高原人口分布稀疏，2013 年人口密度僅為 16.2 人·km-2 ，藏族人口占總人口的 54.7%.農戶生計主要依賴于草地、耕地等自然資源，農民人均年純收入為 4090 元，僅相當于全國平均水平的 58. 4%.其中，純牧區農民人均純收入為 4622 元，農戶家庭收入主要來源于畜牧業，牧業收入占家庭總收入的 52.1%; 半農半牧區農民人均純收入為 3917.5 元，農戶家庭收入主要來源于種植業與畜牧業，種植業、畜牧業收入分別占家庭總收入的 32.5%、23.4%; 農區農民人均純收入為 3904 元，農戶家庭收入主要來源于種植業，種植業收入占總收入的 24.0%，牧業收入占 9.2%，非農產業收入占 10.2%.
基于中國氣象科學數據共享服務網( http: / / cdc.cma.gov.cn / home.do) 的中國地面氣候資料日值數據集，發現近 30 年來甘南高原氣溫呈上升趨勢，傾向率為 0.6 ℃ ·10 a-1 ，而降水呈下降趨勢，傾向率為-47.0 mm·10 a-1 ( 圖 1) ，干旱、暴雨、冰雹等氣象災害發生頻率增加.在氣候變化與人類活動的交互脅迫下，該區草地資源日益退化、水土流失加劇、沙化土地擴展、濕地面積減小、生物多樣性降低，這不僅使農戶的生計基礎遭受嚴重影響，加劇了農戶的生計脆弱性，也使該區的水源補給能力銳減，嚴重影響了我國北方地區的生態安全[11].
1. 2 數據來源與樣本特征
1. 2. 1 數據來源 2014 年 7—8 月，課題組采用調查問卷、訪談、小型座談會等農村參與式評估工具在甘南高原進行了 20 余天的農戶調查.入戶調查中，采取分層隨機抽樣法選取受訪農戶，由于甘南高原地域遼闊、農戶居住分散，調查難度較大，僅調查了 548 戶農戶，刪除信息不全的問卷，收回有效問卷 539 份，問卷有效率為 98.5%，其中純牧區 186 份，半農半牧區 168 份，農區 185 份.調查過程中，為了確保信息準確，聘請了 6 名藏族大學生作為語言翻譯，每戶問卷調查時間約為 30 ～ 40 min.
基于預調查中對農戶的訪談設計了調查問卷.調查內容主要包括: 1) 農戶的生計資本，包括自然資本( 草地及耕地面積、質量等) 、人力資本( 家庭規模、勞動力數量、家庭成員的受教育程度及健康狀況等) 、金融資本( 家庭收入、無償現金援助機會、信貸情況等) 、物質資本( 固定資產、牲畜等) 、社會資本 ( 親戚數量、遭受風險提供幫助的人數等) ; 2) 農戶對氣候變化的風險感知，包括農戶對氣候變化影響的嚴重性感知、自身行為若不發生變化所遭受損害的可能性感知; 3) 農戶對氣候變化的適應感知，包括農戶對適應行動減緩負面影響的預期效果感知、對自身適應能力的感知、對適應行動的預期成本感知; 4) 農戶對氣候變化的適應意向.
1. 2. 2 樣本特征 根據家庭勞動力投入方向、家庭主要收入及其比重將受訪戶分為純農戶( 全部勞動力均從事農業生產) 、兼業戶( 0% <非農收入比重< 90%) 、非農戶( 非農收入比重≥90%) .其中，純農戶占總樣 本 的 22. 6%，兼 業 戶 占 63. 3%，非 農 戶 占 14.1%.
