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14-03-25所屬分類：農業論文瀏覽：1次
摘 要： 近代以來,伴隨著農業的資本主義化，美國農業出現了兩次技術革命。我國的近代農業始于19世紀90年代，我國近代農業科技的引進工作，在初期主要通過翻譯刻印西方農書、延聘外國教員和派遣留學生等途徑來引進和吸取外國的先進農學知識，同時也引進了不少近代農業
摘 要：近代以來,伴隨著農業的資本主義化，美國農業出現了兩次技術革命。我國的近代農業始于19世紀90年代，我國近代農業科技的引進工作，在初期主要通過翻譯刻印西方農書、延聘外國教員和派遣留學生等途徑來引進和吸取外國的先進農學知識，同時也引進了不少近代農業科技的物質和技術成果，如農機具、育種技術和病蟲害防治技術等。近代中國從美國引進的作物優良品種、先進農業技術以及全新的農業科研教育模式，可謂一枝獨秀、影響深遠。
關鍵詞：近代,美國,農業科技,引進
美國是一個年輕的國家，從建國到現在也不過220多年的歷史。在這么短的時間內，他們已經逐步將一個落后的農業國建設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工業化發達國家，農業已經實現了現代化。
美國獨立戰爭是一次具有民族解放意義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獨立戰爭的勝利，推翻了殖民統治，清除了國內的封建制度，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美國開始確立并迅速發展起來。獨立戰爭勝利后，美國竭力向西部擴張，到19世紀中葉，已將國境線擴展到太平洋沿岸。資本主義在農業中的發展，促進了農業生產力的發展。陸續到來的移民，不斷引進了新的作物和牲畜品種，帶來了歐洲的農業技術;西部的墾殖促進了農具的改良。
1861～1865年美國的南北戰爭，是北方的資本主義制度和南方的奴隸制之間的斗爭，是美國歷史上的第二次資產階級革命。資產階級的勝利，資本主義在美國各方面充分發展起來。至20世紀初，資本主義大農場已在美國占據主要地位，農業已經資本主義化了。伴隨著農業的資本主義化，農業中出現了兩次技術革命。第一次美國農業革命(19世紀末～20世紀初期)的基本特征主要表現在馬拉農業機器代替了人畜力的落后工具;近代自然科學開始在農業中運用，諸如化肥和農藥的使用、作物和牲畜品種的改良、灌溉農業的出現等;此外，農業生產的專業化和地區分工亦已形成。第二次美國農業革命(20世紀20年代～40年代)主要標志是農業實現了基本機械化和雜交玉米等技術改革的發展。
綜觀美國建國以來農業發展的歷史，我們不難看出，近代時期是美國農業的第一次大發展時期，對世界農業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近代時期的中國農業，卻走著一條完全不同的道路。鴉片戰爭之后，世界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先后侵入我國。他們憑借著“堅船利炮”，脅迫滿清政府簽訂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從而使他們在中國攫取了各種政治和經濟特權，促使了我國自然經濟的解體。進入20世紀以后，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掠奪和壓榨下，中國的農業經濟進一步衰退。
一、美國優良作物的引進，極大地豐富了我國的作物品種資源
中國從美國引進與改良作物品種的工作起步早、成果多，特別是棉花、小麥、玉米等作物的引進與改良，更是成績顯著。
從美國所引進和改良的作物品種中，以美棉為最早，也以推廣美棉最見成效，對我國農業生產和社會經濟的影響也最大。下面我們以美棉為例，探討美國作物品種的引進和改良如何豐富了我國的作物品種資源。
