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19-06-14所屬分類：農業論文瀏覽：1次
摘 要： 摘要:采用家庭主位理論視角，將新型城鎮化進程中農村居家養老模式轉型置于具體社會情境和特定家庭結構中，系統性考察其實踐樣態和嬗變邏輯。首先，自力養老的社會基礎消解，伴隨著農民集中居住后村落的終結，自力養老模式也因失去基于代際分工的半工半耕型小
摘要:采用家庭主位理論視角，將新型城鎮化進程中農村居家養老模式轉型置于具體社會情境和特定家庭結構中，系統性考察其實踐樣態和嬗變邏輯。首先，自力養老的社會基礎消解，伴隨著農民集中居住后“村落的終結”，自力養老模式也因失去“基于代際分工的半工半耕”型小農經濟與基于傳統村落散居型庭院經濟等社會物質基礎而難以維繼;其次，代際關系的嬗變與均衡，作為自力養老消解后的應對策略，經濟反哺與隔代撫育成為代際關系嬗變與均衡的基本方式。
最后，個體家庭的崛起與居家養老模式的多元化轉型，隨著個體家庭時代的到來，傳統村落共同體“一戶多家”的家戶結構呈現多元化轉型，而從生成動力角度而言，居家養老模式轉型的動力正是老年人追求個體化家庭居住結構與代際關系再均衡的內在張力，因此，依據居住結構—代際關系兩個維度，將轉型中農村居家養老模式劃分為獨居共灶型、獨居分灶型、共居撫育型和共居輪養型四種實踐類型。
關鍵詞:新型城鎮化;居家養老;實踐邏輯
一、問題的提出
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到2016年末，我國65周歲及以上人口數為15003萬人，占當年全國人口總數138271萬人的10.85%，老年撫養比15%。①顯然，按照老齡型國家的判斷標準(60周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比重達到10%，或者65周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比重達到7%)，我國已經邁入了老齡化社會;同時，有學者預測2025年之前，80周歲及以上高齡老年人口將保持年均增長100萬人。②
因此，為積極應對中國老齡化的本土實踐———“未富先老，未備先老”，③學術界開展了持續性理論研究。首先，就理論視角而言，系統爬梳既有研究成果發現，目前關于農村養老模式研究大致存在下述理論視角:第一，代際關系嬗變。該視角將中國養老模式變遷的核心動力機制歸因于傳統代際關系的當代嬗變，換言之，轉型期城鄉人口流動與遷徙直接導致傳統代際功能關系失衡，直接表現為子代“回饋”親代功能下降。④第二，家庭結構轉型。該視角將中國養老模式變遷的核心動力機制歸因于家庭結構核心化轉型，并直接導致老人基于“家庭農業”⑤的物質積累實現自我養老。⑥
第三，社會文化變遷。該視角將中國養老模式變遷的核心動力機制歸因于社會轉型導致的傳統養老文化變遷，一方面，傳統“反饋”模式下“養兒防老”的日趨式微和差異化認同;⑦另一方面，隨著村落共同體中老年人權威的衰落和無公德個體的崛起，基于孝道文化的傳統養老模式難以維系且陷入深深的現代性危機之中。①其次，就研究進路而言，系統爬梳既有研究成果發現，目前關于農村養老模式研究大致存在以下兩種進路:第一，社會機制研究。此類研究主要集中考察養老模式變遷的形成機制，如有學者指出當前中國鄉村從“養兒防老”到“自力養老”變遷機制具體包括:傳統延續與演變機制、制度安排約束機制、現實壓力推動機制和情景實踐建構機制。②