甘南高原純農戶、兼業戶及非農戶的戶主特征、家庭規模、勞動力數量及其受教育程度、家庭收入等存在差別( 表 1) .與兼業戶、非農戶相比，純農戶戶主務農年限較長、受教育程度較低，其中，純農戶戶主務農年限平均為 26.7 年，分別比兼業戶與非農戶戶主長 3.2、5.2 年; 純農戶中小學及以下文化程度的戶主比重高達 87. 7%，分別比兼業戶、非農戶高 22.2%、28.0%，而純農戶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戶主比重僅為 8.2%，該比重分別比兼業戶、非農戶低 4.7%、11.3%.純農戶的家庭規模相對較大，每戶分別比兼業戶、非農戶多 0.2 人、0.4 人; 但其勞動力數量相對較少，勞動力受教育程度相對較低，其中，純農戶勞動力數量每戶分別比兼業戶與非農戶少 0.4 人、0. 2 人，小學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勞動力比重達 62. 4%，該比重分別比兼業戶、非 農 戶 高 14. 5%、 6.8%.純農戶的收入水平相對較低，人均年收入僅為 4814.0 元，僅為兼業戶、非農戶的 62.2%、62.3%.雖然本次調查樣本較少，但與甘南藏族自治州統計資料對比，發現受訪戶能較好地反映甘南高原農戶的普遍情況，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表 1) .
1. 3 研究方法
1. 3. 1 研究假設 通常個體響應氣候變化要經過 3 個相互關聯的階段，即觀察、感知和行動，且后一階段必須以前一階段為基礎.其中，感知是采取人文響應行動的前提與基礎，Grothmann 等[12]在個人主動適應氣候變化的社會認知模型( model of private proactive adaptation to climate change，MPPACC) 中，將個人對氣候變化的感知分解為風險感知與適應感知; 意向是引起適應行動的最終決定性要素，適應意向雖不能被觀察或直接測量，但能夠通過態度( 如對某種信息及其來源、特定適應選擇的滿意或不滿意等) 與行為措施( 如積極主動地追尋/利用信息或積極實施等) 顯示自己[13]，可分為積極適應意向( 如愿意采取行動積極應對氣候變化) 與不良( 或消極) 適應意向( 如聽天由命或等待外界援助) .
風險感知是風險主體對其自身面臨或可能面臨的風險進行感知和識別.作為一種充滿個人意志的解釋過程，風險感知既包含個體對風險可能性的主觀判斷，也包含其對風險結果的主觀理解[14].在有限理性的決策模式下，風險感知會促使人們采取行動來降低風險，它是決策行為的重要解釋變量.通常農戶對氣候變化的風險感知不僅評估氣候變化對自身損害程度的嚴重性，而且評估如果自身行為不發生變化所遭受損害的可能性，從而形成了氣候變化的嚴重性感知與可能性感知.風險感知是形成氣候變化適應意向的前提，它們對激勵農戶采取適應行為起著關鍵作用，Grothmann 等[12]發現，感知到的風險水平決定著參與適應實踐的可能性，當感知到的與氣候變化相聯系的風險較低時，參與適應實踐的可能性就會降低，只有當農戶的氣候變化嚴重性與可能性感知強烈時，農戶才會產生積極適應意向.綜上，在農戶的風險感知向適應意向轉化過程中，雖受外在因素( 例如，適應激勵等) 的制約，但農戶內在的風險感知程度越高，則積極適應意向越強烈.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 1: 氣候變化風險感知與適應意向之間具有顯著相關性，風險感知程度越高的農戶，積極適應意向越強烈.假設 1a: 氣候變化的嚴重性感知與積極適應意向之間具有顯著正相關性.假設 1b: 氣候變化的可能性感知與積極適應意向之間具有顯著正相關性.
適應感知是風險主體對其自身適應能力、適應成本及適應效果進行的感知和識別，是風險主體是否采取適應行動的重要決定因素.通常農戶在評價氣候變化風險的同時，會對所采取的適應行動對保護自己或他人免受威脅的有效性或預期結果、自己實施或執行適應行動的能力以及執行適應行動的預期成本進行評估，從而形成適應功效感知、自我效能感知及適應成本感知.只有當農戶感知到自身的適應能力較強、適應效果明顯、適應代價較低時，農戶才會產生積極適應意向; 而低自我效能感知與高適應成本感知往往會導致消極適應意向[11].綜上，在農戶的適應感知向適應意向轉化過程中，雖受認知偏見、直觀判斷等因素的制約，但農戶的適應感知影響著其適應意向，其中適應成本越高，積極適應意向越弱; 而適應功效感知與自我效能感知越高，積極適應意向越強烈.基于此，提出下述假設: 假設 2: 氣候變化的適應感知與適應意向之間具有顯著相關性.假設 2a: 氣候變化的適應功效感知與積極適應意向之間具有顯著的正相關性.假設 2b: 氣候變化的自我效能感知與積極適應意向之間具有顯著的正相關性.假設 2c: 氣候變化的適應成本感知與積極適應意向之間具有顯著的負相關性.