美棉，又叫陸地棉、高原棉，原產于美洲。我國近代棉花品種改良的成績主要歸功于美棉的引種。
甲午戰爭前后，英、日等國相繼在我國興建紗廠，與此同時，中國的近代棉紡織業也開始興起。紡織工業的發展引起了對原棉的急劇需求。但由于中國原先栽種的亞洲棉(中棉)品質差、纖維短，不能適應機紡的要求，每年不得不進口大批美棉，以補其缺，花費甚大。于是，一些實業家和有識之士開始提倡引種美國陸地棉以解決上述問題，美棉由此開始引入中國。
美棉引進之初，因多數未經馴化和提純，導致品種嚴重退化而歸于失敗。有鑒于此，人們認識到引種之前必須用科學的方法事先經過實驗，才能收到預期的效果。1914年，實業家張謇出任北洋政府農商部長，特在正定、上海、武昌、北京等地開辦棉作試驗場，以試驗引種陸地棉為其主要任務。其后棉種改良研究工作逐漸集中于金陵大學、中央大學以及30年代初成立的中央農業實驗所和中央棉產改進所等機關，先后育成了一些改良品種。
在棉種改良過程中，一些來華外國專家對這一工作的開展起了積極的作用。1915年北洋政府聘請美國專家約翰遜(H.H.Johnson)為顧問指導棉花改良工作。1919年美國棉作專家柯克(O.F.Cook)受金陵大學之聘來華指導試驗，確定“脫字棉”和“愛字棉”為最適宜中國引種的兩個美棉品種。金大農科于1920年成立棉作改良部，在美籍教授郭仁風(J.B.Griffing)主持下，也馴化“脫字棉”和“愛字棉”等，并選取單鈴，育成“百萬華棉”，于20年代中葉開始推廣。當時，東南大學農學院為開展棉花育種，過探先、王善銓、孫恩麟等教授，以其留美之所學，根據中國實際情況，制定棉花選育程序，以及試驗上的各種制度，以后又逐年改進，至1923年漸具規模。
1931年美國育種專家洛夫(H.H.Love)受聘為實業部顧問兼任中農所總技師，來華主持棉種區域試驗。自1933年起，從國內外征集了31個美棉品種，在江蘇、浙江、安徽等省12個地方聯合試驗，最后確認“斯字棉”和“德字棉”更優于“脫字棉”和“愛字棉”，從而確定了這兩個美棉品種自40年代后為我國最主要的兩個推廣品種的地位 。
1939年，我國又從美國引進“珂字棉”，40年代又引進了“岱字棉”。經試種，它們的產量和品質均優于“斯字棉”和“德字棉”。“珂字棉”和“岱字棉”在建國后取代“斯字棉”和“德字棉”而成為種植面積最大的棉種。
除了引進美棉外，1899年，江蘇揚州地區還引進美國小麥良種，將之與本地麥種作對比試驗[2] 。1914年金陵大學美籍教授芮思婁還從美國引進“雙恩小麥”。
玉米原產美洲，16世紀以后經海路和陸路傳到中國，以后常常是我國山區農民的主糧。1930年，山西銘賢學院農科主任穆懿爾(R.T.Moyer)和霍席卿等在1930年從美國中西部引進金皇后、銀皇后等12個優良玉米馬齒品種，經過5年的品種比較試驗，表明金皇后的豐產特性超過當時黃河流域各地所栽培的各個玉米品種，乃于1936年開始在山西示范推廣，以后傳播到全國許多地方。1941年西北農學院王綬等從美國引進50多個玉米品種并育成7個自交系，選出武功白玉米和綜交白玉米，1942～1946年擴大育種3390畝，比當地品種增產20～30%。在以后的半個世紀里，這些品種對促進我國玉米生產發展和作為雜交育種材料均起到了重要作用。
其他如水稻、大豆、高粱、花生、煙草等，在品種引進和改良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績。
二、先進農業技術的傳入，極大地提升了中國農業科技的水平
我國近代農業科技的引進工作，在初期主要通過翻譯刻印西方農書、延聘外國教員和派遣留學生等途徑，同時也引進了不少近代農業科技的物質和技術成果，如農機具、育種技術和病蟲害防治技術等。
(一)先進的農機具
在16、17世紀之前，我國的農具在世界上居于先進的行列，可是以后的三、四百年中便處于停滯狀態，沒有多大發展，而歐美各國在近二、三個世紀中，隨著自然科學的日益昌明，創制了多種農業機器。