第二，比較分析研究。此類研究主要采用理想類型的建構方式對比性分析中國農村養老模式的區域差異，具體包括:南方團結型村莊的倫理型養老、北方分裂型村莊的規則型養老和中部分散村莊的情感型養老三大理性類型。③最后，反思性審視上述研究發現，就發生學角度而言，無論是微觀層面的代際關系嬗變視角，還是中觀層面的家庭結構轉型視角，抑或宏觀層面的社會文化變遷視角，作為一種“家庭策略”(FamilyStrategy)④的養老行為，其模式變遷均需通過由父母子“基本三角”組成的家庭及其繼替關系⑤而發生;換言之，深層次理解養老行為及其模式變遷關鍵在于家庭內部社會經濟結構和權力等級關系。同時，就研究進路而言，無論是社會機制研究抑或是基于理想類型的比較分析研究，均在某種程度上忽視了家庭作為理性行動主體在養老行為決策中的主體性地位和能動性作用，換言之，上述兩種研究進路均未有效采用“家庭主位”(Household-orientedEmic)理論立場和進入方式。
一言以蔽之，一個有效的研究進路及其理論視角應規避“無公德個體”“孝道衰落”“沉默的公共輿論”“信仰世界倒塌”等道德評判，且應正視中國鄉村個體化對傳統鄉土社會所產生的一系列沖擊。⑥因此，基于家庭主位理論立場并采用實踐邏輯進入方式，以豫北P鎮為例，將新型城鎮化進程中農村居家養老模式轉型置于具體社會情境和特定家庭結構中，并依據居住結構—代際關系兩個維度系統性考察其實踐樣態和嬗變邏輯。
二、“村落的終結”:自力養老的社會基礎消解
作為應對中國老齡化問題“未富先老、未備先老”顯著特征的實踐策略，自力養老是當前后鄉土社會養老模式的新常態，其基本做法可高度概括為“基于代際分工的半工半耕”之小農經濟與終生勞作。⑦換言之，基于農民與土地的基本關系，以老年人為主體的家庭農業已成為應對當前中國農村養老困境的理性選擇。⑧筆者在P鎮的實地調查中發現，伴隨著農民集中居住后“村落的終結”，自力養老模式也因失去“基于代際分工的半工半耕”型小農經濟與基于傳統村落散居型庭院經濟等社會基礎而難以維繼。鄉村聚落空間結構是指農業地域中居民點的組織構成和變化移動中的特點，以及村莊分布、農業土地利用和網絡組織構成的空間形態及其構成要素間的數量關系。⑨
從單體鄉村聚落空間結構角度而言，P鎮的村落分布屬于典型的散居型，而作為一種“中心城市—重點中心鎮—新型城鎮化社區”多級梯度城市化模式，瑏瑠P鎮新型城鎮化過程中的鄉村聚落空間轉型首先體現在家庭空間格局變遷和居住結構轉型。一言以蔽之，從院落散居到社區聚居的社會空間“脫域”直接導致后鄉土社會養老模式的物質基礎消解。
首先，社會空間“脫域”導致庭院經濟消失。P鎮傳統村落家庭居住格局為“主房+陪房”式的院落居住結構，該結構不同于現代都市社區的“單元樓+廳室衛”式的標準居住格局，它是生活空間和生產場所的有機統一體，兼具生活休閑和農耕生產的雙重功能，因此，農民的家庭院落是傳統村落的一個微型生產空間，在日常生活和農業生產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功能。①受訪者P大爺告訴筆者，“我家宅基地大概有5分地左右，院前屋后加在一起的話就有6分地，4間主房和3間陪房一共7間屋子，原來家里的院子很大，差不多有100多平米，里面主要堆放一些糧食和農具，另外散養了5只老母雞和2只鴨子，雖說現在搬到新社區了，生活環境也確實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但是院子沒了，也不能養雞、養鴨、種菜了，生活上還是不如以前方便。”②
所謂庭院經濟是指農戶利用房前屋后的閑散零星土地資源和剩余勞動力開展的一種高效集約化經營活動，具有空間有限、時間靈活、內容豐富等實踐特征。③有學者研究發現，我國農村院落占地約1億畝，且一個農戶可進行農業生產的院落面積約占整個院落面積的1/3到1/2，這部分“院落里的土地”主要被農戶用作家禽養殖、果蔬種植。④一言以蔽之，農村院落不僅是農民高效集約化利用零碎、閑散土地的主要載體，也成為“中國農民經濟”⑤的實踐空間。