已有研究也顯示，雖然認識到氣候變化的農戶更傾向于采取應對氣候變化的適應性行為，但對采取主動適應性行為存在負面影響[15]; Erin 等[16]在印度尼西亞的研究也發現，農村地區的許多家庭雖感知到了氣候變化卻并未采取行動，而城市地區的許多家庭雖采取了行動卻未感知到氣候變化及其影響.可見，農戶的適應意向并不僅僅依賴于氣候變化認知，還受其他因素的影響.其中，適應激勵在提供農戶的氣候變化適應意向中也起著重要作用，尤其當農戶沒有風險感知時，它對促使農戶形成適應氣候變化的意向起著關鍵作用.Deressa 等[17]則指出，教育水平、性別、年齡、戶主健康狀況、社會資本等均會影響 農 民 對 氣 候 變 化 的 適 應 意 向; Grothmann 等[12]提出，時間、金錢、忍耐力、知識、權利等客觀適應能力影響著個人的適應選擇; 李廣東等[18]也指出，農戶的決策也受其心理資產( 尤其性格特征) 的影響，通常農戶面對重大變故與風險時越樂觀，其積極適應意向越強烈，反之，則會產生消極適應意向.
1. 3. 2 變量選擇 基于上述研究假設，選擇農戶對氣候變化的風險感知、適應感知、適應激勵、客觀適應能力及生計方式作為解釋變量，農戶對氣候變化的適應意向作為被解釋變量.其中，適應意向通過詢問“面對氣候變化，您打算怎么做?”來獲取相關信息; 農戶對氣候變化的風險感知與適應感知均采用五級量表來測量; 適應激勵通過詢問“政府是否采取措施激勵您適應氣候變化”來獲取相關信息; 生計方式用非農化水平( 從事非農生產的勞動力占家庭總勞動力的比重) 來測量; Kuruppu 等[19]把農戶的適應能力看作各種生計資本聯合起來所產生的期望結果或效果，指出自然資本、人力資本、金融資本、物質資本、社會資本可以促進農戶對氣候變化的適應能力; 而李廣東等[18]發現，除上述 5 種生計資本以外，農戶的決策也受其心理資本( 尤其性格特征) 的影響，因此用農戶擁有的自然資本、人力資本、金融資本、物質資本、社會資本、性格特征來考察其客觀適應能力，并參照趙雪雁[20]的研究對各類生計資本指標進行測量與賦值.其中，社會資本用親戚網 ( 親戚數量) 與幫助網( 遇到風險提供援助的人數) 規模來測量; 人力資本用家庭整體勞動能力與成年勞動力受教育水平來測量; 自然資本用人均耕地面積與人均草地面積來測量; 金融資本用人均現金收入與獲得無償現金援助機會來測量; 物質資本用固定資產擁有量及牲畜數量來測量; 性格特征用農戶面臨困難或身處逆境時的心理狀態來表征( 表 2) .
2 結果與分析
2. 1 農戶對氣候變化的風險感知
以暖干化及暴雨、暴雪、冰雹、干旱等氣象災害發生頻率增加為特征的氣候變化已成為甘南高原農戶面臨的最嚴峻生計風險，農戶對氣候變化的可能性感知比較強烈，有 41.6%的受訪戶認為自身行為不變化遭受氣候變化損害的可能性較大，可能性感知度為 3.341( 表 3) .其中，農戶對降水及干旱的可能性感知更強烈，分別有 52.2%、41.2%的農戶持上述觀點.進一步分析發現，兼業戶對氣候變化的可能性感知最強，非農戶次之，純農戶最低，其氣候變化可能性感知度分別為 3. 402、3. 316、3. 187. 其 中， 43.7%的兼業戶認為自身行為不變化遭受氣候變化損害的可能性較大，而持此觀點的非農戶、純農戶比重分別為 39.5%、36.8%.相對而言，不同生計方式農戶均對降水變化的可能性感知度較強，分 別 有 45.9%的純農戶、55.4%的兼業戶、50.0%的非農戶認為自身行為不變化遭受降水變化損害的可能性更高.