19世紀上半葉，美國由于農業生產迅速發展的需要，陸續發明并采用了一系列新型農機具，以提高勞動生產率。自19世紀初開始使用畜力機械，耘田機、播種機、刈草機、收割機、脫谷機等相繼問世;30年代起鐵犁迅速代替木犁被普遍采用，到19世紀50年代，馬拉農具已經普遍使用。
1850年美國開始使用蒸汽機，20世紀初，內燃機獲得較快地發展。1910年，美國已開始實行農業機械化，成為世界上推行農業機械化最早的國家。
美國先進農機具的發展，對于中國特別是有大片待墾土地的東北地區，有很大的吸引力。我國從美國引進農機具，從晚清時期即已開始。如 1906年，山東農事試驗場曾由美國購進農機具20余種;1907年前后，奉天農事試驗場曾從美國、日本等購買各種犁耙、刈麥器、刈草器、玉米播種機等多種農具[4] ;1908年美國萬國農具公司先后在海參崴、哈爾濱開設支店，向我國東北地區銷售農機具。
1912年浙江省政府由美國購回2臺鐵輪水田用拖拉機及配套犁耙等農機具，后交浙江大學農學院實習農場。1915年，黑龍江呼瑪的三大公司，從美國萬國農具公司海參崴支店購入拖拉機5部和其他機械農具進行大農式經營，這是我國引進拖拉機的最早記錄。其后，綏濱、泰來等地的農墾公司又陸續購進三臺拖拉機和其他一些大型農具[5] 。這些農墾公司大豆采用近代農業機具進行生產，開墾了大片荒地。1929年山西農事試驗場購買美國農具公司所制最新式的拖車，帶二行犁及三行犁、雙行四盤耙、條播機、割捆機等。
在近代農業機械中，引進的抽水機在我國的推廣應用比較成功。1925年前后，江浙兩省連年苦旱，美商慎昌洋行進口美國小火油引擎(發動機)和水泵，在嘉善、無錫一帶推銷。
不過，由于機灌事業多應抗旱救災的特殊需要而產生，并非建立在農村經濟發展的基礎上，因而不可避免帶有暫時性與局限性，使用范圍始終限于江蘇一省及浙江、安徽、江西的部分地區。
(二)先進的作物育種技術
我國近代的作物育種事業發端于19世紀末，其發展過程大體可分為創始階段(19世紀末～20世紀20年代)、奠基階段(20世紀20年代～30年代)和發展階段(20世紀30年代～40年代)等三個階段[6] 。在這三個階段中，美國先進的作物育種技術的傳入都發揮了關鍵性的作用。
我國最早學習美國運用近代科學方法進行選育良種的作物是小麥。最先開展小麥近代育種研究的是金陵大學，隨后是南京高等師范農科(后改稱東南大學農科、中央大學農學院)�？的藸柎髮W農科博士沈宗瀚1925年從南京城外農田選得單穗，經過多年培育，于1934年育成著名的“金大2905號”小麥，是我國以純系育種法育成的第一個優良小麥品種，推廣極為普遍，1934～1937年推廣面積達130多萬畝，是我國當時糧食作物中推廣面積最大的一個改良品種。
我國用近代科學的育種方法進行水稻品種的改良工作，始于1920年前后，由南京高等師范學校農科首創，廣東農業專門學校繼起，金陵大學農學院也于此時在育種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績。在稻作育種方法上，當時主要采用了純系育種和雜交育種。
1931年，中央農業實驗所在南京成立。同年4月，洛夫應江、浙二省之聘再度來華講學，并受聘為中農所總技師。1935年，又成立了全國稻麥改進所[8] ，成為統籌各地力量開展大規模稻作育種的指揮機關，我國稻作育種自此走上了統一組織、協調發展的道路。
在水稻雜交育種方面，去雄是一項關鍵技術。美國育種學家海斯(H.K.Hayes)在《作物育種學》(“Breeding Crop Plants”，1933)一書中記述了中央大學農學院趙連芳提出的一種優于以前任何方法的去雄技術。趙提議，去雄應在早晨日出之前或傍晚時進行，才能避免在陽光下去雄而散發花粉。在1939～1940年間，潘簡良等撰文介紹了一種新的水稻去雄技術——溫湯去雄法，這一技術是美國喬登(Jodon)在1934～1938年間試驗成功的，自此以后，這一方法一直是水稻雜交中的常用去雄技術，沿用至今。
棉花育種已如上文所述，此不贅言。
(三)防治病蟲害技術
從1840年到1911年是我國作物病蟲害的傳統防治時期，主要采用我國傳統的防治方法。從民國初年起，我國的作物病蟲害防治進入了應用近代技術防治時期。