概而言之，作為鄉村聚落空間轉型的實踐樣態，居住空間集聚化導致農民家庭發生空間性“脫域”，⑥即“脫嵌”于原有居住空間和生活情境的家庭無法繼續發揮院落的農業生產功能并導致家庭空間功能單一化轉型，因此，農民集中居住后無法通過院落實現零碎閑散土地的集約、高效利用，庭院經濟隨之消失。其次，家庭生計轉型導致小農經濟消失。
P鎮家庭生計轉型是由“資本下鄉”后的農業現代化規模經營所導致的。實踐中此類家庭生計模式轉型主要表現為徹底非農化轉型，即農戶通過土地流轉———返租倒包后由集體統一流轉———兌現農地承包經營權并通過進廠務工實現非農職業轉換，并最終使得家庭生計結構徹底非農化。當筆者問及家庭生計非農化轉型的原因時，受訪者PCL告訴筆者，“新社區離村里的承包地有好幾公里，種地變得越來越不方便了，我就勸我父母把土地流轉給村集體，拿550元/畝的土地流轉費，雖然這點錢也無法保障他們老兩口的安度晚年，但是總比荒廢了好，所以，我們綜合起來考慮還是原意流轉給村集體的。”
顯然，這是一種基于家庭福利最大化的理性行動邏輯，是薩繆爾·波普金(SamuelPopkin)意義上的“理性小農”。⑦PCL家的生計轉型是基于家庭生計資本和國家制度安排作出的理性選擇，一方面，雖然550元/畝的土地流轉費并不能完全保障老兩口安度晚年，但在集中居住后耕種不便的情況下，土地的保障功能通過承包經營權流轉后的經濟兌現，多少也能增加家庭收入;另一方面，無法維繼小農經營的老年人則通過隔代撫育減輕年輕人撫育壓力，從而實現“制度化了的半工半耕”到“年輕人主外—老年人主內”的新型家庭資源配置模式。因此，如果說不愿放棄農業生產的保守農戶選擇一種生存理性的家庭策略，那么，非農化轉型的農戶則遵循一種基于家庭利益帕累托最優的經濟理性行動邏輯。
三、“經濟反哺”與隔代撫育:代際關系的嬗變與均衡
有研究指出，20世紀90年代以來，農村家庭代際關系逐漸失衡，父母為子女婚配耗盡心血但兒女不孝的現象司空見慣。⑧但實踐中的家庭代際關系并非僅僅體現為“撫養—贍養關系”和“家庭交換關系”。⑨因此，中國鄉村個體化進程中的家庭轉型究竟能否實現代際關系的均衡則需結合具體社會情境和家庭結構進行考察。
筆者在P鎮的實地調查中發現，農民集中居住后的“村落終結”在導致生產性村莊無法維系之時也使得農民庭院經濟不復存在，喪失或部分喪失勞動能力的老年人不僅無法通過庭院生產獲得經濟收入、保障自身基本物質生活，也無法進行兼業化生產補貼家用而減輕年輕一代的贍養壓力。社會學者周曉虹提出“文化反哺”(CulturalReverse)概念和代際革命視角考察中國社會轉型和變遷歷程，并指出“從只此一地到只此一次”的中國體驗在帶給中國人民一種特殊心理體驗的同時也在形塑和重構一種新的代際互動方式和文化傳承模式。①筆者受此啟發，將農民集中居住后的“村落終結”的空間集聚導致的代際關系嬗變稱之為“經濟反哺”(EconomicalReverse)。
所謂“經濟反哺”是指這樣一種社會現象:農民集中居住后導致村莊農業生產功能部分喪失和宅基地亦居亦耕功能徹底喪失并使得老年人無法通過兼業化生產和家庭院落獲得經濟收益，從而進一步增強其物質和精神層面對年輕一代的雙重依賴，且唯有通過隔代撫育這種家庭交換才能實現代際關系的良性互動。
因此，從經濟反哺視角而言，實踐中的家庭代際關系并非“一致—沖突”這種非此即彼的二元狀態，而是具體社會情境、特定居住結構和生計模式等多維因素相互建構的產物，因此，其關系主體時常處在一種自我矛盾的情境之中。首先，“村落的終結”導致庭院經濟消失從而進一步增強老年人對年輕一代的物質依賴。作為宅基地亦居亦耕的高效利用，庭院經濟不僅是農民增收的重要手段，也是部分緩解農村人地矛盾的有效策略，甚至在部分地區已成為社會經濟發展的核心模式和支柱產業，而新型城鎮化進程中的“人地掛鉤”制度安排———“空間集聚與宅基地退出”直接導致喪失或部分喪失勞動能力的老年人無法通過高效利用院前屋后的閑散土地獲得經濟收益，這也是牧野社區大部分老年人出現部分適應困境的現實原因。