氣候變化加劇了甘南高原農戶的生計脆弱性，有 63.5%的受訪戶認為氣候變化給其生計帶來嚴重的負面影響，氣候變化嚴重性感知度為 3.78( 表 3) .其中，有 52.1%的受訪戶提出氣候變化使其生產成本增加，46.7%的受訪戶提出氣候變化使其農牧業收入減少.進一步分析發現，純農戶、兼業戶、非農戶對氣候變化的嚴重性感知依次降低，其感知度分別為 3.832、3.651、3.638.其中，有 33.6%的純農戶認為氣候變化給其生計帶來非常嚴重的負面影響，而持此觀點的兼業戶、非農戶比重分別為 26.8%、15.1%.可見，氣候變化對純農戶的沖擊最嚴重，隨著非農化水平的提高，氣候變化對農戶生計的沖擊趨于減弱.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甘南高原純農戶的生計方式單一，其生計高度依賴于耕地、草地、中藥材等自然資源，而氣候變化導致病蟲害增加、牲畜死亡、土壤肥力下降、草地退化加劇，對耕地、草地及中藥材等自然資源造成嚴重威脅，削弱了純農戶的生計基礎，故與其他生計方式的農戶相比，純農戶遭受氣候變化的影響更嚴峻.調查中，38.5%的純農戶指出氣候變化加劇了草地退化，27.1%的純農戶提出氣候變化導致土壤肥力下降，51.7%的純農戶則提出氣候變化導致牲畜死亡.
2. 2 農戶對氣候變化的適應感知
甘南高原農戶對氣候變化的適應功效感知較強，適應功效感知度為 3.429，有 47.7%的受訪戶認為采取措施能夠較好地減輕氣候變化帶來的負面影響，僅有 13.7%的農戶認為采取措施無法有效減緩氣候變化帶來的負面影響( 表 3) .進一步分析發現，純農戶感知到的適應功效最低，兼業戶次之，非農戶最高，其適應功效感知度依次為 3.033、3.433、3.579.其中，非農戶中認為采取措施無法有效減輕氣候變化負面影響的農戶比重僅為 6.6%，兼業戶中該比重為 9.7%，而純農戶中該比重高達 29.5%.可見，隨著非農化水平的提高，農戶對氣候變化的適應功效感知趨于增強.訪談中，部分純農戶也反映氣候變化對其生計沖擊非常嚴重，他們雖采取調整農時/提前轉場、調整畜種結構、增加灌溉設施、修建棚圈、購買飼料等措施來應對氣候變化，但效果并沒有達到他們的期望值.
受訪戶感知到的氣候變化適應能力較低，自我效能感知度僅為 2.848，僅有 16.7%的受訪戶認為自身應對氣候變化的能力較強( 表 3) .與純農戶、非農戶相比，兼業戶感知到的自我效能相對較強，其自我效能感知度為 2.903，而純農戶、非農戶的自我效能感知度分別為 2.770、2.724.其中，認為自身應對氣候變化能力較強的兼業戶占該類農戶比重為 17.9%，而 純 農 戶、非農戶中該比重僅為 15. 6%、 13.2%.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兼業戶的生計多樣化程度相對較高，其生計多樣化指數達 2.38，通常生計多樣化程度越高，越有助于減輕氣候變化風險對其生計的沖擊; 另一方面在于兼業戶的客觀適應能力相 對較高，其人均收入達7664元，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勞動力比重達 27.2%，故兼業戶的自我效能感知較強.受訪農戶感知到的氣候變化適應成本較高，適應成本感知度為 3.525，有 55.8%的受訪戶認為自身適應氣候變化的成本高，僅有 11.1%的受訪戶認為適應氣候變化的成本低( 表 3) .進一步分析發現，兼業戶感知到的適應成本較高，其適應成本感知度為 3.607，非農戶次之，純農戶最低.其中，認為應對氣候變化所需成本較高的兼業戶占該類農戶比重為 60.7%，而非農戶、純農戶中該比重分別為 51. 3%、 45.1%.究其原因，在于純農戶主要采取提前轉場、調整農時等措施應對氣候變化，這些應對措施與以前采取的生產方式相比，成本變化較小，因而與兼業戶、非農戶相比，純農戶感知到的氣候變化適應成本相對較低.——論文作者：趙雪雁1* 薛 冰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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