在防治蟲害方面，20年代以后，相繼成立了多家研究機構，這其中以江蘇昆蟲局、浙江昆蟲局和中央農業實驗所病蟲害系的成績最為顯著。
江蘇昆蟲局于1922年成立。當時江蘇南通地區棉田遭受蟲害，損失嚴重。為此，東南大學農科主任鄒秉文(1916年從美國康乃爾大學農學院學成回國)建議由江蘇省公署、上海商業銀行和東南大學農科合作，成立江蘇昆蟲局，以加強蟲害的治理。1922年，江蘇昆蟲局在南京成立，首任局長由美國加州大學昆蟲系主任兼加州農事試驗場主任吳偉士(C.W.Woodworth)擔任，并聘請美國技師三人以及國內的張巨伯、鄒樹文等為技師。浙江昆蟲局于1922年成立，首任局長為費耕雨，后由鄒樹文繼任。中央農業實驗所病蟲害系成立于1933年，主任為吳福禎。
在防治病害方面，民國初年，一些高等院校就開設了植物病理學課程。如1916年鄒秉文、謝家聲從美國康乃爾大學農學院學成回國在東南大學、金陵大學講授植物病理學。鄒秉文并寫出《植物病理學概要》一書，稍后由戴芳瀾接替他的工作。1924年，美國植物病理學家博德(R.H.Porter)來華，在金陵大學建立中國農科大學第一個植物病理學組。30年代初，俞大紱自美回國，在金陵大學授課，1934年又轉到清華大學。
三、先進農業教育體系的引入，完善了中國傳統的農業教育模式
相對而言，近代美國的農業教育體系比中國先進，表現在：
(一)農機具教學與研究
除了較早從美國引進先進的農機具之外，我國對于農機具的教學與研究工作也較為重視。早在1914～1920年間，北京農專(后改稱北京農業大學)便有農具學課程的設置。1920年，南高師農科接受美國萬國農具公司捐贈的3000元為選購和改進農具之用，并于1922年建成農具院。1935年，金陵大學農學院開始設置農具課程，由美國人林查理(C.H.Riggs)講授。
1944年，鄒秉文在任國民政府農業部駐美國代表期間，多次與美國康乃爾、密歇根、衣阿華等大學以及萬國農具公司聯系，募得獎學金名額和研究培訓基金，由中華農學會派出留學進修人員攻讀農業與農業工程。1944年7月，中美兩國政府主管部門簽訂美國萬國農具公司同意資助的“向中國農業導入農業工程的教育計劃”合作協約。根據協約，設立獎學金，供20名中國研究生在美國學習農業工程和實習，共3年;聘請4位美國資深農業工程專家組成農業工程委員會，指導中國的農業工程技術;美國向中國3個學校和研究所提供農業工程研究教學用的樣機、資料、試驗設備和試制設備[10] 。
美國農機商為了便于戰后向我國推銷農機具，美國萬國農具公司將多種新式農用機器和工廠設備贈送給中央大學農學院和金陵大學農學院，美國聯合叉鋤公司也贈送全套手用農具，其他如美國杜邦公司也有農機具的捐助。兩校農機設備日見充實，遂于40年代后期成立了農業工程系，其他部分高等農業學校也開設了農機具課程。
1946年，中美兩國政府同意由兩國農業專家聯合組成中美農業技術合作團，對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中國農業的恢復、發展，進行調查論證，提出《改進中國農業之途徑》報告書，由商務印書館刊行。書中提出“中國農業工程建設項目”，指出農業工程系將各種工程原理應用于農業機械、農舍建筑、農村工業及電化農村等工作。
(二)農業技術人員的培訓
在人員培訓方面，訓練了一批中國作物育種專家，推動全國作物改良事業;由于康大作物育種教授來金大主持育種計劃，訓練中國學生很多，以致中國許多學生去康大研究院攻讀育種學。
1933年，金陵大學農學院接受上海儲蓄銀行委托，創辦農村金融與合作講座，聘請美國專家史蒂芬(W.M.Stevens)講授“運銷合作組織”與“中國實用合作會計”，并設置獎學金，首開我國合作培訓農業經濟干部的先河。
1944年秋，美國政府決定就租借法案下撥480萬美元訓練我國農工礦技術人員1200人，其中農林方面200人。
(三)美國農科教三結合模式，也對中國農業教育體制產生了廣泛的影響