其次，老年人自我認同的標簽化使其視自身為兒女負擔和家庭累贅，從而讓渡家庭決策權并使代際資源分配向年輕一代傾斜。當筆者問及，“為什么會覺得年紀大了就成為兒女負擔和家庭累贅了呢?”時，受訪者回答道，“以前還能為家里分擔一些經濟壓力，現在我們老年人更沒有用啦!自己又沒有退休工資，只有50元/月的低保，吃喝拉撒全部依靠年輕人，本來他們撫養兩個孫子上學就不容易，現在還要承擔我們老兩口的生活壓力，這不就成了兒女的負擔了嘛!所以，現在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都由兒子和兒媳婦做主了。”
顯然，一種“泛標簽化認知”模式是導致老年人社會認知扭曲和自我認同偏差的重要原因，②一方面，由于無法通過庭院經濟補貼家用而認為這是變相增加了年輕一代贍養的經濟壓力;另一方面，缺乏經濟話語權的老年人往往選擇退出公共活動領域并讓渡家庭事務決策權，從而導致家庭資源分配向下傾斜，即“重下輕上”與代際關系失衡。③
最后，通過隔代撫育拓展“撫育—贍養”模式為“撫育—交換—贍養”模式以修復失衡的代際關系。受訪者PDL大媽告訴筆者，“搬到新社區不能養殖和種菜了，也不能閑在家里無所事事啊!所以就幫助年輕人帶孩子，我們搭把手能減輕兒子兒媳的不少壓力，這樣他們就能安心上班，也算我們老年人對家庭的一種貢獻吧!”有研究指出，隔代撫育能有效降低老年人在家庭中被社會隔離的風險，且通過隔代撫育能最大限度發揮老年人余熱從而讓代際關系趨于均衡。④
概而言之，隔代撫育也是老年人對家庭的一種貢獻，因為它能有效減輕年輕一代的撫養壓力并成為老年人獲取下一代贍養資源(包括物質資源和精神資源)的籌碼，最終實現“撫育—交換—贍養”模式下代際關系的均衡。從“經濟反哺”概念審視“村落終結”后代際關系嬗變可以發現，造成父代對子代依附程度加重及家庭代際關系緊張的不僅是居住空間的結構性壓縮，即家庭日�；宇l率增加導致成員間矛盾激增，更重要的則是宅基地亦居亦耕功能消失后老年人無法通過庭院空間開展諸如家禽養殖、蔬菜種植等經濟活動，導致家庭經濟負擔全部上移至年輕一代，從而使得傳統撫育—贍養模式下代際關系的均衡被打破。而實踐中的P鎮老年人則通過隔代撫育為年輕一代減輕家庭撫育壓力，從而進一步強化其贍養義務并實現“撫育—交換—贍養”模式下代際關系的良性互動。
四、“個體家庭”:居家養老模式的多元化轉型
文化人類學者指出，中國個體化進程是體制改革、制度松綁、親屬關系嬗變、國家作用受限、個人主義崛起、全球化消費主義等一系列因素導致的個體在私人領域崛起的過程，①而這種特殊的“中國式個體化”(ChineseCharacteristicsIndividualization)則會導致個體利益成為形塑中國家庭的核心因素，即隨著個體欲望、情感和能動性在家庭生活中的重要性不斷上升，個體通過家庭運作來實現自身利益，使家庭為個體服務，而非個體服從于家庭。
因此，個體家庭在結構、形態、功能、內部關系、權力關系等維度均呈現多元化、復雜化趨勢。②顯然，經歷體制改革和制度松綁后的中國鄉域正經歷著市場、國家、社會、文化等多維因素的綜合影響，從而使村落家庭結構轉型具有一定的主動性和自發性。③筆者的田野經歷發現，P鎮鄉村聚落空間集聚在導致家庭居住結構轉型的同時也加速了家庭形態的多元化變遷，P鎮傳統村落家庭居住結構為“主房+陪房”式院落格局，這種居住格局能同時滿足老年人及其子女的不同居住需求，屬于典型的“一戶多家”的家戶結構，尤其是庭院經濟在滿足老年人基本物質需求的同時也能減輕年輕人的贍養壓力從而有利于家庭代際關系的良性互動與再均衡。
因此，從私人空間和生計結構角度而言，“一戶多家”是一種基于“戶本位”行動邏輯，同時滿足個體化進程中生活空間的私密化和家庭經濟利益最大化的空間實踐，也是大多數P鎮農民前社會生活世界的真實寫照。但隨著生活空間集聚和居住空間的集約化，“一戶多家”的家戶結構呈現多元化轉型。因此，雖然經歷了“村落終結”導致的自力養老的物質消解以及經濟反哺與隔代撫育后的代際關系再均衡，但個體家庭的崛起使得P鎮老年人并未選擇與子女共同居住，而是出現了多元化轉型。
一言以蔽之，從養老模式生成動力角度而言，養老模式轉型的動力正是老年人追求個體化家庭居住結構與代際關系再均衡的內在張力。因此，筆者依據“居住結構—代際關系”兩個維度將轉型中的P鎮養老模式劃分為四種實踐類型:獨居共灶型、獨居分灶型、共居撫育型和共居輪養型。
(一)獨居共灶型養老模式
從養老模式轉型動力角度而言，獨居式養老是老年人私人空間意識的增強及對個體權利的追求而主動選擇的一種養老模式。從居住結構角度而言，獨居共灶型養老模式下子代和親代均有獨立的私人生活空間;從代際關系角度而言，此類養老模式基于經濟反哺—輿論壓力實現代際關系再均衡。筆者以P鎮YDF大爺的例子說明獨居共灶型養老模式的實踐邏輯。當筆者問及YDF為何選擇和老伴兒獨自住在地下車庫時，YDF告訴筆者，“我和老伴兒還是不習慣和兒子、兒媳生活在一個屋子里。
以前在村里我們都住陪房，互相都有各自的獨立空間，而且可以分灶吃飯，因為分家了嘛，就不想再增加兒子的負擔”。當筆者繼續追問道，“后來為何又選擇和兒子在一起吃飯呢?”YDF繼續答道，“原來我和老伴兒是自己在地下車庫自己做飯吃的，但是兒子怕其他人說他閑話，說不孝順老人，影響了他的人際關系，其實是我自己自愿住在地下車庫的，兒子倒是勸過我好多次搬到樓上一起住，但是都被我們拒絕了。所以，后來想了個折中的辦法，到樓上和兒子一起吃飯，吃完飯就回到地下車庫睡覺，既能有自己的私人空間，也不會讓兒子被其他人說閑話。”
顯然，YDF大爺的故事充分表明住宅結構和私人空間之間的微妙關系，④但閻云翔所謂的“家庭私人化”不僅僅是走出祖蔭后年輕一代私人生活變革的特權，在父權衰落并無法挽回之際，老年人也可以追求其主體性并實現自我中心的個人主義。因此，隨著國家權力對家庭形態建構的進一步式微，國家無法利用傳統文化中關于家的理想場景實踐并塑造出新的國家價值理念構建一種新型家庭倫理養老模式。⑤
Y大爺選擇與兒子分開居住，一方面滿足年輕一代對私人空間和個體權利的追求，使得夫妻關系取代親子關系成為家庭日常生活的中心軸，同時也實現子代家庭私人化;另一方面，也能通過對私密性和獨居權利的不懈追求獲得安度晚年的機遇，地下車庫既能為其和老伴兒提供獨立私人空間，又能有效避免因年輕一代自主性崛起而產生的家庭內部矛盾。當然，迫于村莊“閑話”產生的輿論壓力，Y大爺最終還是選擇與兒子共灶，既消除了因村莊“閑話”產生的社會交往困境和集體輿論壓力，也能通過這種共灶獲得情感慰藉并共享天倫之樂。
(二)獨居分灶型養老模式
從養老模式轉型動力角度而言，獨居分灶型養老主要集中在農村弱勢群體，尤其是鰥寡孤獨者。從居住格局角度而言，此類老年人因家庭貧困而無法支付集中居住過程中統一安置成本，大多居住在政府提供的公共廉租房內;從代際關系角度而言，此類家庭子代因缺乏必要的經濟基礎和物質保障僅能維持核心家庭的基本生活，而無法實現對親代的經濟反哺，因而事實上也不會遭至獨居共灶型家庭子代所面臨的“閑話”壓力。
因此，筆者以P鎮公共廉租房工程為例說明獨居分灶型養老模式的實踐邏輯。作為國家意志的基層執行者，鄉鎮政府是國家社會優撫、社會救助等公共福利制度的主要實施者;同時，也是作為對鰥寡孤獨者的一種社會關照和基層政權合法性再生產，P鎮實施了公共廉租房政策并制定了《P鎮公共廉租房住房管理暫行辦法》(以下簡稱《暫行辦法》)。
《暫行辦法》規定，廉租房由國家和樟村鄉政府共同投資建設，產權歸P鎮政府所有，具體而言，申請對象包括無房產、住房為危房或人均住房建筑面積不超過25平米的低收入住房困難家庭納入公共廉租房保障范圍。住房困難家庭申請公共廉租房，由戶主或推舉1名具有完全民事行為能力的成員作為申請人，符合住房保障條件的家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優先予以保障:(1)最低生活保障家庭;(2)社區建設的村，舊房在拆遷范圍內，與村委會簽訂拆遷協議，同意拆除舊宅的;(3)無子女的孤老家庭，經濟特別困難的家庭，住房條件特別困難的家庭。