美國的農業教育體系通過兩個“莫利爾法案”(1862、1890)逐步建立，農業研究體系通過“哈奇法案”(1887)建立，農業推廣體系通過“史密斯-利弗法案”(1914)建立，到1920年它們已經成為一個相當龐大而穩定的系統，一直持續到今天。雖然農學院、農業試驗站與農業推廣站是通過不同的法案先后建立的，但它們之間并不相互隔絕，而是緊密聯系。其結合部就在農學院，即由農學院統管全州的農業教育、農業科研和農業推廣工作。州農學院皆設有董事會，聘請州政府官員、農業企業經理、農業專家等各方面代表參加，以便保持學院與社會的密切聯系;州試驗站由農學院管理，在全州各地設立分站或分場，結合當地的生產課題進行研究;聯邦及州、縣政府撥款資助各州、縣建立推廣服務體系，推廣工作由農業部和農學院共同領導，但由農學院具體負責�？傊r業教育、研究與推廣三位一體，實行統一管理。
中國農業教育與科研的體制化進程起步晚，因各種原因，進展也較緩慢。清末民初我國農業教育多取法日本，民國五年(1916)以后隨著我國最早一批留學歐美專習農科的學者歸來及美國教會對中國農業教育的介入，美國模式影響日烈。這一變化起源于美國基督教會在南京辦的金陵大學增設農科，其后私立學校有嶺南大學農科、燕京大學農科及南通農科大學等，也都采用美國學制。
金陵大學、嶺南大學和燕京大學增設農科，對我國農業教育體制的改變有很大的影響。因為它們都是美國教會興辦的學校，同時，中國赴歐美留學生也紛紛回國執教，其體制都用美國的一套，學校內部建制也多仿效美國，教師最初以美國人為主;“南高師”、東南大學農科及中山大學農科等國立大學籌建時也參照美國教育體制，所聘教師大多是自美國回國的留學生。美國的這一套制度，對于我國的近代農業教育產生了較大影響。
因此，農科教三結合模式有助于避免重復研究，有助于以更快的速度將研究成果轉化為現實生產力。因此，“中國農業科教體制的建設未必一定要學習美國模式，但將農業教育、研究與推廣更加緊密地結合，使之更好地服務于中國農業應當是一種方向”。
綜上所述，近代美國農業科技的引進及其對我國農業的發展影響。實際上，近代中國的政治和社會條件，極大地制約了美國農業科技在中國的傳播的力度和廣度。
首先，近代以來，連年的天災與人禍，使農業生產一片凋敝，農民生活極端困苦，農業科學技術的發展處于一個極其困難的局面之下。自從1840年鴉片戰爭以后，資本主義列強不斷對我國發動侵略戰爭，同時還長期支持中國各派系軍閥進行混戰和鎮壓人民革命，造成烽火不斷、戰爭連年的悲慘局面。特別是1937年至1945年日本帝國主義發動的對我國的武裝侵略，破壞更為慘重。在淪陷區內，日本帝國主義殘酷地役使和摧殘我國的農業勞動力，大肆掠奪耕畜和農具，大量侵占和毀壞農田及生產設施，致使我國的農業生產遭到了空前的破壞。即使育成了一些新的品種，仿制和研制了一批農業機械，也無法在大范圍內推廣和普及�？梢哉f，近百年來，我國近代農業發展速度極其緩慢，近代農業科技水平十分低下。因此，我國引進的美國的先進的農業科技，其影響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限制。
其次，美國的農業科技的輸出，也多從美國需要出發，為其提供農產品原料、銷售市場和投資場所，尤其表現在棉花、煙草等經濟作物方面�；旧鲜菫槊绹趁褓Y本主義所服務的，中國農村對美國及世界的依賴程度也越來越大，農產品的商品化偏向于畸形發展，中國經濟極易受到嚴重沖擊。并且由于當時的中國處于受凌辱的地位，在同列強之間所進行的農產貿易中，毋庸置疑地要受到種種欺詐和侵奪。1929～1933年世界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爆發了經濟危機，美英等國為了轉嫁危機的后果，對中國等許多殖民地國家大肆傾銷過剩的農產品。即使是獲得廣泛好評的多項農業經濟調查，其主要目的也在于搜集大量資料為美國政府制定政策服務。這一點，必須實事求是地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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