同時，《暫行辦法》規定廉租房租金標準為一樓100元/月，二樓90元/月，三樓80元/月，四樓70元/月，五樓50元/月，承租人按半年度支付租金。但也有部分有子女且有一定經濟能力的老年人，因為不愿意和子女共同生活在一個屋檐下，選擇在廉租房內安度晚年，比如P鎮PPC老人告訴筆者，“按政策規定我家只能分一套120平米的住房，這就意味著我得跟兒子、兒媳生活在一起，原來在村里我一個人住一個房間，不習慣和年輕人生活在一個屋檐下，所以樟村鄉有廉租房申請政策時我就讓我兒子幫我申請了一個75平米的房子，現在我一個人住這里很舒服，兒子、兒媳偶爾來看看我，小女兒隔三差五也會來看看，我覺得這樣比生活在一起要好。
”顯然，不僅年輕人有獨自居住的私密性需求，老年人也有私人空間的訴求，不僅能減少因生活瑣事產生的家庭矛盾，還能因為分開居住獲得獨立的私人空間，尤其是女兒回娘家后需要有一個獨立交往的空間時，這種需求就顯得更加強烈。
五、結論與討論
基于家庭主位理論立場并采用實踐邏輯進入方式，以豫北P鎮為例，將新型城鎮化進程中農村居家養老模式轉型置于具體社會情境和特定家庭結構中，并依據居住結構—代際關系兩個維度系統性考察其實踐樣態和嬗變邏輯。首先，自力養老的社會基礎消解。伴隨著農民集中居住后“村落的終結”，自力養老模式也因失去“基于代際分工的半工半耕”型小農經濟與基于傳統村落散居型庭院經濟等社會物質基礎而難以維繼。
一方面，社會空間“脫域”導致庭院經濟消失，換言之，“脫嵌”于原有居住空間和生活情境的家庭無法繼續發揮院落的農業生產功能并導致家庭空間功能單一化轉型;同時，“資本下鄉”后的農業現代化規模經營使得家庭生計非農化轉型，并進一步消解了“基于代際分工的半工半耕”型小農經濟的社會基礎;另一方面，無法維繼小農經營的親代則通過隔代撫育減輕子代撫育壓力，從而實現“制度化了的半工半耕”到“子代主外—親代主內”的新型家庭資源配置模式。
其次，代際關系的嬗變與均衡。作為自力養老消解后的應對策略，“經濟反哺”與隔代撫育成為代際關系嬗變與均衡的基本方式。一方面，“村落的終結”導致庭院經濟消失從而進一步增強老年人對年輕一代的物質依賴;同時，缺乏經濟話語權的老年人往往選擇退出公共活動領域并讓渡家庭事務決策權，從而導致家庭資源分配向下傾斜;另一方面，通過隔代撫育為年輕一代減輕家庭撫育壓力，拓展“撫育—贍養”家庭結構為“撫育—交換—贍養”模式，從而在強化子代贍養義務的同時修復失衡的代際關系。
第三，個體家庭的崛起與養老模式的多元化轉型。隨著個體家庭時代的到來，傳統村落共同體“一戶多家”的家戶結構呈現多元化轉型，而從養老模式生成動力角度而言，居家養老模式轉型的動力正是老年人追求個體化家庭居住結構與代際關系再均衡的內在張力。因此，依據“居住結構—代際關系”兩個維度將轉型中的P鎮居家養老模式劃分為獨居共灶型、獨居分灶型、共居撫育型和共居輪養型四種實踐類型。
當然，上述類型劃分并非計量學或統計學意義上的指標性或變量性劃分，僅僅是為了從社會學角度系統性考察新型城鎮化進程中農村居家養老模式轉型的實踐邏輯而進行的理想型劃分，換言之，獨居共灶型、獨居分灶型、共居撫育型和共居輪養型四種實踐類型并不涉及精準的計量或統計范疇，僅從社會發展與村落變遷的角度，采用類型學對比分析的方法考察傳統村落自力養老模式消解及其轉型的經驗過程，其最終目的是要通過比較分析提出新型城鎮化進程中農村居家養老模式轉型的實證類型及其實踐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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